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宴席——赴宴必读

潘金莲的座位

《水浒传》里有一段场景：武大郎和潘金莲两口子请武松吃饭，酒菜安排整齐，三个人围着一张餐桌坐下来，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聊家常。那天他们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书里没有写，倒是着重交代了座次安排：潘金莲坐在主位，武松坐在客位，武大郎打横相陪。

这段描写绝非闲笔。大家知道，古代中国男尊女卑，武松既是客人，又是兄弟，坐在客位是应当的。主位理应让武大郎这个兄长兼男主人去坐，可是书里却让潘金莲坐了主位，让武大郎打横相陪。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当然是为了表明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不是武大郎，而是潘金莲。

好吧，潘金莲是一家之主，她可以坐在主位。问题是，主位应该在餐桌的什么地方？是餐桌的北边、南边、东边还是西边？潘金莲究竟坐在哪边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具体得看餐桌摆放在什么样的房间里。

假如房间的入口是在南边，那么按照宋朝的规矩，主位是在餐桌的东边，客位是在餐桌的西边，所谓打横相陪，这时候是指餐桌的南边。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武大郎和武松他们是在正厅里吃的饭，那么潘金莲肯定是坐东朝西，武松肯定是坐西朝东，而武大郎则是坐南朝北。三个人各据一方，餐桌北边还空着，应该谁去坐？答案是谁也不能坐，因为那里是最尊贵的位置，只有长辈才能坐。如果武大郎的父母还健在，二老肯定坐在北边，等着武松和武大郎夫妇敬酒。

假如房间的入口是在东边，座次安排就得来一个乾坤大挪移了：主位在北，坐着潘金莲；客位在南，坐着武松；餐桌西边成了最尊贵的位置，暂时空着；餐桌东边坐着打横相陪的武大郎。

我讲了这么一堆，没有方向感的读者大概会越听越糊涂。其实，宋朝以及后来元明清三朝的规矩都跟现在差不多，都是根据房门的位置来确定身份高低。面向房门的座位一定是最尊贵的，要让长辈来坐，如果没有长辈，就得让它空着；长辈的左手边是主位，右手边是客位；长辈对面的座位，也就是背对房门的那个座位，一向是副陪的位置，坐在那里最方便传菜斟酒，这也就是《水浒传》里说的“打横相陪”。

《夫妇开芳宴》，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彩色壁画，翻拍自《白沙宋墓》一书。图上夫妇相对而坐，首席空着，奴仆从末座端茶递水。

房门决定席位

关于鸿门宴的座次安排，《史记》上是这么写的：“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羽跟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席，谋士范增坐在北席，刘邦坐南席，张良坐东席。

当年学这段课文的时候，老师解释说，按照古代礼仪，最尊贵的是西席，其次是南席，再次是北席，最末是东席。项羽自己坐西席，让客人刘邦坐在相对低贱的南席，说明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懂待客之道。

这样解释对不对？我觉得后面对，前面不对。读者朋友可以翻翻《仪礼》《周礼》和《礼记》，翻翻历代正史的《礼志》，找不到西席尊贵、东席低贱的记载。其实古人安排座次只有一条铁律：正对房门的座位是首席，背对房门的座位是末座，在有客人在场的情况下，首席右边的座位会比左边稍微尊贵一些，同时越靠近首席的位置越尊贵。

宋代宴席座次示意图，翻拍自《事林广记》前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影印版。

从“张良西向侍”可以看出，鸿门宴的东席属于末座，所以这个宴席是在坐西向东的房间里进行的，房门在东边。房门在东，正对房门的西席自然是首席。那天项羽坐了西席，范增坐了北席，而让刘邦和张良分别坐南席和东席，说明项羽确实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但是我们千万别觉得西席一定是首席，东席一定是末座，关键还得看房门在哪个方向，方向一变，东西南北座次的等级就会跟着变。

为了说明房门对于座次安排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再看一个宋朝的例子。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东坡的爸爸苏洵在郑州一家酒楼设宴，给即将升任财政部长（三司使）的张方平接风。那家酒楼坐北朝南，可是苏洵订的包间却坐南朝北，故此苏洵安排座位的时候，特意让张方平坐在南边，自己坐在北边相陪。他为什么这样安排？因为南边的座位正对房门，是首席，应该让张方平那样的大领导坐。

假如苏洵不懂得房门决定座次的规矩，生搬硬套地认为西席一定尊贵，让张方平坐在西边的座位，自己却像鸿门宴里的张良一样坐在东座“西向侍”，我猜张方平会把他当成不懂礼仪的糊涂蛋，当场拂袖而去。

