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同伐异 小报流行

话说随着黄河、淮河两河流域的沦陷及北宋政权的灭亡，女真贵族对北方百姓的经济压榨和民族压迫更加严重，许多北方农民，因不堪忍受这种残暴统治，在南宋政权建立后，纷纷南逃。与此同时，北方的一些文化人，也纷纷随着宋政权的南移来到南方，过起了离乡背井的生活。

南宋初期，金兵仍然不断挥兵南下，掀起战乱，威胁南方人民的生命安全。文人中的有识之士，发出了抗战救亡、自强图存的呼声，但是以赵构和秦桧为首的南宋当权者，只希望通过对金人的媾和，来换取东南半壁的短暂苟安。面对严重外患，宋代的文人们大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他们痛惜国家江河沦陷，呵斥投降派的卖国勾当，指责南宋朝廷的懦弱无能，同情百姓被铁骑践踏的苦难。套句现代词儿：南宋的文人普遍具有“忧患意识”。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等中兴四大诗人的诗，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等人的词，陈亮、叶适等人的散文，共同唱出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希望借自己的笔推动全民抗战。甚至连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和刻板的江西派诗人陈与义也改变了诗风，写出了富有爱国激情的诗篇。这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道理，也只有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才会产生如此众多的爱国诗人和词人。

这种气象，有点儿像抗日八年的陪都重庆，只是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国防文学”和“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反正文化人凑到一块儿不斗点儿嘴也不大可能，更何况又碰到了国难家仇这样的大主题，不斗嘴哪能显示自己的才能呢？

先说说南下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是山东章丘人士，号易安居士，所以后人又称她李易安。李清照的父亲李格菲曾受教于苏轼，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清照跟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曾携手校勘古书，鉴赏金石字画；还共同写诗填词，是一对典型的文化型夫妻。

李清照不但才气过人，记忆力也是出奇的好。无论什么学问典故，她都能随口报出是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每次跟赵明诚打赌比赛，几乎都是以赵同志的失败告终。这一点很像中国的体育项目，绝对的阴盛阳衰。

赵明诚是个金石学家，写诗作文跟他老婆根本没法比。小赵因为公务关系，他曾跟老婆两地分居过一阵儿。此间，重阳节到了，李清照就写了首词寄给赵明诚。作品表面上是抒发深秋季节的孤独寂寞，实则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抒情写意那叫一个精彩！赵明诚看了这首词感动是感动，可心里也酸溜溜的，憋着劲要把老婆的作品比下去。您说这文化人活着有多累！

话说，他熬了三天三夜写了五十首词，打算以量取胜，混淆视听。转天，他拿着自个儿写的五十首词跟老婆的作品混在一起给朋友看。人家看了半天说，别的都不咋样，只有一首《醉花阴》词写得超级的好，其中“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比喻人之憔悴，暗示相思之深，大大地令人叫绝。赵明诚一听这话，顿时哑巴吃炒面——闷口了，因为那首最好的词正是他老婆写的，自己写的那五十首词完全是娶媳妇打幡儿——凑热闹儿。

的确，李清照诗、词、散文的水平都不低，但最擅长的还是词。少女时代，她写过一本《词论》，从柳永、欧阳修、苏轼到黄庭坚，逐一进行了点评，认为他们写的词有的不谐音律，有的缺少情致和韵味儿。虽然有点儿年少轻狂，但她也确实是一个少有的才女。刚才说的那首词，是她早年写的，描写的都是多愁善感的少女、少妇生活：“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确实写得有情致，有韵味，情感也丰富。当然，赵明诚在看过美过之后，心里也明白，比黄花还瘦的人，庄稼地里和厨房的活儿肯定都干不了。

靖康之变，李清照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的多重苦难，珍藏多年的金石书画也丢失不少，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前几年曾有过一部叫《李清照》的电影，把她和赵明诚都刻画成了抗金主将，甚至让赵明诚到朝堂上和投降派张汝舟进行大辩论。其实赵明诚不过是个太学生，张汝舟充其量是个京城小混混儿，所以他俩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不会弄到朝堂上去矫情，因为大宋朝廷不是西方议会，谁都可以随意参观旁听。

