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马渡康王以后

金兵南下，黄河、淮河两河流域地区相继沦陷，从北宋王朝的顷刻瓦解，到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发生在靖康和建炎年间的历史事件，也就是四五年的事儿。可就是这短短的几年，对老百姓来说，可谓是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呀！

话说公元1127年4月，金军统帅粘罕和斡离不，从开封撤退以前，册立宋代版的汪精卫——张邦昌为楚帝，让他在金的卵翼下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可金兵撤离，宋廷的旧臣自然不会拥戴大汉奸张邦昌，于是，一个月后就把徽宗的第九子赵构抬了出来。于是赵构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位，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宋高宗，年号改称为建炎。后来他又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所以历史上称其为南宋。南宋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大体上在同一时期的王朝有西夏、吐蕃、大理、金、蒙古、西辽、高昌回鹘、喀啦汗等。当然在这一百五十多年当中，主要与南宋进行军事对峙的是金和蒙古。

咱再回头说南宋的建立，您可能要问了，你前面不是说，“靖康之难”，金兵把徽钦二帝连同后妃、皇子、公主、亲王、机要大臣甚至宫廷乐工、厨师都一勺烩了吗？怎么又出来了个宋高宗赵构呢？原来赵构是徽宗第九子，他在即位前，被封为康王。

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金军第一次兵围汴梁时，他曾以亲王的身份代表他哥宋钦宗到金营开展送温暖活动，给爬冰卧雪的虎狼之师送去了很多防寒物资。可金人对赵构却不够温暖，让他在金营中做了一段人质，后来经大宋朝廷多方斡旋，让金国人误以为赵构是冒牌货，于是就把他放了回来。金军第二次兵围开封之前，宋钦宗又派他去河北一带组织部队来解救京城，因此“靖康之难”发生时，他恰好不在汴梁，侥幸脱逃。

可就这么一个侥幸躲过这场劫难而成为皇室唯一幸存的人，小说《说岳全传》却为他编造了一个“泥马渡康王”的神奇传说。说是康王赵构脱逃后，被金兵一路狂追，一直跑到黄河边儿。赵构像丧家犬一样地来到一座破庙前，吓得浑身筛糠。没想到，庙里的泥马突然显灵了，一定要帮助康王渡过河，而且是劳务费、过河费、人寿险、意外险全部免单，为的就是让他尽快建立南宋王朝，将来好打过黄河去，打回老家去，来个“重振山河待后生”。其实封建文人们就是想抬高赵构，把他当皇帝说成是君权神授、上天的意思，所以泥马才能显灵帮忙。您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泥菩萨过河还自身难保呢，泥马过河除了堵塞河道，还会有嘛用啊！其实历史上倒有赵构被金兵追杀，一度在海上漂泊的事儿，民间传说的“泥马渡康王”，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什么泥马显灵、神仙保佑啊，当时赵构让人家追得连跳海的心都有，要多寒碜有多寒碜。只是由于当时金军不习惯水战，战船太小，风浪太大，才没追上赵构让他跟他父兄一样当俘虏。这是后话，下面会细说。

前面说过，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缓和了百姓对无能政府的愤怒，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和战之争，代替了自王安石变法后延续了四十多年的新旧党争。一句话，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抗战图存上来了。赵构即位当上皇帝后，为了站稳脚跟，顺应民意，起用著名抗金将领李纲为相。李纲因在金军第一次南下兵围汴梁时，组织军民守城御敌，在南宋官员和老百姓中人气很高；另外赵构抬出李纲，也是为了跟金人谈判时，增加讨价还价的砝码。

当时黄河两岸人民纷纷拿起刀枪，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于是，李纲就想把这些抗金力量组织起来收复黄河河东、河北的失地。他任命宗泽为开封留守，让他把开封作为基地，谋划收复河朔地区。宗泽到达开封以后，一面沿黄河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一面招募军队，加紧操练。他还和王彦领导的“八字军”以及其他义军积极联系，密谋过河去攻打金兵，岳飞当时就在王彦的“八字军”军中。小说《说岳全传》中，描写宗泽对岳飞的赏识与提拔，应该就在这个时候。

