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神道观念和主要宗教——鬼神观念的起源和发展

一、灵魂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界和人们自身的生理结构都不能正确认识，因而形成灵魂不灭和鬼神观念。在原始人看来，做梦时人的灵魂可以暂时离开身体而到处游荡，在死后灵魂就永远离开身体而到另一个世界过着与生前大致一样的生活。

考古资料证明，人们的灵魂观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是基本相应的。在我国，早在距今两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就已开始产生灵魂观念。他们为死者举行葬礼，在死者墓葬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并以石器和装饰品作随葬品。在山顶洞下室内发现了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的墓葬，他们的随葬物，大致是一样的数量。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认为在世上氏族成员过着简单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那么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也当然过着同样的生活。

我国的新石器时代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包括仰韶文化（约五六千年以前）和后来的龙山文化（约三千年以前）。此时的氏族公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前一段是母系氏族公社，后一段是父系氏族公社。在氏族公社里，财产共有，实行原始民主，过集体生活。在婚姻方面实行族外对偶婚。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墓葬中。在属于仰韶文化遗址的一些较大的村落中，都有氏族公共墓地。宝鸡北首岭发现了当时的墓葬四百多座，西安半坡村有二百五十多座，华县元君庙有近六十座，洛阳王湾有七十多座。这些墓一般都按一定的次序排列，布局整齐，反映了氏族血缘关系的密切和牢固。北首岭墓地还发现男女分区埋葬的现象，即同一块墓地，一边是男性单人葬，另一边是女性单人葬，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族外婚的制度。在母系氏族公社制社会，妇女受到尊重。在元君庙的一些墓葬中，有的以一位女性尸体为中心，是一次葬，而其他男女骨架是二次葬的，表明在某一个氏族内有地位的女性死后，把许多同氏族的先死者的尸骨迁出葬在这一女性墓葬的周围。在临潼姜寨遗址中，还发现一位少女的墓，随葬品十分丰富，仅骨珠就有8577件。此外，在半坡遗址的儿童瓮棺上有供灵魂出入的小孔。在新石器晚期的甘肃武威齐家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以牲畜为牺牲的祭祀场。这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灵魂观念。

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性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促使社会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从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原始社会解体，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在父系氏族公社，已废除夫妻关系不固定的对偶婚，而采取妇女从属男子的男娶女嫁制，在财产关系上实行父子继承制。这时的墓葬，逐渐盛行男女合葬，有的还以妻妾殉葬。从墓葬中已可以鲜明地看出贫富不均的现象。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富人的墓坑很大，有的坑内还用木材做椁，随葬物达三四十件，最富裕的达一百八十多件。而在穷人的墓葬中，只有极少或没有随葬品。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死后的灵魂也是有贫富差别的。

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生前残酷地奴役广大奴隶，死后还要杀众多奴隶殉葬。在他们的意识中，死后也要依靠剥削奴隶继续作威作福。例如，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北的武官村、侯家庄和西北冈，曾挖出十一座巨大的商代王陵和一千二百多座奴隶杀殉坑。（图10—1）西北冈有的王陵，在亚字形木椁的八个角落，各埋着一个奴隶，在椁室的顶部和仪仗一起排列着的是商王的兵器，也有殉葬的奴隶。在北面墓道和墓室接近的地方，整齐地埋着许多奴隶的头颅，每排十个，共有二十多列。在王陵周围，还有二十个附属的陪葬坑，里面分别埋有奴隶、车子和各种器物，每一个陪葬坑陪葬奴隶的数目为五人到十人不等。这一座王陵，用来陪葬的奴隶达三四百人。此外一些王陵和商贵族墓葬，都有几百人或几十人的奴隶殉葬。在殉葬物中有贵重的青铜器具，有金质装饰品、玲珑精巧的玉饰和少量象牙器物等。商王室每次祭祀祖先也要杀死大批奴隶。

在商代以后，这种杀殉做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缪公死（前621），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虎，亦在从死之中。

《墨子·节葬》说：

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生活在战国中期（约前468—前376），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了。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灵魂观念是与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应的。在原始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也过着与他们一样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公社制生活，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认为灵魂也分成不同的阶级和等级，有的役使众多奴隶，享受富贵，有的则是被人驱使宰割的奴隶。人的灵魂观念虽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虚幻反映，但与人们当时的社会观念大体上是一致的。

