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阵图是诸葛亮发明的吗？关于诸葛亮之谜团有哪些？

八阵图是诸葛亮发明的吗？关于诸葛亮之谜团有哪些？在正式破解诸葛亮五个谜团之前，先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热热身，也就是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讲诸葛亮，总得弄清楚他们家族的姓氏来源吧，所以笔者先来说一段《百家姓》的故事。

曾经有人说，孔明先生肯定姓孔，这当然是在说笑话。但是，要是说诸葛亮他们家，原本并不姓诸葛，估计你也会以为笔者在开玩笑。但是，这绝对不是玩笑，而是确凿的事实。

他们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裴松之的注，引用了两种说法。一种出自《吴书》，原文如下：“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说他们家族的祖先，原本是葛氏家族，居住在徐州琅邪郡的诸县。后来迁居到西南面的阳都县，而阳都县此前已经有了姓葛的人家；为了区分，就把从诸县迁来的葛家，叫做诸葛家了。诸县，在今山东诸城市，而阳都县，则在山东沂南县。

另一种出自《风俗通义》，原文如下：“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说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又名陈涉，他的手下有个将军叫做葛婴，立下战功却被诛杀了。西汉文帝时，追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从此就把侯爵所在地诸县的诸，加在姓氏的前面，从而显示家族的光荣，葛氏就变成诸葛氏了。

两种说法，都说他们家的先世，原本姓葛。之所以变成了诸葛，是因为与诸县的“诸”发生了结合。至于“诸”字的来源，前一种说是因为家族的原居地在诸县，另一种说是因为祖先的封爵地在诸县。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是后一种。一是因为叙述的过程更加具体清晰。二是因为记载的书籍《风俗通义》，其问世的时间要早于前一种的《吴书》很多，更加接近事情发生的时间。三是《风俗通义》的作者，是东汉晚期的应劭。据《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记载，他出自文化世家，本人是社会名流，知识面很广，这部书又专门记载他所在时代的风俗文化，包括百家姓的来源，而他还在靠近诸县和阳都县的泰山郡，当过郡太守，对这两个县的家族来源更加熟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的票就投给它了。

那么他们家族原来姓的葛氏，又从何而来呢？唐代专门记载姓氏来源的《元和姓纂》，其中卷十有记载：“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说是葛氏的来源也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二是夏代诸侯国中，葛国君主葛伯的后代。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依然是后一种。因为所谓的葛天氏，是传说中远古时期的帝王，老祖宗。这位老祖宗有多老呢？我们常说三皇五帝，三皇之首是伏羲氏。而这位葛天氏，据说资格比伏羲氏还要老，年头实在太久远，相比之下这可信度就差了。

先秦时期，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据大名鼎鼎的学者顾炎武考证，周代贵族的规矩，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是用来“别婚姻”，氏是用来“明贵贱”。由于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所以用来“别婚姻”，也就是在婚姻中辨别血缘关系，避免近亲通婚，对后代产生不良后果。常见的姓，比如姬，虞姬的姬；姜，孟姜女的姜；姒，褒姒的姒；嬴，秦始皇嬴政的嬴。姬、姜、姒、嬴，这些字都带有“女”字的偏旁，实际上是母系社会的痕迹。姓既然是标明血缘的符号，血缘不能变更，所以姓也不能变更。那么氏又起什么作用呢？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所以用来“明贵贱”，也就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高低。由于社会地位不可能一直不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氏就可以不断变更改版。秦汉以后，姓与氏混为一谈，姓氏既用来区别婚姻，同时又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正是因为他们家族原本姓葛，所以史书记载，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就被蜀汉的老百姓尊称为“葛侯”，意思是葛家的侯爷。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很多，以致曹魏的隐士管宁，要特此撰写《氏姓论》来加以批评。这也是当时风俗文化的有趣现象。