不过这个张汝舟，跟李清照确实有些瓜葛。原来，李清照南渡后，宫中王太医想以低价收买老赵家幸存的金石书画，被李清照拒绝，于是这个王太医就买通小军需官张汝舟，要他接近李清照，来个骗婚。当时李清照49岁了，姿色上对张汝舟已没啥吸引力了。可王太医却告诉张汝舟，你只要娶了她，就可以得到赵家留下的无价之宝。此时，张汝舟正为侵吞大量军饷，躲不过审计风暴而犯愁，听说有这样的好买卖，等于就是捞了棵救命的稻草。于是他就冒充赵明诚的同学，向李清照发射定向情感炮弹。极度苦闷又没社会经验的李清照很快就中了坏人的圈套。张汝舟达到目的后，很快便暴露了市侩嘴脸——为了把东西全部骗到手，不但对李清照使用家暴，还想进一步谋害她。李清照后悔自己“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才”。她不怕坐牢，不怕离婚，很快就向政府告发了利用职权、贪污公款的坏人张汝舟。这样，他们只持续了几个月的婚姻宣告结束了。可依照宋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属实，也要坐牢两到三年。结果张汝舟虽因贪污公款被撤职查办了，但李清照也进了大牢，多亏亲友搭救，九天后才被保释出狱。您说这宋代的法律有多混账！难怪以后贪污犯的老婆，都不愿意大义灭亲配合司法部门办案呢，因为她们怕把自己也搭上。不过二奶小三告发情夫倒是不受这条法律的约束，于是她们便成了反腐倡廉的生力军。

宋代记载李清照改嫁事实的有六人，即李心传、胡仔、王灼、洪适、赵彦卫和陈振孙。他们都是李清照同时代的人，有的还是赵、李两家的亲戚世交。他们记载的事实是可靠的。其中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目》是南宋的可靠史料，它仿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治史方法，不但年、月、日明确，连张汝舟何时定罪、刑遣都有记载。此事恐怕不假。

明清及近代著名学者卢见曾、朱彝尊、谢无量、唐圭璋都曾撰文为李清照改嫁辩诬。老先生们用心良苦，却没必要费这么大劲为李清照遮掩。《宋史·礼乐志》皆记有宗室女、宗室妇改嫁的事。范仲淹、贾似道、宋度宗的老妈，岳飞的老婆都曾改过嫁。前边咱们还说过，宋真宗赵恒的皇后刘娥，不光是二婚头，还是卖唱女出身，最后竟然当上了皇后。因为在唐宋以前，妇女改嫁是挺平常的事，连皇帝女儿皇上的妈都有离婚再嫁的记录，只要看着对眼，皇帝也会将寡妇或二婚头娶进门，连软弱的赵恒都能这样做。可见那时候人们并不把这事看得有多重。只是到了南宋程朱理学产生后，由于朱老夫子到处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才把这事儿给整大了。

赵构他爹先把国家给搅和乱了，然后赵构一伙又把国家给卖了，整个给人家大金国来了个一条龙服务。“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李清照对南宋皇帝朝臣的绝妙讽刺，讽刺他们宁死也“不肯过江东”，缩起脖子当儿皇帝，寻求苟安。国家战乱不止，你让一个四处逃难的弱女子咋办？为生活所迫改嫁他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有错就是看人看走了眼，请听一个品位高雅的女词人的心灵呼喊：“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才。”

大诗人陆游跟李清照不一样，他不属于南下干部，本来就是江南人。他出生在越州山阴，也就是眼下的浙江绍兴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庭，自身的文化素质也相当高。人们熟悉陆游多是因为那首《钗头凤》词。陆游的同时代人陈鹄及周密的《齐东野语》对《钗头凤》的故事都有记载：说陆游初娶唐琬，因不为母亲所喜被迫离婚。绍兴二十五年，也就是1155年，陆游与唐琬相遇于沈园，此时唐琬已改嫁，陆游也已另娶。回忆往事，陆游无限伤感，就在沈园的墙上题写了《钗头凤》一词，其中最沉痛的是“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据说，唐琬读了这首词，不久就伤感而死。这件事，对陆游的打击也很大，以至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都难以忘怀。

可也有人说，《钗头凤》是陆游在陕西做幕僚的任上，出入青楼时对风尘之女的记录，与他的婚姻离异无关。曾糙在《类说》一书中说：陕西凤州歌女“有三出，谓歌、柳、手也”。《钗头凤》一词，也正是以“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开头。可也有人说，这首词是诗人悔恨自己政治上失意之作，无论是“错！错！错！”还是“莫！莫！莫！”都与爱情与婚姻无关。

古代文人出入歌厅青楼是很平常的事，法律上也不禁止，陆游自然也难以免俗。但陆游毕竟是个对国事看得很重的人，他虽有怀念前妻的诗两首，但典籍中却没有《钗头凤》的记载；至于写诗怀念风尘女子，对陆游来说似乎更不大可能。因此，后一种说法，即此词是诗人悔恨自己官场失意之作，似更合理一些。