李纲和宗泽的反攻计划，可把赵构他们吓坏了。赵构心说，你这不是捋老虎须子，影响老虎午睡吗？咱现在的日子怎么过，可得跟老虎商量啊！于是，李纲当宰相还没过试用期就被赵构炒了鱿鱼。赵构炒李纲的鱿鱼，是为了防止友邦惊诧，当然李纲推荐的一些抗金派人物也跟着被罢免了，像什么河北宣抚使司、河东经制使司等抗战机构也被取消了。虽然宗泽还留在开封府任上，可他的渡河反击的计划，赵构一律不批准。他几次呼吁赵构去开封或是西迁关中，以鼓舞抗金军民的士气，赵构也坚决不同意。宗泽劝他，要是你皇上还没见着敌人就撒丫子，谁还为你朝廷卖命呀？事是这么个事儿，可赵构他可得敢呢？就这，他心里还骂宗泽呢：你可太损了，本来关外林子里就关着俩皇帝，你惦着把我也送进去，凑个伐木小分队啊！

经这么一吓唬，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一伙反倒下了决心，啥江山社稷、黎民苍生的，全顾不上了，立马往江南奔逃。宗泽虽一心想收复黄河以北的大好河山，可碰到这样的昏君，真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到南宋立国的第二年，悲愤中的宗泽染上了重病，弥留之际他连呼三声“过河”，然后就壮烈地死去了。

抗金派人物死的死，免的免；汪伯彦、黄潜善等人组织的投降派政府，马上从河南归德逃到了扬州。到了这儿，赵构不但不再打算收复河东、河北的失地，连整个黄河流域也打算来个土地置换了。赵构的软骨头精神，虽然不能鼓励宋朝抗战军民，可对金兵却产生了高效的激励作用。1127年赵构刚到扬州，转年金兵就南下逼到了城下，于是赵构、汪伯彦等君臣马不停蹄，再接再厉继续猛跑。这次虽然没有泥马来帮忙，他们却迅速越过天堑长江，逃到了镇江，紧跟着又溃逃到了杭州、南京。看来后边要有虎狼之师追着，赵构君臣的奔跑速度，创造马拉松世界纪录绝对有保证。

话说，赵构一边逃，一边还给金军统帅金兀术写信乞降，自愿削去封号，奉献大宋江山，可人家四太子金兀术就是不领情，继续“宜将剩勇追穷寇”。建炎三年，南下的金兵在江淮之间遭到了当地水寨民兵的层层阻击，可官军却没能利用有利的地形，堵截住金军的主力。赵构只得又从南京到镇江、到杭州、到越州、到宁波，一路狂逃，直至把南宋小朝廷都装进了几只大楼船，在温州、台州附近进入大海的怀抱，才算放心。您见过皮包公司，可您见过皮包政府吗？它就是赵构发明的。

由于北人不善水战，再加上在大海里遇上了大风，真是人不帮忙天帮忙啊，金兀术纵然有万人铁骑，在大海里遇到台风也只能喂鲨鱼了。没办法，四太子只好罢战收兵——也该让人家宋朝君臣喘口气了，否则人家的运动量立刻就到了极限了。

1130年初，金兀术率领金兵，在大肆掳掠了杭州城后北撤，与当时守卫镇江的韩世忠不期而遇。金兵被韩世忠的军队诱进南京东北边的黄天荡里，韩夫人梁红玉擂鼓指挥伏兵轮番向金军攻击，金兵大败。为了突破重围逃回北方，金兀术表示愿意退还抢掠的财物，被韩世忠严词拒绝。金军在被围困了四十八天之后，利用老鹳河故道，凿开一条连接长江的大渠，狼狈脱逃。韩世忠以八千人大败号称十万的塞外铁骑，打破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同时也给岌岌可危的南宋政权带来口活气。此刻的南宋小朝廷太需要一场胜利来安定人心、稳定政权了。这一段故事，叫做“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爱听戏听书的人，对这段故事都会有所了解。

至于说到金山，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金山寺。眼下的金山寺早已不是一个江中小岛了，白娘子要救许仙，也用不着发功下雨，水漫金山了，开着车就可以把许仙接走了；金兀术要是再打败仗，也用不着挖通旧河道，直接从陆地就可以逃跑了。不过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却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话说回来，金人在一次次南侵过程中，屡屡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国的统治者开始明白，虽然宋朝君主懦弱无能，可金国要在短期内占领江南也不是件容易事。于是，金国就采取了“以和议佐征战，以逆僭诱叛党”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金国皇帝册立原大宋济南知府刘豫为伪齐的皇帝，并把中原和陕西地区都划给了伪齐国，让大汉奸刘豫做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伪齐国也就成了金宋两国的军事缓冲地带。

有了这个缓冲地带，越过黄河、越过长江，疲于奔命的南宋小朝廷，从此也安定了下来。绍兴元年，也就是1131年，宋高宗正式定都于临安，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南宋君臣为杭州取名临安，似乎表明他们只是把这里当做临时首都，真正的都城在北方，在汴京，自己还有北伐、打回老家的雄心壮志。

