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两宋民暴浓缩版

从奴隶制的夏朝开始，中国经历了十二个主要朝代，而若从秦始皇称帝算起（公元前221年）到清代（1911年）灭亡，中国的封建王朝共经历了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产生了大大小小六十七个王朝和四百四十六位帝王。从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最后、也是最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历朝历代的农民暴动可谓轰轰烈烈，几乎每两百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大的动乱，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总共有几万次。

对于农民起义，近来史学家们，有两种极为对立的说法。有的说，农民起义加速了旧王朝的灭亡，在新王朝建立后，统治者被强大的农民起义所震慑，总是对农民采取让步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吃饱饭，客观上也就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李世民的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和由此激发出来的贞观之治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可也有人说，每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会造成赤地千里、血流成河，生产力和文化传统遭受极大的破坏，国家的血脉也会遭受极大的损毁。比如秦统一中国后，人口达到了二千万，到西汉武帝时人口上升到五千万；可东汉末年由于黄巾军起义、军阀混战和瘟疫流行，全国人口竟然减少了四分之三，那时的中华大地竟然只剩下一千一百万人口。隋朝全盛时代全国人口又回升到四千四百万，隋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激烈拼争的结果，使占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遭到杀戮，生产力严重倒退。到唐代建政三十五年后，全国人口仍然还不到两千万，远未恢复到隋朝全盛时的人口数量，所以说农民起义对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建设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

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也各有其史实依据。问题是，研究农民起义，不能单从其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来考察它该不该发生。如果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农民起义是洪水猛兽，那么大家为了各自的私利，不断地乱砍滥伐，严重破坏社会生态平衡，那你又有什么资格责怪洪水该不该来呢？你又有什么资格怪罪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呢？比如秦末和隋末的农民大起义，就是残暴的统治者滥施徭役，滥杀无辜，官逼民反，社会生态被严重破坏所造成的结果。

说到大宋王朝，虽没有产生秦始皇、隋炀帝那样的暴君，可自打“杯酒释兵权”后，统治者急着“用土地换和平”，促使皇亲贵戚、地主官僚严重兼并土地；而佑文政策和腐败的选官制度，又造成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加剧，再加上对外战争的巨额赔款，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致使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王朝。据历史记载，从北宋建立的第六年爆发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南宋即将灭亡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整个宋代三百多年，共经历了四百三十多次农民起义，平均一年一次还有富余。而且是北宋和南宋对半平分，爷俩比脑袋，一个浑蛋样儿。

说起来，宋代最著名的起义，应该是发生在宋太宗时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这样大规模的起义之所以首先在四川发难，就是因为在那里的土地兼并最为严重，佃户占了农民中的百分之七八十。佃户们失去了土地，到处给人家打工，豪强地主对待佃户就像对奴隶一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啥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虽然四川的佃客们比中原的同行生活还困苦，可遇到赋税徭役这类花钱出力的事，还得由诸位来承担。您不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吗”？人家就给你搭建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以满足您的精神需求。老百姓吃了哑巴亏，自然对高官显贵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充满了怨恨，可没法呀，贪污来的钱财也不能上工资条，照章纳税呀！过去有句话叫：“天下未乱蜀先乱”，您如果细细分析一下从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到“保路运动”的成因，就知道这话是啥意思了。

话说公元992年，四川连年大旱，可谓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老百姓度日如年。这就好像在农村的场院里，堆了一大堆干柴，就只等一个火星了，那形势正如一个伟人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仅仅过了一年，这话就应验了：公元993年，由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西川青城，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都江堰市爆发。他们迎合农民追求均富、渴望生活平等的愿景，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从此，“均贫富”就成了历代农民起义最响亮的口号，别管哪朝哪代，那些失去了土地、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佃客们，听了这口号当然会一呼百应，铤而走险。故此，王小波、李顺起义仅十天，义军就迅速发展到了好几万人。

