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宋朝——从广州港起航的大宋商船

“粤商”作为一个商帮，出现于明清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十大商帮”，其中以粤商、晋商与徽商为佼佼者。晋商在公司治理制度创新及金融业拓展上有着骄人的成绩，清代的票号、钱庄业几乎都控制在山西商人手里，晋商创立的职业经理人制也使得山西票号的管理相当接近于现代公司；徽商则在保留传统价值观、维系乡村治理秩序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粤商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商业贡献就是率先将商业触角伸入茫茫南海，与外番诸国展开海外贸易。

今人说到粤商的海外贸易史，总会提到清代广州的“十三行”。但实际上，广东商人开拓海上贸易之路的时间起点，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瑋瑁、果、布之凑。说的便是，广州商人早在两千年前便与海外番国开展珍珠、犀角等宝货贸易。

到宋代时，广州港已经成为全国最繁华的港口，海外贸易达至鼎盛状态。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印度支那古国）、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苏门答腊)、阇婆（爪哇），涉海而至，岁数十柁。”从南洋而来的无数番船在这里靠岸，无数粤商的商船也从这里出发远航。宋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描写的虽然是南宋泉州港的繁华贸易，但借用来形容广州港，也无不可。

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发达，固然得益于其濒临南海的优越地理，更是宋朝政府开放的商业政策所诱导。

什么样的商业政策，决定了什么样的商业格局。明朝前期厉行海禁，政府取缔民间的海外贸易，民间商船不许下海，又要求海外各国必须先接受敕封，向明王朝称臣纳贡，然后才发给贡舶勘合，通贡互市。如此一来，势必导致宋元以来繁华的海外贸易迅速走向萧条。考古学者曾在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发现了丰富的宋代瓷器，却未发现有明代瓷器出土，因此提出一个“明代空窗期”的概念，用来概括明前期由于海禁，导致青花瓷器向东南亚的出口出现了空白期。

相比之下，宋朝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要开放得多。宋太祖在平定岭南的南汉政权之后，便设立了大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一广州市舶司。随后，宋政府又相继在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外贸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在很长的时间内，广州港的贸易总额与税收居于全国前列，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认为，广州市舶司所征收的税额，占全国外贸税的十分之九以上。“故唐与北宋之互市，均以广州为第一。”直到南宋时，广州港的贸易额才被福建的泉州港超过。

宋代的港口对来华贸易的番商敞开怀抱。南宋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但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番商，“往来于运香货”。

每一年，当来广州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的时候，广州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广州港的这一做法，也为宋朝其他港口城市的市舶司所效仿。

宋政府在广州、泉州等港口都设立了“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布置寨兵护航。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每次行驶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因为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宋朝的海上护卫队给商船送上酒肉洗尘接风，并一路护送至广州。

宋政府还在广州等港口城市设立番坊，供外国商人居住。番坊自选番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番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番学，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番学”，供番商子弟入学读书。八百年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如果我们走在宋代的广州城，看到姓蒲的人，很可能就是定居于这里的阿拉伯人。“蒲”即阿拉伯姓氏“阿卜”的发音。一位宋朝人记录道：“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这些“白番人”非常之富有，“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挥金如粪土，舆阜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

宋朝也鼓励沿海的华商出海贸易。在发达的海外商贸的带动下，沿海一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走私风气一显然，走私可以逃避宋政府的课税。有宋朝大臣建议政府出台措施、严厉取缔走私。但朝廷考虑再三，还是默许走私活动的存在，因为走私不过是沿海小商贩的谋生之路，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严加打击的话，可能会损害整个海外贸易的环境、挫伤商人的积极性：“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以鱼干为货。其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物货既丰，收税复数倍。若设法禁小商，则大商亦不行矣。”

广州商人从广州市舶司领到“公凭”之后，便可以从广州港起航，将他们的商船驶人南海，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人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最远者达到非洲东海岸。

宋朝拥有遥遥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抒市井”。此外，指南针技术也已经广泛应用于航海，宋朝商人开辟漫长的航线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艘从广州港出发的大宋商船，小者有一百多名海商与船员，大者有数百、上千人。他们有明确的分工，由巨商充任“纲首”（即船长），下面设有副纲首（大副）、直库、杂事、部领、梢工、舵工、火长、碇手、缆工，等等。每个海商可租用一块面积不等的船舱，“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也有一部分经营舶货的大海商自己不用出海，而是雇人出洋贸易。广东海商携带出洋的货物，多是广东出产或从其他城市运来的瓷器、茶叶、丝绸等手工业制品。待商船到达诸番国之后，又跟番商换成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返回中国贸易。

2007年从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可以印证宋代海外贸易与航海业之发达。这艘很可能从广州港（或泉州港）出发、开往东南亚或中东的南宋商船，长有30多米，宽近10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船上装满瓷器、金银器和铜钱。当时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商船行驶到南海时突然沉没了。遥想当年宋朝，无数艘这样的巨大商船，从广州港扬帆出发，带着大宋商人的商业梦想，驶入茫茫南洋……

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