二、“鬼”和“神”

如前所述，古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这个不灭的灵魂，也就是鬼。据记载：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按，指黄帝、尧、舜、禹、汤）之所不变也。（《礼记·祭法》）

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记·祭义》）

汉代郑玄注：“鬼之言归也。”人们对死者进行埋葬和按时进行祭祀，就是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定的归宿。

所谓“神”和“鬼”，没有严格的界限。古人一般认为神鬼有尊卑之别，神住天上，而鬼游荡世间。据说：

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知之精气谓之鬼。（《礼记·乐记》：“幽则有鬼神”东汉郑玄注）

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吕氏春秋·顺民》：“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东汉高诱注）

鬼之灵者曰神。（《史记·五帝本纪》：“依鬼神以制义”唐张守节注）

从先秦到西汉的一些资料看，当时的人们是把一般人死后的灵魂称之为“鬼”，而对于一些原始公社制社会的著名部落首领（传说人物）和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因为他们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死后便称之为“神”。例如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伏羲、神农、女娲，五帝——黄帝、帝喾、颛顼、尧、舜，原来都是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因为有伟大功劳，给人民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利益，死后被尊为神。一些有重大发明的人，例如周人的祖先弃（后稷）传说教人农耕稼穑，死后被奉为稷神；共工氏之子后土善治水，死后被奉为社神；颛顼的后裔祝融原为祭火神的官（火正），可能对教人用火有功，死后被奉为火神。由于这些都是传说，古书的记载很不一致，如稷神，也有说是有烈氏之子柱的（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语）；火神也有说是炎帝的（见《淮南子·氾论训》）等等。

夏、商、周的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受命于天，也竭力抬高他们祖先的地位，把他们的祖先说成是在天帝周围的神，与天帝共同享受他们的祭祀，这叫做“配天”。古籍记载：

夏后氏亦褅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褅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圣治章》）

据郑玄注，“禘”是指祭天。夏商周的统治者往往把他们的祖先神与至上神上帝同一视之。“郊”，指在国都的南郊祭天，这里是指在祭上帝的同时还祭祖先神鲧、冥、稷；而所谓“祖”、“宗”，是指在称做“明堂”的祖庙中祭祀的祖先神。

此外，由于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所以产生对自然的崇拜。人们把灵魂观念扩大到自然界，认为万物与人一样，都有灵魂。于是认为，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风雨雷电等等，都有神灵。如《礼记·祭法》所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在社会上出现统一的君主以后，便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在一切精灵之上还有最高的至上神“帝”、“上帝”或“天”。

三、对至上神——上帝、天的崇拜

在原始公社制社会，氏族是社会的基层单位，由几个氏族组成部落，由几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在宗教上是多神信仰。随着氏族、部落的兼并组合，宗教信仰也日趋统一，一些强大氏族所崇奉的神变成部落神，部落神变为部落联盟的神。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国家的形成，便形成统一的全能的至上神。中国的夏、商二代是早期奴隶制王朝，但对夏代只有传说，没有信史可征，而关于商代则有大量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从中可了解商代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图10—2）

据甲骨卜辞可以看出，商代统治阶级认为在天上存在着主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至上神，它有人格和意志，称之为“帝”或“上帝”。这个“帝”或“上帝”在不少场合就是商族的祖先神（即原商部落的祖先神帝喾或帝俊）。在《尚书·盘庚》中商王盘庚既称这个至上神为“上帝”，也称为“天”。当然，无论是“上帝”还是“天”，都不过是人们还无力驾驭的外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如战争和民族、国家的兴亡等）在人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他们看来，“上帝”或“天”有好恶意志，能发命令，一切自然现象如风雨晦冥，农业的丰歉，人事的吉凶祸福，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等等，都由它主宰。例如甲骨文载：

帝隹（唯）癸其雨。（《卜辞通纂》364片）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年，丰收。见《卜辞通纂》363片）

帝其降堇（馑）？（《卜辞通纂》371片）

贞卯，帝弗其降祸。（《殷契佚存》36片）

伐邛方，帝受我又（佑）。（《龟甲兽骨文字》卷一）

商王以上承天命自任，把对社会的统治和行政措施说成是秉承上帝的意志。在商王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的过程中，曾受到守旧贵族的激烈反对，盘庚借助“天”、“上帝”的名义对这些人进行说服：