起义军攻下彭山县也就是今天的彭州市后，愤怒的百姓剖开彭山县令齐元振的肚子再填满钱币，最后满足了这位大贪官对金钱的强烈欲求。可笑的是，之前齐元振竟然还被宋太宗树为全国廉政模范，多次号召全国的官吏向他学习，并予以了重大奖励。可老百姓却都知道，他其实是个很会作秀的大贪污犯，皇帝佬真该治治自个儿的白内障了，眼不好可是大毛病。

话说，起义军每到一处，就打开仓库把官府的钱粮财物分给农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起义军队伍滚雪球般在扩大。虽然不久起义军首领王小波战死，可到了第二年，义军还是在李顺的率领下攻占了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并控制了四川的部分地区。面对依然强势的北宋政权，王小波、李顺起义军的斗争坚持了三年，最后终于失败了，但是他们给北宋统治者带来的震惊却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还是王朝初建的鼎盛时期，农民就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不惜铤而走险了。

统治者害怕农民起义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所以就发动大宋的主流媒体千方百计地遮掩，但是效果却不咋样。此后从太宗到仁宗，历经三朝，大小起义竟达到了上百次。规模较大的有王伦起义，张海、郭邈山起义，湖南瑶族起义和王则起义等等。

这里所说的王伦，大概就是小说《水浒传》中，那个器量狭小的秀士王伦。他当年起事的地方就在山东，离梁山确实不远，活动范围也跟宋江哥儿几个的行踪差不多，主要是在苏鲁皖一带打游击。不过王伦根本没那么高的学历，不是落第的秀才，而是中央禁军的士兵，说起来跟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也是一个部队的。行伍出身的王伦不会像落第的秀才那样小气，也不会干出公开拒绝老首长上山打游击的勾当来。其实，王伦起事时比宋江、林冲他们早了七十多年，王伦和林冲虽是一个部队的，却根本没有照过面，所以林冲上梁山那段曲折故事完全是虚构。

您想，大宋王朝开国之初，太祖、太宗这么有本事，还经常按倒葫芦起了瓢呢，到了他们的后代宋神宗这儿，就更加六神无主了。在宋神宗执政的十年间，大小的农民起义竟发生了三十多次，如1077年爆发于福建地区的廖恩起义，“聚徒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骚然”。啥意思？就是说，廖恩义军虽然不过千把人，却到处抢劫，杀害官吏，不光福建地区受到了严重侵扰，连最富庶的江浙中产阶级都感到了严重威胁。

方腊是今天黄山脚下的歙县人，后来到睦州的青溪也就是今天浙江淳安县给人家扛长活，在这里受到了小混混朱勔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的残酷欺压。于是方腊就利用牟尼教，联络贫苦百姓，准备聚众起事。公元1120年，方腊起义在浙江睦州爆发，“数日，有众十万”，后来，起义军连破浙江、安徽的六州五十二县，杀死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当时，宋廷正准备和大金国一块儿夹攻契丹，军队已整装待发，不日就将开始发动袭击。在得知方腊起义后，宋徽宗来了个“攘外必先安内”，派宦官童贯率十万大军前去镇压，同时还罢免了朱勔等大贪官的职务，撤销了苏杭应奉局，停办了花石纲。这是典型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敢情这一招还是外国人跟咱学的。