东家和西宾

北宋初年，中原一带属于大宋，归宋太祖赵匡胤领导；江浙一带属于吴越，归吴越国王钱俶领导。大宋地盘大，兵力强；吴越地盘小，兵力弱，所以吴越不得不归顺大宋，成了大宋的附属国。

归顺大宋以后，吴越国王钱俶很难适应自己的身份。他去东京汴梁，见了赵匡胤得磕头，身份明显是个臣子；可他一回杭州，江浙群臣都得向他磕头，仍然保留了国君的体面。既是臣子，又是国君，钱俶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大宋派来的使臣了。

刚开始，大宋派使臣去吴越慰问，钱俶在正殿设宴款待，总是坐在餐桌的北边，而让使者坐在餐桌西边。正殿的大门朝南，餐桌北边正对大门，自然是长辈和上司才能坐的位置，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到那里，说明他认为自己比大宋派来的使臣高一级。

宋太祖赵匡胤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很恼火，换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使臣去吴越。钱俶照旧设宴款待，照旧坐在餐桌北边，那个使臣站起来大声说：“这样安排不对！”钱俶问怎么不对，使臣说：“我是大宋皇帝的臣子，你也是大宋皇帝的臣子，我们身份平级，座位也该平级，你凭什么坐在北边？”钱俶被他说服了，于是把自己的座位挪到了东边。

宋朝的规矩就是这样，正对房门的座位最尊贵，背对房门的座位最低贱，两边的座位差不多平级。平级归平级，主客之分还是有的，主人应该坐在首席的左边，客人应该坐在首席的右边。

一般来说，正式的宴席都是在正厅里举行，正厅大门在南，所以当主人和客人之间没有明显的辈分和级别差异的时候，主人一般是坐在东边（首席左手边），客人一般是坐在西边（首席右手边）。这个规矩在宋朝以后一直延续，时间长了，人们就把主人称为“东家”，而把家庭教师和私人幕僚这些受人尊敬的客人称为“西宾”。

宴席的规格

北宋开封有个驿馆，叫作“都亭驿”，是宋朝最大的国营招待所，朝廷经常在那里招待外宾，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

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契丹使臣来呈送国书，按照惯例，被安排在都亭驿下榻。第二天，宋仁宗在都亭驿大摆宴席款待使者，席上让宰相、参政、枢密使、三司使、御史中丞等高官作陪。当时司马光年纪不大，官职卑微，但因为受宋仁宗宠信，得以奉陪末座，跟契丹使者和诸位大臣一起享用了一顿美餐。

据司马光回忆，那天的宴席极为丰盛，光果盘就上了八套，前后用了将近一百种果品。司马光还说，宴席规格很高，“凡酒一献，从以四肴”。大家每喝一杯酒，都要换上四道新菜。

宋朝皇帝喝酒，酒跟菜配套，喝一杯酒至少要换一道菜，就像吃法式西餐那样。现在看来，当时的国宾宴也是这个样子，甚至比皇帝的私人宴席还要讲究，喝一杯酒居然要换四道菜！

我必须说明，宋朝宴席是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的，非正式的宴席就跟现在大多数中餐宴席一样，流水上菜，不撤旧盘，盘盘碗碗堆满餐桌，宴席结束后一片狼藉；而正式的宴席就有些西餐范儿了：吃新菜、撤旧菜，酒菜搭配，酒体从轻盈到丰满，食客从微醉到半酣，菜肴也跟着不断变化，从清淡到浓烈，再从浓烈回归清淡。

我还必须说明，宋朝的正式宴席有规格高低之分，而判断一个宴席的规格高低又有秘诀：看配菜的数量就行了。喝一杯酒换一道菜，属于规格较低的正式宴席；喝一杯酒换两道菜，宴席的规格就上去了。司马光在都亭驿参加的这场国宾宴规格最高，所以喝一杯酒能换四道菜。

按照宋朝的礼仪，平日招待外宾的规格并没有这么高，合理的规格应该是“凡酒一献，从以两肴”，喝一杯酒换两道菜就行了，为什么这场国宾宴要换四道菜呢？我们来揭开内幕：宋仁宗本来只让宫里的御厨和堂厨备办宴席，负责陪客的宰相怕御厨偷工减料，又把自己家的厨子拉了过去。而契丹使臣也很客气，想让东道主尝尝他们辽国的美食，来的时候就带着几名厨师。最后四拨厨子齐上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上一道菜，我也上一道菜，“凡酒一献，从以四肴”，就把宴席规格抬高了。