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尚书·盘庚上》）

在迁殷之后，又用上帝的名义进行安抚：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治理）越（及于）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童）人，非废厥谋，吊（乃至）由（采用）灵（善）。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大业）。（《尚书·盘庚》下）

到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时，自恃有天命保佑，荒淫无度，政治腐败，最后被周武王推翻。武王在出征誓师时就斥责纣王自恃天命，不思悔悟其侮慢上帝祖先之罪。

周朝统治者鉴于商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虽然在思想上继承商代的天帝观念，但认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如果违背天的意志，“皇天上帝”就连它的“元子”（如殷）也会抛弃（《尚书·召诰》）。他们认为民心向背不可忽视，天命和民众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天的意志往往通过民众表现出来：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因此，周统治者提出顺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对人民实行比较宽容的统治政策，认为这样才会得到上帝的保护，使统治巩固。例如：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尚书·召诰》）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同上）

西周王朝这种敬德保民思想，对于周初实行重农慎刑，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政策有很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生产关系没落，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当时自然科学已取得很大进步，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某些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维护奴隶制王权统治的天帝观念发生怀疑，主张“天道远，人道迩”，有的甚至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等人定胜天的思想。然而，作为至上神“天”或“上帝”的地位没有发生动摇。不仅孔子、孟子这样的思想家都鼓吹天命论，就连代表手工业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子也宣传“尊天”、“顺天意”的思想。那些已在各诸侯王国掌握政权的封建统治阶级，也借助“上帝”的旗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当然，上帝的阶级属性已经变了，如果说商周的上帝是奴隶制王权在天上的影子的话，那么，封建地主阶级所说的“上帝”则是封建王权在天上的影子。

四、五行、五德、五帝和祭天

天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秦、汉都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它们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对后代封建社会有深远影响，同样，这个时期的宗教观念也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秦汉时期盛行的“五帝”崇拜和祭天制度，是天帝观念的新的表现形式。“五帝”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相关，在先秦已开始形成。

战国时期，全国逐渐出现统一的趋势。各派学者提出种种哲学、政治学说，以供封建统治者采纳。其中，阴阳五行学说曾对秦汉时期的宗教和哲学发生重大影响。按照《荀子·非十二子》的说法，这一学说的最早创立者是子思及其后学孟子，然而实际上是由比孟子稍后的齐国邹衍（前305—前240）完成的。《汉书·艺文志》所录《邹子》49篇和《邹子终始》56篇皆已佚失。《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

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看来是在运用和发挥天人感应和循环论思想。

邹衍讲的“五德”，即《尚书·洪范》中讲的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也称“五行”。邹衍利用天人感应和天道循环论的观点，对《洪范》的五行说进行改造，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有这样一段记载：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此处虽然没有明言是邹衍的学说，但据《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可以认为，这至少是源出于邹衍的“五德推移”说。引文说的是从黄帝经夏、商、周，到行将出现的王朝是按照五行相胜的过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演变的，以后的人类历史就是按照五行相胜次序分为五个大的环节的无限循环过程；历代帝王政权的交替就是按照五行相胜的公式进行的。邹衍的学说在齐、梁、燕、赵受到欢迎。因为战国后期一些封建诸侯都希望上天按照“五德终始”的循环次序使他们得到新的机会，像过去的圣王一样建立统一的王朝。

战国末年有人把当时的天文历法学说与阴阳五行思想相比附，认为春夏秋冬和东西南北的方位都与阴阳五行有关。如《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都以春夏秋冬与四帝、四神、四德、四方等相配，配合的程序如下：

春，其帝太皞（谓为“木德之帝”），其神句芒（谓为“木官之神”），其虫鳞，其音角（角，木也，位于东方），其数八（五行之数为五，此为基数，木序为三，故数序为八）。

夏，其帝炎帝（“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火官之神”），其虫羽，其音征（征，火也，位于南方），其数七。