谈到方腊起义，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方腊之反，殴之者朱动花石之扰，非新法迫之也。”一句话，正是被“花石纲”逼出来的。那么，啥叫花石纲呢？原来，宋徽宗为了追求骄奢淫逸的幸福生活，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工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织绣等工艺品，供他玩赏。可日子一长，他老人家玩儿腻了又想搜求奇花异石，修建御花园。蔡京、童贯等奸佞为了讨好他，派了一个叫朱勔的混混儿，在苏州成立一个“应奉局”，在杭州成立一个“造作局”。这俩局行政级别虽然不高，可上上下下却都管它们叫“东南小朝廷”。原因就是，“应奉局”为了“应奉”皇上的需要，养了一大批差官专门搜罗奇花异石，大宗的山石自然得派人到山里去采伐，要是知道哪家有小宗的奇木异石，差官也绝不落空儿，立马就带兵士闯进人家家里，黄封条一贴就成了贡品。可你要是等封条贴好后，有半点儿剐蹭，你就会落个损坏“国宝”的罪名，当即就会被抓进监牢。要是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咋办呢？“造作局”就在百姓房子上写一个“征”字，事情立刻就办妥了。您瞧人家搞这行多专业！这也难怪，人家朱勔本来就是黑社会出身嘛！难怪老百姓“赞扬”他们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呢，那些被征来采石的民伕，被征走花石的人家，往往被官办“造作局”剃得倾家荡产、片瓦不留，啥事也“造作”不起来了。

古木花石搜刮来了，混混儿朱勔就着手用船把它们送到东京汴梁。船只不够，自然不用发愁，他们把运送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商船抢过来，东西统统倒掉就行了，因为哄皇上高兴才是重中之重嘛！这些船只，每十船叫一“纲”，因为是专门给皇帝运送花木石头的，所以就叫“花石纲”。这么大的船队，走那么远的路，自然还得征用大量民伕，算起来得有好几十“纲”了。《宋史》中说花石纲“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应该说此言不虚。小说《水浒传》里不是也说过，梁中书给他老丈人蔡京运送生日礼物，也有自己的陆路运输组织，叫“生辰纲”吗？晁盖、吴用、刘唐、公孙胜等七个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写得非常精彩，这个行动是梁山农民起义的前奏，从此揭开了水浒108名英雄大聚会的序幕。您说这也奇了怪了，他们为啥将运送财物花木的组织叫成这纲那纲的呢？原来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这事儿是最重要的，“花石为纲”，“生辰为纲”，不才能纲举目张吗？不过他们祸害起老百姓来也是杠杠的。

话说，花石纲运到东京汴梁，宋徽宗赵佶别提多高兴了，他立刻决定给混混儿朱勔加官晋级，鼓励他运来更多的花石纲。后来，朱勔的官就越升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那些达官显贵，科场新秀虽然心里有气，可也不敢招惹他。怎么着？想仗着自个儿念书多学历高就看不起人家社会小混混儿？人家有社会大学的学历，手上的老茧、身上的刀伤就是资格，你教育部门不认可皇上他老人家认可，你生气去吧！

当然最为此生气的还是老百姓。花石纲把东南一带闹得昏天黑地，绝美的奇花异石百年古树从山里运到城市，反倒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他们能不生气吗？我们上回就说过，像“造作局”、“应奉局”这些专为支应皇家贵族而设立的机构，正是王安石“均输法”要改革的东西，可到了所谓的变法继承人蔡京一伙手里，却变成了加重百姓经济和劳役负担的盘剥手段，您说老百姓不铤而走险才怪呢！

看着花石纲激起了一场大动乱，蔡京、童贯只得见风使舵，拿小混混儿朱勔当了替罪羊。由于他们的这一手缓解了民怨，给义军来了个釜底抽薪，再加上十万大兵的及时进剿，方腊起义军后继无援，慌忙退到睦州青溪县的岩洞，这场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

宋江三十六人的起义，大约跟方腊起义同时，因为后面结合《水浒传》还要细说，所以这里就不多唠叨了，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它也是花石纲、生辰纲这类税外乱收费给逼出来的。

至于南宋的钟相、杨幺的起义，完全是因为南宋小朝廷为了给金人上贡加剧了对百姓的压榨引起的。公元1130年金兵攻入潭州，北宋战败的溃兵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抢老百姓更在行，立刻点燃了百姓心中的怒火。钟相等人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在洞庭湖举起了义旗。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他继承王小波的遗志，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以此诱导穷苦农民。百姓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四十万人。他们“焚官府、城市、寺院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流皆为所杀”。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湖南、湖北七州十九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楚”政权。看过小说《说岳全传》的人，大概都记得镇压钟相、杨幺起义的正是岳飞岳鹏举。宋高宗赵构把岳飞从抗金前线调回，再次来了个攘外必先安内。岳飞采取“且招且抚”“恩威并济”的策略，迅速瓦解了义军。据说捕杀杨幺的，正是岳飞的把兄弟——那个张飞式的人物牛皋。

