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宴席——穿越须知每天只吃两顿饭

从吃饭的角度看，宋朝是个承前启后的朝代。

宋朝以前，多数人一日两餐；宋朝以后，多数人一日三餐。换句话说，从一日两餐变成一日三餐是从宋朝开始过渡的。

不过，这个过渡期很长。且不说绝大多数宋朝农民和穷苦市民仍然固守着一日两餐的传统不变，就是到了清朝和民国，还有一些人不吃午饭，只吃早饭和晚饭。

嘉庆年间，北京有首《竹枝词》形容下层旗人，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两餐打发全无事，哪管午中饥与渴。”意思是有些旗人没职事，只靠那点儿钱粮过日子，钱不够花，只能吃早晚两餐，中午再饿也不敢起火做饭。

民国时期，“基督将军”冯玉祥割据河南，有天闲着没事儿，“到前屯走走，问农民每天用几顿饭，他说两顿饭，是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冯玉祥日记》，1933年1月15日记事）。

抗战时期，军阀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要求各级官员跟农民保持同一生活水准，“饮食定量分配，一日两餐”（刘克、沙沱主编：《艰苦奋斗的山西》，学习社1945年版）。

抗战胜利后，成都市民分成两派，一派一日三餐；另一派固守传统，“上午八点前后一餐，下午三点前后一餐，天明即起，二更就睡，不吃午点，也不吃宵夜”（李劼人著：《李劼人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以前欧洲人也是一日两餐。早在辉煌的希腊时代，市民习惯于不吃早餐，只吃午餐和晚餐，很像晚睡晚起的现代白领。还有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习惯于不吃午餐，只吃早餐和晚餐，很像省吃俭用的宋朝平民。

正因为宋朝平民很少吃午餐，所以宋朝的饮食行业自然而然分成三派：

一派是摊贩，只卖早点。

一派是食店，只卖晚餐。

一派是酒楼，既卖早点，又卖晚饭，还顺带批发黄酒。

午饭有没有人经营？有，但午饭在宋朝属于“点心”，点心不算正式餐饮。

北宋某些大酒楼，营业时间比较长，卖早点能一直卖到中午，“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 ［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八，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旦过了中午，对不起，恕不营业，想吃饭，晚上再来。

所以你如果想去宋朝吃饭，抵达时间最好是在早上或者晚上，可千万别赶到中午才去。

本朝不流行午餐

我们现代人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如果放到北宋，得改成“天下没有午餐”。我的意思是，北宋并不流行吃午餐，所以不仅没有免费的午餐，连收费的午餐都很少见。

绝大多数北宋老百姓每天只吃两顿饭：一顿早餐和一顿晚餐。早餐吃得不算早，上午八九点才开饭；晚餐吃得也不算晚，下午四五点就吃完。至于中午，一般人家是不做饭的。

一天只吃两顿饭，难道就不饿吗？应该不饿。

首先，这是个习惯问题，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五代，一天两餐这种艰苦朴素的传统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维持了一两千年，大家早就习惯了。

其次，实验表明，一天吃两顿饭跟一天吃三顿饭相比，前者并不见得少吃。我们一日三餐，每顿的饭量很小；宋朝人民一日两餐，每顿的饭量却很大（后面还会专门谈到宋朝人的饭量），总的食物摄入量相差不多。

还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宋朝人都是一日两餐，也有一些人跟我们一样每天吃三顿饭，甚至吃四顿饭。

哪些宋朝人一日三餐甚至一日四餐呢？主要是那一小部分贵族。

比如说苏东坡，他在四川老家当平头百姓的时候，每天吃两顿饭；后来中了进士，当了官，就改成一天吃三顿饭了；再后来他被流放到湖北黄冈，工资停发，坐吃山空，想节俭一些，就把午饭省掉（这样可以省些油盐酱醋和干柴），可是一到中午就忍不得饿，还得加一顿才行。

还有陆游，他一日三餐的习惯是在杭州做官时养成的；晚年退休，回绍兴老家隐居，继续一日三餐。鉴于他每天起得太早，不到饭点就饿，所以又在凌晨加了一顿：起床后开始熬粥，熬好后喝一碗，看看书，睡个回笼觉，等到九点左右醒来，接着吃早餐。陆游认为这样很舒服，是“天下第一乐也”。