的确，从绍兴三年，也就是1133年，南宋政府把从江州到江陵的防务划归岳飞负责，江州以下和淮南诸路则由刘光世、韩世宗以及张俊负责，他们凭临长江天堑艰苦抗战。南宋的军事、政治局势渐有起色，这也让南宋军民看到了“中兴的希望”。说起来，老赵家的儿孙虽然文化学历很高，但却偏偏颈椎突出、政绩不突出，遇到事没一个能直起腰来的。人家自己的亲爹亲娘亲哥，在关外受罪都不着急，别人管得着吗？于是赵构就像他那没心没肺的爹和哥一样，等超级马拉松大赛刚一结束，自己的喘气声和战乱声刚一停歇，就开始了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什么“北伐”啊，什么“中兴”啊，“迎二圣还朝”啊，都让赵构、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君臣，当酒菜就着酒一块儿喝了。还是南宋诗人林升描绘得准确，分析得透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我们以前说过“弱宋”不是一个尚武的国家，赵构更不是中兴之主，虽然在位初期，因为战事紧张，他起用过主战派李纲、宗泽、岳飞等人，可大部分时间都在重用主和派的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流，他始终实行的都是绥靖苟安的不抵抗政策。他最怕是抗金将领力量强大后，把他顺手给拾掇了，于是就来个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

绍兴十年，南宋军队在刘锜率领下，以少胜多取得了顺昌大捷。顺昌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顺昌大捷后，形势对金人十分不利，他们本打算把伪齐的旧地还给南宋，但还是瘦人拉硬屎，提出条件让南宋称臣纳贡。虽然南宋在战场上取得了战略主动，可赵构却怎么也硬不起来，授意丞相秦桧主动与金人议和，引来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可赵构、秦桧却一意孤行。绍兴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南宋朝廷配合金人，主动解除了抗金将领韩世忠、张俊、岳飞的兵权；同年11月，宋、金双方达成共识，12月末，岳飞与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转年三月，宋金两国，完成了《绍兴和议》的全部换约手续。

南宋军民对在抗金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这样的屈辱和约十分愤慨，可赵构、秦桧一伙却大肆庆祝“胜利”。《绍兴和议》在南宋军民的一片痛哭和痛骂声中实施了。《和议》规定：南宋向金国称臣，南宋皇帝由金国册封，而且还要承诺“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向金国交纳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按说南宋在经济上比金国强大得多，但一个朝代真正的强大，不能只看经济，经济再强大，没有强大的军队保护，也只是别人眼里的肥羊。问题是，当时的南宋政府是主动将自己送到金人手里，成为一只鲜美的小肥羊，让人家任意宰割，完事儿还替人家埋单的。《绍兴和议》的签订，以宋廷称臣纳贡为代价，收回了一部分实际上由金国控制的故国领土，宋、金之间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大散关就在眼下的陕西宝鸡境内，中间的唐、邓二州，则依然归属金国。

和议公布后，虽然舆论哗然，可人家宋高宗不在乎这个，就算你讽刺我偏安一隅，关起门来做儿皇帝，可我照样可以作威作福，骄奢淫逸。至于向外国人上贡的东西由谁出？自然得是老百姓了。您说《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北宋向辽国交纳“岁币”；《绍兴和议》订立了，南宋又向金国交纳“岁币”，真是有嘛爹就有嘛儿子。本来应付南宋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支出，老百姓的负担就够重了，您说这样一来老百姓还不被敲骨吸髓了吗？可宋高宗相信，只要强迫百姓，充分发挥其侍候两国君主的双向职能，就有潜力可挖，各项赔款指标就一定能够完成。但客观地说，《绍兴和议》使宋、金之间也确实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为南宋赢得了一定的休养生息时间。这期间双方虽然偶有冲突，但冲突的规模都不算很大。

宋高宗赵构原本有一个亲生儿子，可幼年就夭折了。此后赵构因为战乱失去了生育能力，接班人问题实在没法解决了，只好立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为太子。说起宋高宗赵构在盛年主动禅位，确实是个谜。对于一位活了80多岁的封建帝王来说，五十来岁恰好正值盛年，也是执政的黄金期，那么他为啥选择退位呢？

我们前边说过，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将皇位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因此他的嫡系子孙一直没有人做过皇帝，对此，朝野之间可以说是议论不断。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社会舆论更是认为宋室如今的结果，完全是由于天命所至，老赵家遭了报应，可人家赵匡胤赵大哥并没有失德，失德的是赵老二及其后代。甚至还有民间传闻说，金军的统帅金兀术长得很像赵匡胤，是赵匡胤托他来索取天下的。