弄清楚他们家族姓氏的来源后，现在正式破解上面五个谜团。

诸葛亮训练军队，不仅抓得紧，而且抓得很有特色，最著名的，要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他“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后世把八阵图说成是能够飞沙走石困死敌人的神奇魔幻阵法，那是小说的夸张，并非历史真实。探索八阵图的谜团，应当遵守三条准则，一是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不搞荒诞；二是必须符合当时的科技水平，不搞魔幻；三是必须具有军事上的实用价值，不搞虚架子。现在就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探讨。

先说第一个谜团，八阵图是不是孔明的独创发明？回答既是“不是”，也是“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写的《魏书》记载：“汉承秦制，十月都试，车驾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说是西汉沿袭秦朝的制度，每年十月举行大阅兵，皇帝亲临京城长安的长水南门，会合京城禁卫军五个大营的兵马，组成八阵，前进后退做表演，阅兵表演的正式名称叫做“乘之”。东汉班固写的《燕然山铭》，歌颂朝廷讨伐北匈奴的战功，也有“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的文句，意思是运用八阵部署军队，展示出神奇的威风。可见在诸葛亮之前的两汉，“八阵”的词汇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西汉皇帝每年首都大阅兵的正式阵形。因此，单就“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而论，独创的发明权显然不属于诸葛亮。这就有点颠覆传说中印象的意思了。

那么我为何又要说“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虽然不是诸葛亮的独创发明，但他本人的“八阵图”，又不是对老祖宗玩意儿的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推演”，即推广和演变，有了自己独到的创新，变成了全新的孔明版。创新在哪里？第一点，他的新版八阵，配上了直观易懂的图形，更加适合军队实战的演练。那时候当兵的文化程度低，如果没有图形，只有说明文字，演练起来就很困难。于是，老版的八阵，就变成了新版的八阵图，相当于“图说八阵”，虽然只增加一个“图”字，效果就大不相同了。第二点，他的新版，完全是为蜀汉军队实战需要而专门设计，具有突出的实战性和针对性，而老版八阵则只是用来举行首都大阅兵，从而博得皇帝老倌龙心大悦的花招子、虚架子。而这一点，就和下一个要探讨的谜团直接有关系了。

第二个谜团，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究竟是什么？《三国志》和同时代的其他史书，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只能在时间稍后一点的史书中去寻找线索。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记载，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北方的柔然族骑兵，经常侵扰边塞，形成严重威胁。大臣高闾建议，专门组建一支军队，采用诸葛亮的八阵图战法，使他们能够在在开阔的北方草原上，抵御柔然民族铁骑兵团的强劲冲击。他明确说：“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北魏孝文帝，在诸葛亮之后不过二百多年。据《隋书》中的《经籍志》记载，诸葛亮写的兵书，其完整版本到南朝的梁代都还存在。而北魏孝文帝，在位时间还在梁代之前，所以北魏的人完全能够读到诸葛亮的完整兵书，也才能采用他的八阵图来训练军队。按照高闾所说，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是在开阔平原作战时，防御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而这一点，正好与诸葛亮紧迫的实际需要完全吻合。因为崎岖险阻的秦岭山间小路，大批马匹很难通过，所以蜀汉军队的主力兵团，只能以步兵而不是骑兵来组成。而一旦从秦岭进入关中，就是非常适合骑兵驰骋的开阔平原，所以曹魏方面拥有强大的骑兵。可见防御骑兵冲击，使得蜀汉的主力兵种步兵，具有对抗和攻破骑兵的能力，确实就是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第二个谜团也就有了答案。

既然八阵图的军事功能，是要解决步兵如何有效防御骑兵强劲冲击的难题。那么它又通过怎样的装备和方法，来实现这样的军事功能呢？答案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答案，就在稍晚一点的西晋初期。《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记载，西晋王朝的名将马隆，在晋武帝时出征凉州，打通河西走廊，他就是因为使用了八阵图，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书记载当时战况说：“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意思是马隆依照诸葛亮的八阵图，专门制造了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在广阔的平原之上，与鹿角配合使用，一面作战，一面向前推进，凡是弓箭能够射到的地方，敌军的骑兵都纷纷应声倒下。