主食可以下酒

在宋朝参加高档宴席，不像吃中餐，更像吃西餐，吃完旧菜，再上新菜，吃完这一道，再来下一道，不是呼啦一下全端上来。

南宋朝廷举办的国宴就是这样子。

据陆游说，有一回他参加国宴，集英殿上摆了几十张餐桌，在座的都是高官，大家坐得很端正，吃得很庄严，在司仪的指挥下共同举杯，共同吃菜，动作堪称整齐划一。每当大家共同喝完一杯酒的时候，侍者都会把餐桌上的菜肴撤下去，再端上一道全新的菜肴。那天与宴者各自喝了九杯酒，所以每张餐桌先后上了九道菜。

这九道是什么菜呢？

第一道“肉咸豉”，是用豉汤煮的羊肉。

第二道“爆肉角子”，做法不详，但我知道“角子”是一种狭长形的包子。

第三道“莲花肉油饼”，做法也不详，看名字，估计是一种肉饼。

第四道“白肉胡饼”，属于另一种肉饼。

第五道“太平”，它是唐朝时期从波斯帝国传过来的一种食物。

第六道“假鼋鱼”，是用鸡肉、羊头、蛋黄、粉皮和木耳加工的一种象形食品，看起来是鳖，其实不是：鳖肉是鸡肉做的，鳖裙是黑羊头的脸肉做的，鳖背是一大片木耳，鳖腹是一小片粉皮。

第七道“奈花索粉”，是类似绿豆粉的一种粉干，滚水煮熟，用姜花做装饰。

第八道“假沙鱼”，做法不详。

第九道“水饭咸旋鲊瓜姜”，是用半发酵米汤调制的泡菜。

我觉得我能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南宋朝廷办国宴并不摆谱，差不多都是家常菜；二是那时候似乎挺喜欢用主食下酒——以上九道菜说是下酒菜，其实里面的肉饼、炒饭和包子都是主食。

大家可能会认为用主食下酒很怪异（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就着一笼包子喝二锅头），但是我尝试过，感觉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譬如说入秋以后，把晒干的馒头掰碎，放到锅里快炒，边炒边洒盐水、泼蛋糊，炒得馒头粒粒松软、颗颗金黄，盛到盘子里，吃一粒炒馒头，喝一口老黄酒，绝对另有一番风味。最重要的是，这样喝酒效率很高，酒喝足了，饭也饱了，真正实现酒足饭饱。

裤裆和宴席

中国人的进食方式出现过三大变革。

很早以前，我们聚餐的时候采取分餐制，就像吃西餐或者日本料理一样各吃各的，后来才改成共餐制。

很早以前，我们跟欧洲人一样，餐桌上离不开刀叉，后来才改成用筷子包打天下。

很早以前，我们像日本人那样跪坐着吃饭，后来才改成坐在椅子上进餐。

这三大变革都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宋朝结束。换句话说，只有到了宋朝，我们才彻底摆脱了古老而又新颖的分餐、刀叉和跪坐传统，“现代化”的进食方式才完全定型。

今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早先中国人为什么要跪着吃饭。

从传世的雕塑、壁画和画像砖上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北朝以前，古人吃饭的时候一直是跪在席子上或者矮床上，即使到了唐朝和五代十国，还有一小部分守旧的遗老在宴席上舍弃椅子，坚持跪坐。很多人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奇特的生活习俗，但是大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少有人指出当时为什么要跪坐。

到底为什么要跪坐呢？原因很简单：避免走光。

史前时代，我们的服饰特色是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都穿裙子，而裙子里面不穿内裤。《西游记》里孙悟空在观世音面前不敢翻筋斗云，就是因为他的虎皮裙下面没穿裤子，翻跟斗时露出下体，对菩萨不敬。

商周时代，我们学会用袍子做内衣（后来袍子变成了外衣）。上衣下裳里面多了一层袍子，走光的风险就小了一些。

［宋］马远《西园雅集图》，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图中赏画人的坐姿与现代人一样，完全摆脱了跪坐传统。

春秋战国，裤子终于普及。可是当时的裤子没有裤裆，甚至连裤腰都没有，只有两条裤筒，一左一右套在腿上，要害地方仍然不能遮住。如果一个人伸开双腿坐在地上，等于向对方露出下体，这种姿势古称“箕踞”，意思是大腿叉开，像簸箕一样坐着。当年荆轲刺秦王，没有刺中，就对秦王箕踞，以此来表示对秦王的 蔑视。

在榻上跪坐的汉朝妇女，摘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65页。

裤裆的发明特别晚。从考古成果上看，至少东汉以前是没有连裆裤的。有人说汉朝宫女穿的“穷绔”就是连裆裤，这是错误的，穷绔只是在开裆裤上加了几根扣袢，不能算连裆。因为没有裤裆，所以东汉以前的成年人在开会和聚餐的时候，必须双腿并拢跪在地上，让外衣垂下来，护住要害部位，这就是古人以跪坐姿势就餐的由来。

