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往事——包龙图被后世重塑金身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包拯生长的年代。说起来，包拯虽出生在真宗年间，可仕途却基本在仁宗时代。这时的北宋已进入了当朝中期，早已没有了开国时蓬勃向上的气象：虽然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这反而造成官吏队伍庞大、军卒冗滥，致使兵变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时的王朝可谓问题成堆，积重难返。

在这样的背景下，范仲淹在欧阳修、韩琦等人支持下，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新政”试图厚农桑、修武备，改变“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冗官滥政，这就大大损害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推行不到一年就失败了。

不得已，范仲淹只得远离权力中心，来到抗击西夏的前线。他的帅府，正是《水浒传》里鲁智深待过的经略府。不过范仲淹可不如鲁提辖自在，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没事还来个英雄救美。他的战友欧阳修就被人找茬儿，送进了监狱。倒是包拯为人仗义，新政失败后许多官员受到处分，他不光为之鸣不平，还主张重新起用变法人士，发挥他们的治世之才。

公道地说，无论是治军守备边防，还是改革、理政，哪怕是玩文学，范仲淹都比包拯水平高得多。后人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可范仲淹在山寨版的评优活动中却没能成为第一，更没像包拯那样作为清官典型，被民间文学家塑造成神。

说起来，山西运城附近的解盐池，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颗盐”产地，也是宋代的重要税源。庆历四年，京西路汝州知州范祥提出建议，要把解盐的官营体制改为商业运销体制。这无疑会触动官僚和官商的共同利益，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键时刻，朝廷派包拯前去山西处理，经过认真考察后，他坚决支持了范祥的盐税改革。范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大大增加了国家税收，在这个问题上包拯功不可没。

好，我们回头再说包拯的履历。包拯是现今安徽合肥人，生在公元999年。《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里说，包拯生下来时是一个怪胎，二哥二嫂怕这个小弟跟自己争家产，就挑唆父母说，这倒霉孩子长大后会给家族带来灾难，所以就把他遗弃了。大哥看着不忍又把他拣了回来，由大嫂抚养成人，所以他管大嫂叫嫂娘。其实人家包拯小时候根本不缺父母宠爱，他的同代人欧阳修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您说这编戏的人够多缺德，为了他的戏有卖点，非把人家爹娘说死。

包拯小时非常听话，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终于在29岁时，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代规定，中了进士后就可以成为公务员吃皇粮。首次当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修水任职，但包拯为了奉养年事已高的父母，请求调到离家不远的和州做官。这一点似乎不值得提倡，为了孝敬父母只在家门口做官，这样搞难免会三个老乡顶一个公章，不利于政府的廉政建设。就这样包大爷还嫌儿子离自己不够近，于是包拯便遵从父命辞职回了老家，来了个零距离行孝，直到父母去世。

父母死后，包拯又守孝三年，没出去做官，封建社会这叫丁忧。可如果国家确有大项目需要你，朝廷非让你出山也可以提前结束守孝，这也有一个说法叫做夺情。可也有些人把爹娘的死讯当做隐私来个密不上报，这就是不肯“丁忧”。为啥呢？因为宋代官员的队伍庞大，最不缺的就是官，你要光在家“丁忧”，立马就有人顶你的坑，你也就失去了享受高官厚禄的机会。这就好比坐公交车，本来车上就挤得站不住脚儿了，你还想让人空出个座位，没门儿！如果跟这些人相比，包拯为父母守孝，不肯出去做官，至少在人格上还是值得提倡的。

话说，守孝期结束后，包拯终于离开家乡，到安徽的天长县担任了知县。经过这么一折腾，包拯已是40岁的中年人了。康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包拯又出任端州知县，端州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喜好书法的人都知道，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层层加码，端砚的产量虽挺高，可老百姓还是完不成上交任务。于是包拯就下令百姓只要完成朝廷规定的数目就可以了，任何人不得层层加码搞乱收费，更不能私藏贡品设立小金库。老百姓有感于包大人的清廉和对百姓生活的体谅，曾主动送他一方砚台，盛情难却包拯就收下了，可离开端州时，他还是把砚台留了下来。

