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把骨头过酥了

近年来，有些史学家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南宋政府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败北，并每每在战败后订立屈辱条约，是因为南宋时期国家财力困难，支持不了庞大的军费开支。说明白点儿，打仗就是烧钱呀。实际上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宋国在经济总量上不仅超过了北方的金国，而且还远远地走在了世界的前面。那时候，大宋王朝的GDP说一个字，那叫“牛”！说俩字，那叫“最牛”！说它是当时地球上第一经济强国也不算瞎忽悠。

那时候，无论是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还是德国的经济战车和小日本的核心竞争力，都还不知道在哪找辙呢！没一个能跟咱中国比！这么说吧，到南宋中后期，其人口数量虽然仅占世界的15%左右，可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剩下那25%干啥用？让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的受苦人瓜分去吧！

说起那时候，南宋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当时南方的战乱比较少。南宋初年，朝廷臣民偏安一隅，金军虽然也曾几次过江侵扰，但基本没有站住脚儿，很快就北撤了；以后金军虽多次南征，但都没能力再打过长江去。二是由于当时的北方战乱不止，由此引起民族关系紧张，老百姓不愿意在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下生活，纷纷南逃。南宋建立后不过二十年，南方的人口就增加了一千多万，而这些南下人员又大多掌握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促进了生产发展。三是南宋政府为了救亡图存和政权稳定，也开始注意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在南宋开国的六十年间，政府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农民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从而使大批南下劳动力迅速实现了下岗再就业。另外宋代还是中国唯一不实行抑商政策的封建王朝，内贸外贸的共同进步也大大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南宋虽然比北宋的国土减少了将近一半，但农田最肥沃、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江、淮、湖、广地区却都在自己境内。在这样的基础上，南宋政府的有关部门，狠抓农田水利建设，使许多废弃的设施得以修复——《宋史·食货志》中说：“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民大量修建圩田，推广优良品种。圩田，就是用土堤围起来，防止外水侵入的田地。这样的稻田，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附近，以及安徽的芜湖、宣城等地，往往是纵横千顷，一望无际。套一句文明话这叫：集约经济，规模经营，努力增加粮食生产！

此外，涂田、沙田、梯田也得到大量开辟。随着农田面积的不断扩大，水稻在南宋的种植面积已经非常普遍，加上农民的精耕细作，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了水稻的高产区，于是当时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当然，南宋小朝廷的天下本来也没多大，苏湖一带粮食熟了，可不天下也就足了！

在粮食生产大发展的同时，南宋时期的江浙地区还广泛种植了桑、茶、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大力推广，使南宋的商业性农业也发展起来。

中国是最早养蚕和织丝绸的国家，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它也是唯一养蚕和生产丝绸的国家。关于远古时代的养蚕，我们也许可以追溯到上万年，我们不想把养蚕的历史追溯得太远，只想告诉大家，在北宋时期，南方的丝织业就已远远超过了北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时全国租税和丝织品的统计数字，长江中下游各占二分之一；而其中两浙路，也就是江南地区又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资金的大量注入，消费的需求和技术力量的南移，以及气候的原因，使得太湖地区的丝织业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发展起来。

说起来，棉花在我国的海南黎族和云南大理白族种植得最早。特别是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尚书·禹贡》就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之说，可见早在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黎族妇女就已学会种植“吉贝”（棉花），并用于纺织，这比中原地区早了上千年。慢慢地，棉花在福建和两广地区也有了种植；五代十国时期则推广到了湖南；到南宋时期棉花在江浙地区更得到了大面积推广，由于这里人文荟萃，纺织技术自然得到很快的提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不久的元代便出现了棉纺专家黄道婆。

甘蔗是制糖的原料，南宋时代在福建、浙江、广东、四川的一些州县，已经广为种植。茶树的栽培在南宋时期也有很大发展，由于气候适宜，南宋产茶的面积比北宋要大得多。所有这一切，无疑也为南宋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用曾经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无农不稳，无工不用，无商不富。可问题是，南宋小朝廷这三样都有了，手工业发展了，经商致富了，可天下却仍然不稳，您说愁人不！