连裆裤在东汉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使用，所以从魏晋开始就已经有人放弃跪坐了。但是由于社会习俗的强大惯性，又经过长达几百年的缓慢变革，大家才习惯坐在椅子上吃饭，再也不用担心走光了。

从分餐到共餐

《史记》里描述孟尝君养士，说他不端架子，对每一位门客都很尊重，平常跟门客们一起聚餐，他吃什么就让大家跟着吃什么，绝对不会自己吃着山珍海味，而让门客吃糠咽菜。

某天晚上，一个武士去投奔他，孟尝君照例设宴款待并亲自作陪，在旁边布菜的服务员无意中挡住了灯光，刚好把孟尝君挡在黑影里。那个武士误会了，以为服务员正在偷偷地给孟尝君端上好菜，心想：“你把好菜留给自己，不让我吃，明显是瞧不起我！”拔腿便要走。孟尝君多聪明啊，赶紧把自己的饭菜端到武士跟前，说道：“先生您瞧，我没有搞特殊，我的菜跟您的菜完全一样！”武士知道是自己误会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当场拔出剑来自尽以谢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三点：一是孟尝君确实尊重门客，二是战国的武士很有血性，跟日本武士似的；三是说明战国时代流行分餐制——假如主人和客人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分享饭菜，那个武士肯定不会怀疑孟尝君搞特殊。

分餐制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史前时代一直持续到隋唐时代，不过它跟卫生基本上没关系（古人虽然坚持分餐，敬酒时却有传杯饮酒的习惯），主要是为了在等级上显示出差别：就餐者的地位越高，面前食案上摆放的饭菜数量越多。假如共餐，就会体现不出高低贵贱。

后来技术进步，生活丰富，可以体现高低贵贱的方式越来越多，从服饰、车马、居所、陈设等方面都能凸显出等级，所以古人也就不再重视分餐制。再加上后来的帝王提倡节约，自上而下地号召大家同桌就餐（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食案和餐桌），共餐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分餐制。

到了北宋，绝大多数宴席都跟现代中餐宴席一样，一群人围着同一张餐桌向那七碟子八碗展开进攻。但是分餐制在宋朝某些地方还有一点遗留：一是寺院里的和尚仍然坚持分餐（现代寺庙依然如此）；二是皇帝在大宴群臣的时候，群臣虽然共餐，皇帝本人却独自占据着一张餐桌，没有人敢跟他共餐，包括皇后和嫔妃。

群臣共餐，皇帝分餐，这种规矩就给御厨带来了“创收”的机会。每到举行大宴的时候，御厨只需要精心备办皇帝的饭菜就行了，而在准备文武百官的宴席时，可以肆无忌惮地虚报预算并偷工减料。百官既吃不好，又吃不饱，还不敢向皇帝打小报告，因为那是皇帝请客，再难吃都不能不识相。再说皇帝是分餐，他吃的跟你吃的不一样，你说饭菜难吃，他会翻脸——朕觉得很好吃啊！

乡饮

明清科举程序太多，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即使每次考试都高分通过，也要参加六次考试。

宋朝科举就简省多了，考生只需在籍贯所在地参加一次解试，考中了就是举人。宋朝举人没有做官的资格，含金量只相当于明清的秀才，但是可以直接去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完了再参加殿试，殿试完了就成进士了。不过，宋朝的进士也没有做官的资格，想做官还得再参加吏部的铨试，就像现在大学毕业以后想当公务员，还得再参加公务员考试一样。

宋朝考生在通过解试以后和进京省试以前，地方官有义务请他们吃饭，这顿饭叫作“乡饮”（按《宋史·礼志》，乡饮分为三种，地方官请考生聚餐是最主流的一种）。能参加乡饮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但对不喜欢繁文缛节的人来讲，吃这顿饭就有点受罪了。

乡饮一般在孔庙举行。乡饮那天，考生们起个大早，凌晨五六点钟就得在孔庙大门外等着。过一会儿，当地领导驾到，向大家问好。再过一会儿，当地年过六十且有些名望的老年人也驾到了，考生必须向他们作揖。人都到齐了，领导就请大家进去。进了孔庙大门没多远就是正殿，正殿下面是一溜台阶，众人必须让老年人走在前面，但是老年人谦让，非让领导先走，大家互相说着“您先请”，按照礼节推让三回，最后还是老年人先走，领导其次，考生们走在最后面。

