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思想文化的特征及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两汉经学

秦始皇通过武力消灭了山东六国，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未能针对和平、统一形势变换指导思想和采取新的政策，而是继续推行法家的暴力方针，对人民进行空前的横征暴敛，利用严酷的刑罚限制人民的言行，因此秦王朝只经过两代皇帝便被推翻了。秦朝的短命为尔后的西汉统治者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面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封建地主阶级应该采取怎样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来治理国家？这个问题直到汉武帝时才得到解决。

一、汉武帝“独尊儒术”

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传说中的黄帝和春秋时的老子）道家思想。西汉王朝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从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出发，针对秦朝的残暴统治而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西汉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儒家对秦朝暴虐统治的批评，赞成儒家倡导的仁政。刘邦最初十分鄙视儒生，认为儒学烦琐而迂阔。但是后来他也笼络了一批有才干的儒生，如郦食其、随何等人，利用他们为自己争夺天下效力。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又令儒生叔孙通制订了一套君臣礼仪，从礼制方面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和威严，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我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滋味！”这时谋士陆贾也向刘邦指出：当初秦朝统一天下后，若能够推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您还能有今天吗！他告诫刘邦说，汉家天下可以通过“马上”（指武力）得之，但不能依靠“马上”来治之！陆贾的意见受到刘邦的极大重视。于是陆贾从儒家思想出发，全面总结秦失天下、汉得天下以及古代兴亡成败的原因，前后共著成论文12篇。陆贾的论文每上奏一篇，都博得刘邦的赞许。刘邦在死前的一年，甚至用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备的祭礼）隆重地祭祀了孔子。以后汉文帝时，儒家学者贾谊也多次强调，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为了消除暴秦的影响，他建议改正历法、变易服色制度，重定官名，提倡礼乐，并且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以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汉景帝时，研治儒学的晁错又提出一系列固国安邦的建议，其中包括鼓励向北边移民以抵御匈奴的骚扰和利用诸侯王的过错削弱各王国实力的“削藩之策”等等。我们看到，这些儒家学者们所鼓吹的儒术和政治主张已经同先秦时的儒家思想有很大不同了。他们往往是从儒家的“仁政”观点出发，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所变通，因此能够被西汉统治者所接受。西汉前期，由于统治者最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面对地方诸侯王国势力的增长而无所作为，使诸侯王国的势力得以恶性膨胀，造成干弱枝强的局面，这就最终酿成了景帝三年（前154）的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乱终于被平定了，它促使统治者认识到，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寻求更有效的理论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这时法家的暴力统治已被秦末农民起义所否定，黄老的“无为”思想面对地方诸侯势力也表现出十分软弱无力，于是封建统治者就把这时的儒家学说当做得力的思想武器，利用它宣扬的“君权神授”、“大一统”等思想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这就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根本原因。儒家被尊奉到唯我独尊的地位上，正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有助于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汉武帝实行的“独尊儒术”，实际上还是与法治相配合，儒法兼施，也就是对被统治者并用安抚与镇压两手。所以后来汉宣帝斥责迷恋儒学的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充分说明，西汉统治者所谓的独尊儒术，也只是取其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部分。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赞成统一，把分裂看成是暂时的，这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有积极影响的。同时，儒家的许多观点，如讲仁义、谦让，讲孝道、讲信用等也逐渐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了。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罢黜百家”并非是对儒家以外的各家实行政治迫害，只是朝廷不支持它们，对于研读各家的学者不给予政治出路。若想要做官、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只有钻研儒家经典才有出路。

二、两汉时期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汉代的儒学内部分为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本来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著作，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绝大部分已被销毁了。西汉建立后，这些典籍的先秦古文旧本大都没有传下来，它们主要是由战国以来的学者们通过口传心授，传诵下来的。当西汉社会生活稳定下来以后，人们便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把这些儒家经典一一抄录下来，写成定本，当时人称它们为今文经。另一方面，西汉时期人们又多次从民间和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一些先秦时用六国古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被称为古文经。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原只是抄录的文字不同，但是后来却形成了两个学术上的派别：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这两个学派各立门户，各有师法，它们对孔子的评价、对六经的解释以及治学方法等都存在很大分歧。（图9—13）

两派的对立首先表现在对六经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学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手定的，先有孔子然后有六经，是孔子首先创立了儒家经学。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六经不过是古代传下来的史料文献，并非始于孔子，但他们往往假托周公等所谓先圣著作六经。今文经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六经寄托了孔子的政治理想，体现了孔子“托古改制”的目的。因此今文经学家十分注重从六经的“微言大义”中去探求、发现治国安邦的道理。古文经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史学家、教育家，孔子只是对六经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然后传给后人。从学术观点上看，今文经学派以《公羊传》为阐发其主要思想的经典，董仲舒是主要代表人物。为了强化封建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董仲舒首先向汉武帝建议，必须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他极力宣扬《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认为地方诸侯王国不得自专，必须一切服从朝廷。同时他还力主实行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发扬儒家的礼仪教化来保证人民听命于统治者。董仲舒在讲仁政时，还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是上天之子。天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而皇帝的统治地位和权力是上天的安排，皇帝的言行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所以一切臣民都应该绝对服从。这些观点从意识形态上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权力提供了理论根据，自然会得到统治者的欣赏和大力支持。但是董仲舒也指出，既然皇帝受命于天，他的任何言行举动就都能够感应上天，因此皇帝还要接受上天的监督。如果皇帝实行暴虐统治，上天就会把一些自然灾害或怪异现象降临人间，表示对天子的警告和惩罚。把人世社会的政治安危同自然现象的变化联系起来，并且认定它们具有因果关系，这就是今文经学提倡的“天人感应”观念。为了作出这些唯心主义的解释，今文经学家们把儒家的经学阴阳五行化，从而大讲阴阳灾异，宣扬迷信思想。董仲舒因治公羊学而成为一代经学大师，他甚至吹嘘能够推验灾异，求雨止雨。（图9—14）