秋，其帝少皞（“金德之帝”），其神蓐收（“金神”），其虫毛，其音商（商，金也，在西方），其数九。

冬，其帝颛顼（“水德之帝”），其神玄冥（“水神”），其虫介，其音羽（羽，水也，位在北方），其数六。

可见，在关于天的神化方面，除了一般称谓的“天”、“上帝”以外，还认为在天的四方有四个帝，这四个帝原来都是人间的“圣王”，都曾以五行的一“行”（德）作为天命所归的标志而进行统治，死后成为主管四方、四时和五行之神。（图10—3）结合其他资料，四帝是：东方天帝太皞，属木，主春，因木为青色，故亦称青帝；南方天帝炎帝，属火，主夏，因火为赤色，故亦称赤帝；西方天帝少皞，属金，主秋，因金为白色，故亦称白帝；北方天帝颛顼，属水，主冬，因水为黑色，故亦称黑帝。如果再加上“土德”的黄帝，则正好为五帝。

在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曾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为自己服务，论证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史载：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六以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同上）

按照阴阳五行学说，水在季节上属冬，颜色为黑色，时间应从夏历十月（见《吕氏春秋》十二纪）开始，五德循环的位数是六，在音律上属阴，水阴主刑杀；因此，秦得水德，就应以冬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衣服、旌旗为黑色），以六为度量单位（如符是六寸，步为六尺之类），以大吕（为阴律之始）为正音，以法为施政准则。秦始皇就是这样做的。

秦始皇认为得到上天的委任，很重视祭上帝。即位的第三年（前219）就到泰山封禅。（图10—4）“封”是在泰山顶上祭天帝；“禅”是在泰山下的梁父山祭地神（“地主”）。此外，还分别祭青、黄、赤、白四帝。

汉初制度草创，因袭秦代的很多，对汉代应得五行的哪一德，长期没有定论。汉高祖东击项羽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他即命立黑帝祠，称为“北畤”，按时命人祭祀。据此，汉高祖自认为是直接承周（火德）而得水德。文帝时虽有人上书说汉承秦后，应为土德，改正朔，但当时丞相张苍认为“汉乃水德之时”，提出反对意见。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才正式按土德改制：定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所谓“五帝”说本来是国家分裂的产物。商、西周国家统一，只有“天”、“上帝”，而没有各据一方的五帝。东周以后诸侯称雄割据，才出现五帝说。秦据西方，为表明自己受天命，曾自称得“金德”，祠白帝；后来也祠青、赤、黄帝，可能与它想吞并四海有关。汉初一度祠黑帝，以受水德自命，后来虽认为受“土德”，但并没有特别强调祠黄帝，而是五帝并祠，这也许与国家已统一有关。汉代皇帝的“郊祀”，就是祭这五帝，《淮南子·天文训》在介绍“五星”时对五帝有个概括的说法：

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木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火星），其兽朱鸟，其音征，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土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金星），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水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虽特别指出“黄帝”是“制四方”的，但五帝毕竟是各据一方，以主宰五星者。汉武帝时，在五帝之上又安置了一个更高的统一的天帝，此即“太一”神。

汉武帝时，社会生产已得到恢复发展，由于削弱诸侯王势力，中央集权已相当巩固，在政治上已出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元光六年（前134）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政治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二年，方士谬忌奏祠太一方，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明确指出五帝只是“太一”神之“佐”，可见“太一”是至上神。武帝采纳这个建议，在长安东南郊立祠祭祀，此后又在甘泉设太一祭坛（泰畤）。武帝东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采用的也是“如郊祠太一之礼”。

汉武帝以后，汉王朝的祭祀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直到东汉也是如此；只是“太一”已经取得统一的至上神地位，不再称为“太一”，而一般称为“皇天上帝”，与“后土神祇”并祀，并配祀以皇祖。

秦汉的天帝观念和祭天制度一直影响到宋元以后。《礼记》中的《郊特牲》、《月令》诸篇和《周礼》中的《大宗伯》、《大司乐》诸章，以及东汉郑玄、三国魏王肃等人的注疏，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制定祭祀天地神祇礼法的重要根据。对于至上神也有不同称法。《元史·祭祀志》载：

《周礼》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郑氏以星经推之，乃谓即天皇大帝。然汉、魏以来，名号亦复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曰昊天上帝，与《周礼》合。唐、宋以来，坛上既设昊天上帝第一等，复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与太一、天一等，皆不经见。本朝大德九年（按：1035年），中书圆议，止依《周礼》，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按：1310年）圆议，五帝从享，依前代通祭。

