百万红巾——星火燎原

至正十二年（1352）农历正月，面对元帝国政府军的两线围剿，刘福通所部红巾军渡过黄河，以当地起义军领袖韩兀奴罕所部为先导。迅速攻克了滑州（今河南滑县）、浚州（今河南浚县）。在开州（今河南濮阳）建立新的根据地，韩兀奴罕生平无传，但从名字来看似乎并非汉人，很可能是侨居中原的色目人士。可见，在元帝国当时腐败的吏治和凋敝的经济之下，蓬勃而起的民众起义绝非是简单的民族矛盾。

红巾军转进河北，本是元帝国政府调集各方面力量将其彻底剿灭的大好时机。毕竟开州等地一马平川，远比水域众多的江淮战场更利于蒙古铁骑的冲杀。而大都周边所驻守的大批戍卫部队也可以就近参战，形成对红巾军方面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恰恰就是在这看似满手好牌的情况下，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再度出现了用人上的失误。1352年农历三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在委任出身国舅世家弘吉剌氏的太不花为河南平章的同时，命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驻守大都的“侍卫汉军”和“爱马鞑靼军”两支部队南下参战。

从战场表现来看，身为皇亲国戚的太不花堪称能征善战。他到任之后没多久便击败红巾军韩兀奴罕所部，收复了南阳、汝宁等地，将红巾军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压缩在了黄河以北地区。但是统率精锐近卫部队的巩卜班却长期驻足于邢台以南的沙河北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面对这样的对手，一度走投无路的刘福通趁势北上，突袭元军营地。再度打乱了元军分进合击的围剿之势。

有趣的是，在当时元帝国所委派的前线诸将之中，巩卜班是唯一有过成功平叛经验的。至正元年（1341），湖南道州路因春荒严重，米价飞涨。爆发了蒋丙、唐大二、何仁甫等领导下饥民起义。起义军一度“破江华，掠宁远”，湖南震动。正是时任湖广行省平章的巩卜班领大兵征剿，一举捣毁起义军所构筑的“溪峒堡寨二百余处”。俘获起义军首领唐大二、蒋仁伍等人。虽然此后蒋丙虽然重整旗鼓，招集余部，自称“顺天王”，设官分职，声势大振，相继攻克连州、桂州等地，队伍扩大到数万人。但最终仍在巩卜班所统帅的三省军队围追堵截之下被扑灭。但显然巩卜班此时所面对的战事远非十几年前的蒋丙等人可比，其漫不经心的举动最终换来的只能是命丧乱军之中。

巩卜班的战死，并没有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认真思考元帝国军制崩溃之下近卫部队战斗力下降的原因。相反将战败归咎于兵力不足，1352年农历闰三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将前线部队的指挥权集中于也先帖木儿之手，令其统率30 万精兵重返沙河前线，但这样一场“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的浩大攻势，却以莫名其妙的“军中夜惊”而归于崩溃。

^彭莹玉

所谓“夜惊”指的是在睡眠中突然尖叫、哭喊，意识呈朦胧状态，发作后约一至两分钟，又复入睡，隔天则不知何事。军旅之中士卒生活紧张，突有声响就会发生全营动乱，被称为“啸营”。“军中夜惊”本是常态，历代名将安卧不动便将其平定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但也先帖木儿却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在“汝为大将，见敌不杀”的指责声中，也先帖木儿只能驻军于朱仙镇一线。而有鉴于也先帖木儿的哥哥脱脱仍秉持着朝政，最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也先帖木儿的处理意见，也不过是将其召回大都，仍为御史大夫。

榜样的力量从来都是无穷的。随着刘福通在河南一带不断攻城略地。头戴红巾很快成为元帝国末期汉族民众的新时尚。之前曾一度选择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 在袁州发动起义遭到镇压的彭莹玉，这一次也放弃了自己原先设计的背心上写一个“佛”字的反政府武装制服，在淮西和铁匠邹普胜一起戴上红巾拥戴卖布出身徐寿辉为首领，一举攻取了罗田县城。

