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益智赛巧——樗蒲

樗蒲戏是一种比六博的兴起略晚一些的游艺形式，始起于汉末魏初。晋人张华的《博物志》曾有“老子人胡，作樗蒲”的说法，说明樗蒲的出现比六博要晚几百年。汉末繁钦的《威仪箴》中曾有“营弄棋，文局樗蒲，言不及义，胜是图？”的描述，说明樗蒲问世不久就成了赌具。

樗蒲是在“六博”基础上的改进与变异的结果。这首先体现在掷具上的变化，樗蒲的掷具由六博的六枚改变为五枚，所以又叫五木、五投或五骰。此外，宋代的五木掷具在制作上也由六博的六寸长的箭形改变为小巧得多的一寸左右甚至更小，其形状为两头圆滑中间略长的椭圆形，更接近后来的骰子，掷出之后滚动灵活。樗蒲掷具一般用樗木制作，所以叫樗蒲，呈两面体形状，用黑、白两种颜色来区别，有的还刻有牛犊和野鸡图案，可以组成更为丰富多样的齿采图案。同时，樗蒲掷采不在棋枰上，而在一种形状稍大的“杯”中投掷，加之樗蒲外形长圆小巧，掷出之后，圆转灵活，齿采变化万端，更提高了趣味性与偶然性。

另外，樗蒲的棋枰仍然用木制作，但是棋枰上不再绘出行棋曲道，而是用筹码性质的一百二十枚矢(或者三百六十枚矢)排列成行棋的路线，不管用一百二十枚矢也好，三百六十枚矢也行，都按三等分。如果用一百二十枚矢排列棋道，则每节(每组)应排四十枚矢。节与节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隙，这就是“关”，“关”前和“关”后的一枚矢就叫做“坑”，或者叫“堑”。这就是唐人李肇《国史补》中所说的“法三分其子为三百六十，限以两关(两个间隙)，人执六马”的意思。所谓“马”就是棋子，玩“樗蒲”的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每人分别执一个颜色的棋子(马)四至二十枚。然后按一定的顺序，各人轮流掷采。由于五木的掷具每个都有两面颜色或图案，这样可以出现十组不同的齿采，每种齿采对应着规定的“笑数”，这就是自己的马(棋子)应当移动的步数。齿采有王采(贵采，不太容易出现)、氓采(又叫珉采、杂采)的区别。凡是打马(吃掉别人的马)、越关、出坑，都必须要掷出王采才行。

由于参加人数可以达到五人，五人所行之马就有可能在同一位置上相遇。假设是自己的马相遇在同一位置，可以重叠而行。如果遇上别人的马，自己又掷得贵采，就将别人的马打掉。由于樗蒲所用的掷具五木虽然都用黑、白两种颜色来区别，但是有两只在黑面画犊，而在它的白面绘野鸡，樗蒲游戏采用五木掷采行棋，齿采的变化多种多样，又在行棋中设置了“关”、“坑”以及和敌方马相遇的种种可能，由此产生的“出关”、“越坑”、“打马”等名目，使樗蒲变得的饶有兴味，乐趣无穷，确实能起到怡乐身心，启迪智慧的作用。但是，五木后来的发展开始趋于简单化，舍弃行棋而只保留掷采了。参赛各方只凭手气相遇，只要能掷出王采来，就可以战胜对方，这样自然省却了出关、越关、跳坑、打马之类环节。这必然导致游戏因素的弱化，娱乐成份的衰减，往往被赌博之徒所偏爱。据《太平御览》卷七五四中所记，不少人所玩的樗蒲已经没有行棋的内容而只有掷采来角胜负。如《晋书·刘毅传》中所记：“毅于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野鸡)，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日：‘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接五木久之，日：‘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他们之间的赌博显然只重齿采而不行棋了，并且赌注大得惊人。《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在樗蒲赌博中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但不甘心，他便请来了赌场神手袁耽为他捞本钱，这时袁耽虽然还在服丧，但也毫不在意，他本人原来就是嗜赌成性，立即脱下丧服，一同赶赴赌场，对方赢得正来劲，看见袁耽与桓温一道赶来，他只听说过袁耽常胜将军的事迹，却未见过本人，于是对袁说：“你总比不上袁彦道(袁耽字)吧！”于是和袁展开一场竞赌。袁耽和桓温一起大吼大叫，加强心理攻势，果然把桓温输的钱全部捞回来了，还倒赢了不少。樗蒲，这在中国古代流行时间不长的游艺形式，在后来与赌博结合起来后，竟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赌场出现变幻莫测，风起云涌，大起大落的场面，甚至古人竟相信通过“樗蒲”可卜吉凶贫贱。这些事出于偶然巧合，或许当时也确实掷出过令人惊异的以齿采来预测未来的事情而被验证，但是很难说有什么灵验。当然这些偶然巧合于人事的例子，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于中国古代游艺活动中的一些民间迷信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