明清时代祭天制度大致相同。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以至清代，每年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即冬至在圜丘（天坛）祭昊天上帝，（图10—5）以大明（日）、夜明（月）、星辰、太岁（值岁之神）从祀；夏至在方丘（方泽坛、地坛）祭皇地祇，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此外，春分时在日坛祭日，秋分时在月坛祭月，并配祀二十八宿、五星。

五、神仙和方士

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神仙学派。《汉书·艺文志》说：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所录神仙家书目不少都冠以“黄帝”、“太一”名称，看来直接吸收了道家思想。与邹衍同时的神仙家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都是燕人。他们“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

从现存资料看，《庄子》书中已有不少神仙家思想。它称得道者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说他们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物，凌空飞行，长生不老。如《逍遥游》中的列御寇可乘风飞行，周游天下；而更高的“神人”、“圣人”连风也不凭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藐姑射山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大宗师》说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这些思想直接被神仙家吸收。

秦汉时期的神仙家也称为方士，认为他们掌有可以与鬼神往来的方术。秦始皇时的徐市（福）、韩当、侯公、石生、卢生，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栾大等，都说在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面住着神仙。那里的宫殿是用黄金、白银建造的，禽兽全是白色的。但此地一般人难以达到。据称，此处的神仙有羡门、高誓、安期生等，他们有长生不老之药。

这种神仙思想与传统的上帝鬼神观念不完全相同。以上帝为首的诸神一般都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一方面的主宰者。方士讲的神仙却是在世外洞天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长生不老。如果有人按照方士的指导从事修炼，据称可以成仙，肉体飞升。战国时的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以及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派人入海求仙，找长生不老之药。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积极利用和扶植宗教，祭太一神，封禅，祭山川，改正朔，又任用许多方士，为他求长生不老的药。李少君称自己有祠灶、谷道（“辟谷”，不吃五谷）、却老之方，能役使鬼神，炼丹沙化为黄金，入蓬莱山求仙药。武帝对他十分宠信。当他病死时，武帝还认为他是“化去”的。方士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也受到武帝的宠任。少翁自称能致鬼神，为骗武帝相信他能请来天神，自写帛书使牛吞入腹中，说：“此牛腹中有奇！”杀牛得帛书，武帝认得是他的笔迹，就把他杀了。公孙卿对武帝说，当初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从天上垂胡须把黄帝迎上天去，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乘龙上天。武帝十分向往，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武帝每次车巡海上，都有许多齐方士上书，言神仙，献奇方的，有时达万人。汉武帝常派出数千人去海上寻神仙，虽一再上当受骗，但总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正如《史记·孝武本纪》所说：“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

神仙思想是道教创立时所吸收的主要思想之一，在道教中对神仙思想又有新的发展。魏晋时有人托汉代刘向之名撰《列仙传》，记述从赤松子至玄俗等72位神仙的事迹。晋以后言神仙者多引述此书，且为道教所利用。东晋葛洪撰《神仙传》，记述神仙84人，其中不少取自《庄子》、《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有些内容是新增加的。道教兴盛以后，在宋代以前成书的《洞仙传》（未题撰人）、南唐沈汾（玢）撰《续仙传》、南宋陈葆光撰《三洞群仙录》等，其中不少神仙是道教人物的神化。当然，道教所奉的神灵神仙系统十分庞大，后面将分别介绍。

六、卜筮、望气和风角、占星术

神学天命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是至上神“上帝”或“天”。天是有意志和感情的，天的意志和感情经常通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表现出来。人们如果通过特定的方术窥测出天的意志和感情，就可以按天意行动，做到避凶趋吉。商周以来设在国王周围的巫、祝、史、卜的重要任务就是运用各种占卜方术来探测天意，向统治者预告吉凶。汉代从董仲舒以后，儒者以天命论来解释天人关系的做法十分盛行，鼓吹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同样把占卜方术置于重要地位。

先秦以来所流行的占卜方术主要有以下几种。这些方术在封建社会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1．卜筮

