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与民族文化融合——汉化与胡化的较量

民族的兼并、迁徙不但导致了族群的混融，而且也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统，种族的歧视只是暂时的，而文化的融合则是永久的。陈寅恪先生即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0］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文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且均远远落后于高度发达的汉族文明。他们迁徙到传统的汉族居住区之后，必然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文化的熏陶，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为了能够稳定在汉族地区的统治，也不得不拉拢汉族头面人物，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不但族群逐渐解体，固有的文化也被“汉化”。

在胡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中，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推动人物。石勒虽然在政治上主要依靠羯人和其他“胡”族，但是非常注意拉拢汉族失意士人，如张宾就成了石勒的谋主。在攻陷冀州时，石勒就搜罗当地“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定都襄国后，又专设“崇仁里”，安排汉人士族居住，下令禁止“胡”人“侮易衣冠华族”。石勒还恢复九品中正制度，并通过察举、考经等办法，为士人参政广开门路。石勒在襄国设太学，令“胡”人贵族子弟入学，学习汉族文化。还设专官主管经学、律学和史学，开办文化事业，表现出对汉文明的崇尚。由于石勒的笼络，不少汉族士人甘愿为他效劳，对后赵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五胡之中，氐族受汉文明的影响较深，苻坚登基之后，即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进行一系列改革，强化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苻坚还听从王猛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汉族文化的措施。他广立学校，提倡儒学，令公卿贵族、将佐子弟以及宿卫战士和宫中后妃入学受业。苻坚每月一临太学，亲自考问学生经义，提拔成绩优异者做官。苻坚还下令“复魏晋士籍”，维护士族特权，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由于政治修明，文化措施得当，前秦的国力增强，版图一度西至西域，东极于海，北尽沙漠，南至西南边陲，只有占据东南一隅的东晋与之对峙。

五胡之中，汉化最为彻底，而且影响深远的还是北魏的汉化改革。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部起于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入主中原比较晚，在五胡之中是社会发展落后、文明程度比较低的民族。进入比较先进的中原居住区后，在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与中原传统格格不入，民族矛盾尖锐。有鉴于此，文明太后冯氏及孝文帝执政时期，遵循北魏政权封建化的需要，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在汉族士人的辅佐下，首先确立汉族传统的礼仪文教制度，建学校，定乐章，立孔子庙于京师；进而认黄帝为拓跋远祖，以华夏苗裔自居。《北史·魏本纪·序纪》说：“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界。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舜命为田祖。”鲜卑拓跋摇身一变，具有华汉一脉的正统地位，充分体现出对中原华夏文明的认同。孝文帝亲政之后，进一步推行改革和汉化。他把首都从僻处边塞的平城迁到中原腹地洛阳，并且依照魏晋南朝制度改定官制。他又下令禁止胡服，改穿汉人服装；（图1—8）并禁断胡语，把汉语作为唯一通行的语言；还改变鲜卑人的姓氏，把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规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得归葬代北。孝文帝亲自拟定条制，辨别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的门第高下，恢复门阀制度，并鼓励鲜汉通婚。孝文帝自己即选择中原大姓家的女子作为后宫，还为五个皇弟分别聘李、郑、卢姓女子为王妃，许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高门。通过门阀制度的确立和婚姻的结合，鲜汉贵族进一步合流，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北魏的汉化改革措施，也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迁都洛阳之后，这座昔日名都迅速文明昌盛，重新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亲身到过洛阳的南朝人记载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洛阳伽蓝记·城东》）汉化改革的成就，显而易见。

汉化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但是汉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常受到胡化的冲击。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于尚处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的影响，但基本上还保存着自己的部落组织，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统治方式也具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的二重性，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野蛮和落后。胡族军事集团基于其游牧民族的习性，赤裸裸地掠夺和滥杀，更是对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破坏。匈奴族建立的汉国，占据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把各族人民大批地迁到山西地区，采用胡汉分治的办法，加强控制。后赵石勒颇具政治见识，崇尚汉族文化，但是也未能摆脱刘汉政权胡汉分治的民族局限，甚至走得更远。他下令以羯人为“国人”，不准称他们为“胡”，“国人”的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完全与民族融合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前秦王猛的改革措施，触犯了氐族贵族的利益，在汉化与胡化的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得力于苻坚的强力支持，才能够推行。而苻坚的支持并不是一贯的，王猛死后，族内守旧势力抬头，苻坚不仅放弃了王猛打击氐豪的作法，还把关陇氐人15万户分配到诸方要镇，残酷压迫当地人民，造成民族矛盾激化。北魏的汉化改革深入而彻底，因而招致了保守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抗。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贵族坚决反对，最后不得不以南伐为名义，率30万大军南下。连绵不断的秋雨，让长途跋涉的鲜卑贵族和士兵困乏不堪，到达洛阳后都不愿继续前进，孝文帝乘机宣布定都洛阳。孝文帝的汉化措施也受到鲜卑宗室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对孝文帝信用汉人而疏远“国戚”表示不满，甚至屡屡发动叛乱进行反抗。