这段史文的描绘，生动而细致。据笔者考证，马隆出征凉州，是在西晋武帝的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这时蜀汉灭亡才十六年，就连南方的孙吴政权，也都还存在。因此，西晋官方，很容易从蜀汉的投降人士，比如写《三国志》的陈寿手中，直接获得诸葛亮八阵图的第一手正宗版本。因此，这段记载，是研究八阵图最可靠也最重要的史料，非常值得重视。其关键内容有两点。

第一点，运用八阵图，必须专门配备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常见的运输车辆，左右两侧直立的箱板是对称形状的。所谓“偏箱”，顾名思义，就是某一侧的箱板，尺寸和形状比较特殊；而八阵图的防御功能，就是由这一侧特殊的偏箱来实现。如果采用坚硬的木材来制作偏箱，同时加大其高度和厚度，那么这一侧的箱板，就具备了应急防御的功能。若干辆这样的车，统一在某一侧，比如左侧，加装防御性的箱板，再按下面的方法来使用，就可以形成连续性的防御设施，从而成为步兵抗御铁骑兵团冲击的有效屏障。

第二点，在广阔的原野上，要形成所谓的“鹿角车营”。既然是车营，即车辆的阵营，肯定就不止一辆车。换言之，偏箱车是要抱团来使用的。怎么抱团法呢？就是把所有车辆同一侧的偏箱朝向外面，彼此相连，形成环状的营阵；车辆之间的间隙，则用“鹿角”来填充。所谓鹿角，是当时常用的军事术语，即带有尖锐端头的树丫枝，形状如同鹿角，专门用来设置防御性障碍。鹿角车营形成后，藏在车营中间的步兵将士，就能有效避免遭受对方铁骑兵团的直接冲击，而且可以凭借掩护，向外施射弓箭，远距离杀伤来敌。用大白话来形容，这就是用偏箱车围成的临时性碉堡。从“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这两句话来看，这种阵势的实战效果，那是相当之好。

八阵图为何以“八”来命名呢？根据以上史料，也能做出合理的推测。载运军用物资的车队，行进时是前后相连的长蛇队形。一旦遭遇敌军骑兵冲击，短时间内，要将营阵布置得很大，是不可能的，只能布置成一个个小型的环状营阵。而小型环状营阵中，营阵之内又要具有一定的空间，以便将士们隐蔽和活动者，最合理的就是由八辆偏箱车组成的正方形，每边三辆车，中间的空地，正好作为自身隐蔽和活动的空间。就好比现今我们玩的魔方，一个面有九个小方块，抽掉中间那一块，作为活动空间，其余八块，就是八阵图的模型。如果平时的训练，就以八辆车为一组，固定编队；每一组当中，各车的顺序和位置又固定下来，彼此形成默契；出征时一旦遇到敌情，马上就能构成一座座小型防御碉堡。众多这样的小型营阵，又可彼此呼应，形成战斗的大整体。以步兵为主力的蜀汉军队，使用这样的阵法，来对抗以骑兵为主的曹魏军队，堪称是最有效、最经济和机动性最强的战术。为何有效？因为足以防止骑兵冲击，还能大量歼灭骑兵；为何经济？因为偏箱车既能运输物资，又能抵御冲击，一车二用；为何机动？因为车辆本身就是机动性工具，随时可以转移到任何需要布阵的地方。

其实说到底，诸葛亮八阵图的根本作用，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把以步兵为主的蜀汉军队，打造成一支非常原生态的装甲兵部队；每八辆偏箱车，就是一辆机动性很强的装甲车；若干组装甲车，就组成了攻防兼备的装甲兵团。这实际上就是后世装甲兵团的老祖宗，只不过诸葛亮八阵图型号的装甲车，是用坚硬的木材制造，驱动的力量是人力再加牛马力量而已。

