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往事——反面典型陈世美被抓了

说起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就不能不从科举制度说起。

说起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大体经历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三种选官制度。察举制也叫荐举制，顾名思义，就是按照朝廷的旨意由地方官发现和推荐人才，如汉代的推举孝廉为官等等。九品中正制就是由皇上委派的中正官按照九个品级来取士选官，中正官当然只会在达官显贵的小圈子里考察干部，在至爱亲朋里发现人才，当时社会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但凡明白点儿的皇帝都知道，这样做虽然肥水没流外人田，中正官的出差费用也省了，可由于近亲繁殖，朝廷官员的水平却越来越低了。朝廷里，官府中汇集了一大批纨绔子弟，不给您砸锅就够幸运的了，还想依靠他们为民办事呀。可朝廷里、衙门中，总得找点儿干实事的人来维持正常的工作运转呀，这样，一种新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就应运而生了。

科举制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原来，隋朝初建时，实行的也是“九品中正制”，可是精明而务实的隋文帝发现，这种选官制度，只能让达官显贵们的子女得到实惠，平民子弟根本得不到升迁的机会，朝廷和各级政府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人才，于是他便果断地决定停止“九品中正制”的官制，并创造了一种科举考试选才制度。

隋亡唐兴，原来的士族高官阶层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于是“九品中正制”又得以死灰复燃。李世民即位以后，同样发现这种选官制度不利于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政令的实行，于是就决定逐步废除九品中正制，进一步完善始于前朝的科举制。

这样科举制作为一种较为公正公开公平的选官制度就以更加成熟的状态出现了。科举制从隋唐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终结，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其中的优劣自有后人评说。顺便说一句，科举制属于考试制度，而这种考试制度就是中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到了19世纪前后才开始学会考试，不知道有没有人为科举制申请吉尼斯纪录，要是没有，诸君可得快点儿抢注，晚了，商机可就丢了。

说起来，宋代的“佑文”制度，更进一步推动了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完善，而且不但制度完善，一些具体办法也更加完备了。因为，在此之前的唐代就开始建立了“糊名考校”、“别加誊录”等制度。啥叫“糊名考校”？就是密封，说起来它的发明权，还应该归人家女皇武则天。不过到了宋仁宗时期，逐渐完成了这方面的制度建设。

“糊名考校”，具体地说就是把考卷上的名字封起来不让考官看见，省得考官看见了熟人名字特意照顾加分或是专门盯人减分。那么啥又叫“别加誊录”呢？就是把考生写过的卷子找文书再誊写一份，让你连字体都认不出来，彻底断了考官优亲厚友多加分的念头。您注意没有，这和今天高考、中考的阅卷密封制度已经很相似了。不光这，考试时，主考官和阅卷官还都得集中到贡院，一块儿吃盒饭、泡方便面，省得让人怀疑你回家跟别人串通作弊。套一句体制语言，这叫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自从中国产生科举制度以来，学历造假的现象可谓花样翻新，到了宋代杜绝假学历的书铺应运而生。说起来，宋代的书铺类似于现在的公证处，只不过是专管书生学历认证的公证处。当时全国各县、州一直到京师的教育机关都设置了这种学历公证的部门。当时的读书人，如果想去京城参加公务员考试，必须带上能够证明自己学历的各种档案材料。这些档案材料，不能凭自己瞎编乱造，也不能由地方领导随便批条子乱证明，必须将自己的真实档案交给当地的书铺来验证。经书铺确认属实的档案，书铺会给你盖上印记，书铺的印记就好比进京考试的入场券。

当然地方书铺的公证行为，有时也难免存在疏漏或加盖人情印记，所以，读书人到了京城后，还得由接收档案的中央公证机关——京师书铺进行复查。京师书铺在收到读书人的相关材料后，再次对相关考生的学历真实性进行复查，如果仍没发现什么漏洞的话，就照抄一件副本保存，原件上面加盖一个京师书铺的大印。如果地方、中央两级书铺相继证明了你的学历的真实性，你也就具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你想考哪个部门，把学历档案投向哪个部门就行了。当然这份经过两级书铺证明的履历档案，也同时成为用人单位量才录用的科学根据。

宋代的考试制度相对完善了，买官卖官现象当然也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难怪宋太祖会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这虽然有一定的吹牛成分，但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种制度所制定的种种措施，的确以其公正性吸引了当时不少的读书人，鼓励他们走读书应举、自学成才之路。因为，宋代科举考试向读书人完全开放，不问家世出身都可报考；一旦录取，很快就步入了仕途的快车道。正如当朝人蔡襄描述的那样：“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端明集·任才》）如此结果，确实为大宋王朝吸纳了很多文化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太祖朝取士455人，太宗朝取士6097人，真宗朝取士8689人，仁宗朝从1023—1042年的十年间，共取士8235人。这也就是说，在北宋开国的前八十二年，科举取士23476人，平均每年取士近300人。

