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思想文化的特征及发展——清代的考据之学与今文经学

一、清初考据之学的兴盛

由于宋明理学日益反动腐朽，至明末清初，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其流弊，从思想、学术方面探求明朝灭亡的原因。这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都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政治上坚持反满抗清，在读书人中有较大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思想家。他反对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关于“明心见性”、“明道穷性”那一套空谈，主张学习经书要有益于治国安邦。他批判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思想，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至于“保天下”则“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对于天下的兴亡，每个百姓都有发言权。

顾炎武提倡“引古筹今”、“明道救世”的实际学问。他高呼“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认为研读古代经书，首先应该考订文字的古音、古义，这是深刻理解经书原文的先决条件。因此他十分注重音韵、训诂的研究和经史的考证。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重要著作，开创了清代考据学风的先河。

王夫之，号船山。他力倡“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他认为孔子死后，儒学逐步变成“伪儒”、“败类之儒”，都无可取之处。王夫之对儒学的批判涉及面广泛，并且有一定的深度。他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倡导在吸取传统学术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应努力创出新的思想。他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古代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中，气是指构成万物的物质实体。王夫之在这里主张天地万物皆由物质所构成，其内在规律性也伴随着同时存在，这有力地批驳了朱熹“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王夫之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出发，强调民众的重要作用。他说：“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统治者权位的根基在于民众的拥护，失去民众的支持，其统治也就无法维持了。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封建统治的有力批判。

黄宗羲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他的民主思想最为鲜明。他批驳了朱熹关于“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实学。他主张“致良知”的“致”是人的实际行为，而不是苦思冥想。他认为治经必须学史，才能达到实用的目的。在黄宗羲的学说中，具有明显的初步民主思想。例如他提出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在于万民的忧乐。他认为天下遭受祸害的最大原因，是皇帝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他敢于指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图9—20）甚至大胆批评皇帝：“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认为臣不是为君而设的，臣应该为万民谋利益：“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显然他的这些思想直接冲击了“君为臣纲”的伦理，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强调以农为本，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王羲之呼出“工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假若按照黄宗羲的设想，中国的经济将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由于顾炎武等开明学者对宋明理学一派空谈和迂腐说教进行了全面批判，以及他们大力提倡实用之学，使得学术领域中一种继承汉代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证的考据之学逐渐兴盛起来。清代考据学的兴起，除了人为的提倡外，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武力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思想专制统治。统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禄拉拢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外，还极力压制他们中的反满抗清思想。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屡兴文字之狱，对知识分子横加迫害。这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在治学中尽量回避现实政治，甚至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对古书的辑佚、考证等工作上。这就是考据学在清朝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这些学者从校订儒家经书扩展至史籍诸子，从考释典籍文字扩大到考究典章制度。由于他们的治学重在辑佚、校勘和考证音韵字义、名物训诂，学风比较朴实，所以又称之为朴学。考据之学在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最盛，后世称当时的学者为乾嘉学派。一般来说，他们可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这方面著名的学者还有汪中、江永、梅文鼎、焦循、阮元、王念孙、王引之等等。

乾嘉学派在整理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对古代文字、音韵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成就，为中国近代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局限。这些学者们的考据往往流于烦琐，特别是他们埋头于古书中的纯学术考证，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把整理古代经典的工作当做读书人逃避现实斗争的避风港。

二、清朝今文经学的再现

清朝嘉庆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机。自18世纪末开始，不断爆发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使封建统治受到极大冲击；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也在加紧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并且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这一切预示着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高呼“变法图新”，想要挽救颓败的封建制度。这些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在学术上重新提倡今文经学，宣扬“通经致用”思想，主张用儒家的经学思想来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危机。这个新兴起的今文经学派，早期的著名人物有刘逢禄、宋翔凤等人。他们发挥了公羊学中的“张三世”、“通三统”（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统：夏、商、周三代之历法）思想，通过论说夏、商、周三统的变通，来表达他们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表述自己受命改制的思想。