进了正殿，便会看到餐桌摆在东西南北四个角落，中间空出一大片。大家在中间空地上站好队，集体向孔子磕三个头，并把酒菜和果盘供到孔子像下面的香案上。磕完头就座，领导坐东南角，主宾（年纪最大、辈分最长的老年人）坐西北角，领导的副手坐东北角，次宾（年纪不太大、辈分不太长的老年人）坐西南角。考生坐哪儿呢？坐在次宾后面，奉陪末座，要是座位不够，就得站着。

这场宴席上有服务员负责倒酒。孔子香案下面整整齐齐摆着一个酒樽、一把勺子、一个橱柜和一个水桶。等大家都坐好，服务员长跪在地，从橱柜里拿出几十个酒杯，放到水桶里洗一洗，用勺子从酒樽里舀酒，一一斟入酒杯，然后端起一杯，送给坐在东南角的领导。

领导接杯在手，谦让不喝，让服务员送给西北角的主宾。服务员很听话，端着酒杯走到主宾跟前，跪在地上，举杯过头，请主宾接酒。主宾一饮而尽，把杯子还给服务员，让服务员替他给领导敬酒。服务员再端一杯酒送给领导，领导这回不客气了，也一饮而尽。然后服务员再端一杯酒送给坐在东北角的副陪，也就是领导的副手，副手也谦让不喝，让服务员送给西南角的次宾，次宾喝完，再让服务员替他向副陪敬酒……等到领导、主宾、副陪和次宾都喝完了，服务员才会端酒给考生。

大家喝完一轮，拿起筷子吃菜，这时候服务员把酒杯收回去，再放到水桶里洗一洗，倒上酒，再依次端给领导、主宾、副陪、次宾和考生，等大家拿起筷子吃菜的时候，服务员再把酒杯收回去，再洗杯、倒酒、端酒、敬酒……如此这般进行七轮或者九轮以后，宴席结束，领导站起来讲话，讲完话大家规规矩矩排好队，还是老人在前，领导在后，考生最后，恭恭敬敬出门。

在这种宴席上，考生最憋屈（奉陪末座或者一直站着），服务员最受累（反复洗杯、反复倒酒、反复磕头）。事实上，服务员往往还是让考生去做，考生当中谁最懂礼节，谁的体力最好，谁就去做服务员。宋人李昂英描述过广州地方官召集的一次乡饮，有个考生当服务员，从早上开始到下午结束，宴席进行了七个半小时，他前前后后磕了七十多个头，“强有力者犹不胜”（《文溪集》卷一《广帅方右史行乡饮酒记》），身板再好的人都会累得浑身瘫软。

如此折腾人的宴席，居然还要定期举行。宋朝科举每三年一次，所以地方官至少要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平常不逢科举年，有些地方也搞乡饮，甚至一年搞两次，秋收以后举行一次，大年初一再举行一次。每次乡饮都得花不少钱，这笔钱主要靠政府出。

政府出钱办乡饮，不是为了让考生受折腾，而是为了让他们受教育。据说多参加几场这样的宴席，年轻人就会懂得敬老，懂得谦让，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宋高宗在位时出台过一项规定：“非尝与乡饮酒者，毋得应举。”（《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乡饮酒》）读书人如果不参加乡饮，以后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太学生请客

河南开封最出名的小吃叫“灌汤包”，烫面做皮儿，肥肉做馅儿，半透明，造型美观，有些像扬州汤包，个头比扬州汤包小，像我这种饭量大的人，一口吃一个，能吃一笼。

灌汤包有来历，据说它的前身是宋朝名吃“太学馒头”。我们知道，宋朝管包子叫馒头，太学馒头就是太学包子。

当年王安石变法，整顿太学，宋神宗去视察，想看看太学生的饮食。到食堂里一瞧，新蒸的包子刚出笼，他拿起一个尝尝，觉得味道不错，于是满意地说：“以此养士，可以无愧矣！”能让太学生吃上这样的包子，工作做得很好嘛！

以上是传说，不一定属实。但有一点我敢打保票：太学生的生活水平确实不错。

太学是最高等级的学府，能在那儿念书的学生都不简单，要么是官二代，比如李清照的第一任丈夫赵明诚；要么学问出众，成绩优异，在县学、州学等地方大学出类拔萃，才能被送进太学。进了太学，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杂费，吃住费用都由朝廷承包，每月还能领到几百文到一千文不等的助学金。

但是在太学念书并不轻松。

首先，考试很频繁，每月一小考，每年一大考，考经义，考策论，考刑律，考诗词。考得好，能当助教（时称“学录参”），能从条件较差的寝室搬进条件较好的寝室，能拿更多的助学金，甚至还有机会提前毕业，出来做官。考不好，得把好寝室让给别人，把助学金让给别人。总是考不好，还有可能被开除。