这也就是说人家赵匡胤赵大哥，吹牛有自己的资本，后代也给力，所以大宋王朝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士人阶层，并进而形成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其实质就是君主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集团，一起来治理天下。因为军国大事之重，不是君主一个人所能承受的，从大政决策到具体执行，君主都需要人来参谋和组织实施，因此君主必然要依赖一批人。既然实行的是以儒治国的方略，皇上只能依赖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赵匡胤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卿等素怀勋业，共鉴兴亡，属予受命之期，勉乃事君之节。”“共治天下”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更为把“入仕”作为最高人生目标的读书人提供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平台。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宋太祖，说这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读书人勤勉敬业，以实际行动防止武人复辟重演，但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一种民主雏形的建立，尽管它是以精英政治为基础的。

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和他的后代们，对文人特别的厚道。他们完善了科举制，给那些穷苦出身的念书人铺设了一条改变命运的希望之路。可取士再多也总得有落榜的，于是那些没被取上的文化人，想想一生的委屈，就在首都开封的大街小巷里耍酒疯乱骂，那光景就像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伤兵，经常喝完酒后砸戏园子、踹妓院，外加到买卖家讹人。不过，文人闹砸儿，皇上知道了也不怪罪，反而会再增加一些名额，挽救一下这些失足青年。

原来，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最怕的是武将造反，他认为文人耍酒疯骂闲街，对皇权不会产生多大的危害，有时还可借此找找乐儿，显示显示自己的胸怀。宋太祖当朝时，翰林学士王著多次在皇宫门前耍酒疯，那阵势比眼下外国议员打群架、扔鞋子还热闹，可人家宋太祖并不在意。后来，看王著闹得太不像话了，又查出他不但借酒大闹宫门，还大闹娼门，这才撤销了他的翰林学士职位，但还是没杀他的头。

宋初科举制度继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宋仁宗以后，则更加注重策论。宋郊在庆历四年上奏说：“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策论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有分析能力的人才。同时，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出了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这都同科举考试内容的导向密切相关。

不过任何制度的公正都是相对的，更何况任何制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人找到漏洞。比如南宋宰相秦桧，有一次正在阅国家公务员任命书时，感觉有一个叫曹永的人的名字很熟悉，赶紧让京师书铺的工作人员拿来保存的档案副本。一查履历果然是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曹永，秦桧马上给他批了个“户部侍郎”头衔。如此情形下的考试制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可以说，即使是在宋代，贫寒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还是少数。可越少，那些中了状元、探花、榜眼的文人士子们，就越会晕菜！就这“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地位变化，并不比黄果树瀑布的落差小啊。您想啊，早上还在地里修理地球呢，中午来了喜报，晚上就到金銮殿跟皇上直接对话了，简直一个信息时代的速度，不晕菜才怪呢！于是那些科场暴发户就难免干出“一举成名，六亲不认”，甚至杀妻灭子的勾当来，当然他们也就成为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和杂剧中讽刺的对象。

其实这些科场暴发户的出现，至少满足了两种市场需求。第一种需求，当然来自科场新贵自己。这些新贵们一旦初涉官场，红袍加身，最急着办的事就是寻找靠山，以便使自己在官场中站稳脚跟，并扩大自己的升迁空间。这样他们就不得不遗弃自己的糟糠之妻，另结新欢，也就是所谓的“富易交，贵易妻”。那么第二个需求呢，当然就是那些豪门贵族了。他们以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看出了这些科场新贵，确实是一支不错的潜力股和蓝筹股。如果他们要延续自己的家族势力，光耀门楣，就必须买进这个新股份。这样一来，这些豪门贵族的迫切心情，就不次于那些科场新贵了：他们也不管人家家中是否有糟糠之妻，看准了就招进来，有的甚至干出了“榜下捉婿”的闹剧来。啥意思？套一句戏词说，就是：“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不过这回不是半夜拦截妇女，而是按榜抢夺新郎。

话虽这样说，可一查正史，发现宋代虽有不少豪门贵族选佳婿的事，但至于皇姑下嫁新科状元的重婚案却没有。北宋公主下嫁文人的只有太宗的女儿。原来赵匡义生有七个女儿，大女儿滕国长公主早夭，邠国、卫国俩公主相继出家为尼，其余几位公主都正常出嫁了。但其中三位驸马是武将，只有最小的荆国公主嫁的驸马李遵勋是个文人——似乎就是陈世美了。可人家父母根本就没被冻死、饿死，李遵勋跟公主也是头婚，根本没有停妻再娶这档子事，当然也就没干杀妻灭子的勾当。