可能是由于包拯为官清正，有一定业绩，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包拯上调中央，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这官虽没多大实权，却十分重要。因为，从此包拯在朝政上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可以在干部提拔方面提出建议。实际上，包拯在这期间，也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政策，提出过许多批评和建议，并且还曾出使辽国，不辱使命地完成了外交任务。

三年后，包拯又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相当于部长助理，协助三司使工作。不久，包拯又下放到基层挂职锻炼，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也就是一个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包拯上任后，非常体察民情，多次建议朝廷减轻百姓赋税，让农民休养生息。两年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受朝廷派遣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经过调查后，他奏请把用来养马的田地，还给农民耕种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前边，咱们还说过，他还曾在山西支持范祥改革盐税法令，解决了运城盐业问题，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税收。

由于政绩突出，包拯在皇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050年被提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国家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是个官衔，有名无权，可包拯却从此落下了包待制的称呼。知谏院兼任谏官之职比较重要，任务就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兼任谏官期间，包拯对时政积弊提出了很多革新建议。可能是建议提得太多了，皇上他老人家有点儿烦，两年后，包拯又被改命为龙图阁大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他又赚了个包龙图的称号，并且又一次下放基层，到河北、庐州、池州、江宁等地任职。其实，老包在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时，管辖过雄县、霸县、沧县、河间、任丘和天津一带，也就是说，老包还在咱们天津做过官。

直到至和三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他才又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戏曲里的那些故事，如果真有的话，应该就发生在他任开封府尹的任上。三年后，包拯任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这才真正进入高官序列。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宰相。但这时，包拯已年过六旬，嘉祐七年也就是公元1062年，病死在开封的工作岗位上。为了表彰包拯的先进事迹，仁宗皇帝亲自到包家向其遗体告别，并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号“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包拯的长子比他死得还早，到60岁时包拯娶了一个十几岁的丫鬟，才有了第二个儿子，所以包公的后代都是从这一枝上传下去的。这些在合肥包拯故乡的史料和墓葬中都得到了证明。但过去的正史中都替老包同志瞒着，大概认为说出这样的事，不利于树立包拯为人刚毅、作风清廉的形象，是在抹黑，所以就为名人讳。其实，这大可不必。

包拯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家训中，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要贪赃枉法、不得欺负百姓，如有人不这样做，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祖坟里。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家族私利、关爱天下苍生的情操，相比之下刚才说的私生活问题其实根本算不上啥。要说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包拯包大人恐怕还比不上杨振宁教授。这种事发生在名人身上，那叫人格魅力，人家杨教授根本就不避讳，就是院士大会也敢带着小妇人去占一个席位，别人也用不着为名人避讳，“讳”了人家也不领情！咱没事儿歇会儿不好吗？

话说回来，包公的确是个清官，他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就是：“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认为“贪污受贿，此弊不去，为患浸深”。所以他当了官之后经常“谏言改革，兴利除弊”、“关心民众，为民请命”、“严惩贪污，廉洁清正”，这也成为史学家们公认包拯的三大政绩。当然，他虽是个大清官，可正史上的包公似乎还没到能打龙袍、铡驸马的地步。

说起戏曲小说中的包青天，恐怕连妇女儿童都知道，过去还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老百姓蒙冤了，有打不通的关节，甭着急，自有包龙图包老替你做主。《宋史·包拯传》中也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说起来包拯所以有这么多粉丝，完全是民间文艺宣传的结果。胡适先生曾说：“包龙图包拯也是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代的包拯来做一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所谓“箭垛式的人物”，就是诸葛亮“草船借箭”中草人式人物。因为历史上有许多来历不明的判案故事找不着主儿，于是老百姓就来个乱箭齐发，将某种精神寄托或某种愤激情绪全都发射到包拯这个清官箭垛子上了。其实这样的箭垛子同原型有很大距离，就像眼下有关部门，总爱把一百个人的事迹都加在一个典型身上，往往连他自己听了“箭垛人的事迹”都感动得大哭，最后自己反倒闹不清报告会上号召学习的榜样是谁了。

显然，人们崇敬包公，并不是因为欣赏包龙图断案的智慧，而是赞颂他对贪官污吏疾恶如仇、敢于碰硬的精神。大约从南宋开始，包拯的名声便开始在老百姓中广泛传颂。宋元话本中已有《合同文字》、《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两个故事。前者断的是大伯欺占侄子财产案，后一篇断的是谋害亲夫案，都有点推理小说的意味，但包公只作为审判官出场，性格还不够突出，形象也不够高大。