卜筮早在我国奴隶社会初期就产生了。卜有种种方式，商周以来最常用的方式是钻灼龟甲和兽骨，视其纹络来进行占卜。我国近代以来在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文，就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筮是用蓍草进行占卜。二者往往同时使用。《尚书·洪范》记载周初商王族箕子向周武王提出治国应当注意的八件大事（八政），其中第七件大事就是“稽疑”。他说：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雨、霁等皆为卜兆，即龟甲上灼钻的不同纹络的名称）；曰贞，曰悔（贞、悔是占卦的两种方式，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分别指卦的下三爻和上三爻。），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推衍人事的吉凶）。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说明卜筮在国王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图10—6）这里举出六种情况，如果国王、卿士（朝臣）、庶民之中有一方表示赞同，而其他二方不同意，但卜、筮是吉利的，都是可以做的；如果卜、筮都不吉利，即使三方都赞同，事情也不可做。当时人之所以这样看重卜筮，正是因为把卜筮看做是神意的象征。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设有“太卜”、“占人”的官职，负责卜筮吉凶。朝廷设“龟人”专门养龟，按特定方法取龟甲。朝廷每逢祭祀或举行重大活动，都要向上帝和祖先占卜吉凶。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筮。

《易经》又称《周易》，是一种占卜的书，是在社会上盛行占卜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从内容看，《易经》可能最初出现于殷周之际，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孔子整理加工。

《易经》内容包括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都有卦象、卦名，还有说明本卦性质的卦辞。爻分阳爻（“”），阴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例如，《易经》的开头：“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是“乾卦”的卦象，“乾”是卦名，“元、亨、利、贞”是卦辞；“初九”是“乾卦”的第一个阳爻（从卦象的下面向上数）的爻名，而“潜龙勿用”则是爻辞。占卦人占着哪一个卦，便根据卦辞和爻辞推断吉凶。

秦汉朝廷皆设太卜官。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唯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焚。他晚年听说“今年祖龙死”的谶言，即求卜，“卦得游徙吉”，于是远游，最后死于途中。汉朝吕后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派人迎代王刘恒（文帝）为帝，代王先占卜得吉兆，才决定入京即位。汉武帝重占卜，重用一大批占卜者，北击匈奴，西征大宛，南伐南越，都先进行卜筮。有时赏给卜者钱数千万，卜者邱子明富贵腾达，显赫一时。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占卜方法多种多样，有用五行占卜的，有据月和十二辰定吉凶的（建除家），有以十二辰神灵定吉凶的（丛辰家），还有用日历（历家）、天人感应论（天人家）、太一神（太一家）等占卜吉凶的。据《后汉书·方术列传》，当时占卜术更是五花八门，有“七政”（日、月、五星占验术）、“元气”（阴阳占验术）、“六日七分”（用《易经》占卜的一种方术）、“遁甲”（用天干占卜）、逢吉（应人所问而占卜）、挺专（折竹而卜）、孤虚（用天干地支搭配日辰占卜）等。

2．望气和风角

我国古代人民在从事农牧业生产中认识到风云变化和天气、季节有密切关系，因而很注意对风云的观测。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认识水平，人们对风云的观测难以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形成神秘主义的望气和风角学说，认为从中可以预测社会人事的吉凶祸福。

望气是依据云气的色彩、形状和变化来占验人事吉凶的一种方术。（彩图10）《吕氏春秋·明理》说在乱世，“君臣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就会在云气的形状上表现出来，有的“若犬、若马、若白鹄，若众车”；有的“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等等。汉代，有个叫王朔的人善于望气。《史记·天官书》对望气的方术作了介绍，说仰望云气可达三四百里，如果登高可看得更远，根据云气形状可判断吉凶顺逆。如果两军对垒而战，云青白色而前面稍底，就会“战胜”；云前面赤而稍仰起，将“战不胜”。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赵人望气者新垣平对文帝说：“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彩，若人冠冕焉……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文帝于是在此地立五帝祠。望气者认为，在日旁及皇帝所在的地方都有一股非同一般的云气，叫做“天子气”。《洛书》说：“有云象人，青衣无手；在日西，天子之气。”还认为，凡是命里注定要当皇帝的，即使没有即位，他周围也有五彩绚丽的“天子气”。《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劝项羽设“鸿门宴”，把刘邦杀死，说：“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风角是依据风的方向、强弱、状态和声音来进行占验吉凶的一种方术。《后汉书·郎觊传》注说：“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史记·天官书》说汉代著名占岁者名魏鲜，他每年正月初一从风向、风力来占验一年气候和农事的丰歉情况。《唐开元占经》卷九十一保留了一些材料，说占候风者，要在高旷的土山上立竿，用鸡毛编成“羽葆”，吊在竿上，根据它测到风向、风力，进行占验，按不同情况可判断出“祥风”、“灾风”、“大兵将至风”、“旱火风”、“大水杀人风”等等。