回头咱们再说宋江起义。无论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看，还是从整个宋代历史看，梁山好汉的起义规模都不算很大，甚至还不如在小说中被宋江剿灭的方腊起义规模大。那么宋江等三十六人，是如何被忽悠成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了呢？这完全是小说家文学创作的功劳。

关于宋江起义，在正史中其实只有些零星的记载。《宋史·徽宗本纪》中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淮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说：“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东都事略·侯蒙传》说：他“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宋江起事于河南的黄河以北，后来上了山东梁山泊，多次反击北宋官军的镇压。

如果我们现在去山东梁山看看，那里山不高、水不深，根本藏不了多少军队。不过在北宋时代，黄河曾多次决口，使得地跨河南、山东的曹、单、濮、郓、济诸州原有的小湖泊都与梁山泊连成了一片，周围达八百里，附近百姓靠水吃水，以打鱼捉蟹为生。北宋统治者一点儿也不落空，看见老百姓有了生存之道，立刻创新思维，抓住机遇，把黄河决口变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他们把梁山泊收为公有，成立了“西城括田所”，凡进梁山泊去打鱼捉蟹、采藕割苇的都得缴税，偷税漏税的以盗窃论处，而且是不论丰年灾年都得照缴不误。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就是被这种残酷的经济压榨给逼出来的。

宋江起义虽未形成燎原之势，但北宋统治者却仍然很恐惧。他们派两路提刑进剿，而起义军又总是利用水乡的有利地形，以少胜多，以至于官兵都不敢正面跟它交锋。可以想见，这支起义军当时的锐不可当。关于宋江起义的结局，历史上记载不一，有的说是被张叔夜招降；有的说被折可存平定；有的说在招降之后，又被利用去征讨方腊了。

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当然是《水浒传》创作的最早依据。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如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可见宋江起义的故事早在宋江身后，就在民间流传开了。

在水浒故事广泛流传的同时，说话、杂剧等通俗文艺，也日趋成熟。水浒故事已成为当时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戏剧剧本也相继问世。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一条，所记的说话目录，已有了“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杠杆类，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情节。

宋末元初出现的《大宋宣和遗事》可能就是说话人讲说故事的提纲。其中写了晁盖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和怒杀阎婆惜等生动情节，末尾还提及了受张叔夜“招诱”的事儿：“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虽然《大宋宣和遗事》所写的水浒故事内容很简单，起义英雄也还只有三十六人，但梁山起义故事已具雏形，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风貌，是现传水浒故事较为直接的源头。

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使水浒英雄发展为七十二人，后来又扩军为一百单八将，对梁山泊起义根据地的描写，也更接近小说《水浒传》了。其中有些英雄人物如李逵、宋江、燕青等人的事迹，已有了细致生动的细节描写了。

施耐庵正是在前人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关于施耐庵其人，没有什么确凿的历史记载，有人说他曾参加过元末的张士诚起义，也没有多少史料可以证明。但他生长在元末明初的动乱年代，出生地淮北不仅距离当年宋江起事的地方不远，又是当时的各派军事势力拉锯的主要战场，所以说施耐庵参加某路起义军又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他具体是哪个山头的，只能用江湖黑话才能套出来，派人搞外调肯定是查不清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写作《水浒传》的施耐庵，不但对有关宋江三十六人的起义传说很了解，对他同时代的农民起义也是很了解的。记得，前面说过，一部《水浒传》明明讲的是宋徽宗时代的故事，但施耐庵先生却要从宋仁宗讲起，说他是上界赤脚大仙下凡，“文有文曲包拯，武有武曲狄青”，“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句话，国家被老赵家祖先经营得很有条理，只是被他的后代儿孙宋徽宗赵佶给糟蹋了。这一糟蹋就糟蹋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一起祸乱天下。