大约从宋元杂剧开始，热情的民间文学写手们赋予了包拯同志宝剑、金牌、钢铡等多种杀伤性武器，并且赋予了他可以先斩后奏的特权，而且他还可以出入阴阳两界断案，不用办护照。老百姓看完戏这个美呀，这个解恨呀，可回去该挨打还得挨打，该交罚款还得交罚款。

具体地说，大力提升包拯同志历史和精神品位的是元杂剧。如果说宋元话本中包公还只是一位精干的裁判官，那么在元杂剧中，包公就被塑造成了铁面无私、专跟高官豪强较劲的超级斗士。在元代，有关包公的戏大量出现，现存的一百几十种元杂剧中，光包公戏就有十多种。比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等。有的戏中主角虽不是包公，可他的形象在戏中也很高大。

值得注意的是，1967年在古墓中出土了明代成化年间刊出的九种说唱包公案故事，如《仁宗认母传》、《断国舅公案传》等，说明到了明代已有连台讲唱的大书，其中斩皇亲系列突出了包拯铁面无私的大无畏精神。

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刊出的《百家公案》也叫《包公演义》，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包公案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判断百家公案事迹”，为了凑足一百个案例，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事件来贯穿全书，因此，书中每一回都是个独立故事，其中秦香莲的故事首次在书中出现。这些故事题材取自前代法家公案集、文言笔记、元曲等书籍，然后全都附会在包公身上，达到了提高包拯崇高形象的目的。

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龙图公案》，以《百家公案》为基础，删去了其中的诗词评语，仍然是各自独立的故事。清嘉庆年间出版的《万花楼》，将史传英雄演义与公案故事相结合，以反权奸为主题，开创了包公案小说的新形式。但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石玉昆说唱的《三侠五义》。这本书是无名氏据石玉昆的说唱“听而录之”的，因为是以高、大、全的包大人为偶像人物，所以又叫《龙图公案》或《包公案》。这本书中的包拯已演变成了成熟的政治家，既要扶正祛邪，平反冤狱；又要反对朝野豪强搅乱朝纲；还要将离经叛道的侠客们纳入封建秩序轨道，为朝廷效力，简直把公检法纪检监察甚至牧师的活儿全包了。因此破案只是小说的框架和引子，重点已转向侠客们无时不在的惩恶行动，而侠客们既到处张扬自己的个性，又强调遵守朝廷的法纪，成了供大家瞻仰的高、大、全。

到了清末民初，不光武侠小说很兴盛，戏曲中也有十几种剧目移植于《三侠五义》，如《五鼠闹东京》、《断后》等等都是。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清代嘉庆年间还出现了大家熟悉的《铡美案》，经过民间文学的加工，包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故事越来越离谱儿，连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阴间无所不能的阎罗都惧他三分。

说起来包拯在开封府尹的任上不过三年，他真的有过打龙袍、铡驸马、斩包勉的反潮流事迹吗？这其实是老百姓和民间戏剧家“添油加醋”的结果。

先说斩包勉。我们前面说过，包拯根本不是由大嫂带大的，也根本没有管大嫂叫嫂娘这档子事，包拯小时候父母硬朗着哪，再说正史里也根本没有包拯斩亲侄子的记载。所以说，斩包勉连同上面说过的包拯被当做弃婴扔掉的故事，纯属民间文人挑动别人家庭矛盾，制造不和谐因素所为。

至于铡驸马，我们在前一回也说过，宋代的公主中没有一个下嫁的，陈世美是晚好几百年的清初人，所以，包拯就是把铡刀抡得虎虎生风，也铡不下老陈的脑袋。据史料记载，唐宋两代“驸马都尉从五品，皆尚主者为之”。看来，古代的“驸马”也没有多大实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一种“宫廷摆设”罢了，犯不上让老包同志大开杀戒。

另外，京剧《铡美案》中还有一个力挺包拯的老相爷王延龄，按照包拯在北宋活动年代，丞相中并无王延龄其人。只有一个叫王旦的人，可能是王延龄的原型。王旦在真宗朝为相时间最长，老成持重，待人接物也较平和，但王旦和包拯并无师生之谊。包拯为开封府尹是宋仁宗时的事，那时王旦已经去世多年，可见包公上演的“铡美案”完全是一出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