其次，校规太严。太学里有教授，专管授课；有学录，专抓纪律；还有斋长，类似现在的教导员，一个斋长管理三十个太学生，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言行不严谨，讲诵不熟，功课不做，无故外出，请假超时，跟同学闹别扭，都属于犯规，斋长和学录会记在档案里，到月底给你算总账。犯规次数太多，会被开除；犯规不太严重，会被罚钱。罚了钱，老师不要，拿来请不犯规的学生吃饭。

元朝国子监继承了宋朝太学犯规罚钱的处理办法：犯规第一次，得请同舍学生吃一顿大餐；犯规第二次，不但要请吃饭，还要给大家磕头；犯规第三次，就得卷铺盖离开学校了。

大宋同学会

话说在北宋中叶，四川眉山有位道士，早先在衙门里当小吏，后来不知怎么就出了家，出家以后也不住道观，跑到汉州（今四川广汉）投奔太守吴师道，在吴太守的资助下修仙问道。某年春节，这位道士向吴太守辞行，临走还要了一笔钱，并把这笔钱全部散给了穷人，随后就往汉州府衙的大门口一坐，当场坐化了。

那可是大年初一，衙门口有具尸体总不像话，所以吴太守吩咐手下立刻把尸体弄走。手下人一边背尸体，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这个道士真讨厌，死哪儿不行，非要死在我们衙门口，大过年的让我背死人，晦气！”正抱怨着，道士突然睁开眼睛，对他笑道：“你别骂了，我自己走。”说完健步如飞走到化人场，再一次坐化了。

上述故事听起来很荒诞，但这可不是我瞎编的，而是出自苏东坡的文章。故事里的神奇道士不是旁人，正是苏东坡的发小儿兼小学同学，名叫陈太初。

苏东坡六岁开蒙，七岁读小学，学校地址在眉山天庆观北极院，校长是一位道士，学生大概有百名，陈太初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所学校里，苏东坡总共读了三年，但他能记住的同学只有陈太初一个。之所以能记住陈太初，是因为他在中晚年崇信道教（贬谪黄州时曾经去道观闭关修行四十九天）。当他听到从家乡传来的陈太初坐化的消息时，忍不住顶礼膜拜，膜拜完才想起来：咦，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啊！

苏东坡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中进士，那年同时考中进士的共三百八十八人，后来这三百八十八个同年当中有三分之二成了东坡文集里的常客。换句话说，虽然苏东坡跟百余名小学同学没有交往，但跟他的大多数同年保持着联系。轻同窗而重同年，这正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倾向。

请注意，同年中进士并不相当于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的大学同学要在一起生活三到四年，个别男女同学还有可能恋爱同居或者结成夫妻，而宋朝的同年进士只不过是在省试和殿试期间一起参加那么几天考试而已，此后或留任京师，或分到全国各地出任基层文官，从此天各一方，很多同年到死也未必能再见上一面。那么，同年之间到底是怎么形成亲厚友谊的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一场“期集”，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同学聚会。

按宋朝惯例，进士及第后第一件事不是回乡光宗耀祖，而是召开全体性的同学会。现在同学聚会时间很短，相聚最多一天，聚餐最多几顿，完了各回各家。宋朝新科进士聚会则不然，可以说是旷日持久：从殿试结束开始，到皇帝亲赐闻喜宴结束，这期间每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每次聚会都要聚餐，往往聚上二三十天才算完。

为什么要聚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们要把同学录印出来。宋朝每隔两三年搞一次殿试，每次平均录取三百多名进士，这三百多个人的姓名、名次、籍贯、相貌特征、祖上三代都要编进同学录，所以要花费几天时间来仔细统计。统计完了还要誊写，誊写完了还要付梓，那时候没有激光照排，全靠工匠雕版，光刻板就得十天左右。刻完板还要印，印完还要装订，装订完还要分送给所有进士，于是花的时间就长了。

新科进士如此聚会，所需费用是相当惊人的。宋朝皇帝厚待士人，从神宗时开始拨付专款：“诏赐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燕翼诒谋录》卷五）赐给进士们三千贯，赐给诸科（宋朝科举除进士科，还有明经、明法等科）七百贯，专供大家聚会。但是因为人数太多，会期太长，这笔钱并不够用，所以还要凑份子，按成绩排名出钱，譬如状元出三千贯，榜眼出两千贯，探花出一千贯，其余出几百贯不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聚会并非强制性的，你如果想省钱，完全可以不参加。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争着参加，哪怕借钱凑份子也要去。为什么呢？“同年期集，交谊日厚，它日仕途相遇，便为倾盖，意为异日请托之地。”（《儒林杂录·期集》）同年本来没感情，经过长期聚会，成天在一起喝酒，兄弟情谊自然就产生了，他年官场升迁，就会互相照顾。