每次看《水浒传》，很多人都闹不清武大郎卖的炊饼到底是啥东西。原来“炊饼”一词是为了避宋仁宗的名讳而来的，宋仁宗名赵祯，“祯”跟“蒸”音近，为了避皇帝名讳，避免皇帝真的被人家“蒸”了，所以就将民间卖的蒸饼都改称了“炊饼”，不信有武大郎主打食品为证。谁说宋仁宗没有权威、不搞专制？我想这件事上，仁宗的后代改名时，就没跟街上的个体户武大们商量！没跟个体户们商量“蒸饼”为嘛改叫“炊饼”，大家倒是不在意，那是饮食文化，武大不想研究。问题是，地方上的恶势力，给卖“炊饼”的武大哥戴了顶绿帽子，最后还把人家给毒死了。为了给哥哥伸冤，武二哥武松将证人何九叔和郓哥带到了县衙，对知县说：“小人的亲兄武大被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杀了性命。这两个人便是证见。”由于知县和县吏都接受了西门庆的巨额贿赂，所以对这个杀人案来了个推三阻四，先是说光有人证不行，还要有物证，等到武松拿出了物证——“两块酥黑骨头、十两银子、一张纸”后“禀告相公：这个须不是小人捏合出来的”。可“知县看了道：你且起来，待我从长计议”。从长计议的结果就是不立案，更不去抓捕犯罪嫌疑人。既然如此有法不依，武松只好说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那么武松是如何“理会”的呢？先是斗杀西门庆、残杀潘金莲和王婆，然后再血溅鸳鸯楼、反上二龙山，啸聚梁山泊——这就是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的结果。

市民出身的武松是如此，穷苦猎户解珍和解宝是如此，连高级军官林冲、杨志、关胜、秦明，司法人员宋江、朱仝、雷横，中产阶级卢俊义、扈三娘，庙里的和尚鲁智深都因吃冤枉官司被逼上了梁山，“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的和谐局面焉有不被破坏的道理！

一部《水浒传》前半部分就是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逼上梁山的过程，后半部分便是他们啸聚梁山、对抗官军的几次反围剿过程。梁山的反围剿斗争采取的是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战略，以至于几次朝廷派大军来征讨梁山都大败而归。这其中就有太监将军童贯童公公率领的扫荡部队。

《水浒传》中提到，童贯曾多次主动请求带兵征讨梁山，并夸下海口说：“鼠窃狗盗之徒，何足虑哉！区区不才，亲引一支军马，克时定日，扫清水泊而回。”此后，童贯率领十万兵马杀奔梁山。梁山好汉用十面埋伏之计两赢童贯，杀得童贯落荒而逃，不敢回朝复命。

说起来包括梁山义军在内的多次农民起义，都是蔡京、童贯一伙逼出来的。起初童贯总揽军国大事，作为宰相的蔡京可以说是羡慕嫉妒恨，当徽宗授予童贯相当于宰相一职的开府议同三司时，蔡京醋意大发，拒不奉诏，并且还酸溜溜地说：“堂堂宰相，难道可以授给宦官吗？”童贯当然也不甘示弱，处心积虑地寻机报复。当太阳出现黑子，他就以此兆不吉、需要罢相去除不祥为由，成功地逼迫蔡京辞职，自己如愿以偿地掌管了枢密院，并加封太傅、经国公。

后来因为朝野上下反对他们的人挺多，为了一致对外，加上两人又臭味相投，童贯又与蔡京和好如初，来了个拧成一股绳坑害国家和百姓。老百姓因此讽刺他们为“相”和“公相”。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说：“打了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这两回太监将军亲自带兵征讨梁山，还真的差点儿让人家“打了筒（童），泼了菜（蔡）”，为提升地沟油的生产指标作出了杰出贡献。