贵族当中也有坚持一天只吃两顿饭的。

如那些在基层任职的小官，工资太低（宋朝的高薪养廉仅限于中级以上官员，低级文官的俸禄“不足以代耕”，连中等农户都比不上），生活水准跟老百姓差不多，也是每日两餐。

还有极个别提倡传统的皇帝，也是一天只吃两顿饭。例如，宋高宗刚登基那会儿，坚持只吃早餐和晚餐，中午饿了，练练书法，忍一忍就过去啦！

本朝不流行减肥

苏东坡有个好朋友叫张商英，当过宰相，晚年很注意养生：早上吃半升米、二两面，晚上吃半升米、三两面，中午什么都不吃，只喝茶。

宋朝时半升米差不多有半斤重。早起半斤米加二两面，晚上半斤米加三两面，虽然不吃午饭，张商英还是吃了一斤半细粮。我帮他算了算热量，有点超标。再考虑到他不是体力劳动者，年纪又大，摄入的热量就更加超标了。

宋朝人其实并不怎么懂养生，至少在饮食上不算懂。现在讲究“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尽量避免摄入高热量食物；宋朝人则习惯于“早上少吃、中午不吃、晚上多吃”，有条件吃肉的时候就多吃，尤其喜欢吃肥肉。

大家都知道司马光吧？他经常劝他哥哥司马旦多吃肉，特别是晚上那顿。要是司马旦晚上没有吃肉，司马光一定会关切地问：“得无饥乎？”吃这么少，半夜挨饿怎么办？那时候司马旦已经八十岁，多吃肉并不利于健康。但是司马光不懂，他认为让哥哥多吃肉才符合孝悌的标准。

宋朝人也不注意锻炼。南宋大诗人陆游晚年在绍兴闲居，早上起来先喝一大碗粥，喝完粥不去晨练，而是睡一个回笼觉。他认为“粥后就枕，则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乐也”，却不知这样不利于消化。唐朝道士吕洞宾的生活习惯可能也跟陆游差不多，因为他写过两句诗：“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晚上吃过饭就上床，却不懂得“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不懂养生也不锻炼的人却很长寿。吕洞宾活多大年纪我不知道，陆游可是活到了八十五岁。不过我猜想陆游的体型肯定谈不上健美，且不论胖瘦，大肚腩应该少不了。

男人长肚子，颇为现代女生所不喜，但宋朝人的审美跟今天不一样。我看过不少宋朝人物画，诸如《中兴四将图》《田畯醉归图》《西园雅集图》……画中男子大多长着大肚腩，比如《中兴四将图》里的岳飞，大肚腩就很明显。

《宋史·夏国上》记载，宋太祖攻打北汉，西夏首领李彝兴出兵帮忙，并派遣使者送来三百匹骏马。宋太祖很高兴，想回赠一条玉带，向西夏使臣打听：“汝帅腹围几何？”你们元帅腰围多少？使臣说：“彝兴腰腹甚大。”我家元帅李彝兴身材魁梧，腰很粗，肚子很大。太祖赞叹道：“汝帅真福人也！”你们元帅真是有福之人啊！

由此可见，宋朝是胖子“称王”的时代，大肚腩是有福气的特征。

［宋］刘履中《田畯醉归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中人物无论老少，均有明显的大肚腩。

［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图中可知当时男性不流行减肥，以大肚腩为美。

在宋朝吃早点

相当一部分宋朝人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说的“朝九晚五”，不是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而是上午九点吃早饭，下午五点吃晚饭。

当然，古人计时不说“九点”和“五点”，而是说“朝时”和“晡时”。相应地，古人把早饭和晚饭叫作“朝食”和“晡食”。过去大将军领兵打仗，喜欢撂一句狠话：“灭此朝食！”等我们消灭了敌人再吃早饭！

上午九点吃早饭是春秋战国就有的传统，即使到了宋朝，绝大多数农民以及一部分顽固守旧的士绅仍然坚守着这一传统，但是不按饭点进餐的人多了起来。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京城上班的高级官员。除了假期，京城的高官们每天必须赶在五更去上朝，然后要等到辰时才能散朝回家。五更是凌晨三点到五点，辰时是上午七点到九点，从凌晨熬到上午，比上半天班还累，如果再坚持到上午九点才吃早饭，血糖低的官员大概要晕倒在朝堂上了。所以京朝官一般都是在凌晨吃早点，而且是在上朝的路上吃。