皇帝请客，谁敢不去

宋朝皇帝大宴群臣的频率很高：皇帝过生日，大宴一次；皇后过生日，大宴一次；给太子举行成人礼，大宴一次；给太子举行婚礼，大宴一次；给外国使臣接风，大宴一次；给凯旋将士庆功，大宴一次；每年春节大宴一次；每年中秋节大宴一次；冬至和夏至拜祭天地，照例都各要大宴一次……总之在宋朝当大官，免不了隔三岔五参加国宴，一年到头宴席不断。

现在的人都知道，宴席多了未必是好事，因为宴席上总是有人敬酒，喝坏了身体不划算。宋朝的官员也对频繁参加皇帝召集的宴席感到苦恼，不过让他们苦恼的不是喝酒太多，而是宴席上的规矩太多。

皇家宴席都有哪些规矩，一时半会儿是说不完的，我们先瞧瞧国宴上是怎么排座次的。

按《宋史》第一百一十三卷记载，皇帝赐百官饮宴的时候，他自己要坐在正殿，面南背北，单人单席，坐龙椅，用黄绫当桌布；太子、亲王、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各部尚书以及进京述职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地方官也坐在正殿上，不过不再是单人单席，而是聚餐制：每四人或者六人共用一个餐桌，每人坐一个绣墩，用红绫当桌布。这些餐桌分成东西两排，太子、亲王和勋贵们坐东边那排，宰相、副相、枢密使和各部尚书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坐西边那排。

级别稍微低一些的文官武将没有资格在正殿吃饭，只能去偏殿，偏殿里的餐桌比正殿里的餐桌矮一些，座位也比正殿矮一些。当你从庄严肃穆的正殿来到觥筹交错的偏殿，会发现偏殿里的人整体上比正殿里的人矮一头，这当然不是身高的原因，而是坐具偏低的缘故。

级别最低的文官武将连在偏殿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得去外面走廊里就座。他们的餐桌最矮，坐具也最矮——每张餐桌旁边铺四条毡席，大家只能跪坐在餐桌旁边吃喝，好像穿越到了跪坐盛行的隋唐以前。

跪坐的姿势不舒服，再加上还要遵守很多规矩，以至于一些官员只要听说皇帝赐宴就头疼，总想请假不去。但是宋朝皇帝最烦自己请客的时候有人不去，比如“臣僚有托故请假不赴宴者，御史台纠奏”。巨子要是编谎话请假，被人检举揭发出来是要受处分的。

官方宴会，务必到场

南宋初年有四员猛将：岳飞、张俊、刘光世、韩世忠。这四将各领人马，抵抗金兵侵略，平定农民起义，为南宋政局稳定立下汗马功劳。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战争暂时停止，宋高宗想解除四大将的兵权。旨意一下，张俊、刘光世、韩世忠都很听话，唯独岳飞坚持要打，不收复中原誓不罢休。他手里有兵，还是精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宋高宗不敢逼他，怕逼急了造反，于是解除岳飞兵权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项任务落到了秦桧头上。秦桧的主意是挑拨离间，让其他大将嫉恨岳飞，把岳飞孤立起来。怎样挑拨离间呢？秦桧给诸将写信，通知他们及时赶到杭州，并在西湖上大摆筵席，犒劳这些从前线归来的功臣。他也给岳飞写了信，通知岳飞如期赴宴，但是岳飞年轻气盛，心高气傲，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拖了六七天才赶到。

在这六七天里，秦桧每天都在西湖上请诸将吃饭，每天都唉声叹气地说：“大功臣怎么还不到啊！”大家问谁是大功臣，秦桧说：“自然是岳飞岳少保，他的功劳无人能比。”然后还特意大声嘱咐手下人：“待岳少保来，益令堂厨丰其燕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等岳少保来了，筵席的规格还要抬高，不然不符合他的身份！

后来岳飞终于赶到了，大家却都不理他。众人想，都带兵打仗，都杀敌立功，凭什么你岳少保受到特殊优待？下回打仗干脆让你一个人去好了。岳飞不明就里，见同袍都烦他，雄心壮志顿时消了一半，被宋高宗顺利解除了兵权（参见《宋史·王次翁传》）。至于背负“莫须有”罪名、冤死风波亭，那都是后话了。

秦桧的计策并不新鲜，无非是把北宋初年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和春秋战国晏子的“二桃杀三士”综合了一下。而且他这条计策还有一个漏洞：假如岳飞不高傲，假如他能按时参加酒席，那秦桧就没办法挑拨离间了。