说到手工业方面，南宋在纺织、造船、制瓷、印刷和火器制造等许多方面，都比北宋有了更快的发展。南宋初年，政府仅在两湖、江浙、川广地区，每年就征收绸绢三百多万匹，说明南宋的丝织业已相当发达。同时，棉纺业也作为江南地区新兴手工业技术而兴起，南宋在今天的杭州、苏州和成都等地都设有锦院。“锦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大多拥有织机几百台，工匠几千人，具备了相当的生产规模，棉布生产的数量自然也是相当可观的。宋代的锦院内部分工精细，生产的品种很多，其中以成都锦院的花色最为突出，而且保证不掺化纤，也没有蒙特胶，绝对是绿色全棉产品。用眼下的电视广告词来说，那就是：“穿江浙棉袄，温暖全世界。”

至于南宋的制瓷业，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南宋政府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下均设有官窑。浙江龙泉一带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窑场，它所烧成的青瓷，釉色厚润如玉，以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闻名于国内外。龙泉窑场的另一品种，统称为“哥窑”。哥窑是釉中带有冰裂纹的黑胎青瓷，可与首都临安“官窑”的产品质量一争高下。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瓷生产规模较大，而江西的吉州窑和福建的建窑，则以生产黑釉瓷器为主。由于各地窑场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分工精细，技术进步，产量也比较大，使得瓷器成为南宋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甚至出现了主要生产外销产品的大、小窑场。算起来这些制瓷业的窑主，还真称得上是对外开放搞活的排头兵；那些大小窑场自然也算得上外向型经济的加工厂了，而且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外加中国创造。因此，当时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的外国人，都喊着号儿地一块儿来大宋国“碰瓷”，不过这个碰瓷，可不是找茬儿讹人，而是为了拓展国际贸易。搞贸易，买瓷器，不碰瓷听听声音响动，怎么保证产品质量呀？说句行话，这叫产品检验。

说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南宋的造纸业和印刷业都已经很兴盛。南宋时期，无论是纸的品种和质量，比之北宋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四川成都、浙江杭州、江苏临安、安徽徽州和福建建阳，都是当时纸的著名产地。江浙生产的纸质厚而色白，四川生产的纸质细而重，安徽生产的纸轻而薄，建阳生产的是自然竹纸，当时印书所用的纸张一般都具有了薄、软、细、韧的特点；至于印刷钞票的纸张，那质量就更高了。

自打北宋的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一些经济文化和造纸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先后配套出现了一批雕版印刷中心，在刻印风格上各有自己的特点。南宋时期，印刷业可以说是个朝阳产业，政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在从事印刷活动，各种印本广泛流传。首都临安国子监所出版的图书号称为“蓝本”，印刷水平已经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南宋立国在南方，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而也有效地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广州、温州、明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都是当时的造船中心。但史书上有“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记载，那时福建的泉州、福州、漳州和兴化，都有大型民营造船场，造船技术也最先进。当时这些造船场，已能制造大型海船了。

记得上回说过，建炎三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南下的金兵对赵构一路狂追，南宋君臣把整个小朝廷都装进了几只楼船。其实，那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您想啊，人家好赖也是一个王朝啊，就是逃跑也得上点儿品位呀！就在火烧眉毛要命的关口，南宋政府还是从各地拉来了三百多只大海船，以支持他们提升逃跑的稳定性。据南宋人周去非在《领外代答》一书中说，当时的海轮，舵长数丈，每船可容纳几百人，能积存一年的粮食，如果是这样规模的三百只大船，支撑一个庞大的海上流亡政府，也真够南宋君臣乐和一阵子，金兀术着急一阵子了。所以当年，游牧出身的金兀术跟大海较了很大的劲儿，也没能消灭南宋小朝廷，自己还差点儿成了大号咸菜缸的主要内容。啥“泥马渡康王”呀，完全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帮了腐败王朝的忙，要不怎么说“蓝领白领同样靓丽”呢！

说到这，我想您听明白了，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一半出自宋代，并且全部得到了实际利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还有垂线纺织，瓷器工艺以及航海、造船、医药、农技、工艺制造等等，也都达到了高度、创新的发展。

北方游牧出身的金兀术跟大海较了很大的劲儿，也没能消灭南宋小朝廷，幸亏人家金国四太子有肚量，要不，不让海水齁死，也得掉海里淹死。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南宋初年就已具有了世界超一流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当然，战争过后平时的运输对船只的依赖性更大，南宋政府每年通过海路，从广东、福建运输大量的粮食，来供应首都临安的市民消费，另外来往于江上的船只，也为江边各大城市的生产、生活消费，提供了超一流的交通工具。