在北宋的首都开封，御街南段的饭店和早点摊开业最早，摊主们凌晨两点备货，三点开张，两百步宽的御街两旁灯火通明，油条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烧饼案上噼啪作响，主要就是做上朝官员的生意。有些官员起得晚了，怕耽误上朝，买好早点翻身上马，一手抓着烧饼油条往嘴里送，一手抓着缰绳往前赶路，此乃汴梁一景。

赶早市做生意的商贩也必须在天明以前吃早点。宋朝的早市跟早朝一样，也是五更开始，进场卖菜卖鱼卖粮油的商人去得晚了，摊位可能会被别人占走，所以要早吃饭早占位。宋朝商业繁荣，早市经常持续到中午才结束，开市前要是不垫垫肚子，估计顶不住。

最后必须说明，也有一部分宋朝人很晚才吃早点。如那些市井妇女，没有公婆管束，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慢慢地梳头洗脸穿衣打扮，拾掇完了，肚子饿了，想吃早点，懒得上街，找根绳子，拴一笆斗，在笆斗里搁几文铜钱，什么时候听见挑着担子卖早点的小贩吆喝着从楼下经过，就打开窗户，把笆斗顺下去，让小贩往笆斗里装胡饼……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美团外卖”“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穿越到宋朝，生意一定很火。

宋朝的餐前小吃

为了拍一部片子，我去了一趟西班牙，然后又去了一趟墨西哥。从我这个吃货的眼光来看，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性：开饭都很晚，特别是午饭和晚饭。在墨西哥，不到下午两点别想吃午饭，除非你去肯德基、麦当劳那种地方用餐。而在西班牙，午餐一般在下午三点以后才开始，晚餐则要等到晚上八九点钟。

墨西哥人也好，西班牙人也好，午饭和晚饭吃那么晚，他们怎么样才能哄住肚皮不闹意见呢？墨西哥人有一个绝招——使劲吃早餐（墨西哥人的早餐大概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早餐）。西班牙人也有绝招，早餐并不加量，但是在午餐和晚餐开始之前，会用各种各样的Tapas来填补。

Tapas的字面意思是餐前小吃，但实际上这些餐前小吃并不“小”，它们可以是一小块奶油蛋糕，也可以是一大块野猪排骨，还可以是一盘填充了青椒的烤野鸡、一碗洒上了酸橙汁的炖鹧鸪，外加一锅用鸡块、米饭、辣椒和海鲜炖煮的海鲜饭。总之，只要是在正餐之前吃的东西，都可以称作Tapas。这种情形使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不是在异国，而是一不小心穿越到了宋朝。

宋朝也有Tapas，即餐前小吃。当然，宋朝没有“Tapas”这个词，当时管所有餐前小吃都叫“点心”。从语言学上讲，点心最初并不像现在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词，它是一个动宾词组，“点”是抚慰，“心”指胃嘴，点心的本义是用各种餐前小吃来抚慰一下肠胃。

在北宋一朝，以及在南宋的某些偏僻区域，人们习惯于一日两餐，早上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中午没有午餐。但没有午餐并不代表中午什么都不吃，在早餐到晚餐之间，有条件的家庭随时可以用点心来填补肠胃。而这些点心可以说包罗万象，贫寒或节俭之家可能用“白汤泡冷饭”当点心（宋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富贵之家可能用“下饭七件、菜蔬五件、茶果十盒、小碟五件”当点心（《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七），像武松那样的超级大胃王吃得少了不顶饿，就只好吩咐孙二娘“把二三十个馒头来做点心”了。

武大郎不卖烧饼

想起十几年前我在河南郑州念大学的时候，学校北门有一个小吃店，连锁加盟，专营“武大郎烧饼”。说是烧饼，其实比街面上常见的烧饼要小得多，上面也没有芝麻，就是比较厚、比较酥，趁热吃，香得很。

好多年没有去郑州了，不知道那家店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我一定还会去那里买一个“武大郎烧饼”大快朵颐，吃完以后再跟店老板聊聊天，劝他摘下“武大郎烧饼”那块招牌。

有人可能要说了：“你凭什么劝人家摘招牌？”原因很简单：“武大郎烧饼”这块招牌有问题。武大郎根本就不卖烧饼，他在《水浒传》里卖的是炊饼。

炊饼和烧饼有区别吗？当然有。炊饼是蒸熟的，烧饼是烤熟的。炊饼是单层的，烧饼是多层的。最明显的区别是它们的长相，炊饼上面圆圆鼓鼓，下面平平展展，长相丰满，而烧饼就是扁扁的一张大圆盘。

如果说到这儿你还不理解，那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一句：烧饼是烧饼，而炊饼却是馒头。