彭莹玉身为南方白莲教的教主，教徒尊称为彭祖，俗称彭和尚，元帝国方面称之为“妖彭”，其10 岁时入附近慈化寺为僧，会治病，在民众中威望甚高，“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彭莹玉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宣传活动，并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1338），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周子旺被杀，彭莹玉只能逃亡淮西，有赖于“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才保全首级。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等地继续宣传白莲教，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地，并在各地招收门徒，策划武装起义。其早期门徒多以“普”字命名。正是在彭莹玉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之下，南方白莲教教徒培养了大批骨干，为其日后起事之时形成燎原之势奠定了基础。

而之所以挑选本非白莲教徒且缺乏组织能力的徐寿辉为领袖，则无非是鉴于其体貌伟岸，颇有领袖气质。据《湖广总志》记载：当时在蕲、黄一带从事秘密策划反元起义的人物是麻城铁匠邹普胜。至正十一年（1351）农历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邹普胜便积极准备起义，但需物色一位体态雄伟的人物，以应“弥勒佛下生”之偈言。据说当时恰巧徐寿辉带着10斤鉴铁前往邹普胜家中让其打造一柄锄头。而就在与邹普胜交谈之际，徐寿辉蹲坐在铁砧上，而此前邹普胜刚刚梦见“黄龙蟠其铁砧”，随即认定徐寿辉有“天子之相”，以“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挑唆其参与反元起义。

关于徐寿辉与邹普胜相识的传闻虽然离奇，但却多少说明了南方白莲教信徒在谋划起义时缺乏领袖人物的无奈。但恰恰是在徐寿辉的名义领导之下，南方白莲教信徒不断攻城略地，相继攻占了圻州（今圻春）和黄州，并在水陆要冲之地圻水（今浠水）建都，不过向来迷信的彭莹玉又一次玩起了文字游戏，为这个新政权取名为“天完”，寓意是在“大”上加“一”、“元”上加“宀”，彻底压倒“大元”。而这种迷信的意味还影响到了出身渔民家庭的沔阳青年陈友谅，只是因为一位风水先生说他们家的祖坟修得不错，未来必出贵人。这位已经作了县吏的年轻人顶着父亲陈普才“奈何为灭族事？”的训斥加入了徐寿辉的起义军。

如果说身为南方白莲教首领的彭莹玉也采用红巾军名义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其他几路顺势起义的人马则多少有些“山寨”味道。可能也认识到了自己和正统红巾军有版权之争。因此在活跃于邓州、南阳的王权（布王三）、张椿等人自称“北琐红巾军”，而攻占襄阳的孟海马则相对应的自称“南琐红巾军”。

在各路起义军之中崛起之初力量最弱的莫过于徐州的李二。身为元代起义军领袖“号码帮”成员李二因为在饥荒年代拿出家里仅有的一仓芝麻来赈济灾民，因此又被称为“芝麻李”。他本人和白莲教没有半点关系。只是因为听说红巾军在各地都闹得很凶，因此和邻居赵君用决定“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以夺取“富贵之秋”。身为当地“社长”（居委会主任）的赵君用立即向李二推荐了据说“勇悍有胆略”的彭大。不过从随后赵君用拜访这位彭大的过程来看，所谓“不得其人，不可举大事也”的说法完全是赵君用吹的牛皮。

根据权衡《庚申外史》中的说法，赵君用拜访彭大之时，这位壮汉的确正在磨自己的斧子，颇有大将之风。但当赵君用问他磨斧子干什么的时候，回答却只能用心酸的“黑色幽默”来形容。彭大说“州县政府每天都说要赈济我们，我天天都在等，可总是等不到，我决定磨好了斧子去山上砍些木柴去城里换米。”最后加了一句：“官府不足信也。”赵君用随即挑唆他参与起义行动。彭大随即表示只要“芝麻李”参加，他就参加。估计此前这为彭大也吃过李二家的芝麻。

不过这支起义军的规模实在太小，据说算上李二、赵君用和彭大一共也才八个人。但就是这个八个人伪装成元帝国政府治理黄河的民工在徐州城内外到处放火，竟然就轻易地夺取了这座江淮重镇。随后竖旗招兵很快就扩大到号称百万大军的规模，迅速控制徐州周遍的大片土地。