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曹操在潼关之战对付马超的时候，曾经使用运输车辆，排成两列平行的屏障，叫做“甬道”，让军队在甬道的中间推进，有效抵御了马超关陇骑兵的强劲冲击。诸葛亮八阵图，与曹操的甬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第三个谜团的答案。

现在讲第四个谜团，陈寿的《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对孔明先生的用兵才能有负面性评价。那么他的评价准不准确呢？

在这篇传记末尾，陈寿充分肯定孔明的治国功勋后，又对其用兵才能评价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引来后世争论纷纷，有许多人还由此得出诸葛亮长于治国短于用兵的结论。那么陈寿的这一评价准确吗？

笔者认为颇有疑问。

理由之一，是不符合事实。首先，优秀的统兵主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比如组建训练军队，培养任命将领，制定战役计划，改进武器装备，保障后勤供应，观察天文气象，利用地形地理，等等；而所谓“应变将略”，就是面临军情的突然性变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不过是用兵才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以此来否定诸葛亮的全部用兵才能，明显是以偏概全了。即使退一步说，诸葛亮确实在“应变将略”上有所不足的话，他在其他方面，比如以隆中对策设计总体战略、以八阵图训练士兵、以木牛流马保障后勤，等等，都表现出他作为三国顶级名将的全面素质。其次，单就“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论，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应变将略”的要点有二：一是先要有“突变”；二是后要有“应对”。请看他在北伐中的表现如何：

第一次，他亲自北伐，在马谡前锋溃败的紧急关头，他采用迅速收兵撤退来应对，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以利此后再战。

第二次，他亲自北伐，强攻陈仓不利，撤退途中受到魏将王双的骑兵追击，他采用布阵待敌来应对，结果斩杀王双。

第三次，派遣将领陈式，率领非主力攻取武都、阴平二郡，魏将郭淮赴援，他采用亲自挥兵阻击来应对，郭淮退走，从而成功攻占二郡。这一临机应变的有效战法，现今军队依然在运用，叫做“围城打援”。

第四次，他亲自北伐，撤军途中，魏军大将张郃率军追击，他又采用设置埋伏来应对，结果射杀张郃，震慑敌军。

最后一次，他亲自北伐，不幸病危，他又在临死前吩咐采用分兵掩护、镇定撤退来应对，有效保全了蜀军的兵力。

纵观以上五次出兵，他都能在军情发生突然变化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可见陈寿说他完全没有“应变将略”，并不符合事实。

理由之二，是不符合他老对手司马懿的评价。诸葛亮病危撤军之后，司马懿亲临现场视察了蜀军留下的营垒，由衷发出“天下奇才也”的赞叹，这明确记载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一个军事上的“天下奇才”，偏偏又缺乏“应变将略”，岂非自相矛盾？事实上，就连陈寿自己说这两句评价的时候，用的也是不完全肯定的揣测语气：“大概应对变化的将领谋略，不是他的长处吧？”他自己也预留了令人想象的空间。

既然这种负面评价，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老对手司马懿发自内心的真实看法，连陈寿自己的语气也有所犹豫，那么陈寿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评价呢？

以往有一种说法，见于唐代人撰写的《晋书》卷八十一《陈寿传》。说陈寿此举，是为了发泄私愤，因为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下属，马谡在街亭失利被诸葛亮处死，陈寿的父亲也受到连累被处以髡刑，即剃光头发做苦工，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轻视陈寿，云云。这种说法，既与事实不合，也没有触及深层的玄机。而玄机，就在诸葛亮的冤家对头司马懿身上。