炊饼怎么会是馒头呢？它名字叫作“饼”，难道不应该是扁扁的大圆盘？事实上，它还真不是大圆盘。在宋朝市面上，叫“饼”的食品至少有几十种，除了“胡饼”，长相扁扁的并不多见。比如“索饼”指的是面条，“环饼”指的是麻花，“糖饼”指的是方糕，“乳饼”指的是奶豆腐，这些饼跟我们现代人心目中那些扁扁的食品都没有关系。

宋朝人心目中的饼，既可以扁，也可以圆；既可以是圆柱体，也可以是正方体，总之没有固定的形状，反正只要是用面粉或者类似面粉做成的主食，都可以叫“饼”。像武大郎卖的炊饼，无论在北宋，还是在南宋；无论在元朝，还是在明朝，一直指的是馒头，跟烧饼扯不上什么关系。

馒头在北宋前期本来叫“蒸饼”，意思是蒸熟的馒头。后来宋仁宗即位，他名叫赵祯，“祯”跟“蒸”发音很像，为了避讳，“蒸饼”就改成“炊饼”了（参见吴处厚《青箱杂记》）。

就算我们不凭考证，单靠常理推想，也能判断出武大郎卖的不可能是烧饼。看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武大郎每天起个大早，把做好的炊饼挑出去卖，总是卖到傍晚才回家（后来听了武松的话，半天卖完，未晚便归，结果被潘金莲大骂）。我们知道，烧饼最讲究趁热吃，一凉就“皮”了，所以卖烧饼的都是站在路口边烤边卖，要是像武大郎那样提前做好，再放进担子里捂半天，估计没有人会去买。

那些在宋朝吃不到的蔬菜

南宋有两部地方志很出名，一部叫《咸淳临安志》，写的是杭州；一部叫《淳熙三山志》，写的是福州。如果你看过这两部地方志，就会知道宋朝人拥有的食材非常丰富，凡是今天有的，那时候差不多都有。

萝卜、白菜、茄子、黄瓜、芹菜、韭菜、芥菜、菠菜、生菜、芫荽、瓠子、紫菜、扁豆、蚕豆、大葱、小葱、大蒜、小蒜……这些蔬菜在宋朝的菜市场中都能买到。

橘子、香蕉、葡萄、荔枝、栗子、橄榄、橙子、杨梅、枇杷、柿子、杏、枣、梨、桃……这些水果在宋朝的果子铺里也都能买到。

猪肉、羊肉、牛肉、鸡肉、鸭肉、鹅肉、兔肉、鹿肉、鹌鹑肉，还有各种各样的鱼虾等海鲜，都是宋朝人的口中食。当然，羊肉在宋朝比较短缺，价格稍贵，而现在的羊肉并不短缺却也很贵。

总而言之，宋朝时期的食物种类很多，跟今天十分接近。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在宋朝是见不到的，例如，宋朝没有花生，没有土豆，没有玉米，没有红薯，没有西红柿，没有胡萝卜，甚至没有辣椒。

金庸先生写《射雕英雄传》，开篇第一回，南宋末年，杭州郊外，两个农民请一位说书先生去一家乡村酒店喝酒，店小二“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四个下酒菜，至少有一个是跟历史背景相违背的。蚕豆、豆腐干、咸鸭蛋，这些在宋朝都很常见，但是宋朝人不可能用花生做下酒菜，因为花生是外来物种，直到明朝才从美洲传入中国。

现在开封有一种很有名的小吃叫“花生糕”，是用花生、白糖和糖稀加工的点心，个别商家为了吸引顾客，往包装盒上印了几个字：“大宋宫廷御膳”。这肯定违背历史，因为宋朝没有花生，怎么可能做花生糕？不可否认，宋朝海外贸易发达，特别是南宋，跟几十个国家有贸易往来，但是那些海船的航行路线只限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出产花生的美洲还没被哥伦布发现，不可能把花生进口到中国来。

同样的道理，宋朝人也见不到土豆、玉米、辣椒、西红柿和红薯，因为这些也是外来物种，也是直到明朝才从美洲传入中国。所以，当我们去宋朝餐馆点菜的时候，就不要点土豆炒肉、松仁玉米、辣子鸡丁、清蒸红薯泥和西红柿炒鸡蛋了，店老板怎么也弄不来这些菜，除非从海外运输。可你知道，宋朝没有飞机，只有海船。海船只能运输瓷器，不能运输蔬菜，因为蔬菜还没运到地方就腐烂了。