和“芝麻李”这样“无耻”的盗用“红巾军”头衔的起义队伍相比，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的郭子兴倒是比较地道的白莲教徒。不过他不是像彭二那样家中没有隔夜粮，天天等着政府救济的破落户。根据史料记载，郭子兴和自己的两个兄弟都是善于经营的地方豪强。因此在是否响应起义的问题上，郭子兴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直到各路红巾军都取得不错的进展，他才应势而起散尽家财，组建了一支几千人的武装，自称“节制元帅”，向安徽濠州进发。不过由于郭子兴的犹豫和观望，他基本已经被踢出了红巾军先驱者的行列。在濠州地区几乎与他同时揭竿而起的还有孙德崖以及俞某、鲁某、潘某四位“元帅”级别的人物。不过在攻克濠州之后，这五位“元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的，算得上是“亲密战友”。

^{郭子兴绣像}

对于声势浩大、蔓延迅速的农民起义，一向干练的脱脱显得束手无策。面对着红巾军所打出了的各种激进的“反蒙反元”、“摧富益贫”的口号，脱脱显然是无力改变元帝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错误的经济和民族政策的，只能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当中书省吏员抱着题为“谋反事”文牍送到脱脱面前时，为了规避自己此前货币改革和治理黄河成为导火索的责任，他甚至亲自将文件的标题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将严重的社会矛盾诠释为长期以来一直盘踞在元帝国统治者心头的民族矛盾。

为了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脱脱不仅在讨论“平乱”问题的会议上将汉族官员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排除在外，还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建议：“在大肆搜捕‘河南谋反汉人’的基础上，召回所有被流放在各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这种撤出“侨民”的做法俨然已经将河南视为敌对国家了。

事实上在风起云涌的红巾军起义初期，顽强抵抗的恰恰是脱脱所不信任的元帝国汉族官僚。刘福通大军攻陷确山之后，曾一度试图将沦为难民的监察御史张桓请出来作为起义军领导人之一，在对方严词拒绝之后。起义军甚至表示：“你只要作了揖，我们就放你走！”但是张桓却更为坚决地表示：“我恨不能手刃你们的首领，又怎么会在你们的威胁之下折腰呢？”最终在红巾军将士在感叹：“张御史真铁汉，害之可惜”的情况下只能将其处死。而在江西曾任礼部侍郎的颍州人李黼以江州路总管的身份不断向元帝国中枢递交沿江布防的建议，在始终得不到批复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在感慨：“我将死无葬身之地”的同时在江州组建民兵部队准备与随时可能顺江而下的徐寿辉所部红巾军一决高下。

在李黼准备死守江州的同时，济宁路总管董抟霄收复了安丰之后，正本来准备将矛头对准郭子兴等人所盘踞的濠州，但却意外得到了增援江南的命令。如果董抟霄继续向濠州挺进，那么以内部并不团结的郭子兴集团而言，必然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中国历史也可能随着濠州的失守而改写。因为此时一个名叫朱重八的皇觉寺小和尚，正为了躲避战乱而打算加入郭子兴的起义军。

此时的朱重八已经在外流浪9年了，他以濠州为中心边走边乞讨，向南到达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过固始、信阳等地，又往北到过汝州、陈州等地，最后东经鹿邑、亳州，期间曾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此时的皇觉寺虽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很快便受到了战争的波及。在“寺为乱兵所焚，僧皆逃散”的情况下，朱重八也只能外出“避兵”。但此时25岁的朱重八仍没有投身反元义军的觉悟。甚至已经投效于郭子兴帐下的同乡汤和写信邀请朱重八入伙，他仍犹豫不决。

后世将朱重八命运的改变归咎于一场占卜，在“避乱”、“守故”都“不吉”的情况下，朱重八才最终选择了“从群雄倡义”的“大吉”之道。但从当时濠州地区的整体环境来看，投靠郭子兴所部义军也是朱重八唯一的活路，因为驻守于濠州城外的元帝国政府军正频繁的“掠良民为盗以徼赏”，朱重八这样的汉族壮丁随时有被杀良冒功的可能。

除了李黼、董抟霄这样独当一面的汉族官员之外，还有许多汉族儒生遵循着古老的“守经权变”理念充当着平乱行动的幕后推手。身为淮西廉访使陈思廉虽然手中无兵无权，不过并不影响他跑去游说在庐州有钱有势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帖木儿不花是忽必烈第九子脱欢的儿子。忽必烈不太喜欢出征安南老师无功的脱欢，甚至下达了“终身不许见”的手令。