这样的传言虽然过于离奇，可偏偏越是大兵压境、局势危急之时传言越盛行。满朝文武大臣则因为赵匡义的子孙不少是包软蛋，也就越来越倾向尽快让赵匡胤的后裔来担负护国重任的主张。这样，坐了三十五年皇位的赵构，在各方压力下，不得已宣布禅位于太子赵慎了。赵慎就是宋孝宗。孝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后，在内忧外患中又将皇位传于宋光宗赵惇，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这样，孝宗就成为了宋代历史上第三位太上皇。

算起来宋孝宗做了六年太上皇，而高宗却做了二十六年太上皇，是历史上在此位上坐得最长的太上皇。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纪录，起码在中国四千年文明史中得算最高纪录了。这些都是后话。

话说《绍兴和议》签订20年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协议，再度南侵，但是在行军途中完颜亮被乱兵所杀，金军的南下征战被迫停止。1163年南宋孝宗即位后，曾一度重用抗战派人物并出兵北伐，但南宋在符离集（今天的安徽宿县）战败，战后双方又签订了《隆兴和议》。这个和议规定：“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

到了宋宁宗时代，宰相韩侂胄又拼命主战，并于1206年实施了“开僖北伐”，结果不久，北伐又失败了。韩侂胄因此成为妄启战端的罪魁祸首。说起来大家把这小子定为“祸首”倒是一点儿都不冤。韩侂胄虽为名臣韩琦之后，却是靠裙带风当上宰相的。不知你是否摸出了这样一条规律，但凡靠裙带风当上官的人，行为都非常乖戾。《庆元党禁》一书中，曾记录了韩侂胄的一个小幽默。说是有一次，他请人到南园喝酒，路过一个山庄时，韩侂胄指着竹篱茅舍说：“乡村田野，炊烟村姑，可惜缺少鸡鸣狗吠之声，这自然环境不够和谐呀。”不一会儿，韩侂胄听到小树丛中有狗叫声。连忙派人去查看，原来是一个叫赵师怿的小官儿，自愿钻到树丛里学狗叫，赢得了韩宰相的欢欣。韩侂胄看到赵师怿满脸都是血道子，不禁哈哈大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等这个饭局结束之后，韩宰相立刻将这个“学犬吠山庄”的赵师怿提拔重用，进入了当朝的决策层。您想，靠这类鸡鸣狗盗之徒，为自己出谋献策，韩侂胄北伐要是能打胜仗，不就见鬼了吗！

“开僖北伐”失败以后的1208年，南宋政府与金人订立了《嘉定和议》。此后，宋、金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一直和谐相处，直至被他们的共同敌人蒙古人所消灭。

当然对于北宋和南宋的和、战问题，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有自己的观点，比如清代的著名文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过：“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琦、范仲淹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是，况南渡乎？”那意思就是说，宋代立国，始终是以和议而获得生存，因废除和议引来战乱。北宋《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两国百年没有大的战事。西夏国王李元昊捣乱，像韩琦、范仲淹这样的名臣都对付不了他，最后还是每年给人家送礼上贡了事。北宋强盛时期都如此，何况南渡后的宋代小朝廷呢！

近年来的史学家，更把赵翼的这个观点具体化，认为《澶渊之盟》乃至《绍兴和议》得以签订，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他们认为主要理由是：（一）国家财力困难，支持不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二）军事力量不强，用流民群盗补充国军，将骄兵懒，军纪废弛，不足以战；（三）文武不和，不可与图大业。史学家们列举的这些现象，在南宋初年确实是存在的，因而在南宋立国后，宋军屡屡败给金人，这恐怕不是某个人的军事才能问题。

笔者认为，假如清代文人赵翼和当代某些史学家观点成立的话，那也是北宋以来基本国策留下的后患，正是“以文抑武”的政策造成了“军事力量不强”和“文武不和”的局面。南宋小朝廷的官员既多且滥，工资待遇还特别高；实行募兵制的南宋军队，就像职业化的中国男足，虽然屡屡打败仗却能拿上百万元的年薪。故此，南宋虽比北宋的疆域小得多，但军费和行政费用却反而更高，这对国力不能不造成极大的消耗。套现在的一句广告词“好日子咱得算着过”，可南宋小朝廷“好日子”算的是什么？算每次战事之后赔多少钱；算战败了给自己降几辈儿，才能让敌人满意了不再打他，让自己过几天舒心的“好日子”。老赵家生生地把当时世界的一流经济强国，拖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这样的腐败政权，这样没心没肺、啥时候都不知道愁的君臣，最后也只有靠订立屈辱的条约来苟延残喘，靠割肉补疮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