这当然要从陆游的童年时代说起。陆游出生后两年，正值北宋王朝灭亡，几乎还不懂事就跟着父母逃难，“儿时万死逃胡兵”。这样的经历，让陆游感受太深刻了。所以陆游的忧国忧民思想是从小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他一生都在关心着国家和黎民的存亡安危。

29岁时，陆游到京城应进士考，本来考了个第一，可不幸排在了宰相秦桧孙子的前面，再加上作为一介书生，却总爱呼吁北伐复国，犯了越级议论国事的错误，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对他的成绩按零分处理，以便为高干子女的破格录取建立绿色通道。所幸三年后，秦宰相死了，他才得以到福建做了个小官。宋孝宗即位后抗战派占了上风，他又进一步被落实政策，恢复了进士名誉。趁皇上召见之机，他提出了许多有关振兴政治、军事的建议，并积极帮助抗金名将张浚北伐。可不久北伐失败，陆游便因“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被遣送回老家了。

陆游被遣送回老家十多年后，直到他46岁，才又回到南宋政坛，到四川担任了夔州通判。两年后，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到军中担任参谋工作，于是他就从夔州到了南郑。这里地处川陕交界，离宋金边界大散关不远。从小就梦想投笔从戎的陆游，终于在小白杨树下穿上了绿军装，爱国豪情一下子被点燃了。他积极为王炎献策，时刻准备杀敌报国，所以这时陆游的诗歌，内容丰富而又充满豪情。可南宋小朝廷却唯恐他们惹怒了金人，马上把王炎调离了川陕前线，陆游也改任成都宣抚使参议官。“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陆大哥甭提有多郁闷了。

朋友范成大怕他闷出病来，就将他招进幕府。老范也是诗人，他们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文字之交，因此陆大哥一喝酒就跟范长官拍肩膀论哥们，喝多了，连长官撒尿和泥的事都往外端；长官写的诗有好他说好，有歹他说歹，根本不懂在公众场合总结范氏诗歌的艺术水平和深刻意义。时间长了，范成大倒是没说啥，可周围的人看不惯，都出来替领导说话了，讽刺他借酒浇愁，颓放不羁。陆游根本不在乎这个，索性给自己取了个“放翁”的号，所以陆游又叫陆放翁。

54岁时，陆游离开四川，到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去做官。在江西任上，诗人重感情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越级拨义仓粮食赈济灾民，被上级以“擅权”之罪撤职下放，以观后效。由于错误严重，八年之后，他才被起用为严州知府，后来又改任军器少监，可由于他总是念念不忘北伐抗金，所以当权者对他越来越讨厌。但人家毕竟比他玩意儿高，知道以爱国的罪名“得弄”（处置）他，很难平息舆论，于是就给他安了个“嘲咏风月”、传唱黄色歌曲的罪名——用生活作风整人最容易，所以陆游没等人家发话，就自己回家抱孩子去了。

到宋光宗元年也就是公元1190年，陆游66岁了，从此他“身杂老农间”，过起了宁静简朴的乡村生活。在乡村，他有时干点儿农活，有时骑着驴带着药囊，给乡亲们去看看病当赤脚医生，他在诗中写道：“乘除尚喜身强健，六十登山不用扶。”到了七八十岁，还在读《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他自题的书斋联是：“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他最大的人生遗憾就是“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死前恨不见中原”。

陆游85岁时辞世，像南宋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一生不得志，心中总是充满了忧患，充满了愤恨，充满了遗憾，但他“纷纷谤誉何劳问，莫厌相逢笑口开”，发扬了不怕离婚、不怕诬陷、不怕罢官的“三不怕”精神，归隐之后更是出离了愤怒，战胜了自我。大多文人命短，可他的人生却比较漫长，他的养生密码非常值得各路专家来破译，破译成功了肯定能赚大钱让李一、张悟本们喝西北风去。

要说人家这85岁活得还真有价值，为后人留下了近万首爱国诗篇，而且艺术成就很高。

历史上那些文化人，比如李白、杜甫、柳永和苏轼一大帮人，都爱找怀才不遇的感觉，有的人还想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可，是英雄是狗熊他们谁都没有试过，人家辛弃疾却是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练过，所以梁启超先生称辛弃疾为历史上最有政治作为的文人。

辛弃疾跟李清照是老乡，也是山东人。不过他出生时，北方已被金国占领，山河破碎、雨打飘零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征，济南农民耿京聚众二十万截击金军，辛弃疾也率领两千多人参加。金主完颜亮南侵失败以后，辛弃疾建议耿京与南宋王朝联系，共商统一大计。于是，耿京就派辛弃疾到建康去见宋高宗，辛弃疾受到了朝廷的奖赏。他从南宋北归时，叛徒张安国已将耿京杀害，并劫持部分义军准备降金。辛弃疾当即率五十骑直入张安国的五万人大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安国捆在马上，送往了屠宰场，并且率上万士兵渡过淮河，奔赴南宋，表现了少有的英雄气概。

