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韩非



仁义礼智信是食疗，可以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却无法对天下大乱这一疑难杂症做到药到病除，真想快刀斩乱麻结束乱世还得靠法家。

为什么是法家？很简单，看各家代表的利益阶层便一目了然。

经过持续已久的权力重组，到了战国末年，操持最大权柄的是各国的诸侯，决定中国命运的也是这帮人。

儒家为贵族阶层谋，墨家为天下谋，道家为每一个个体谋。

只有法家，赤裸裸的法家，为君主一个人谋。

当然你会问，人儒家为整个既得利益集团谋不也挺和谐的吗？

搁现在是挺和谐，8000万党员基本能做到步调一致。问题是时也势也，战国最流行的是以下克上架空君权，谁知道那个天天对你笑脸相迎阿谀奉承的家伙肚子里流的是什么坏水。

因此，韩非才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不厌其烦地告诫君主如何保证视听不被蒙蔽，权力不被分享，威势不被削弱，王位不被篡夺。

方法千变万化，核心只有一条：不要去爱臣下、姬妾和兄弟（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同属统治阶层的人尚且不爱，遑论被统治阶层。韩非将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视为危害社会的五类人，简称“五蠹”，主张将其统统消灭，只留下打仗用的战士和种地用的农民。

为什么会出现法家这样的怪胎？

因为只有法家可以结束这场延绵了数百年的乱世梦魇。

法家没有历史使命，只有现实使命。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而是一帮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唯一的任务就是看好公司，帮老板出谋划策。

韩非就是这样一个着眼于当下，将一切都浸入冰冷的利害算计中的人。他撕破了人世间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还事物以残酷的本来面目：人不过是一种为了生存而相互利用、争夺的动物。这一准则成为他衡量、判断人事行为的唯一标尺。

比如：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

又比如：

舆人成舆（豪华轿车）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像这样冷酷无情的论断在韩文中俯拾皆是，其严谨犀利的逻辑，无懈可击的推理似乎宣告了传统的氏族观念已全面崩溃。众神已死，情感也靠不住，剩下的只是一丝不挂的利己主义。

遍览青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能像韩非这样不动声色地去条分缕析人性之恶的人，他就像《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博士，用手术钳将人性中血淋淋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挑出来拿到放大镜底下观摩把玩。

就“没心没肺”而言，韩非比他的老师荀子更胜一筹。在荀子，人性虽恶，但至少可以通过学礼改造成善。而在韩非，人性之恶，亘古不移，君主只有靠严刑峻法震慑之，以丰厚奖赏利诱之，才能防止人不作恶。

韩非对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不感兴趣，也懒得构建宏大的世界观，在他看来，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实际应用和利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研究人情世故的复杂性、变异性，如何对待、处理具体的人事关系，是韩文中探讨最多的。

比如：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法家有三派，韩非集大成。

三派者，慎到之“势”，申不害之“术”，商鞅之“法”。

三者各有偏重，韩非兼收并蓄。

势者，权势也。这是君主之为君主的根本，失势如汉献帝则名为君主实为傀儡。因此，慎到曰：“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而能乱天下。”

术者，权术也。就是政治谋略，关于这方面韩文中有各种活生生的例子，害人的，防身的，一应俱全，不胜枚举。

法者，条令也。和今天的“法律”差别很大，是指一切由政府颁布的明文规定。

仗势欺人、阴谋诡计、严刑峻法，有了这三者，再加上“二柄”（赏与罚），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势是基础，术与法是统治的手段。术要藏之于胸以便“潜御众臣”，法则要公之于众无论贵贱贤愚都能明白通晓。

韩非重法，认为法既立，则为国人言行之最高标准。君主以下，皆须遵守，君主以外，无权更改。如此，虽后世有中庸之主，奉法而行，亦足以治。

说白了，法就是明确奖惩的律令，什么该奖，什么当罚，严格执行，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驱动其自私自利的特性来为君主服务。

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由此整个国家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君主的个人电脑。

如果说仁爱兼爱是儒家同墨家的区别，有为无为是儒家同道家的区别，德治法治就是儒家同法家的区别。

在韩非看来，孔子和墨子的争论毫无意义，仁爱兼爱都是爱，是爱就靠不住，不然怎么会“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

爱不仅不管用，还会伤害到君主和国家的利益。

韩非举例说，楚国有个人，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官员是个迂腐的儒生，判此人死刑，罪名是“不孝”。又比如鲁国有个人，每次打仗都败下阵来，从来不拼死作战。孔子问他为什么，他眼角闪烁着泪光，大义凛然道：“家里还有老父无人赡养，是以不敢死。”孔子被感动了，就推荐他做了官，理由是“仁孝”。

韩非认为这简直就是扯淡至极。

很好理解，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韩非的时代则是天崩地裂。天都崩了地都裂了，以往的家国关系、父子亲情能剩下多少真不好说。正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新时代新课题，需要一种立足于当下放眼于未来的新思想，韩非应运而生。

这个口吃的韩国公子写起文章来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笔下，尧是糊涂虫，舜是伪君子，商汤和周武则是乱臣。

舜明明是臣，尧却把他当作君，不是糊涂虫是什么？

尧明明是君，舜却把他当做臣，不是伪君子是什么？

不要跟我说禅让，它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常理，只是腐儒们的意淫。

而商汤和周武更是分别灭了夏桀和殷纣，为人臣而弑其主，还“自以为义”，不是乱臣贼子是什么？

在韩非，仁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只能为害。

他又开始举例。

一次，魏惠王问一个名叫卜皮的人：“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卜皮回答说：“臣听说大王是一个慈惠的人。”魏惠王很happy，问：“慈惠到什么地步？”卜皮说：“到了快亡国的地步。”魏惠王大惊：“Why？”卜皮不紧不慢道：“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再比如宋国大夫子罕曾对宋桓侯说：“治国的手段无非威胁与利诱，问题是大家都喜欢奖赏而憎恨惩罚。不如这样，讨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去做，君上以为如何？”宋桓侯觉得子罕够意思，欣然应允。结果呢？对子罕，“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害怕遭到惩罚的人都投靠了子罕，没过多久子罕就把宋桓侯给干掉了。

韩非对他的读者—各大国君们千叮万嘱，让他们不要相信任何人：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不过韩非不绝望，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的卑劣人性早已司空见惯的他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他提出的办法很简单，一个字：法。

法的实质就是赏与罚，赏就要高官厚禄，使臣民有利可图；罚就要心狠手辣，使臣民魂飞魄散。

最重要的则是“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意即立法要持久，执法要统一，法令要公开，不能政出多门，朝令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