至道光时，学者龚自珍、魏源等进一步发展了刘逢禄等人的思想。龚自珍是道光朝进士，不仅擅长文学，而且是著名的政论家。他批评乾嘉学派沉溺于烦琐考据而脱离实际，同时也反对宋明以来崇尚空谈道德修养的封建理学。他主张通经致用，也就是要把学术研究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在对古代典籍的解释中评论时政，对国计民生要有所补益。龚自珍的呼吁，为当时沉闷的学术界开创了新风气。他在《六经正名》、《春秋决事比答问》等著作中，常常利用《公羊》义例来讥切时政，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痛斥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龚自珍强调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认为，封建社会此时已进入“衰世”，只有实行革新才能改变没落状况。因此他高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过龚自珍的变革思想始终局限在封建经学范畴之内，他对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极少认识。在这方面，林则徐、魏源则有所突破，他们开始把眼光移向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人应该去了解西方国家，注重它们的先进技术。

三、林则徐、魏源面向西学以及洋务运动兴起

林则徐是嘉庆朝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共同提倡经世之学。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个注意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学者、政治家。他在鸦片战争前即请人翻译英文的《广州日报》、《世界地理大全》等书报，编辑成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四洲志》，并翻译了瑞士人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中有关交战国之间的封锁、禁运等律例内容，以便中国同西方列强发生军事冲突时，能够依据国际惯例采取主动措施。林则徐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来实现自己的通经致用的主张。当其时，能够突破旧的经学思想，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口号的是魏源。

魏源是道光朝进士，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他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吹采用机器生产，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就是通过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他希望中国也能制造枪炮、轮船，以此加强海防，壮大国力。他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根据历代史志增补、编辑成《海国图志》，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政治、地理、风俗等做了系统介绍。这对于打开中国人的眼界，重新认识世界，起了重要作用。魏源认为，过去理学的那些“心性迂谈”是毫无用处的，中国必须“更法改图”才有出路。他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的这些思想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具有一定影响，也可以看做后来洋务派思想的先声。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即清朝同治、光绪时期，中国一些高级封建官僚企图通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来挽救行将覆灭的封建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员们只限于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并不想放弃封建专制统治。较早的有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首先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其后，英商买办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提出：“中学其本”、“西学其末”、“主为中学”、“辅以西学”等思想。较后的有孙家鼐在《议复开京师大学堂折》中建议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立学宗旨”。倡导以“中体西用”为治国思想的代表人物当属张之洞。他在《西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以后他在《劝学篇》中又对这一思想加以发挥。这种主张充分表明这些人仍然坚持把封建的纲常礼教作为根本的统治思想，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只在于实用，丝毫没有触动没落的封建制度。在洋务派的提倡下，中国建立起一批工厂，修筑了铁路，创办了邮电事业，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腐朽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国家并未实现富强。这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从地主、官僚、商人中开始转化出一批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表现十分软弱。他们幻想利用清朝皇帝的权力实现资产阶级改良，以求得国富兵强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

四、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戊戌变法

康有为继承了龚自珍、魏源以来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他的倡导下，发起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以推行其政治主张，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图9—21）

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较集中地宣扬了他的托古改制思想，为推行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认为汉代以来的今、古文两大学派所尊奉的儒家经典都是汉朝刘歆假造的“伪经”，两派的学术观点都属于“伪学”，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康有为在这里引导人们敢于去大胆怀疑和否定传统的封建学术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传统势力的对抗。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称，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迹来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要建立民主政治。例如在《尚书·尧典》中有“咨四岳”一句，意思是向四个部落酋长征求意见，而康有为却解释说，这是孔子主张民主政治。又如有“宾四门”一句，本指各方诸侯入贡于天子，康有为则认为这是孔子主张“辟四门开议院”云云。他还把《公羊传》的观点附会成孔子主张后世应该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康有为能够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提出挑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只限于借助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表明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他们不敢向封建制度公开发起革命斗争，只好让封建统治者尊奉的圣人来保护自己。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还从《公羊传》的“三世”说出发，附会上《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宣传人类社会进程首先是据乱世；然后进入升平世，也就是所谓小康；最后达到太平世，那时就实现了世界大同，这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在这里抨击了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斥责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弱国的强盗行径，但是他鼓吹的大同社会蓝图，不过是被美化了的理想社会，而且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社会的道路。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戊戌变法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下很快遭到失败，清末的今文经学也从此没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孙中山为首的一批革命家，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最终推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的伦理道德、文化思想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民族意识之中，并且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批判那些封建糟粕，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

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其成长的悠悠岁月中逐渐形成了辉煌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所谓多元一体，一方面是指多种思想学说的并存而且融会贯通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也是指众多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渗透，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就整体来说，中华文化是我们祖先传给后代的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善待它，继续吸吮它的养分，并且不断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