事实上，宋朝的文官武将对于官方宴会向来很重视，一般都会按时参加，因为他们知道不参加官方宴会的后果很严重，会危及自己的仕途。

官方宴会是政治任务

佛门生活跟俗家不同，俗家人起得晚，出家人起得早。嵩山少林寺的和尚每天早上五点钟之前必须起床，然后踩着钟声去大殿里烧香拜佛，唱诵经典，这就是所谓的“做早课”。尼姑们起得就更早了，云南昆明有一家尼姑庵，庵中尼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四点开始做早课，一直做到六点半。到了初一和十五，以及浴佛节和成道节，刚过午夜就得起床，那时候，喜欢夜生活的俗家人刚刚睡下。

宋朝的京朝官与此类似。京朝官就是那些常驻京城的高级官员，这些高官每天都要上早朝（休假时除外）。而早朝非常早，天没亮就开始了，为了避免迟到，他们一般会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然后骑着马赶赴皇宫。

早朝的时间有长有短，有事启奏，无事散朝，但是有事的时候居多。大家送上奏章，讨论问题，在皇帝主持下处理各种国家大事，一般要到八九点才能散朝。在这期间，上朝前没有吃早点的大臣会耐不住饥饿，特别是患有糖尿病的臣子，血糖迅速下降，以至于在散朝以后饿晕过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朝的皇帝会给京朝官准备一席丰盛的饭菜，让大家在散朝后吃上一顿。

上完早朝，大臣还要值班到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更不可能打电话叫外卖，只能在单位里吃。宋朝绝大多数中央机关都设有小食堂，还有专职的厨师和服务员，大家不用买饭票，不用刷卡，直接吃就是了。

无论是散朝后的工作餐，还是值班时的工作餐，都必须吃，想不吃都不行。第一，这是皇帝的恩典，必须接受；第二，吃工作餐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是一种例行的政治学习。

吃饭怎么能成为政治学习呢？因为大臣吃饭要守规矩，按照品级高低分别落座，谁的官大，谁坐首席；谁的官小，谁坐末座，坐错了位置会受到弹劾。这样做可以让大臣认清自己的地位。另外，吃工作餐可以喝酒，但是不能吆五喝六，不能喝到烂醉，也不能乱扯跟工作不相干的闲话，经常参与这样的宴席，就能体会到朝廷的威严和工作的重要。

“公款吃喝”打折以后

东北某媒体的记者在采访我时，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您的书里多次提到宋太祖大宴群臣，这是您经过考证后得到的结论。但是很多资料都显示宋太祖是比较节俭的，您如何看待这里的矛盾之处？”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成立，大宴群臣跟皇帝节俭怎么会是一对矛盾呢？宋太祖的帝位是怎么来的？是用鲜血换来的吗？不是，他是买来的，用高官厚禄买来重臣拥戴，用声色犬马买到宿将卸甲。他和他的子孙之所以能坐在皇帝的宝座上，靠的不是流血千里的威慑，而是雨露均沾的施恩。他频繁宴请大臣，他的子孙也频繁宴请大臣，大宴群臣成了祖宗家法，官方宴会赚得百官忠心，他们这样做的成本不算高，收益却相当大。从帝王的角度看，这才是真正的节俭。假如赵匡胤为了省几个钱就不去和臣子联络感情，那他不叫节俭，叫抠门。

宋太祖以后，除了过于内向的宋英宗，每一任皇帝都非常重视“公款吃喝”。我说的“公款吃喝”可不是各级官员瞒着皇帝偷偷地胡吃海喝。我说的这种“公款吃喝”是皇帝准许的，而且是皇帝提倡的，它有正式的场合，也有正式的礼仪，还有正式的预算。

每年冬至和春节，宋朝皇帝都要举办“大朝会”，那是最高等级的“公款吃喝”，京朝官必须参加，并跟皇帝一起吃饭喝酒。

宋朝宰相定期去政事堂值班，政事堂设有小伙房，准备了好酒好菜，宰相和副相们忙完了工作，必须聚在一起吃顿饭。这顿饭叫作“堂餐”，是比大朝会次一级的“公款吃喝”。

上至京城里的各部各监，下至地方上的各府各县，每个衙门也都有“公款吃喝”。只要你在职，就必须得去吃，并且得按时参加；如果去不了，你得请假。因为在宋朝帝王眼里，这种“公款吃喝”有助于沟通上下感情，化解同僚矛盾，基本上等于是政治学习。

遥想当年，南唐国主李璟不重视“公款吃喝”，每月有十天让大臣吃素，大臣都抱怨，谓之“半堂食”，意思是“公款吃喝”打了折扣，本来天天能吃肉，现在吃不成了。后来敌人攻打南唐，南唐大臣不出力，结果把国土丢了一半。由此可见，这一类官方宴会在帝制时代真是功德无量，可千万不能打折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