辛弃疾投奔南宋的第二年，张浚北伐失败，南宋小朝廷又开始弥漫在一种求和苟安的气氛当中。辛弃疾接连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以一个军事专家的身份，对投降派和速胜派都进行了批评。他提出充分了解敌情，长期积蓄国力，既不能因一时的失败丧失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期盼速胜，然后寻求适当战机北伐的策略。可由于他是北归反正人士，历史不清白，所以南宋朝廷对他只能限制使用。故此，他的北伐复国良策即使实用性再强，也只会让人家客客气气地扔进纸篓。这些辛弃疾自然看不见，他得到的信息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反正无论是扔了，还是换成科普读物，辛大哥认为都是把急用的好东西放错了地方。

辛弃疾南归之后不久，宋金对峙的局面渐趋稳定。当权者任命他为地方官，只是想利用他的军事才能来弹压地方，防止民变和兵变，根本不会起用他去北伐复国。可辛弃疾远离故土，是带着北方百姓的热望南归的，看到南宋当权者醉生梦死的生活，看到地方官吏对老百姓的疯狂盘剥，他总是替乡亲们难过。这样的王师，这样的中央军，太让人失望了。真应了抗日战争后的民谣所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

可人家当权者也难呀，不知道哪天来自北方的狼就蹿到眼前了，不醉生梦死也得愁死；人家地方官吏是厉害点儿，可不厉害，给大金国那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绸缎的指标谁扛着？别看人家为大金国效力，人家对你这个南归人士，还不放心呢！你没事就写诗填词，讽刺小朝廷是“斜阳正是烟柳断肠处”的“剩水残山”。您当人家听不出来？所以在南宋统治集团中，辛弃疾实际处于一种不被信任、孤独危险的地位，这也就形成了他的词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风格。

果然，淳熙八年，辛弃疾因言官弹劾，被下放到江西上饶的带湖劳动改造去了。辛弃疾用“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之义，干脆就给自己取了个“稼轩”的号，这等于是跟当权者叫板：说是咱打小就是耕读人家出身，想用下放劳动来吓唬我，没门儿！后来，他还干脆就把他的词集叫《稼轩长短句》，您说这知识分子的拧劲有多大！

辛弃疾表面上好像过起了农家的生活，可是他立志北伐、报效国家的愿望，却始终没有磨灭。公元13世纪初，北方草原的蒙古人开始崛起，对金国构成了很大威胁。宋宁宗时的宰相韩侂胄，因为是靠裙带风上去的，所以就总想借对外用兵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于是他就开始起用抗战派人士准备北伐，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弃疾奉调出任浙东安抚使和镇江知府。

辛弃疾驻防长江南岸边的镇江府时，一面派人到金国侦察军事布防情况，一面在江南招募士兵加紧训练。这时，他离开北方故土已四十三年了，他北望对岸的扬州，写下了一首《永遇乐》词。他想起历史上的诸多英雄，想起了青年时代征战厮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盼望着在北伐的征战中，为国家再立新功。

可没想到，尚未出师，韩侂胄就先把他罢免了。对于辛弃疾提出的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北伐策略，韩侂胄一概置之不理，似乎他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结果开僖二年，北伐战争一发动就迅速失败，韩侂胄偷鸡不成反丢了把米，说起来这类总把自己当大人物的小丑也是活该。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把韩侂胄妄启兵端的责任，全加在了辛弃疾的身上，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在开僖北伐失败的第二年，一个文武兼备、又有实战经验的旷世英才，就在忧愤中悲惨地死去了。

辛弃疾可以说是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正如王国维先生在诗评《人间词话》中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若论诗品人品，当首推南宋词人辛弃疾（稼轩），百无聊赖以诗鸣”，人家辛大哥的本色是驰骋疆场的大将军，他不过是百无聊赖中以诗词来抒发自己爱国忧民之心罢了。后人说，稼轩词“大声尧褡，小声铿縻，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大哥当得起这个评价。

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人的创作，有力地刺激了宋代文化，特别是宋代诗、词的发展，使宋词达到了与唐诗双峰并峙的水平。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南宋当权者卖国的愤慨，形成了宋代文人的“忧患意识”，这不仅表现在诗词题材的拓展上，也反映到诗词的内容中来。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使得宋代文人总爱在诗、词和散文中直抒胸臆，大发议论，这正是宋代文化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