现在四川人和湖南人都爱吃辣椒，开遍全国的川菜馆子更离不开辣椒，很难想象要是没有辣椒，四川人民和湖南人民怎么活，那些生意红火的川菜馆子怎么活？可是宋朝确实没有辣椒，宋朝川湘两地的老百姓依然活得很好，而且宋朝居然已经有了川菜这个菜系（时称“川饭”）。因为宋朝有胡椒，宋朝人民用胡椒代替了辣椒。胡椒也是外来物种，它引进的时间比较早，是从西汉时期就传入中国的。

宋朝也没有南瓜和洋葱，这两样东西也是外来物种，什么时候被引进的呢？暂时没有明确的考证。有人说是元朝时期传过来的，有人说是到清朝末年才走进国门的。不管怎么说，反正宋朝没有。

现在小女生喜欢嗑瓜子，主要是葵花子，也就是向日葵的种子。宋朝女生可没这个福气，因为向日葵也是美洲植物，大概到明朝后期才开始在中国种植。宋朝人平时也嗑瓜子，嗑的主要是甜瓜子，南宋中后期还可以磕上西瓜子，如果想磕葵花子，对不起，这个要求太高。

豆角在宋朝能不能见到？能，但只有豌豆角和豇豆角，没有今天最常见的那种又圆又长的菜豆角，也没有芸豆角，就是我们现在常吃的四季豆。四季豆明朝时才引入中国，菜豆角则要等到清朝末年才进入寻常百姓家。

那些在宋朝吃不到的水果

可以肯定的是，宋朝没有木瓜和榴梿。

《诗经·卫风·木瓜》写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姑娘从树上摘下一只木瓜，往小伙怀里扔去；小伙从腰间解下一块美玉，放到姑娘的手里。这是周朝人民创作的情诗，说明周朝已有木瓜，宋朝当然也有，怎么能说宋朝没有木瓜呢？

原因很简单，《诗经》里的木瓜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蔷薇科木瓜，有短柄，像菜葫芦，星星点点悬挂在枝叶间，果皮硬，果肉酸，切开果肉，种子散布在五角形的空间内，仿佛切开的苹果。而我们现在吃的木瓜是番木瓜，体形偏长，像椰子一样聚集在树干上，硕果累累，芳香甜美。番木瓜是十七世纪从墨西哥引进的，所以宋朝的木瓜只能是土生土长的蔷薇科木瓜。

蔷薇科木瓜俗称“宣木瓜”，能在北方种植，味道酸涩，宋朝人一般不生吃。怎么吃呢？晒成木瓜干，熬成木瓜汤，或者加糖加蜜，做成木瓜蜜饯。

榴梿也是外来水果，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古籍中从来没有榴梿的影子。郑和下西洋以后，他的两个随船翻译各自写了一本介绍东南亚风光的小册子，一本是《瀛涯胜览》，一本是《星槎胜览》，都提到了榴梿的形状、大小、味道和吃法。那时候，榴梿被写成“赌尔焉”（有的版本误写为“赌尔马”），是用汉语对马来语的音译。在马来语中，榴梿的发音确实很像“赌尔焉”。

榴梿的果皮臭不可闻，所以郑和的翻译马欢将榴梿描述为“一等臭果”“若烂牛肉之臭”，但是“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块，甚甜美可食”，“其中更皆有子，炒而食之，其味如栗”。榴梿的果肉又大又多又甜美，种子还能炒着吃，跟糖炒栗子一样美味。

查《明史》《清史稿》以及十三行贸易档案可知，从郑和下西洋到清朝末年，东南亚诸国的商船和朝贡队伍源源不断地将土产运抵中国，既有珍珠、玳瑁、象牙、珊瑚等珠宝，也有白檀、龙涎、胡椒、豆蔻等香料，还有鱼翅、燕窝、海参、鲍鱼等水产，甚至还有苹果脯、香蕉干、山竹干之类的干果，但是没有榴梿。推想起来，别说宋朝人，就连明清两朝的人也不可能吃到榴梿（除非走出国门）。

宋朝也没有苹果。长江以南有一种植物，结的果实跟苹果有点像，但它不是苹果，个头偏小，永远都长不红，熟了以后，果皮是白色的，果肉很软，甜度不高。这种水果能在南宋水果摊上见到，今天称之为“绵苹果”。绵苹果不算是真正的苹果，我们现代人吃的苹果都是清朝以后从美洲引进的。现在超市里出售的那些“红富士”“黄香蕉”“国光”“秦冠”，更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品种，宋朝人民没尝过，也没见过。如果想讨宋朝东道主喜欢，建议你穿越的时候带一筐苹果过去。