不过历史上的童贯似乎并不是个昏庸无能之辈，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鼓劲如铁，不类阉人”，阳刚之气可见一斑。论事业，独掌兵权，位列三公，地位显赫；论经历，封王出使，也算是大宋的杰出人物了。

宋徽宗曾任命童贯为西北监军，负责主持对西夏的战事。据说，童公公率队出征，还真不是逗你玩儿，据记载，他还真率兵打了几次胜仗，再加上西夏经济跟不上了，最后只得表示愿意赔款谢罪。徽宗于是召回童贯率领的征讨大军，对其“加贯太傅，封经国公”。

随后在童贯主持下，宋代又对吐蕃开战，经过一年的征伐，宋军彻底打败了攻入河湟地区的吐蕃军队，控制了青海东南部、黄河以北地区。童贯先生因此升为西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在武力极弱的宋代，童公公俨然成为了大宋王朝上空冉冉升起的耀眼将星了。

宋徽宗初登大宝，用人最讲相貌，他常常以童贯为奇货可居。于是就把童公公加为检校太尉，授予了武官的最高职位，派他率领军事代表团，前往辽国进行访问。满朝文武以为这事太离谱儿，我堂堂大宋王朝怎能派太监出使敌国，难道就派不出个猛男型的冠军了吗？这不是逗人玩儿吗？可徽宗却说：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是个常胜将军，很想见识一下。现在派他去考察一下辽国，也算是专业对口，顺便还可以威震敌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话说，辽国朝野本来就认为弱宋的君臣没几个像真正的男人，能出境的人物大都娘娘腔，这回还真派来一个不男不女的非完人来，于是就对大宋的军事特使童贯将军着实耍弄了一番。受到侮辱的童公公甭提多窝火了，就在回国途中接受了辽人马植的计策，开始了大宋夺回幽燕十六州的行动。后来在金兵的帮助下，宋军果真克复了幽燕十六州，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英武的太祖、太宗的临终遗愿，却在一个太监将军的努力下实现了。由于这事儿是童公公最早提议并积极参与实施的，所以事成之后他遂以太监身份晋封为广阳郡王，可谓位极人臣。果真这样，童贯将军倒真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了。

话说回来，施耐庵虽然把梁山英雄写得个个侠肝义胆，把梁山起义写得勇猛无比，但我们却可以从小说中看出老先生的好恶来，因为他毕竟是个读过圣贤书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笔下的梁山义军头领宋江，始终把被招安当做自己的终极目标。为了追求这个终极目标，他竟然派梁山的超级帅哥燕青潜入青楼，走了皇家级妓女李师师的后门，沿捷径直达最上层，在妓院里向大宋皇帝表达了自己日夜梦想被招安的利益诉求。看过小说《水浒传》的人，大概都还记得这档子事，而且也都会大骂宋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人物进行的最离谱的政治交易。

离谱是离谱，不过宋江宋大哥毕竟是个办大事的人，就连朝廷接受招安的指标，都是他花大钱买来的。宋江明白要到京城办大事，就必须跑步“钱”进——对京城的各个关键岗位都需要进行感情投资。在《水浒传》里，智多星吴用为他出谋划策说：“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宋江依计而行，马上叫人“收拾金银细软之物两大笼子”。说明白点儿，超级帅哥燕青潜入青楼的绝密行动，正是在巨大财力支持下进行的。话说燕青潜入青楼“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连娱乐界的大姐大李师师看了都不免一惊，因为这比她平时接客的经济收益高了不知多少倍，所以立马就答应了超级帅哥燕青的特殊要求。这位娱乐界的大姐大不但人财两得，还跟这位小青哥一起做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买卖。那叫一个爽！