只有京剧《狸猫换太子》、《打龙袍》好像还能在正史中找到点儿痕迹。它说的是：宋仁宗皇帝的生母李宸妃生完小皇子后，被刘皇后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了，皇上因此怪罪下来。在好心宫女和太监的帮助下李宸妃逃出皇宫，后来流落到了陈州。仁宗继位后，包拯到陈州放粮救济灾民，李宸妃在义子的帮助下拦轿告状。明察秋毫的包拯，立刻就审清了案由，并从陈州捎回了李宸妃，终于使仁宗母子相认，实现了皇家大团圆。仁宗想到老娘在民间流落多年，受了很大的罪，虽然不能让包拯对自己抡铡刀，怎么也得象征性地打自己几下，树立一下自己的孝子形象呀！包拯多聪明，龙头和龙体当然不能打，那就打打龙袍吧，这就是京剧《打龙袍》的来历。

宫女们心说，其实每天晒衣服时，甭管龙袍、凤袍都得打一打，因为这样省得招尘土、生虫子。不过这可是个力气活，就她们那小嫩胳膊、小细腿的怎么打，也打不干净。这回包大人既然要承包打龙袍的活儿，当当小时工，咱也不能拦着呀。要不是赶上事，谁敢用包相爷这样的小时工呀！那得多高的薪酬呀！这回包相爷自愿打龙袍，省得大家受累，宫女们能不高兴吗？

这虽然是开玩笑，可上面说的那些，也全是民间小说家、戏剧家在逗你玩儿。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据宋史记载，真宗皇后刘氏确是一位很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可刘后垂帘听政，历史上却非议很多。事实上她临朝实行的善政很多，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调整政府机构和削减公务员，大大减少了行政支出，并且在兴办学校和科举考试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改革。史称：“初，仁宗即位尚少，（章献）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这恐怕跟刘氏出身贫苦、了解民间疾苦有关。

《涑水记闻》中说：“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龚美携之入京。”这句话准确介绍了刘后的出身籍贯，等于是为她填写了一张履历表。

具体地说，刘后原籍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名字叫刘娥。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刘娥确有一个绝技，就是打拨浪鼓。她从小就没了爹，由外祖父做主嫁给了穷银匠龚美。拨浪鼓原本是小贩用来招引顾客的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哄孩子。可这玩意儿到了刘娥手里，却打得非常有节奏感，也很动听，实现了经济、政治效益的最大化——逗乐了皇帝，当上了皇后。

话说，龚美因为在成都日子过得不如意，于是就想到东京汴梁来做“京漂”。一开始龚美还以为带着刘娥是个累赘，没想到一路上人家打拨浪鼓的绝技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打拨浪鼓卖唱的名声不大好听，可刘娥发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精神，有力地回击了来自社会的流言蜚语，胜利地挺进了京城。

到了京城，龚美的生活过得依然很艰苦，只好让刘娥继续在街上卖艺打拨浪鼓。没想到，刘娥在京城文艺圈儿一炮打响，原来围观者见她长得面若桃花，歌喉婉转，拨浪鼓又打得非常动听，所以都很捧场，一时积攒了不少粉丝。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娥在京城杂耍界的人气越来越旺，连宫里的襄王赵恒都听说了此人。一天他带着几个随从，特意来观看刘娥的演出。刘娥一见当朝王子光临，便使出浑身解数展示绝技，她还不时地挑眉飞眼，暗中传情。当时只有14岁的赵恒抵抗精神污染的能力很差，一见这民间野狐，魂儿立刻就被勾走了。回宫后赵恒立刻派人跟龚美谈判，很快谈妥了刘美女的转让价格，将她引进宫里来。

宋太宗听说儿子赵恒小小年纪便沉溺女色，而且还弄了个二婚头，感到非常愤怒，立刻下令把刘娥遣送四川原籍劳动教养。赵恒没法儿，只好当面答应他爹把刘娥送回老家，暗地里却将她安排到了幕僚张蓍的家中。张蓍立即让老婆以娘娘的规格伺候好刘娥，自己却大张旗鼓地搬到了襄王府值班。张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嫌，他明白刘娥躲到自己家，完全是在搞政治储蓄。自己要是经受不了引诱，动用了这个人体资源，就离倒霉不远了。因为，一待时机成熟了，自己就得连本带利还给赵官家，千万不能私立美人“小金库”。