北宋，特别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的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被迫转向了海外贸易，并进而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同时，农业、造船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由于北宋的通商口岸大部分在南方，只有一个密州在北方，所以南宋建立以后，其海外贸易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后来还有了较大发展。那时的大宋王朝有20多处贸易港口，分布在东南沿海四路——京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广南路，并在七个城市：广州、杭州、温州、泉州、密州、秀州（今天的浙江嘉兴），明州（今天的浙江宁波）设立了市舶司，管理跟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往来的贸易。当时的广州和泉州成为最大的贸易港。临安地处江南，而中国南方又拥有广阔的长江流域、发达的运河网，还拥有南方和东南的海岸线，因此引发了首都临安繁忙的经贸活动。

中国的巨型帆船驶往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南印度和孟加拉沿海，也驶往非洲、欧洲及中东地区。宋代发明的指南针，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以装载一千多人，令世界各国的君主臣民见了无不羡慕嫉妒，至于恨不恨就不知道了。

舶至中国港口的货物都极其珍贵：孟加拉的犀角、印度和非洲的象牙、珊瑚、玛瑙、珍珠、水晶、珍稀木料、香料、樟脑、丁香、豆蔻等等。输出的货物则有蚕丝和织锦、陶器和瓷器；另外也出口原材料，如金、银、铅、锡和朝廷再三禁止的铜钱等。

一句话，基本由国家控制的大规模内河贸易和海外贸易，使政府获得了大量税款，从北宋时期的五六十万贯，发展到了南宋初年的二百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套一句行话，这叫贸易顺差。据此，不但让大宋国的产品走出了中国，走向了全世界，还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宋代的市舶司的外贸收入主要是上缴给国库的，不像后来的清代海关关税主要上缴内务府、专供皇上一家子享受幸福生活。别人要是享受外贸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那就是里通外国，不赠送你个特务称号，也给你个洋奴的帽子戴戴，这可不是逗您玩！为了保障皇室的幸福生活万年长，大清政府拼命地垄断海外贸易，并千方百计地做到“利出一孔”，也就是说，只在广州开一个口子，名曰粤海关。因为这样做不但便于垄断经营、独占利益，还可以让老百姓免受外国香风臭气的腐蚀，说起来，人家皇亲贵戚那叫一个“厚道”。但市井百姓却看得明白，他们把粤海关戏称为“天子南库”。啥意思？就是说广东海关，就等于皇上放在南边的大钱库，想嘛时候用就嘛时候用，想用多少就用多少，谁敢说一句不行，老虎凳辣椒水的伺候！

不管是与前代还是与后代相比，宋代对本国商人的政策都非常宽松。比如在汉代，商人要穿特定颜色的衣服，还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下雨淋死你他不管；到了唐代，《唐律》仍然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做买卖也只能在“官市”里进行；到了宋代，这些规定都废除了，尽管宋代的统治思想仍然是儒教，但从增加国家税收的角度出发，政府并没有以儒家对工商业的歧视态度，来指导商品经济发展。宋代工商业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商人子弟不但可以考科举当官，还可以发展成为文化圣人。朱熹就很得意地回忆说，他的外祖父当年就是一个开酒店、做零售的商人，“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真是太有钱了！同时，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放开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做买卖：“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还不用担心有关部门把铺面给您清理整顿了。

到这儿，您可能明白了，南宋政权跟其他王朝主要以农牧业为税源不同，它的税收重点早已转移到了第三产业上来了。说起来，这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市场观念，而且在制度管理上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边，那叫一个牛！只是在南宋以后，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的制度建设都出现了大倒退，特别是那些来自草原和森林的酋长入主中原后，更是来了个横不论，使刚刚出现的市场规则和市场伦理都彻底夭折了。

南宋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使得它的商品交换手段出现了突破性发展。南宋初年最通行的货币依然是铜钱、白银。由于南宋市民社会发达，皇族的需求旺盛，外来商品进口的也很多，再加上大量的战争消耗和赔偿，南宋的铜钱、白银外流非常多，造成了国家硬通货的极度短缺。

前面说过，早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北宋政府成立了“交子务”，专门负责全国的纸币发行，交子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北宋末年即1126年，发行的纸币达到了七千万贯，造成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滥印纸币而引发的通货膨胀。这样的第一，虽然引起了百姓不满和社会经济混乱，可远比阿Q第一个被杀头值得吹一吹。