西汉的古文经学派把《周礼》奉为主要经典。他们反对今文经学者们的神学观点，讲求实学，注重从名物训诂方面去解读经书，因此学风比较朴实。但是古文经中也有一些被他们窜改的地方，有些注释也不免流于烦琐。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今文经学立于学官，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这些博士都是对某一经有着专门研究的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派则一直处于被贬斥的地位，未能立于学官。古文经虽有传本，也只藏于朝廷秘府或在民间流传。直到西汉末代皇帝汉平帝时，古文经才由于王莽一派政治势力的支持，在学者刘歆的建议下立于学官，以与今文经博士相抗衡。王莽为了篡夺西汉政权和改变政治、土地等制度，便从古文经中，特别是从《周礼》中寻找依据，因此古文经学这时也一度盛行，压倒了今文经学。但是王莽也热衷于符瑞，以证明自己应该做皇帝，所以他并不完全排斥今文经学。东汉建立后，统治者又重新提倡今文经学而废除古文经博士。

东汉的今文经学除了讲灾异外，还增加了谶纬一套迷信说教。谶纬实际上是假托天神、先圣之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之兆的一些迷信做法。东汉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已不如从前看得那样神秘了，例如人们一向畏惧的日食就已经能够事先推算出来了；再加上光武帝刘秀十分崇信谶纬，从而使东汉的谶纬神学盛行一时。所谓谶、谶语，是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征兆。纬是对经而言的，今文经学家们利用天上星象的变化来预卜人事的吉凶，并以此来解释儒家经典，其著作就称为“纬书”。这些纬书内容杂乱，把解经和荒诞的言论混杂在一起（其中也有一些是前人对天文、地理、历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东汉时，许多人相信谶纬，甚至朝廷在施政和任用官员时，也都依赖谶纬作出决定。谶纬的迷信之说，在东汉时就遭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科学家的批评。例如著名学者桓谭就批评它“妖妄”。王充、张衡等人也对谶纬作了深刻的批驳。

在今、古文两派经学的激烈斗争中，东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召集儒生们来考论五经异同。会上，两派经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结果谶纬之说得到肯定，今文经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取得了胜利。这次会后，编著成了集今文经学之大成的《白虎通义》，它促使今文经学进一步神学化。今文经学在东汉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它也越来越烦琐。当时对于一部经书的解说，总有几十万字，有的甚至多达上百万字。据记载，秦近君在注解《尚书》时，仅对《尧典》这篇目二字，就解说十余万字，简直令人无法去读。与此同时，今文经学用大量的迷信内容去附会经义，更显得荒诞不经，这些都注定了今文经学必将丧失其生命力。于是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的势力乘机发展起来，并逐渐取得优势。当时的贾逵、服虔、马融、许慎等著名学者，都是很有影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嘲讽今文经学者们的狂妄，强调应该用训诂的方法去理解经书；对于谶纬邪说，则斥为“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

东汉末年，郑玄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独尊于众家之上。郑玄字康成，是兼通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学者。郑玄在古文经学基础上，又参采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甚至包括一些谶纬之说），自成一家，形成郑学。由于郑玄能够打破经学的门户之见，杂糅古今，考订是非，择善而从，使得郑注可以兼取各家之长，从而受到儒生们的极大尊崇，于是天下经生尽从郑学。郑玄遍注群经，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图9—15）郑学的确立，使得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实际上被推翻，长期以来今、古文经学的激烈斗争也从此趋于沉寂。

三、敢于叛逆经学的王充

王充是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给予了尖锐的批判，阐发了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观点。他面对居于统治地位的经学，敢于挑战权威，择善而从。他大胆质问孔子、批评孟子，议论先圣们的是非得失，表现出大无畏的治学精神。王充在反对今文经学宣扬阴阳灾异、谶纬神学的同时，也赞成孔孟注重仁义道德的说教。除了儒家以外，王充对于道家、墨家的某些思想也有所继承和批判。他赞成道家“天道自然”的观点，但反对道家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强调“人道有为”，主张应该像孔子、墨子那样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他赞成墨家的节用、薄葬，反对挥霍浪费，但是他也反对墨家宣扬鬼神的观点。可见，王充是一位能够融合百家思想，并且具有独创精神的杰出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