后来，赵恒果然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宋真宗。他的第一个老婆就是前边咱们说过的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她还没等赵恒当上皇帝就死了；第二个老婆郭氏虽然熬到当上了皇后，可不久也死了；就这样刘娥这个潜力股，终于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涨停板。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虽然天遂人愿，可刘娥也到了生育困难的中年，所以她做梦都想有个皇子，以便确保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并最终成为皇后。后来她发现侍候自己的宫人李顺容有了身孕，于是就打起了李代桃僵的主意，所以李顺容生子之后，刘娥马上就派人把孩子抱了过来，收为己子。李顺容见儿子还没睁开眼就被人抱走了，虽然心如刀绞，但她却不敢流露丝毫的不满，否则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给儿子带来灾祸。但也有人说，这是李顺容进行的特殊人力投资，因为她明白把儿子送给刘皇后代养，就等于搭上了时速五百公里的命运“高铁”——儿子很快就能当上皇帝了。

后来宋真宗死了，仁宗赵祯即位了，那时他只有13岁。由于宋真宗临死前曾有：“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的遗诏，所以刘娥得以垂帘听政多年。仁宗即位，李顺容也在这一年病死了，不过刘皇后并没有迫害李宸妃，更没干“狸猫换太子”的怪事，因为没这个必要，抱来儿子代养，完全是真宗默许的。

不过，已垂帘执政多年的刘太后，确实想按一般宫人规格，对李妃来个丧事从简。这时，宰相吕夷简找到太监罗崇勋说，你要倒霉了你信吗？不知道当今皇上是李宸妃的亲生儿子吗？如果你们对她丧事从简，等他儿子亲政后肯定会收拾你们。罗崇勋忙问，那怎么办？老吕说，得用皇后服饰给她下葬呀，千万别在这事儿上省钱，老话不是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吗！你们不按我说的办，有你跳冰窟窿的那天。罗崇勋一听很害怕，马上转告了刘太后。吕夷简还是不放心，又直接找到了刘太后说：“您对李宸妃绝对不能搞丧事从简，难道您日后不想保全刘氏宗族吗？”刘太后一听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马下旨厚葬李宸妃。

明道二年，刘太后死了，宋仁宗亲自执政。他的叔叔，曾经的“八千岁”赵元俨，别有用心地告诉了赵祯一个二十年前的出生秘密：你的生母是李宸妃，她被迫害致死并草草埋葬。宋仁宗一听，非常气愤，立即下令开棺检查。可开棺后，却发现母亲被殓以水银，穿的也是皇后冠服，于是就感叹道：“人言岂可信哉！”事情既然如此，他也就没有实施报复，并厚待了刘太后族人。

说起来，宋代垂帘听政的并不止这位刘皇后。其实，两宋曾有九位后妃因形势需要主持过大政。比如英宗朝的仁宗曹皇后，徽宗朝的神宗向皇后，恭宗朝的理宗谢皇后，端宗朝的度宗杨淑妃等等。其中苦大仇深的刘娥刘皇后听政最长，有十一年之久，最短的吴皇后则只有四天就把听政的帘子撤了，回家抱孩子去了。

后妃参与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的外戚干政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只有宋代没有造成后妃篡位、外戚篡权的大动乱。相反，宋代后妃们主政，往往有效地发挥了稳定政局、延续政权统治的作用，而且她们还具有居功不傲、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说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基本国策框架内，朝臣对后妃参政的“进”与“退”掌握着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当需要稳定政局、辅佐幼帝时，士大夫就会积极支持后妃参政；一旦幼主长大，具有了执政能力，朝臣又会坚决要求后妃归还权力。这样的制度制约机制，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高！实在是高！

刚才咱们说到，赵宋皇室之所以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宫廷仇杀，既有朝臣吕夷简、范仲淹善意调解的结果，又跟刘太后受制度约束，不敢肆意妄为有关。这一宫廷事件的解决跟包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时他还在家乡做七品芝麻官哪，就是想制约后妃专权，管皇上家闲事，也靠不了前儿。