宋朝人习惯把甜瓜和西瓜划到水果一类，当时甜瓜很流行，西瓜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一点。在北宋统治区内，没有人种植西瓜。到了南宋初年，一个名叫洪皓的大臣去金国出差，带走一包西瓜子，回到家乡以后试种，西瓜才在宋朝疆域内生根发芽。

西瓜东下

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意图造反，把不愿意追随他的大小官吏叫到他的王府里开会，开完会请大家吃西瓜。正吃得高兴，朱棣突然把手里那块西瓜往地上一摔，啪的一声，血红的瓜瓤溅得满地都是，紧接着一群刀斧手冲了进去，把那帮官员嘁里咔嚓“切了西瓜”，然后他才竖起“靖难”旗帜，率兵南下，把建文帝撵下宝座，自己当了皇帝（参见祝枝山《野记》卷二）。

这段故事发生在明朝，明朝是有西瓜的，如果发生在唐朝，恐怕杀官造反的领袖就只能掷杯为号，而不能再用摔西瓜这种有创意的方式呼唤刀斧手了。为什么？因为唐朝没有西瓜。

唐朝前期，西瓜只能在西亚见到。唐朝后期，西瓜开始在契丹种植。到了北宋，女真人学会了种西瓜，但是宋朝人还没有学会。别说学，连西瓜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北宋人民到了盛夏和金秋这两个季节也吃瓜，但吃的不是西瓜。

北宋灭亡以后，女真人占据中原，中原才开始种植西瓜。陆游的老上司兼老朋友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河南开封，写了两句诗：“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他写的是金国风景（当时开封属于金国），南宋境内是不会“年来处处食西瓜”的。

宋高宗在位的时候，使臣洪皓从金国带回一些西瓜子，并在南宋中叶进行大规模种植。所以金庸武侠名著《天龙八部》里的人物应该没有吃过西瓜，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北宋中叶，要过一个世纪左右才能跟西瓜结缘。

倒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和黄蓉有可能吃到西瓜，因为郭、黄二人生逢南宋中后期，西瓜无论在中原还是在江南都成了很常见的东西。金庸先生曾经写道黄蓉从牛家村的瓜农那里买了一担西瓜，瓜农夸口说：“我们牛家村的西瓜又甜又脆，姑娘你一尝就知道。”这段描写非常靠谱，假如让北乔峰和南慕容去买西瓜，那就违背历史了。

简而言之，西瓜是从西亚传到契丹，再从契丹传到金国，最后从金国传到中原和江南。我估摸着，西瓜的得名正是来源于此——从西方传来。

麻辣宋朝

宋朝没有辣椒，但是宋朝人却喜欢吃辣。

在这片土地上，能提供辣味的食材有很多，除了辣椒，还有葱、姜、蒜、藠头、胡椒、辣蓼、茱萸、芥末和芥菜疙瘩。宋朝人吃的辣，主要是得自生姜、胡椒、芥末和辣菜，辣菜就是芥菜疙瘩。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夜市上出售辣脚子，酒店门口还有小贩托着白瓷缸子卖辣菜，这辣脚子和辣菜其实都是用芥菜疙瘩做的。把芥菜的根茎洗净，去皮，切成条，封缸腌制半个月，起缸叫卖，是辣脚子。如果只腌制一夜，浇上醋和小磨油，就是辣菜。

《梦粱录》中说临安夜市上出售辣菜饼，这应该是一种带馅儿的面食，用芥根做馅儿。芥根很辣，所以叫辣菜饼。

南宋食谱《吴氏中馈录》里有一道芥辣瓜儿，做法是这样的：把芥子碾细，放到碗里，用温开水调匀，再用细纱过滤掉杂质，加醋调味，做成最简易的芥末酱，拿来腌渍黄瓜。这道菜在今天叫作芥末黄瓜，很辣也很爽口。

宋朝人把爽口的辣味分成两种，一种是芥辣，一种是姜辣。临安早市上常有摊贩叫卖姜辣羹，那是用鱼头鱼尾和大量的姜末熬制的鱼汤，姜辣和鱼鲜相得益彰。

现在湘菜和川菜里都少不了辣味，宋朝没有湘菜，但是已经有了川菜（北宋有三大菜系：南食、北食、川饭）。那时候的川菜也很辣，而且跟现在一样突出麻辣，因为里面放了很多胡椒和姜末。