不过虽然远离政治中枢，但脱欢的几个儿子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宣让王帖木儿不花不仅在庐州、饶州拥有大量的田产，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班底和近卫军。所以陈思廉在告诉帖木儿不花“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的现状之后，要求这位“镇抚淮甸”的“帝室之胄”出动自己的王府近卫军出手“平乱”，宣让王帖木儿不花起初还以“鞍马、器械未备”为理由推脱，但是陈思廉只用几天就调集了大量的战备物资，帮助宣让王帖木儿不花轻松地平定了庐州地区的起义军。随后陈思廉又要求宣让王帖木儿不统一调集、指挥淮西的驻屯军，阻击刘福通大军强渡淮河，这个时候曾经被“拔都儿”伯颜政治迫害过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又犹豫了，表示：“非奉诏不敢调。” 陈思廉这个时候又起了关键推手的作用，以“非常之变，理宜从权”的名义表示“擅发之罪”自己愿意独立承担。

不过并非所有元帝国宗室都有：“（家业）乃我先人力战所致。今国家有难，当身先士卒以图报效，庶无负朝廷也”的觉悟。面对红巾军的起义，各地弃城而逃的蒙古亲贵大臣不计其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的兄弟威顺王宽彻普化和平时期扰民有术，而对于起义军则御敌无方，在野战中被徐寿辉麾下外号“蛮子”的倪文俊击溃之后，随即放弃了重镇。倪文俊和陈友谅是同乡，不过两人在加入起义军之前是否认识却不得而知。不过在“天完”政权的建立初期，倪文俊的名号显然要比陈友谅响亮得多。而随后的岁月中倪文俊对陈友谅这位小老乡也可以算是颇多照顾的。

在夺取了武昌之后，徐寿辉麾下的“天完”红巾军顺江而下，直扑“南开六道，途道五岭，北守长江，运行岷汉，来商纳贾”的江州，不过在各地官员望风而逃的情况下，坚守江州的李黼却意外地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李黼首先陆地战场之上，以奇袭的方式击溃了“天完”红巾军的前锋部队。据说在出击之前，李黼发现自己所组建的民兵部队连统一的制服都没有，于是只能用墨汁将脸上抹黑以作为敌我识别标志。“天完”红巾军显然没有想到竟然会遭遇到元帝国的“黑人雇佣军”，在李黼身先士卒的冲击下损失惨重。

首战获胜之后，李黼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提出：“贼不利于陆，必由水以舟薄我。”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自建立之初便重视内河舰队的创建工作。在进攻江州的军事行动中，“天完”红巾军已经拥有数千艘用于长江作战的船只，不过正当这支庞大的水上作战力量“扬帆、顺流、鼓噪”大举进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船只突然全部在停顿在江面上动不了了。在仔细探寻之下才发现，原来江州附近的长江沿岸早已被李黼铺设了用于阻断船只航行的“七星桩”，滞留在江面上的“天完”红巾军舰队成为李黼麾下民兵火箭的靶子。

连续两场的辉煌胜利令元帝国政府提升李黼为江西行省参政，行江州、南康等路军民都总管。但是除了一份空头委任状之外，江州前线并没有获得更多实际的支援。“天完”红巾军随即杀到城下，李黼虽然“登城布战，张弩射敌”，但苦于兵力不足。最终江州的城防崩溃，李黼在指挥巷战的过程中，只留下了一句：“杀我，毋杀百姓！”最终死于混战之中。

^{庞大的舰队往往对于火攻无能为力}

在1352年，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可以说各路起义军之中发展最为迅猛的。除了在江州城下遭遇了李黼的抵抗之外。其分兵四出的战略使得其迅速控制以湖北南部、江西北部在内的大片区域。其势力继续向湖南、广西、福建发展。而作为“天完”红巾军的军师，“老牌革命家”彭莹玉走得更远，在与项普略一起率军夺取了江州之后，这一支“天完”红巾军的偏师一路向东，在转战安徽之后更突破昱岭关，向杭州进军。沿途不断发展壮大——“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正是彭莹玉如此大张旗鼓地东进，令元帝国不得不将兵临濠州的董抟霄等人调往江南战场。而在濠州城外徘徊的朱重八也得以顺利地通过封锁线进入城中，在朋友汤和的推荐之下，成为郭子兴的近卫军十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