话说回来，由于南宋的贸易发达，铜钱已供不应求，纸币迅速代替铜钱，成为重要的交换手段。可由于战争的巨大赔偿和政府冗官、冗兵、冗费的巨大支出，逼得南宋政府只得用扩大发行纸币来弥补亏空。这样南宋的纸币就有了“交子”、“会子”、“关子”等多个品种，来保证南宋君臣在国土缩小一半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不下降。

纸币中旧有的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叫做“川引”。南宋政府后来发行的新纸币叫“会子”。会子分三种，最主要的是“东南会子”，由政府在临安设立“行在会子务”，通行于东南各路；其次是“两淮会子”，主要在两淮地区流行；另外还有“湖北会子”，先是流通于湖北地区，后来流通领域逐渐扩大，也叫做“直便会子”。南宋纸币的大量发行，造成了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严重加剧了南宋百姓的经济负担。

说到“关子”，是在南宋晚期发行的。前不久，还在安徽出土了南宋晚期用来印刷“关子”的钞票模板。不，应该说是“发现”更准确！因为这套“关子钞版”十几年前突然神秘失踪了，警方是在几个蟊贼卖“关子”时，将他们一举抓获的。所以以后有话您就直说，千万别再跟我们“卖关子”了。

南宋农业、商业、手工业、内外贸易的发展及纸币的大量发行，有力地说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繁华的大都市。杭州最繁荣时，人口曾经达到过120万，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人口一多，城市的住房就成了问题，据说那时候也出现了廉租房，但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办的。宋代的大词人辛弃疾早年到京城应试时，为了省钱，就住在一座叫做悯忠寺的庙宇里。这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庙宇不光进去不收门票，还为穷人提供廉租房和简单的吃食；庙里的住持呢，自然也不叫CEO了。

那么，古人怎样平抑大城市的房价呢？原来，古代买房都是先“立契”，所谓立契相当于现在的签订购房合同。房契立好后，各有关部门要在上面盖章，否则就无效。

在房契盖章前，还有一套手续叫做“遍问亲邻”。早在宋太祖时期就有明文规定，北南宋后来都跟着执行。这条规定是这样说的：凡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买，次问四邻；四邻不买，他人才可交易。这也就是说，卖方在卖房之前，先要得到族亲和乡邻的首肯，而且这种首肯还不是口头的，正规的做法是“依账取问”，具体的做法就是拿着一个小本子“问账”；把族亲和乡邻的名次列在上面，同时，还要把打算出售房子的大小以及价格标上，然后按照所列名单依次征询意见，被问的人不管想买不想买的都要在上面盖章，这种“问账”名单要密密麻麻写上好几张。如果大家不盖章你就把房子卖了，族亲和乡邻就会到官府里去告你。

这一点有点儿像眼下欧美的房产业主，他们要改造自己的住房别墅，也得先到街坊四邻那儿去“问账”，征求人家的同意，否则就不能动工拆建。同时，还因此制定了专门的法律“相邻法”。这不，前些日子，我们这里有位贪官的儿子在外国买了座超级豪宅，完了还嫌不够档次，多次要求提升豪宅的高度和外观水平，并在院子里设置两大瀑布。邻居们知道了都不同意，为这事还闹到了法院。这位衙内心里不服呀：我们提高豪宅装修水平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你们干什么拦着呀？什么法不法的！这是在你们的地盘，要是在我们的地盘，别说设置两大瀑布，就是安装导弹发射器你也拦不住呀！

咱还回头说杭州。杭州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发，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它成了大运河南端的起点，起到了兴盛航运和货物集散的作用，当然也就奠定了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临安城周围原来只有三十六里，五代时的吴越国已扩充为七十多里，南宋就是在这个规模基础上，把它建为都城的。临安城的特点，就是水路非常发达：它北面大运河、太湖，与华北相通，东可以凭借钱塘江出海，到达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另外城内水路也很发达，桥梁纵横交通方便。在历史典籍中，杭州能够查得出名称的桥梁，就有350多座。那时候您要在杭州生活，走的桥肯定比走的路多。