北宋初年，宋太宗问大臣苏易简：“食品称珍，何物为最？”苏易简说：把姜、蒜、韭菜切碎，捣成泥，兑上水，加胡椒，加盐，混合均匀，是无上的美味。这个苏易简是四川德阳人，也许四川人偏爱麻辣的饮食习惯就是从他那时候传下来的。

奇怪的是广东人也爱吃辣，北宋张师正《倦游杂录》中说粤人喜欢用姜末调制白蚁卵做下酒菜，味道辛辣。姜末我常吃，白蚁卵没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只能凭空想象，想象广东生猛饮食的源远流长。

宋朝人的饭量

《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武松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饭馆里打尖。孙二娘问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切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二三十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两大盘肉、一大笼馒头，让武松和押送他的两个公人吃。

宋朝人说的馒头，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两个公人一顿饭能吃二三十个包子，而且是个头很大的包子（孙二娘说是“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两大盘肉，真是能吃！

事实上不是他们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武松去饭馆吃饭，动辄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吃得完？一斤肉吃下去就得让你起不良反应。

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当然算。不过在宋朝大肚汉里面，武二哥还排不上号，张齐贤才是个中翘楚。

张齐贤是北宋宰相，司马光《涑水记闻》和刘斧《青琐高议》里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肥猪肉，一顿能吃十斤，有时饿得厉害，等不及猪肉煮熟，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到底要吃多少饭，于是拿一大木桶在旁边等着。等他就餐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一斤猪肉，就往桶里面放一斤猪肉，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已经满了！封他一个“大饭桶”的称号想必再合适不过。

武松和张齐贤非同常人，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跟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总结过当时人民群众的饮食情形：“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充充饥，平均一顿正餐能吃五合大米。

“合”是容量单位，五合大米重约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比现在南方男人的饭量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只吃两顿正餐，中午靠少量点心充饥，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有时还要加一顿夜宵，再加上经常吃肯德基炸鸡腿、麦当劳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宋朝人的饭量应该跟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

浪花淘尽英雄，淘不尽“饭桶”

南宋有个大饭量的宰相，名叫赵雄，史料上说他“形体魁伟，进趋甚伟”（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健啖》，下同），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得地皮乱晃。宋孝宗很喜欢这个赵雄，听说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有一天退了早朝，宋孝宗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吃顿便饭。孝宗先让御厨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酒海，一海能装三升，赵雄一连喝了六七海，将近十公斤。

吃完了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吩咐上主食，于是太监抬过来一百个炊饼，赵雄“遂食其半”，一口气消灭五十个。宋孝宗笑道：“卿可尽之。”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炊饼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复尽其余”，把剩下那五十个炊饼也消灭了。

我们以前说过，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现在谁能吃完一百个馒头？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么大的饭量。实践检验真理，大家要是不服，可以亲自试试。当然，旺仔小馒头不算。

赵雄的饭量在宋朝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

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有个下属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跟他吃得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问那个下属：“你吃饱了吗？”那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是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于是那人又吃了五十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小人天生患有饿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终于吃饱了 一回！”

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追加了五十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超过赵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工作，泉州知府请他吃饭，端上一百个馒头、一百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有两只鸭子和两只鸡。孙总督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全吃进肚子里去了，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孙总督摸着肚皮说：“我阅兵两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饱耳。”这么多东西才刚让他吃饱，真是“超级大饭桶”。

饭后怎样刷牙

现代人都有刷牙的习惯，早上起来，晚饭过后，一定要刷一刷牙，不然吃饭不香，睡觉也不香。宋朝人有没有这个习惯？从目前的史料来看，至少有些宋朝人是坚持每天刷牙的，比如寺庙里的和尚。

和尚为什么要刷牙？因为戒律上要求他们刷牙。唐朝时编写的戒律宝典《百丈清规》规定，僧人早上起来一定要洗脸，洗完脸一定要刷牙。怎么刷？“右手蘸齿药揩左边，左手蘸齿药揩右边。”所谓“齿药”，就是牙膏。要是不用牙膏刷牙怎么办？那就跟喝酒吃肉杀生说谎话一样，是会触犯戒律的。不过，唐朝并没有哪一部戒律或者法律明确规定俗家人也要刷牙，包括后来的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也没有强迫俗家人刷牙的规定。