当然，文化融合的趋势并不以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强势的汉文化压力之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汉族这一主导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包括南方的越、蛮、傒、俚、僚、爨，作为民族名号已然隐入历史，但是其文化因子并未消解，在隋唐乃至以后的社会，仍然显现着灵光。

汉代建立起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联系，进而引发了各国之间向往接触的强烈愿望，并进行了初步的商贸和文化交往。但是从汉末到隋初三百多年时间内，由于战乱绵延不断，中原王朝无力经营西域，致使其长期为割据势力和少数民族控制，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中西交流受到严重影响。隋朝立国之后，鉴于突厥、吐谷浑称霸西域，阻断丝绸之路的局面，决心打通西域。隋炀帝委派大将薛世雄、裴矩建立伊吾城，控制咽喉要地，并广开屯田，保证西域之路的畅通。炀帝还任命知晓边事的裴矩为“监知关市”，吸引西域诸国到张掖进行贸易。裴矩通过与胡商的交往，详细了解各国的风俗物产和山川险易，准确描述出了通往西方到达波斯、东罗马的三条道路。这些记录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决策，而且使原来并不固定的通道更加确定、畅通。隋大业五年（609），炀帝巡幸河右，深入祁连山腹地，极大地传播了中原王朝的声威，西域和中原的经贸往来随之日趋活跃。

唐朝开国之后，大力经营西北边境，陆续平定了突厥、回纥等北方民族。在宫中为此举行的庆祝宴会上，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太上皇李渊高兴地赞叹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彩图3）太宗李世民也对来自中亚安国的使者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11］在行政建制方面，唐代在河西走廊设凉、甘、肃、瓜、沙五州，并于天山南北置安西、北庭都护府，统辖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重镇，唐朝皇帝被西北诸民族尊为天可汗。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不仅使隋代的三道交通动脉主线西延，而且形成众多的支线。频繁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东西方不同背景的文化都在丝绸之路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作为国际文化进入中原的门户，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意义。敦煌在汉代已经设郡，集聚了大批西域人和汉人，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隋代裴矩描述的通西域的三条道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唐人则把坐落于敦煌西南的阳关看做是一条文化分水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敦煌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文化并重的城镇。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各国商贾、僧侣、使节在此休整，办理关牒手续，许多贸易活动在此拍板成交，有些商人干脆定居创业，成为大唐的编户齐民。民族的杂处，导致了文化的融合，不同背景的文化经过初步的整合之后，又向东传播到关中和中原地区。

唐太宗时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结盟，是丝绸之路向西南的延伸。（图1—9）文成公主为吐蕃带去了蔬菜种子、药物以及精致的手工艺品，还有一些有关生产技术的书籍。松赞干布因娶公主更仰慕华风，又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学习诗书，并聘请唐朝文士为他掌管表疏，还向唐朝请求给予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都得到了允许。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唐朝应公主之请，赐予《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经典。唐蕃古道成为唐与南亚交往的重要通道，吐蕃在其间扮演了融合南亚地区文化，向中原地区交流过渡的角色，藏传佛教对唐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西南地区，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南诏，接受唐的封号，臣属于唐。唐玄宗时，南诏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和直接参与下，统一六诏。公元766年，南诏王阁罗凤建立《南诏德化碑》，追述南诏与唐朝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历史，表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南诏作为西南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在中原与南亚地区的联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东北地区，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也一直接受唐朝的册封，保持着臣属关系。渤海国全盛时期，其疆域涵盖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滨海地区部分，号称“海东盛国”。渤海国是唐朝与东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展示了新民族重构的历史进程。由于战乱、地理隔绝等因素的制约，基于民族融合而产生的文化融合效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等到隋唐建立统一的帝国之后，胡汉文化融合的效应才得到充分的释放。