原来宋代有一个比较混账的规定：公主下嫁后，为了不让她对公婆行大礼，就得把驸马的父亲降为兄弟辈，跟儿子论哥们儿。可人家荆国公主却不管这个规定，在公婆过生日时，照样按媳妇的礼节给老人拜寿。以后，李遵勋死在徐州太守的任上，荆国公主不光终生不再嫁，还不再穿华丽衣服，这既说明人家不但夫妻感情不错，还说明荆国公主非常通情达理。也就是说，人家荆国公主跟《秦香莲》戏中的那位本来当了第三者还耍穷横的皇姑，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也对不上号儿。当年的开封府也从未受理过这类案件，您想，就是借俩胆儿，谁也不敢随便把驸马铡了，剥夺皇姑的“性福权”呀。大家把这个故事安在宋代，认为只有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才敢干这样的事，这不是逼人家包拯包大人犯路线错误吗？

其实，我们就是把宋史翻烂了也找不到陈世美其人其事，甚至连原型都找不到。但是没承想，在宋代找不到的陈世美其人，却在几百年后的清代顺治年间出现了。据说历史上确有陈世美其人，不过他的真实姓名叫陈熟美。陈熟美是清初进士，原籍河北南宫县，后来随父亲迁居到了湖北均州。他为人正直善良，做官清正廉洁，跟《铡驸马》、《秦香莲》剧中描写的那个杀妻灭子的负心贼，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据说，陈熟美中了进士后，开始被授予河北的一个知县，后来因为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提拔为贵州按察使兼布政司参政。陈熟美在贵州任职期间，许多同学、老乡纷纷来找他拉关系走后门，无非是想谋取个一官半职的。开始时，陈熟美一个个跟他们谈话，劝他们别搞“三个老乡顶上一个公章”这类事，要求取功名，只能靠自己刻苦攻读。后来上门求官的人越来越多，每次他家开饭时比眼下会议安排的公款吃喝还热闹。陈熟美一看实在应付不了了，就吩咐管家，以后凡有同学老乡来求官的，一律婉言谢绝，劝他们都回老家去，否则对不起纳税人。

话说，有两个湖北均州人，在同陈熟美赴京赶考时曾多次资助过他。有一次，他们远道来贵州拜访陈熟美，也想谋个一官半职的，没料到竟吃了闭门羹。他们又气又恨，于是就想到了报复。文化人报复，杀人越货不敢，放火又怕燎着自己，于是就想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编出戏败坏陈熟美。您想，他俩科举考试虽然没有过关，可编一出戏来，还是绰绰有余的。再加上这朝那代，科场新贵忘恩负义的事又挺多，于是他们就把这类现象，全都栽到了陈熟美身上。在回家的途中，他们晓行夜宿，这样，一出科场新贵忘恩负义的戏曲就编写成功了。没有知识版权也算了，没人发稿费也认了，就为了泄愤兼找乐儿。可陈熟美的后人却说，他们的老祖宗从没干过杀妻灭子的勾当；而且查查家谱，发现陈熟美的妻子也根本不姓秦。所以说，那个案子跟人家陈熟美根本扯不上边儿。

准确地说，《铡驸马》、《秦香莲》的故事，另一个源头来自元代的温州南戏和杂剧中的男人负心故事。正像明代的大文人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的那样：“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王魁负心的故事早就在民间广为传播，宋代夏噩就写过一出《王魁传》。故事的梗概是：王魁第一次应试落第，在山东莱州结识了妓女敫桂英。桂英一见文化人王魁才貌双全，就对他十分倾慕，立刻成了他的粉丝，不但很快给他办了大学重读手续，还承担了王魁所需的所有生活和学习费用。

一年后，桂英又为王魁凑足了盘缠和学杂费，送他上京去应试。分手前，二人来到海神庙，王魁立下了货真价实的海誓山盟：“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击）之。”这次重读的钱桂英没有白花，王魁很快得中状元，可立马就又娶了豪门之女崔氏为妻。桂英听说王魁不但中了状元，并做了徐州佥判，便托人拿着亲笔信去见王魁。这位王大人见到来信，一看自己的隐私要曝光，竟把书信往地上一扔，拂袖而去。来人回去一描绘当时的情景，桂英知道王魁已经负心，于是万念俱灰，拔刀自刎而死。