临安城夹在江湖之间，呈狭长而不规则的形状，所以从气魄上讲，它远远比不上规划方正、规模宏大的唐代都城长安，也比不上北宋都城开封。南宋的城市也早已没有了唐代以前军事要塞的痕迹，商业的繁盛，使临安更加接近现代的城市。南宋时的临安城东西狭窄，宫城在城南凤凰山东边的万松岭下，周围计有九里长，南宋政府的行政衙门也都集中在宫城北门的六部街。

从临安和宁门到城北关桥的十五里长街叫做“御街”。御街是城市的商业集中区，用眼下最时髦的话讲，就是CBD中央商务区。临安的CBD中央商务区，商业建筑密集，楼宇往往有三五层高，因为房价奇高，所以其中不少是只租不售。御街两旁的商业店铺，每天熙熙攘攘，人员往来不断，除非兵临城下，临安城已不再实行宵禁。这时的临安和平江府等城市，还出现了热闹的夜市，商品交易昼夜不断。像什么温州漆器铺、青白瓷器铺、扇铺、布铺、药铺、米行、绸缎庄、珠宝店，当然更少不了饭店、食品店。不过在御街搞经营，大概没有人敢使用地沟油、毒大米和卖染色的馒头；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店，大概也甭想在这地界儿实现连锁经营。

我这可不是逗您玩儿，说起来，宋代商业空前繁荣，食品市场自然也很活跃，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使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等伎俩牟取暴利。为了加强对食品质量问题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则必须对食品安全负责。商铺、手工业者和其他服务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入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个行会，还要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虽然不是公务员，但负责评定物价，监察不法行为，那作用可比眼下的食品监督局管用多了。

除了由行会进行监督把关外，宋代还继承了唐律的相关规定，对销售有毒有害物品的不法商贩给予严惩。《宋刑统》中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一句话，对于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严打重罚，决不手软。

不过那时候的皇亲贵戚、官僚政客们干食品销售的倒是不多，他们在御街上主要是开设长生店。啥叫长生店呢？就是当铺。他们可以在御街良好的治安环境下，放心地利用典当业，来盘剥城市贫民和穷苦的农民，卖孩子哭瞎眼的钱他们都敢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也不会来找他们的麻烦。

与此同时，御街周围的娱乐业也很发达，据专家考证，当时的临安城，总共有400多个行业，绝大多数是消费性的。别的不说，仅是赵构在都城一带的御花园就有40多处，为把临安建成全国花园式最宜居城市作出了杰出贡献。皇上讲究，臣民的娱乐生活也很丰富，光说书演唱、玩杂技的勾栏瓦舍就有二十多个。西湖里的游船长达二十多丈，可容纳一百多人，满眼的湖光山色，满船的娱乐设施，特别适合朝臣们开会议事，临走时发纪念品，一招呼御街都给您备齐了，而且绝对保障是绿色生态食品，或是全棉真丝品牌产品，欢迎您下次光临，拜拜！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是西方人眼中的“天城”。同期的南方著名水乡城市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苏州，跟临安的城市布局基本相似。苏州在春秋时期就是吴国的经济中心，秦汉六朝时便有了“江东第一都会”的美誉。唐代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宋代在苏州建立了平江府，作为浙江西道的治所，此时的苏州已是重要的工商业大都会了，丝绸业特別发达。1035年，范仲淹在此建立文庙、创办府学，此后，苏州长期文风鼎盛，文人雅士辈出。至于那句老百姓挂在嘴边上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俗语，就是从宋代开始流传的，可见当时的苏杭一带商业是何等的繁荣，生活是多么的奢华。1130年2月，金兵南下时，虽然曾在苏州屠城并对城市建筑毁坏得比较严重，但战后不久就得到了恢复。1275年，蒙古铁骑占领苏州，改平江府为平江路，战后经济恢复得也很不错。

更让马可·波罗羡慕的还有宋代中国城市的排水系统，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江西的赣州。据史料记载，在宋代之前，赣州城也是常年遭受水患，因为赣水就在它身边。在公元1068年到1077年这段时间，一个叫刘彝的官员担任了赣州知州，规划并修建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同时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所以赣州的排水干道就叫福寿沟。

说起来，这条福寿沟确实给赣州的百姓带来了福分。排水专家说，现代社会如果下水道的坡度不够，一般都要用抽水机，而福寿沟却完全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自然排入江中。套一句眼下的时髦词儿，这叫绿色低碳排放法。