隋唐两代都是继承北朝的政权，而且隋唐皇室都出身于汉人豪族和鲜卑权贵共同组成的关陇集团，具有胡汉混杂的血统。因此在民族问题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观念比较淡薄。唐太宗李世民宣称自己“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原因，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12］。唐贞观四年，突厥政权崩溃，唐太宗把突厥降部安置在从幽州（今北京）到灵州（今宁夏灵武）的长城沿线以外，并任用效忠唐朝的酋长首领统治管理，使突厥人既能继续游牧，又能为唐朝捍卫边疆。许多归降的突厥酋长首领，还被太宗安排在长安做自己的禁卫军，而且都担任将军、中郎将级别的将领。于是，突厥官员遍布朝廷，仅五品以上的高官就有一百多人，长安城里居住的突厥人达到了几千家。在隋唐两朝，还有大批代北酋豪的后裔官居要职，如隋朝的窦炽、于翼、长孙览、贺若弼、达奚长儒、贺娄子干、元晖、斛律孝卿、宇文述，唐朝的宇文士及、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节、狄仁杰等。据统计，唐朝的三百多个宰相，有十分之一左右是鲜卑贵族的后裔。至于在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代北及西域族人后裔更是不计其数，如何妥、何稠、宇文恺、陆法言、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即是代表。无怪乎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要感叹：“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图1—10）

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之下，长安出现了“胡化之风”，唐人坦然接受传统汉族士人极力诋拒的胡人风尚。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在宫城里建五狼头纛，五人置一帐落，平时喜欢说突厥话，穿突厥服，役使宫奴数百人，椎髻彩衣作胡舞，撞击叫啸，声闻于外。他甚至声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千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13］足见其不习惯衣冠文明而向往游牧民族的生活。承乾做太子时八岁，假使不是李家本身尚存有不少胡俗，身旁又有不少胡儿，应不会有如此言行举止。胡人风尚还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就连中唐反对胡化、大声疾呼“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的大诗人白居易，也喜欢在庭院中住毡帐，并写下了不少毡帐诗。西域的胡商在长安广设酒店、珠宝店，聘用能歌善舞的“胡姬”为招待，李白、王绩等文人因经常出入胡商的酒店，笔端遂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风吹柳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等名吟，胡姬酒肆把异域文化普及到了市井酒楼。唐人还非常喜欢“胡食”、“胡装”。胡食之中，烧饼最受欢迎，日本僧圆仁入唐，曾见“时行胡饼，俗家皆然”^［14］。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就中偏称小腰身”的回鹘装，有“四周垂丝网”的吐谷浑长裙帽，用“乌羊毛”织成、顶部略尖、四周织有花纹的蕃帽，髻堆面赭的化妆形式，成为长安服饰的流行风。在日常生活中，胡瓶、胡床、胡饼、胡麻、胡椒等用品和食物都与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陕西富平县唐代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有七幅侍女画中的侍女手持带把壶、高足杯、多曲长杯等各种外来器物，表现贵族进食场景，其中手持高足杯的侍女连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种不自然的执物方式，也模仿着异邦情调，显示出商品输入、文化碰撞后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唐朝还主动吸收外来文化，陆续引入的异域新颖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样式，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唐太宗时，增订国家雅乐为十部乐，分别是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广泛融合了域外音乐形式。箜篌、琵琶、笙、笛、箫、筚篥、铜钹等西域乐器，随之进入了中原文化生活。西域曹国的曹保、曹善才、曹刚一家以善弹琵琶著名，安国的安万善以吹奏筚篥闻名。唐代士大夫多醉心胡乐，王建有诗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风靡于长安的胡舞更使唐人心醉神迷，以至有“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迷君心”的诗句，其时流行的胡旋、胡腾、柘枝等胡舞样式，至今仍能在唐墓壁画和敦煌壁画雕刻中看到。异域文化的涌入，为唐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万千风采。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广阔的异质文化汇入汉族社会，在对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经过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异质文化因素的滋养，不但内核不失强固，而且更具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自信，最终形成了向四周强力辐射的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