对此，《水浒传》里有较为细致的描写。说是，燕青在李师师的协助下，马上就求得了皇上的一纸诏书，这可比跑步“钱”进效率高多了。随即，燕青又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将敕书送到了宿太尉府上，老宿在接到敕书的同时，自然先接到一堆“金珠宝贝”。他留足自己的，也不忘上交集体的——花去其中的一部分，去参加“招安大使”的招标活动，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这位官场老将深知这项送温暖活动后期还会有更大的收益，因为他早听说过宋江先生的办事风格。正如所料，当宿太尉率领招安团队来到梁山后，首先宣读完有关招安的指示精神。宋江以下广大官兵大多欢欣鼓舞，当然也有李逵、武松、鲁智深和阮氏三雄等负有重大命案者表示坚决反对。为了避免迟则生变，宋江立即捧出一盘金珠献给宿太尉。经过再三推却，宿太尉还是“勉强”收了下来。宋江怕宿太尉的随行人员产生羡慕、嫉妒、恨，决定凡是参与招安工作的政府官员，比如闻参谋、济州太守张叔夜等都有丰厚馈赠。大家也都在“一番真诚”的推辞后，接受了梁山义军的劳务费，就连跟班随从、司机伙夫“并皆厚赐金银财帛，众人皆喜”。于是事情就马到成功了。

看过小说《水浒传》后，大多被梁山兄弟的义气所迷恋，这其中宋江大哥“秀”得最为充分。有细心的人统计过，被宋江资助过的各界群众共有十七个人，如果按每人十两银子计算的话，也不过二百两。但受到过宋江资助的人，除了阎婆惜，用了他银子的都到处说他的好话，宋江也因此落了个“及时雨”的好名声。一部《水浒传》在众英雄上梁山之前，简直就成了宋江收买人心、准备发动起义的过程；而上了梁山的宋大哥，又始终把被招安当做自己的终极目标。宋大哥花钱使银子，也始终没有忘了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若是在眼下，宋江肯定是个合格的慈善组织掌门人，他要搞慈善绝对不会闹出郭美美的绯闻和笑话来，不会拿大家的善款去买高级包包和外国化妆品，完事还到处吹。要说人家郭美美这孩子的能力也不低，仅凭只手就把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历史都抹黑了，也真不容易！

这是闲话。说到《水浒传》的版本其实很复杂，要考证它确实比较难。一般认为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是《水浒传》的原始本。在这个本子里，已有宋江征方腊和征辽的故事。明嘉靖年间的百回本，在艺术上有较多的加工。万历年间余象斗的一百二十回本，又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但文字较为简略。

明代天启至崇祯年间，出现了杨定见的一百二十回本，除增饰了余本中“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外，其余部分主要依据旧嘉靖本。明末清初的大文人金圣叹，腰斩了《水浒传》，他把一百二十回本改成了七十回本，删削了对统治者怨恨的诗词，加上了自己的评语，添上了卢俊义的噩梦，关于宋江的描写也有了不少篡改，并以一百零八将最终被一网打尽结束，替统治者进行了一场文化大绞杀。鲁迅先生曾痛斥他“昏庸得可以”。不管金圣叹删改的目的是什么，七十回本确实保存了水浒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比较凝练统一，因而成为清代以后最流行的“水浒”本子。

1949年以后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是以金圣叹七十回本为底本，对内容做了些必要的复原：把金本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并把卢俊义做“噩梦”的内容删去，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无论是从情节的完整性来说，还是从人们对梁山英雄的情感寄托方面来说，都可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无论是《水浒传》的原作者，还是各朝代的校改者，都没有想到，六七百年后，它会被江青、姚文元等现代阴谋家所利用，成为他们打击政敌、祸乱全国的工具。这可是一场比卢俊义更可怕的“噩梦”，这样的“噩梦”无论是玉麒麟，还是金麒麟都镇不住它。可毕竟那场以古讽今、以古乱今的“噩梦”已经过去，“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家还得往好日子奔，再也不能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