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风暴



王艮整日沉醉于冥思遐想，言行荒诞不经，脸上宛如刻着四个字“我是圣人”。要不是遇到王阳明，恐怕一辈子就在自大与张狂中沉沦下去，空余些许轶事作为邻里乡亲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入门后，王艮依然坚持己见。二人在论及天下事时，阳明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意即不要去做超越自己本分的事。王艮马上说：“某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而忘。”

阳明举例说：“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王艮马上反驳说：“那是因为当时有尧在上。”

阳明最终“然其言”。

其实，王阳明的思想基调毫无疑问是入世的，这也是他喜欢王艮的重要原因—跟自己很像。

问题是王艮性格直爽，想法天真，光顾着积极入世而不懂得自保，很容易遭人暗算，因此阳明刻意地摧折打压也是出于爱护之心。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艮终于还是做了件出格的事。

一天，王艮跑到阳明跟前道：“千载绝学，重昌于今，岂可使天下有不知吾师之学者？”真是老师不急学生急。

王艮又问：“孔子当年周游天下，其车制何如？”

阳明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并不作答。

王艮也不勉强，跑到古玩市场收集了一堆图纸，自己动手仿造了一辆周天子祭天时乘坐的招摇车，车上立一大旗，上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并重新穿上他那套惊世骇俗的尧服，带俩仆人，推着车沿途聚讲，直抵京师，都人“以怪魁目之”。

你要觉得王艮在胡来那就错了，人家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上京？因为北京正在举行会试，全国的优秀人才齐集于此，具备很好的炒作土壤，晚清时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选择的也是这个契机。

但王艮此行着实凶险，有人谣传他抵京前夕有个老头梦见“一无首黄龙四处行雨，至崇文门变为人立”。

这就非常忌讳了，况且京城还有一帮不爽王阳明的官员。

幸好王门三期的欧阳德等人当时正在北京，他们连拖带拽把王艮和他那身行头藏了起来，阳明也移书王艮之父，让他遣人速召王艮。

回来之后，阳明三日不见，王艮则长跪不起。一日，阳明送客出门，返回院中时王艮道：“某知过矣！”

阳明停了停，继续向屋内走去。王艮高声道：“仲尼不为已甚（孔子不做过分的事）！”

阳明这才折了回来，将王艮扶起，原谅了他。

王艮的思想体系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安身立本，淮南格物。

他不像阳明做那么多纯粹的哲学分析，而是捡“人皆有良知”的现成，无视明觉良知的功夫，直接采取行动。

王艮认为身为天下之本，要先懂得如何“保身”。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就要去外界“格物”。

王艮的淮南格物将格曲解为“格式”，物就是外物，因为他自个儿已经是无需证明铁板钉钉的圣人了，所以要用自己这张矩尺去标准化世间万物。

同时，由于轻思辨而重实践，王艮将人伦关系中“朋友”这一伦提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为明末市民社会的形成做好了理论准备。

由此，泰州学派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肯定情欲，重视感性，好为人师，掀翻天地的大人物。

比如王艮的再传弟子颜山农，终生不仕，在野行道，自立宇宙，不袭古今。曾手书“急救心火”的宣传单，在南昌城的大街小巷四处张贴，召集江西民众去听他“端正心学”。

端没端正不知道，但颜山农赤身担当，深入民间，他的听众士农工商一应俱全，彻底将心学普及到了社会最底层。

四百多年后的美国，一群传播学学者发现，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获取信息更快捷、更简便。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这就是著名的“知识沟理论”，它传达出一个道理：比表面上的富二代贫二代之分更可怕的，是教育的不公，信息获取的不公。

然而，早在明朝中叶，颜山农就发现了这条理论，并身体力行地去消除知识沟，比西方整整提前了450年。

颜山农的弟子何心隐更为传奇，他是中国最早搞乡村建设的学者。

此人资质极高，史称“颖异拔群”，是嘉靖二十五年江西省试第一。这么一棵优秀的读书苗子却让颜山农给带坏了，从此不入仕途，专当文化流氓。

何心隐用心学思想作社会实验，在民间成立聚合堂，以对抗政府的法外之赋。又划时代地建立了“会”这种组织，就是现代社会团体的前身，于传统的家、国、天下之外为人与人的交际提供了另一种形式。和书院不同的是，会不是文人的小圈子，其会员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终于被撬开了一道石缝。

何心隐组织能力极强，阅历极广，又急公好义，爱管闲事，以至于文坛泰斗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这本莫名其妙的书中用不阴不阳的笔调讥讽他为“狂侠”。

何心隐批判一切纲常名教，明确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同他比起来，五四那帮小孩还太嫩。

何心隐以草民之身玩政治，利用蓝道行设计使严嵩失宠，为徐阶倒严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四处讲学，行踪不定，强势如张居正亦视之为心腹大患。此等事功，岂是动动笔杆子的五四文人能比？

总体来看，王艮一脉的王门弟子重实干、轻思辨，属于王门三派中激进的“现成派”，他们对历史的推动远远大于其在哲学方面的贡献。

其中保守者稍知收敛，乃能位高权重，如赵贞吉官至礼部尚书、入阁拜相；耿定向官至户部尚书；著名书法家孙应鳌官至刑部侍郎。

中间者不恋权位，术业专攻，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如万历十七年的状元、著名学者、藏书家焦竑，其弟子、著名科学家徐光启；著名诗人、讲学家罗汝芳，其弟子、著名文学家汤显祖。

激进如颜山农、何心隐，多为社会活动家。传至李贽，则已不能用“激进”二字概括，其旗帜鲜明地反礼教、反专制、反传统，前无古人地发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解放人人平等之呐喊，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太多，以至不能见容于世。

公元1602年5月6日，在京城关押朝廷钦犯的监狱里，已经胡须花白，面容憔悴的李贽利用狱卒为他理发之机，夺过剃刀，直刺自己咽喉，顿时血流遍地。

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他：“为何自杀？”他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次日子夜，李卓吾，王阳明的四传弟子，明朝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贡献了无数在当时看来是异端邪说现在看来不能不惊讶其超前且深刻之见解的伟人与世长辞，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