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宋朝——打死人贩子该判有罪吗？

—合宜的判决，必衡平情理法

有户人家，孙儿被人贩子拐走，爷爷探知人贩子行踪，半途截住了准备带着孙儿逃窜他乡的人贩子。出于激愤，爷爷将人贩子暴揍一顿，并解下摩托车的绑带，将人贩子双手反绑起来，防其逃走。当人贩子被警方带走时，已出现生命危险症状，其肝脾肾等脏器因为受外力打击而破裂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最后，法院判处失手打死人贩子的爷爷犯故意伤害罪，服有期徒刑八年。法院又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费用，所以，又裁定被告须赔偿人贩子家属近6万元。

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一则活生生的新闻，发生在广西隆林县。案子的刑事判决已于2014年生效；民事判决部分，在我写作此文的前几天，刚刚由隆林县法院作出。法院这样的判决，难免引发争议。就我看到的网络评论而言，似乎多数网友都不认同法院的判决，觉得爷爷救孙心切，动手打那人贩子，也是人之常情，法院既判其有罪，又裁定他要负民事责任，不合情理，不合我们普通人的朴素正义观。

当然，也有另一部分支持法院判决的人认为，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是适当的，因为“人贩子尽管可恨，但我国是法治国家，应由国家机关给予相应的处罚，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

那么，如果这样的案子发生在法治非常成熟的美国社会呢？我相信，在普通法系下，陪审团或大法官必定会裁判被告人无罪。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对美国的法律条文有多了解，而是以常理常情去理解普通法的精神。普通法系的陪审团机制，绝不是追求什么“司法民主”，而是体现了普通法司法的一个信念：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罪，人们不必熟知法条，只需根据风俗习惯、社会道理、人之常情常理常识、自己的良心，便可以作出合宜的判断。

实际上，美国曾经发生一起跟“打死人贩子”案差不多的案子，正好拿来佐证我的看法。2012年，得州一名男子发现自己的4岁女儿被47岁的佛罗斯性侵，立即冲上前，不顾一切殴打佛罗斯，结果打死了对方。当地陪审团认为，这位父亲是有理由的正当防卫，因此裁定他无罪。对于陪审团的决定，附近居民也表示支持，称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会为了保护女儿而这么做。

现在我们再将视角拉回中国：如果由传统的士大夫法官一比如宋代的名公一来审理“打死人贩子”的案子，他们又会作出什么判决呢？我在微博上说，假如此案发生在南宋，士大夫法官也必会判被告人无罪，或者虽作出有罪判决，但同时又给予宽免，比如处以缓刑。没错，宋代已有缓刑的制度。

我敢这么说，也不是出于对宋朝法条的熟悉，而是大略知道宋人司法，特别强调情、理、法三者的衡平。尽管宋代并没有发展出陪审团制度，但陪审团代表的“情”“理”因素，已内在于传统的司法理念中，法官在司法时，不能仅仅充当“法律的自动售货机”，而应当“揆之条法，酌之人情”，作出“理法两平”“情法均衡”的裁决。用南宋法官胡颖的话来说：“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这正是中国传统司法与英美普通法的共通之处。

因此，当一名出色的宋朝法官面对一起诸如“打死人贩子”的讼案时，他不可能仅仅根据“斗杀”的法令判处被告人有罪，而会充分考虑案发的具体情景，再参酌情理，体会法意，从而作出一个经得起情、理、法三重考验的判决。这个过程，叫作“原情定罪”。

恰巧我从南宋司法判决书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上检索到一起“争墓木致死”案，刚好可以跟“打死人贩子”案参照，而法官的判决，果然是判处被告人无罪释放。

故事发生在南宋淳祐年间，江南东路有户姓余的人家，祖墓与当地土豪胡小七的田地相邻。余家坟山是祖业，胡家田地则是新置的产业。由于余家坟地墓木茂盛，枝叶遮蔽了胡家田地。租佃胡家田地的佃农洪再十二便借故要求退佃，意在要挟胡小七减租。胡小七却因此迁怒于余家，其家丁胡再五、周先又在一旁添油加醋、搬弄是非，于是胡小七便指使胡再五、周先等家丁，率领一群佃户，带着刀斧，涌往余家墓地，将墓林几乎砍了个精光。

古人极讲究慎终追远，在宋人的观念中，“祖父置立墓田，子孙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远之意”。古代政府也极注重对国民墓地包括墓地林木的保护，砍伐墓林，在宋代是一项比较严重的刑事罪，《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以墓地及林木土石非理毁伐者，杖一百。”胡家率众砍伐余家的墓林，无疑是对余家的莫大羞辱。

余家户主余细三十听闻胡家砍伐他的祖墓林木，赶忙与儿子余再六、侄儿余再三带上刀棒，前往救护。当他们赶到山上时，发现墓林已毁，胡家人已散去，虽然心中愤然，也只好下山回家，不想这时碰见胡家的一名家丁危辛一，也是参与砍伐余家墓林的人之一，大概他还未砍过瘾，又持斧上山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余再六、余再三便跟危辛一打斗了起来。斗殴中，余再六一刀砍伤了危辛一，致其重伤身死。

案发之后，余细三十、余再六、余再三被县衙门当成肇事者抓起来治罪，余再三不幸“瘐毙”于狱中;胡小七躲到绍兴的亲友家，又花了钱银打点法吏，居然免被追究。案子最后上诉至江东提刑司那里。

提刑官蔡杭是一位博学的理学家，也是一位正直的法官。他重审了案子，认为：“决断大辟公事，要见行凶人起争之因，所谓原情定罪者是也。余家墓山，累世之业也；胡家之田，近年得之也。墓林茂盛，宁免岚蔽田地，在在如此。倘使此田为木岚蔽，胡小七当日勿买可也。推原起争之因，皆胡小七依凭威势，平白斫伐他人墓木。余再六所以不忿者，爱护墓木也。爱护墓木者，所以爱护其祖宗也。人谁无坟墓，此其起因，原情实有可悯。

因此，蔡杭推翻了原判，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凭恃威势，号召诸佃”的胡再五、周先“决脊杖十三，编管一千里”;“佐助胡小七为恶”的方辛四、梁兴二“勘杖一百，编管邻州”；接受胡家贿赂的县吏周元、州吏徐必选、周思民“杖一百，罢逐”；同时下牒州县，通缉“以威力激成凶祸”的胡小七;被胡家斫伐的树木，“责还余家有分之人取领”；其他人无罪释放。

在我看来，南宋名公蔡杭的判决，才合乎情理，合乎普通人朴素的正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