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孝宗北伐：心有余而力不足

完颜亮败亡后，南宋内部主战呼声四起。

此时的形势对南宋是很有利的。

首先，金国政局不稳。金世宗政变夺权与完颜亮之死，震动金国政坛。契丹人耶律窝罕乘机起事，拥众五万，自立为帝，与金世宗分庭抗礼。金人花了一年的时间，付出重大伤亡才把耶律窝罕的叛乱镇压下去。其次，在完颜亮南侵后，中原爆发大规模的汉人起义，有力地支援江淮一带的抗战。在这些起义队伍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耿京起义。在李宝所取得的唐岛大捷一战中，若没有义军强有力的支持，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战果。

此时不进军中原，更待何时呢？

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奇功的虞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宣谕使，他趁机向高宗皇帝进言：“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宋高宗居然对虞允文所说的表示赞同。抵达川陕后，虞允文便与吴璘联手，共谋恢复。

在金国方面，金世宗急于收拾国内残局，无意推行完颜亮的南侵政策，也派使者前往南宋议和，重申二十年前的条约。但此时南宋国内对当年条约中的不平等内容已是无法接受，特别是其规定宋必须对金称臣。宰相陈康伯是主战派人物，他坚持宋与金两国对等的原则。宋高宗派洪迈出使金国，在国书中采取敌国之礼。所谓“敌国之礼”，就是对等国家的礼节。

洪迈到了金国后，金人见宋朝国书用的是“敌国礼”，勒令他改为臣子礼，在朝见金世宗时，也须用旧礼。洪迈坚决不从，被金人反锁在使馆里，不提供水与食物，饿了三天三夜。然而洪迈表现出毫不屈服的民族气节，最后金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给放回国了。

对于南宋朝廷，在和战之间真正的转折点，乃是宋高宗的退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宋高宗出人意料地宣布退位，由太子赵眘继位，史称宋孝宗。

宋高宗为什么会突然退位呢？

恐怕跟完颜亮南侵有很大关系。

自从登基以来，宋高宗在对外政策上始终一贯软弱，一味求和。为了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他甚至不惜杀了名将岳飞以迎合金人，换取所谓的二十年“和平”。然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屈辱的基础上，而且把和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金人。完颜亮撕毁和约，悍然入侵，无异于给宋高宗一记响亮的巴掌。我们从心理学分析，此时的宋高宗应是内心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内心仍然想屈尊求和；另一方面他对金人能否信守和约又开始怀疑，同时主战派收复中原的呼声高涨，他面临两难选择。与其如此，不如退位，把朝政交给新皇帝去解决吧，他不想再为此劳思费神了。

宋孝宗上台后，便做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为岳飞平反昭雪。他登基后不到一个月，便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职，隆重改葬，并寻觅岳飞后人，加以录用。

但是孝宗上任伊始，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主战倾向，仍然谋求与金国的和局。此时担任参知政事的史浩（他也是孝宗的老师）极力认为应该放弃陕西，避免对金人的挑衅。宋孝宗于是下诏，放弃宋军在西北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此议一出，虞允文大惊失色，上书皇帝：“恢复莫先于陕西……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虑。”朝廷非但不听，反而把虞允文贬为夔州知州。

不得已之下，吴璘被迫与当年的岳飞一样，奉诏班师。

当时有僚臣抗议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退师？”吴璘无奈地答道：“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安敢违。”宋孝宗一面为岳飞平反昭雪，另一面又做出与当年宋高宗同样的事，可谓矛盾矣。于是乎吴璘在西北收复的三路十三州之地，一夜之间全部放弃，这可是所有将士拿命拼来了，这种结局谁也没法接受，整个兵营都充斥着悲伤的哭泣声。

后来宋孝宗召虞允文进京入对，并问及弃地之事。虞允文慷慨陈词，由于没有纸笔，他索性用手中的笏板为笔，在地板上画起地图来，向皇帝说明放弃土地的危害。宋孝宗这时才顿足道：“史浩误朕！”只是为时晚矣，吴璘所放弃的十三州之地，早已落入金人之手了。

随着老将张浚入主枢密院，主战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在刘锜去世后，南宋中兴名将硕果仅存的，只有张浚与吴璘。张浚在高宗皇帝时就当过宰相，在朝野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也是坚定的主战派。秦桧当权后，张浚失势，直到完颜亮南侵时，朝中无大将，宋高宗才重新起用张浚。宋孝宗向来敬重张浚为人，隆兴元年（1163）正月，他升迁张浚为枢密使，同时都督江淮军马。

宋孝宗由议和走向主战，也是大势所驱。

在张浚出任枢密使后，金国遣使前来索取被南宋收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之地，并致信张浚称，要按照旧约（即绍兴十一年之条约）来划定边界以及岁币，否则将兵戎相见。此时金国已经平定耶律窝罕之乱，南宋政府坐失良机，错过了最佳的北伐时机。张浚坚决拒绝金人之要求，他回信答复说：“疆场之一此一彼，兵家之或胜或败，何常之有？”言下之意，彼一时，此一时，你金国也不一定能在战场打赢我南宋。