3．占星术

我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注意观察天象，逐渐形成了古天文学，从而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周易·系辞》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尚书·尧典》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史记·天官书》说，在高辛氏以前掌管天文星象的是重、黎，唐虞时是羲、和，夏代是昆吾，殷商是巫咸，周朝是史佚、苌弘，春秋宋国是子韦，郑国是裨灶，战国时齐国是甘德，楚国是唐昧，赵国是尹皋，魏国是石申。汉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初任太史令，曾跟天文家唐都学天文。（彩图11）

尽管我国古代天文学在观测日月星辰天体变化和制定历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世界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天文科学与神秘主义的占星术曾长期交织在一起。由于当时科学水平不高，人们对天体构造和实际运行规律认识不够，特别对一些罕见的天象如日食、月食、彗星、流星雨、新星等，对五大行星视运动（天文学把从地球上所观测到的天体运动称为“视运动”）中的顺行、逆行和停留的复杂现象，还作不出科学的解释，因而认为各种天象是天帝意志的表现。汉代董仲舒及一些今文经学家，也是星象占验家。《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中也包含不少占星术成分。西汉末年及东汉初年出现的大量谶纬图书中，有不少就是讲星象占验的。《汉书·艺文志》在说到天文家时说：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说明了占星术的由来。

占星术包括日占、月占、五星占、二十八宿占、星变占等等。这里扼要加以介绍。

日占古代占星者认为太阳代表世上一切阳的方面，是国君的象征，从其形象可推知世上国君统治情况。如果“明主之践位，群贤履职，天下和平，黎民康宁，则日丽，扬其光曜”。如果太阳暗淡无光，表明国君“无道”，就要亡国。

月占占星者认为月是世上阴的方面的代表，如臣、子、妇、弟都属阴的方面。“臣道修则月明有光”，“臣行刑罚，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及良善，则月食”。

五星占古代人对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及其运动缺乏科学的认识，把它们的不同运动形象看成是天意的表现。汉代人还把五星看成是五行的精灵，五帝之子。《春秋纬》说：“天有五帝，五星为之使。”《荆州占》说：“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占星家认为，五星分别象征五方、五帝、五事……等神灵和事物。

木星（岁星）是东方青（苍）帝使者，五行中“木”的精灵，主春，决定农业丰歉。木星和国君五常之一的“仁”和五事的“貌”相应。如果国君“仁亏貌失”等，上帝通过木星的天象来表示谴告。

火星（荧惑），是南方赤帝（炎帝）使者，五行中“火”的精灵，主夏，决定天气干旱。国君如果在“礼”、“视”方面有了问题，天帝便以火星警告。世上会发生暴乱、饥馑、死丧等。

土星是中央黄帝的使者，五行中“土”的精灵，主季夏，主土。如果国君在“信”、“思”方面出了问题，上帝便以土星谴告，土星运行失常，国土就要丧失，或发生山崩地震。

金星（太白星），是西方白帝使者，五行中“金”的精灵，主秋，主兵，主刑杀。如果国君“义”失，“言”不当，上帝就使金星有所表示，“当出不出，当入不入”，世上就有战乱。

水星（辰星），是北方黑帝的使者，五行中“水”的精灵，主冬，主水，主刑。如果国君在“智”、“听”方面出了问题，水星就“变怪”，四时风雨不调，发生水灾。

二十八宿占古人把月球轨道（白道）和太阳视运动轨道（黄道）附近天区分布的恒星按月亮相对恒星运动的周期数字（27.32天），分为二十八组，因月亮每天入住（宿）一组，故称为二十八宿。《史记·天官书》按当时五帝信仰，把二十八宿分属其中四帝（黄帝除外）的四种神兽之下，即：

