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宋朝——宋朝宰相的引咎辞职

我们常常从报纸、电视、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消息：由于发生了重大的灾难，欧美某些国家或者日韩的政府首脑宣布引咎辞职。这类新闻，也常常引发中国网友的感叹与热议。但是，不管对政府高官辞职行为抱何种看法一是“撂担子”，还是“有担当”一中国的评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政府首脑“引咎辞职”的制度以及“责任政府”的理念，均来自西方体制，仿佛这样的制度与理念，于中国人传统的公共治理而言，乃是异己之物。

我想指出，政府首脑“引咎辞职”、以示对重大灾害的负责，其实是中国古典政治的伦理要求，且是汉、唐、宋时代的政治惯例。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汉代与宋代，宰相引咎辞职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这里且介绍北宋仁宗朝的几则例子一

天圣七年（1029)，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引咎辞职，后罢相出守青州。

宝元元年（1038)，宋境发生“冬雷地震”，灾害频仍，而以宰相陈尧佐为首的政府应对无方，赈灾不力。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对政府发起弹劾，认为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尸位素餐、庸碌无能，必须对眼下发生的灾异负责，最后迫使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宰执同日请辞。

有意思的是，后来韩琦也当上了宰相，因为“不赴文德殿押常参班”（不到文德殿签到），被御史中丞王陶弹劾为“跋扈”。虽然刚刚登基的神宗皇帝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因为按照宋朝惯例，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团队)”，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

庆历七年（1047)，天下大旱，参知政事贾昌朝认为宰相应当对此负责，“上表乞罢参知政事”，援引汉代每有灾异即册免三公（宰相）的惯例，向仁宗皇帝提出辞呈。宋仁宗向御史中丞高若i内征询意见，高若i内说：“阴阳不和，责在宰相。”仁宗便批准了贾昌朝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北京大名府留守。

皇佑元年（1049)，宰相陈执中辞职，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以足疾为由请辞，“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

因为发生灾异，导致人民受到伤害，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居然要引咎辞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可理解。不过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天灾乃是上苍对人间执政的警告，“阴阳不和，责在宰相”，天灾降临，执政的宰相难辞其咎，当然需要引咎辞职。特别是在盛行神秘“灾异论”的汉代，宰相引咎请辞具有明显的“避位禳灾”色彩，这一点，跟现代政府“理性化”的问责逻辑有很大区别，不过执政官“有咎即担责”的政治伦理，则是古今一理的。到了宋代，宰相辞职虽说也是援引汉朝“册免三公”故事，但“避位禳灾”的色彩已经淡化，“问责政府”的意图更为强烈。比如皇佑元年陈执中被弹劾，是因为灾异发生后，他身为执政官，却“无所建明”，只知道“延接卜相术士”禳灾，是为失职、渎职。

我们从宋朝历史中可以看到，每当出现严重的灾害事故，而政府“无所建明”的时候，有担当的宰相总是会引咎辞职；如果他不主动请辞，代表天下公议的台谏也会上书弹劾，迫使执政官辞职。辞职可能于事无补，却表明一种负责任的姿态。这种政治姿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也是适用的。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会质问：皇帝才是帝国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不是皇帝引咎辞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君主的更迭震动太大，假如频繁地更换君主，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因而，在君主制下，不论古今中外，君主不担行政责任几乎是一个通则，英国普通法中即有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kingcandonowrong)”之原则；儒家政治学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叫作“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恰恰正是这种“君主不容有错”的原则，推导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与“责任内阁”的可能性一君主既然不容有错，那么就只能作为尊贵的国家象征，而不得过问实际行政，不负行政责任，如是，政府有错，由宰相担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宋代当然不会有“君主立宪”与“责任内阁”的概念，但宋人无疑已经产生了近似的意识，如宋神宗时常插手具体政务，富弼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意思是说，君主亲裁政务，即便事事皆对，也不是为君之道，何况若有一事批错了，又该如何问责？

出于“可问责”的考虑，宋人主张将执政的权力交给一个专业的团队，即宰相领导的政府。一补充说明一下“政府”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现代词，宋人也使用“政府”一词，用来描述执政的团队，而且宋人认为，这个团队是可以问责、可以更替的。

体现在制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诏书）尽管出自君主之名义，却必须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制是“责任内阁”制度的起点。其中的道理，晚清的梁启超说得很清楚了：西方君主立宪国家因“君主不能为恶”，不能负行政责任，而创立国务大臣副署之制，副署者，即证明“此诏敕已得大臣之同意也，故以有副署而大臣之责任缘之而生，同时亦以有副署而君主之责任缘之而卸”。“大臣认为不当发布之诏敕，可以拒不副署”，“争之不得，则辞职耳”。

梁启超描述的“西方君主立宪国”这套政制，其实在宋朝已可见其萌芽。用南宋朱熹的话说：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显然，在朱熹看来，君权应当象征化，故君主不负责任，但治理有过失必问责，责任即由副署之宰执承担，这是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宪法惯例一这样的治理形式，离虚君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不远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面对太严重的天灾，有时候皇帝也要下诏罪己。嘉祐元年（1056)，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诏令得非未便、狱讼颇枉、赋役烦急，既民冤失业者众，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

受过现代理性启蒙的今人恐怕会认为罪己诏是玩虚的形式主义，因为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对古人而言，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

罪己诏表达的是君主的道义责任与政治责任，而不是具体的行政责任。行政责任由宰相负责，因为宰相才是政府的领袖，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者。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句：宋朝宰相因为发生灾异而引咎辞职，既是“阴阳不和，责在宰相”这一古老观念的逻辑结果，也是宋人有意识地构建“责任政府”的制度结果。如果说前者已“不合时宜”，后者则显然具有普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