张浚的强硬立场，令金世宗勃然大怒，遂派遣蒲察徒穆、萧琦等将领分别屯兵于虹县、灵璧，积粮修城，做好南侵的准备。

看来宋金之战，势必还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张浚入见皇帝，力劝宋孝宗移驾建康府，鼓舞士气。他分析说：“金人秋必为边患，当乘其未发攻之。”不能被动挨打，应该先发制人。与宋高宗相比，宋孝宗恢复中原的决心是比较大的，他对张浚说：“公既锐意恢复，朕难道独甘偷安吗？”于是决定出师渡淮，北伐收复中原。

由于当时金兵重兵屯于虹县与灵璧，进攻这两处据点便成为北伐的首要目标。时任淮西招抚使的李显忠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建康都统邵宏渊献上攻取虹县、灵璧二城之策。张浚便派遣李显忠出濠州攻灵璧，而邵宏渊出泗州攻虹县。

隆兴元年五月，众人翘首以盼的北伐开始了。

由于张浚战前工作做到位，北伐伊始，进展十分顺利。

李显忠渡过淮河后，金将萧琦率领精锐骑兵拐子马来战。北伐军士气如虹，大破金兵，进而收复灵璧。李显忠率军入城时，秋毫无犯，中原百姓风闻王师北伐，纷纷前来投奔。不久后，金将萧琦向李显忠投降。

邵宏渊在进攻虹县时，则遇到金兵顽强抵抗，久攻不克。李显忠便令在灵璧投降的金兵前往向虹县守军劝降，告以利害祸福。在李显忠的心理攻势下，金守兵军心瓦解，守将蒲察徒穆也放下武器投降。

尽管首战告捷，但宋军内部却出现不和谐因素。邵宏渊本是主攻虹县，但功劳却被李显忠抢走了，他心里不是滋味。再者，当时邵宏渊军中有一名士兵违纪，被李显忠处决，这更令他感觉没面子。于是邵宏渊与李显忠两员北伐主将之间出现了裂痕。

拔取金兵两城后，北伐军再接再厉，挥师进攻宿州。李显忠再度发威，大败金兵，追击二十里，克复宿州。当宋孝宗得悉此捷报后，大为鼓舞，他写信给张浚，称赞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不过，宋孝宗高兴得太早了。

宿州失守后，金国很快组织大军反扑，出动十万步骑兵欲夺回失地。李显忠邀邵宏渊夹击金兵，但邵宏渊却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在李显忠与金兵血战时，邵宏渊居然还和部下说风凉话：“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战乎？”试想想，主将都袖手旁观，将士哪有死战之心。李显忠孤军难敌金重兵集团之围攻，便连夜撤军到符离。金兵追至此，宋兵大败，军资军械损失殆尽。幸亏金人没有乘机南下，否则的话，宋军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张浚主持的北伐就这样草草而终。

南宋发动的这次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时机选择不对。宋孝宗在对金态度上，较宋高宗为强硬，但上台之初尚且在和战之间犹豫，错失利用金国内乱的良机。当张浚北伐时，金世宗的统治已经稳固。

其二，北伐的规模有限。在此之前，朝廷刚刚命令吴璘放弃西北三路十三州。吴璘是南宋将领中屈指可数的令金人畏惧的名将，没有他在西北牵制金兵，北伐的威力大打折扣。与完颜亮集六十万兵力从海陆大举南征相比，南宋的北伐只是小打小闹，进攻方向单一，故而符离一败，北伐便宣告失败。

其三，南宋荒于兵事已久，军队战斗力低下，特别是中兴名将陆续谢世后，高级将领青黄不接。更有甚者，像邵宏渊这样的将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综合以上三点，南宋北伐，无天时（错失金国内乱之机），无地利（放弃西北十三州），无人和（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安得不败！

北伐失败后，朝中主和派乘机大肆攻击主战派，把北伐收复中原的主张诬为“邀功钓誉”，身为皇帝的宋孝宗处境尴尬，进退两难，只得下罪己之诏称：“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为了平衡主和、主战两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与主战派领袖张浚同列为相兼枢密使，可是这么一来，朝廷完全陷入两派混争之中，乱得不可开交。

在中国历朝中，宋代政治较为清明，但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向来有党争的传统。本来朝中大臣意见不同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论事，把争议限制在问题本身，在国家利益上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两派尚有妥协合作之机会。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主战派多是拳拳爱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满腔热情，但此时已非岳飞的年代，南宋军队积弱难返，要提升战斗力绝非旦夕之功，欲收复中原，尚须深谋远划。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主和派单纯认为是投降派，像秦桧这样的卖国贼毕竟不多，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针对时弊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政治立场上的争论，往往变成意气之争，变成对人而不对事，党同伐异。主战派攻击主和派是卖国求荣，这不完全是事实；同样，主和派攻击主战派是贪功邀誉，更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双方争议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