东宫苍龙，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

南宫朱雀，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

西宫白虎，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

北宫玄武，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

占星家认为这二十八宿与地上十二州（或各地区）密切相应，每二三宿主世上一州，如果某宿出现星变现象，地上某州就会发生灾异。据说“心”、“房”二宿代表“明堂”，如果火星进入这个星区，朝廷就会发生变故。

二十八宿之外的另一个星区拱极星区叫“中宫”，又叫“紫微垣”。历代占星家都把它看做是朝廷的象征。（图10—7）汉代奉太一神为至上神，认为天极星（北极星）是太一神住的地方，旁边三星是“三公”，后勾四星是“正妃”和“三宫”，周围十二颗星是“藩臣”。据说在这个星区出现怪变星象（流星、彗星），朝廷就会发生变乱。

星变占通过彗星、流星雨、新星（客星）等罕见天象进行占验，认为出现这些星象，天下就会发生战乱或水旱灾害、瘟疫灾害等。

总之，在占星家看来，日月星辰有规律的出没是上帝安排的次序。一切天象都是上帝意志的表现，日月食及彗星、流星等罕见天象是上帝对世上最高统治者的谴告。占星者的责任是通过观察天象把天意及时告诉最高统治者，要推行善政，避免暴虐统治。

七、谶纬及其被禁毁

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基本思想是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这套学说十分盛行。从西汉末年以来，以预言天命为内容的谶纬图书大量出现，曾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谶就是预言，说是传达天意的。纬是纬书，是用来解释六经的。谶纬密切结合，纬书里也充满神秘的预言。谶纬往往借用阴阳五行的语言来预言朝代的兴衰和“天命”的归向。所谓“图”和“书”，表明有的符命采取图的形式，上面有图；而一般是既有图也有书。《周易·系辞》讲“河出图（八卦），洛出书”，可以说是最早的图和书。二者一般不可分，统称为“图书”。谶的起源很早，自秦汉以后逐渐增多。西汉哀、平帝之时（前6年—公元5年），王莽利用图谶，假托天命废汉帝建立新朝，开始称摄皇帝，最后即皇帝位（9年），派使者“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此后各种谶纬图符越来越多。

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在谶纬盛行的时候当上皇帝的。王莽末年，宛人李通用《河图》谶语“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刘秀起兵。建武元年（公元25年），又有人从关中带来《赤伏符》（《河图》的一种），上面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当时流行的《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表示从汉高祖到刘秀共280年（四七之际，此为预言概数），刘秀当继汉的火德当皇帝。刘秀以为天命所归，就顺众议即位称帝。平定全国后，刘秀对谶纬十分重视，命人校定图谶，把其中与王莽有关的内容删掉。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明、章二帝也迷信谶纬。虽经桓谭（约前23—公元56年）、张衡（78—139）等学者的反对，但谶纬一直在社会上盛行。

谶纬假托天命，讲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预言国家兴废，人事吉凶。这样对当政者构成两种威胁：（一）统治阶级内部有人可以利用谶纬篡权作乱；（二）劳动群众也可以利用谶语符命发动起义。因此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南朝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梁武帝天监（502—515）年间，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都曾下令禁止谶纬，但没有禁绝。直到隋初，经文帝、炀帝采取严厉禁毁措施，谶纬书籍才基本绝迹。《隋书·经籍志》说：“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

纬书是研究两汉神学天命思想的重要资料，因为对后代的宗教神学（特别是道教）影响较大，所以对研究两汉以后的宗教、哲学也有参考价值。据《后汉书·张衡传》及注文所载，纬书包括“《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隋书·经籍志》说：

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数字与张衡讲的一样，共有81篇。所谓《七经纬》包括《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

中国自古以来的灵魂、鬼神和天帝诸观念，为了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有所发展。这种观念经儒家整理加工，成为儒家的宗教神学观念。因为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因而它的宗教神学观念曾影响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佛教的传入、发展和道教的形成，对中国的鬼神观念有所丰富和发展，但传统的鬼神观念仍作为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而相对独立地存在着，并通过皇室贵族的祭天祀祖以及民间的祭神祀祖而体现出来，直至今日在民间还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