诸葛亮在前线北伐的七年中，最后四年一直采取积极进攻，希望与对方的主帅司马懿一决雌雄。而从司马懿这边来看，二十多年军事生涯，恰好就是这四年，最为黯淡无光。在这之前，他曾经全歼孟达的叛军于上庸；在这之后，他远征辽东公孙渊，攻灭淮南王凌，那都是料敌如神，战功辉煌。唯独中间这四年，第一战就因自己指挥失误，造成名将张郃战死沙场；此后又一直采取缩头乌龟战略，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即使对方送来妇女的衣饰加以嘲笑，他也不出兵决战，连下属将领都敢当面说他“畏蜀如虎”。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任何赞扬，都等于是对司马懿用兵才能的贬低。而陈寿的《三国志》，撰写在西晋武帝时期，西晋武帝司马炎是谁？就是司马懿的孙儿呀。于是，如何评价诸葛亮的用兵才能，就成为陈寿最难下笔的地方，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摊上大事儿。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他做出这样的负面评价，虽然并不准确，但却可以理解。

更为麻烦的是，最先评价诸葛亮用兵缺乏应变才能的始作俑者，不是陈寿，而是司马懿本人。《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一再向司马懿挑战。曹魏朝廷关注战况的发展，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就写信询问军情。司马懿在回信中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破之必矣。”诸葛亮志向大而不能预见机会，多谋略而少决断，好用兵而没有权变，攻破他是必然的了。司马懿的评价，明显带有安抚朝廷君臣的政治考虑，所以与诸葛亮死后，他发出的“天下奇才也”这一句自然流露迥然不同。但是，其中“好兵而无权”这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喜好用兵而没有权变，这不正好同陈寿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含义完全相同吗？他的三弟司马孚，此时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呢？据《晋书》卷三十七《司马孚传》记载，他当时是曹魏的度支尚书，负责全国军政经费的安排，特别是前方军费的筹措，是朝廷军机重臣之一。可见他向司马懿询问战局，既有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必要性，更有代表朝廷了解军情的急迫意向。司马懿当然清楚老弟的用意，所以要对战局做出极为乐观的回复。由于有这样的政治背景，司马懿的复信，就不再是兄弟之间的私密交流，而是肯定会在朝廷上公开宣布的前方战报。这段文字之所以能够写入《晋书》，就是明显的证据。

这样一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陈寿对诸葛亮的负面评语，特别是缺乏应变才能的负面评语，就更是非做不可了。首先，司马懿是与诸葛亮亲自鏖战了四年之久的当事人，又有二十多年的丰富用兵经验，他的评价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你陈寿能不采纳吸取吗？更要命的是，此时的司马懿，早已被西晋武帝司马炎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在皇家宗庙居中的神位上庄严供奉了。所以司马懿的评语，更上升到高祖宣皇帝，开金口发玉言钦定的政治高度，不仅具有权威性，更具有神圣性。在西晋王朝担任国史编撰官的陈寿，对如此高度敏感的文献资料，有胆量不尊重吗？除了将其老老实实写进诸葛亮的传记，他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负面的评价正式写进去，人身安全有了保证之后，陈寿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做出一些弥补。一是把司马懿由衷的正面赞叹“天下奇才也”，放在前面的传记正文中；二是在评价诸葛亮的行政才能时，尽量完美一点；三是把负面评价，弄成语气不完全肯定的揣测性语气。了解了以上复杂的政治背景，再来观察陈寿这些弥补性措施，他当时的心理活动，真可谓跃然纸上也。

以上，就是整个事情玄机的所在，也是第五个谜团的颠覆性答案。

当今的三国迷很多，迷上三国，所以爱看有关的三国的书。但是，读书人应当对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书上说的，并不一定就是真实可信的。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老先生的话，表达方式稍微过激了一点，眼光却很敏锐。比如上面说到的八阵图，《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中，将其写成诸葛亮在夔门用乱石布下的阵势：“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吴将陆逊误入此阵后，“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盖地，无路可出”。这本来是小说家的虚构夸张描写，但是笔者在当地的多次考察中，看到有很多朋友信以为真，并且还在长江边的沙滩上，长期摆弄石头，企图复原神奇魔幻的八阵图，结果是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不仅对于小说，就是对于史书，其中的内容也应当张开慧眼去鉴别，以免被假象蒙蔽了，上面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是如此。这正是：

负面论评谁作俑，玄机何在请君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