不过，每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往往会使江水倒灌入城，形成内涝。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这个水窗的原理很简单，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即借下水道水力将水窗冲开排水。可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又会借江水的冲击力将水窗从外边紧闭，以防倒灌。同时，为了保证水窗内沟渠畅通和具备足够的冲力，刘彝采取了改变断面，加大坡度等方法。这样就确保水窗内能形成强大的水流，足以将泥沙排入江中。

到今天，这条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仍承担着赣州近十万旧城区居民家庭的排污功能。有专家评价，以现在赣州旧城区域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也不会发生内涝。比起眼下全国有60%的城市极度缺水、又有60%的城市一下雨就严重内涝来说，古人未雨绸缪的排水设计，真的让当代的城市管理者很没面子。

您说他们没面子吧，他们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说啥“排涝防汛设施不能以极端天气来检验，而是要通过科学的标准和办法来检验，我们的排水管道设计符合国家规范”。如果城市防汛“防”的不是暴雨，而是言情剧中的毛毛雨，那么国家花这么多钱修排水设施干啥？弄辆洒水车不就得了！一下雨就造成内涝，还敢怪老天爷下的雨不符合“国家规范”？您那排水管道按三年一遇涝灾来设计，花的却是三十年一遇的钱，老天爷不查您，您偷着乐去吧。您想，要是老天爷问您，为什么一个工程抄起来几十亿、几百亿地花，却连防治三年淹一回的标准都达不到？因为有时候您能让老百姓一年就泡三回，要是赶上雨下得大点，死人的事也是难免发生的。发生了，您还不让人说，谁说，您敢抓谁，有这精力您通通下水道多好。

说起来，大宋王朝的科学技术、经济水平、城市建设乃至政治制度设计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特别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先进理念，更是开辟了民主政治的初级模式，以至于当代美国人罗兹·墨菲，把宋代定性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据说那时的“贩夫走卒也穿丝绸的鞋子”，宋代一个普通士兵的生活水平比欧洲国王还要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大宋王朝就更是心向往之，他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代。”但据我看，他们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真有一条时空隧道可以自由来往，汤因比先生也未必会回到大宋王朝去。他要是回去了，让专抓“花石纲”工程的朱勔大队长来个强拆加强迁，立马就会明白，他的欧洲前辈所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是多么的有道理。

说起来，南宋是一个政治军事相当腐败、而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的朝代。公道地说，宋金的几次和议后，确实换来了国家社会安定和都市经济繁荣，这一点在南宋中期的宁宗年间表现得特别典型。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不但在王孙贵族和士大夫的上层社会肆意蔓延，而且还波及中下层读书人和普通市民，上面所说的那些成就完全磨掉了国家的尚武精神。特别是南宋的各代皇帝和王公贵族，从开国那天起就放弃了老祖宗赖以起家的中原。他们不思北地，偏安江南，极力避战，使国家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老百姓其实并没过上多久的太平日子。虽然，南宋政府下诏书文件，不许将“临安”叫京城，必须叫“行在”；连皇宫也都没有正式的名称，意在说明这里只是战时的陪都，临时的“行在”，以此表明南宋统治者志在北伐，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可您看看“临安”城楼台庭阁的奇技淫工，争奇斗艳；看看官员们频繁出入“天上人间”等高级娱乐场所的骄奢淫逸、奢靡无度，你不得不佩服南宋诗人林升在诗中描述的是那样精确：“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它那儿都“把杭州作汴州”了，北方沦陷的家园和百姓，对赵构和他的子孙们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临安城里的文臣武将们更把民族英烈“还我河山”的豪言壮语，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至于给城市和皇宫取啥名字，根本没啥实际意义，拿这事儿炒作不过是为了应付舆论罢了。沉醉于灯红酒绿的南宋君臣，听到北边的大金打个喷嚏，就犹如听到了一声炸雷；还没等人家下战书，他这降表早就写好了，说起来这叫一个立马可就、才思敏捷，没这样的办事效率，养那么多饱学的儒生干嘛？

南宋君臣香软的“西湖歌舞”，只有等到北方一个更强大的民族铁骑踏来之时，才真正停止了。真等到强敌来侵，临安城里又没有英法美等国租界可以躲避，汤因比和罗兹·墨菲先生要是现往欧美国家迁户口，就只好等辛德勒先生来解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