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生产成就——科学灵活地掌握农时

农业生产活动必须按季节，即各地的气候条件适时而耕，适时而种，适时而获，这就叫做“农时”。不违农时，作物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就能够很好地适应和利用气候条件，获得丰收；违反农时，轻则招致减产，重则会颗粒无收。中国劳动人民很早就对农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而且摸索出了科学、灵活地巧用农时的方法。

一、对农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天时、地宜、人力观已基本形成。诸子著作中多有所论述，并把天时放在一个较为突出的地位来看待。人们认识到天时能决定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好坏，强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应予以重视，渔业、林业生产也应如是，所以说“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对天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总结。除强调“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外，还指出适时耕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及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谷物的质量。因此，当权者的职责是致力于掌握农时。为了保证民时，不妨碍农业生产，提出的具体措施是让农民“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正当农忙时，“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军旅）。庶人不冠弁（成年礼）、娶妻、嫁女、享祀”。

战国以后，对农时的认识不断深化。南宋初的《陈旉农书》指出适时耕种能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种莳之事，各有攸序。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明代的《农说》从相反方面指出掌握农时的重要：“时一失，则缓急先后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顺畅而不困苦哉。”

二、科学灵活地巧用农时

古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人们没有能力控制气候条件，只能从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找出天时变化的规律；利用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天时，以减轻天时灾害的影响，达到增产的目的。因而古代著作中论述如何利用天时时，都说“秉时”、“顺时”、“不违天时”、“应时”和“节四时之适”等，也就是《吕氏春秋·任地》所说的“时至而作，竭时而止”。

为了做到掌握好农时，古代人们在“巧用”二字上下工夫。首先很早就利用物候。把观测星躔（chán，或作缠。星躔指星辰运行度次）、花、鸟、虫、鱼、兽等物候作为时宜的标志。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颛顼时代就有了“火正”这一职官，专门负责观测“大火”（心宿二），根据其出没来指导农业生产。现代研究者根据推算，认为最利于观测“大火”来决定春分的时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者已把观测天象，敬授民时列为国家的重大政事来抓。中国现存最早、含有夏代丰富物候知识的《夏小正》中记载有许多物候、气象、天象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及其他生产活动。例如：

《夏小正》把天象同相应的物候揉在一起，构成了物候历与天文历的结合体。其物候观测内容，植物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动物方面，凡鸟、兽、虫、鱼都有所注意。战国时的诸子著作以及后世的农书中都或多或少记录有不同地区的物候观测。

实际上，物候学是农民自己的科学。它主要是历代农民千百年来对千变万化的各种自然现象的观测总结，揭示出了“天变于上，物候于下”的内在联系，而将之运用于农业生产的。因此，很多物候知识是通过谚语和诗歌形式在民间口头流传着。“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莺），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诗歌里的“黄莺儿鸣叫”就是采桑活动时宜的标志。后魏的《齐民要术》引用古农谚三十余条，与物候有关的如“椹厘厘（言桑葚多且熟也），种黍时”；“麦黄种麻，麻黄种麦”；“夏至后，不没狗（指生长不良，株高不没狗）；但雨多，没橐驼”等。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所谓“节气”就是太阳位置，即气候寒暖的反映。大体太阳在黄经上从春分点起，每移过黄经15度，算经过一个节气（15天）。这种节气制为中国所独创，还推广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二十四节气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但其全部名称到西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具备了。传至今天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从这些节气的命名来看，均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实践积累。它主要也通过农谚形式，在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如“小满前后，种瓜点豆”（山西）；“冬至菜花年大麦”（上海）；“惊蛰春分两相连，耕田浸种莫迟延”（广东）等，都是已有相当长年月的农谚了。

由于物候和二十四节气在农业生产上能够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特别是物候，现代气象工作者对之评价甚高，说它往往是很多气象资料也难以完全替代的，因此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喜欢利用物候和二十四节气来掌握农时。

古代人们掌握农时的原则是科学、灵活的。首先注意到农业生产上的时宜和地区的关系。因地势的高低，地区的南北不同，气候的条件也会有差异，作物的播种时间就应有差别，西汉末的《氾胜之书》说粟的种植时间应“因地为时”。《致富奇书广集·授时》阐述比较具体，说：“以上播种随南北地气先后为之，若闽、广地暖，正月则万树俱青，百种易茁矣。至于北地土寒，清明始见柳芽，而燕代五月方可种瓜也。此则因江以南地气先至而言之，以示人及时树艺，时不可失也。”先秦时人们已根据土壤的性质不同决定耕作的早晚。《吕氏春秋·辩土》说，刚硬的“垆”土要先耕，因它含水分少，表层易干枯；软弱的“靹”土可以后耕。《氾胜之书》也说：“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杏始华（花）荣，辄耕轻土弱土。”在播种方面，虽为同一种作物，种在不同的土壤里，时宜标准也不一样，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说：“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说：“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

此外，还认识到不同作物的播种期和收获期也不一样，这和作物本身所具备的特性有关。《氾胜之书》说种枲（雄麻）“宁失于早，不失于晚”。晚种了，麻皮质量就差。《齐民要术》谈种蔓青，认为七月初下种最相宜；如在六月种，根部虽长得粗大，但叶子要遭虫吃；如在七月底种，叶子虽肥大，但根部却细小。个别地区的特别灾害也足以影响作物的播种期。如长江下游产棉区，每年秋季常有台风过境，棉铃被吹落，植株被拔倒，影响产量，《农政全书》中就总结出提早种十多天以避免或减轻风害。在作物收获方面，作物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作物，收割时期早晚不同。《齐民要术》指出秫“收刈欲晚”，其原因是“性不零落，早刈损实”。而小麦则迥然不同，成熟后麦粒易落，所以《韩氏直说》里提出要带青刈割，一般民间都说“收麦如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