后来王魁来到南都试院，夜里看见一个女子隐现于烛光之中，开始还以为是哪个粉丝，要给自己办烛光晚餐呢。可一细看，是桂英索命来了，桂英怒斥王魁：“君轻恩负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王魁吓坏了，心说，都玩也别玩这个呀，这一点儿也不浪漫呀！于是就跪地求饶。桂英说：“你还想浪漫呀，今儿我就是要你小命来的。”当夜，王魁因为惊吓，暴病而亡。南戏《王魁》说的也是这件事，只是情节略有不同。

《赵贞女蔡二郎》中的原型是东汉时著名学者、陈留人蔡邕。提起蔡邕可能还有人不知道，而他女儿，东汉的第一美女作家蔡文姬，知名度就大多了。可人家蔡邕不光生了个美女作家女儿，自己还是个著名的大孝子，父母生病时他连衣服都不脱，昼夜侍候，一点儿也不嫌烦。父母死后他又守孝三年，左右乡邻无不为之感动。他与妻子也是长期患难与共，互敬互爱；对朋友、对亲人也是有名的忠诚仗义。女儿虽然后来流落到了匈奴，可那全是战争惹的祸，而且也是他死了以后的事。总之蔡邕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可在《赵贞女蔡二郎》戏中，却把他写成了陈世美一类的人物，真是个亘古没有的大冤案。而且蔡邕的时代还没有科举制度，老百姓的孩子，仕途被堵得死死的，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

老百姓憎恨那些忘恩负义、道德败坏的科场新贵，不能打上人家门去直接谴责，于是就通过戏剧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说起来，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蔡二郎上京应举，中了状元，但他贪图富贵，对赵贞女负心，另娶了富家女。赵贞女在家独撑门户，照顾公婆，后来因灾荒严重，公婆被饿死。为公婆送终后，赵贞女历尽艰辛，到京城找到了已为高官的丈夫。蔡二郎不但不认，反而放马将她踩死。由于蔡二郎罪恶滔天，天帝立刻派来雷神将其击毙。蔡邕曾任职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于是三传两传地，蔡二郎的事，就全栽到了倒霉蛋蔡中郎身上。

大概早在宋代，蔡中郎就已被人诬陷，并编成鼓曲到处演唱。盲艺人也不知道谁是蔡二郎，谁是蔡中郎，就知道一个胡乱煽情，村妇张大妈、李二嫂们则非常配合地在戏台底下落泪，跟着一块儿骂蔡中郎。难怪宋代大诗人陆游在一个小村庄里，听到艺人们传唱后，发出了“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的慨叹！陆游是感到物伤其类，蔡中郎作为一个品行不错的文化人，现在让人编成歌曲戏词骂来骂去，并且还来了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家招谁惹谁了？

元代的高明，是个文化素质挺高的南剧作家，大概跟陆游一样很同情文人蔡邕。在他写的《琵琶记》里，为蔡邕设计了“三个不得已”的“难言之隐”：说蔡邕本与妻子感情很好不忍分离，但被父亲所逼上京赶考；中了状元后又被牛宰相所逼，招他入赘，他辞婚，牛宰相不准；他想辞官，皇上又不准——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造成的。等到赵五娘弹着琵琶，一路卖唱来到京城，由于牛氏的开明贤惠，再加上牛宰相的势力，蔡邕才没被办成重婚罪，于是就来了个一夫二妻大团圆。

高明的目的主要是劝人尽忠尽孝，但也有替文化人蔡邕进行平反的意思。他刻画的赵五娘心灵美好，加上文笔流畅，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过，《琵琶记》大团圆的结局并不符合张大妈、李二嫂们骂街解恨的情感需求，可蔡邕平白无故被骂了一千多年也该歇歇了。于是，宋代年间戏剧家们也就饶了蔡中郎，另外编了出《铡美案》。《铡美案》实际是《赵贞女蔡二郎》和《琵琶记》的再创作，从“马踩赵贞女”到“韩琪杀庙”，从蔡二郎遭雷劈到陈士美的脑袋在铡刀下滚落，都可看出两者的继承和发展，而《琵琶记》则具有了《铡美案》的基本情节。

相比之下，《铡美案》则具有更强烈的道德批判精神，连驸马陈世美都死在了包公的铡刀下，这样的结局更利于老百姓的情感宣泄。戏剧家们也正是利用这类负心故事所产生的“情绪效应”，扩大了戏剧的影响，提升了它的票房价值，并达到了戏曲常演不衰、情节不断丰富的效果。

话说回来，所有这些故事都附会在大宋王朝身上，除了宋代科举制度发达，开科取士多，科场暴发户多，故事也多外，还因为宋代出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包拯。宋代及其以后的各代吏治和刑狱，就像一个问题青年，需要包拯这样一个被神化了的道德医生和超级清官来诊治，因为处在底层，饱受欺凌的百姓在精神上需要他，至于这样的人物真实性如何，老百姓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