话说包拯，他在开封府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他积极办案，别人也全力配合，也办不完诸如打龙袍、杀赵王、铡驸马、斩包勉等通天大案。查《宋史·包拯传》只有一起审理割牛舌的案例，还是包拯任安徽天长县知县时干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案例，《宋史》还记在了两人名下，就是发劳务费也得对半分，包拯想独吞都不可能。

皇上家的闲事管不了，破案的事不内行，但包拯在打击权贵、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盘剥农民、多收钱粮。人们都知道任中师廉洁，王逵是个贪官，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于是朝廷就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敢去，包拯为了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回到东京向皇帝报告：对农民任意搜刮、引起民怨沸腾的正是那个王逵。在包拯的要求下王逵被撤职，并将多收的钱粮还给了农民。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及后来的戏剧《陈州放粮》都是根据这件事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元杂剧其实很有现实性，它和描写现实的元曲（如张养浩的《山坡羊》）一样，巧妙地用历史题材，表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现实。这时，因为元代不同于别的皇朝，它的全部统治就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蒙古酋长以军人为地方官，根本不懂得啥叫吏治，因此要说元代吏治腐败，倒是抬举人家了。因为酋长们根本不懂什么行政管理什么吏治，也根本没有读过MBA或EMBA，有的连汉语都不懂，只得把刑事案子交给汉族小吏，让他们直奔主题。自己的工作就是准备好钱袋子装钱。在铁木尔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出了一万八千四百多贪官污吏，四万五千八百多锭赃钞，五千一百多个冤狱，有势力的赃官还不包括在内。元杂剧对他们罪恶的暴露，很多是通过包公戏来曲折反映的，包公传奇的出现并不断被神化、新故事不断地被演绎出来，说明宋以后的吏治，真的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也说明舆情力量的强大——改变不了现实，我就在戏剧中表达自己的好恶与爱憎。

包公戏之所以越演越热闹还因为包拯不像其他清官，如范仲淹、苏轼那样多灾多难。他总是稳坐高位，危难之时总能逢凶化吉，很适合中国人好人有好报的心理。老百姓想得也对呀，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们怎么拿您当保护神呢？在是非不分的封建社会里，作为民间正直之神的包公，会给人们带来希望，有助于人们在苦难的生活中坚持下去。包公成了他们受欺负时无奈的心理安慰，有时再吼两嗓子有关的戏文就更痛快了。其实包拯活着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说起来，老百姓对“清官包公”的塑造，对于整个封建官僚体系来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贪腐者的贪婪和卑鄙。按说为官者应该极力打压才对，可官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为他修庙、修故居、修家谱，从官方的角度为包公重塑金身。想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完全是统治的需要，其形成过程与基督教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起初被官方所打压，后来又被极力推崇。

其实在正史里，包公也并不都是正面形象。据史书记载：奸臣张尧佐的侄女张贵妃被仁宗所宠爱，张贵妃就向仁宗大力推荐自己的堂伯父做宣徽使，包拯起初跟张择行、唐介等人“共论之，语甚切”，《曲洧旧闻》里甚至说，仁宗的人事提议刚一出口，立即遭到包拯的反对。当时老包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唾沫星儿都溅到了仁宗脸上！

回到后宫，贵妃马上前来慰问谢罪。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脸，一面抱怨：“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可后来看到皇上固执地力挺张尧佐，包拯又釜底抽薪，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跟老张达成了政治妥协，害得唐介被撤职流放，自己却连连高升。这倒很像小说《万花楼》中包拯审判的那个徇情枉法的案例。小说中，包拯有一个不能善始善终的同窗好友，行为方式倒是跟当时的包拯很相像。所以封建政治生态中的包公，不可能事事干得磊落，也不可能是个高大全的形象，因为谁都明白，戏里的包公在现实中其实是没法活下去的。如果事事铁面无私，专跟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作对，上上下下得罪个够，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谁呢？可能包拯也理解，仁宗再廉洁自律，给老岳父的堂哥安排个官做，也算是人之常情。皇家的官不给皇上的亲戚做，给谁做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老百姓都懂，老包能不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