为什么只强迫僧人刷牙？因为僧人是佛教徒，而佛教源于古印度。古印度人很早就有刷牙的习惯，以至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把这个习惯变成了戒律。后来佛教传入中国，释迦牟尼制定的戒律自然就变成了中土僧人的生活规范。

换句话说，最早的一批中国人之所以学会刷牙，正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古印度人刷牙的方式特别原始。他们没有牙刷，饭后为了清新口气，从树上折一根细枝，扯去花叶，剥去表皮，劈成两半，拿其中一半在牙齿上刮，刮完扔掉，之后把另一半树枝放进嘴里，轻轻嚼一会儿，再吐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树枝都能拿来刷牙，有些树是有毒的，比如漆树；有些树被人们神化，比如菩提树。用漆树的枝条刷牙，容易中毒；用菩提树的枝条刷牙，等于亵渎了神佛。所以，佛陀在传教的时候做出规定：僧侣们不能用毒树和神树刷牙，最适合刷牙的树是柳树，因为柳树无毒，不亵渎神佛，口感又好，苦涩中带着一丝清甜。因此，佛陀管柳树叫作“齿木”，意思是最理想的刷牙材料。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侣最初也是用树枝来刷牙。到了唐朝，中国僧人发明了一种远远胜过树枝的刷牙用品：牙香。

牙香是用香料和药材制成的名贵牙膏。据宋人洪刍记载，唐朝有个大道场叫化度寺，化度寺的和尚采购了沉香、檀香、麝香和冰片，把这些香料和药材磨成粉末，再用熬好的蜂蜜拌匀，密封到瓷坛子里面。每天吃完斋饭以后，执事僧打开坛子，给大家各舀一点出来，放进嘴里含一会儿，咽下去，清新口气，还能败火。

加工牙香的成本太高，寺院必须特别有钱，才能保证每个和尚都能用上牙香。好在唐朝帝王大多崇佛（除了唐武宗），经常给寺院拨田地，拨房产，或者直接拨付大笔香火钱，使得大型寺院都有存款和佃户，是大地主兼大房东。而古印度的和尚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建寺院，不能经商，吃饭全靠化缘，个个穷得跟乞丐似的，所以他们加工不了牙香，只能继续用树枝来刷牙。

到了北宋初年，又有聪明的僧人发明了牙香筹。牙香筹是牙刷和牙膏的结合品，也是用香料和药材制成，在模具里压一下，压成牙刷的样子，用小袋子装起来，挂在腰带上。每天早上起来和斋饭过后，从袋子里掏出牙香筹，放进嘴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擦几遍，然后再漱口。膏状的牙香是一次性的，而一支牙香筹却可以刷很多次，每刷一次就用清水涮一涮，再用小袋子装起来，留着下回再刷。

大约到了北宋中叶，刷牙的习惯已经走出寺院，普及到全社会了。宋朝人已经发明出真正的牙刷，用竹木做柄，一头植上马尾，蘸上青盐和药材制成的牙粉，喝口清水，左刷刷，右刷刷，很有现代范儿。

宋朝人管牙刷不叫牙刷，而是倒过来念，叫“刷牙”，又叫“刷牙子”。南宋遗老吴自牧在其著作《梦粱录》里回忆道：“狮子巷口有凌家刷牙铺，金子巷口有傅官人刷牙铺……诸色杂货中有刷牙子。”说明南宋杭州已经有人专门开店卖牙刷了。

宋朝平民刷牙不像唐朝化度寺的和尚那样摆谱，他们用不起昂贵的牙香，所以用青盐和药材制成的牙粉很受欢迎。牙粉是干粉状物品，蘸到牙刷上容易掉，于是宋朝人又发明出一种廉价的牙膏：找一捆新折的柳树枝，剁碎了扔到锅里，添满水，使劲熬，熬到最后，水没了，只剩下一锅黏稠的胶状物，用姜汁混合一下，就成了牙膏（参见宋代药典《太平圣惠方》）。我觉得这个发明是在向佛陀致敬——前面说过，佛陀提倡用柳枝刷牙。

宋朝以后，中国人制作牙刷和牙膏的技术没有出现任何改进，而且有倒退的趋势：元朝新移民始终没有学会刷牙，而明朝人和清朝人也大多使用块状的青盐，擦过以后还把没用完的青盐放到窗台上，下回接着再擦，很不卫生。

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差不多已经忘了老祖宗发明过的牙刷和牙膏，改从欧洲进口，并认为之前的古人压根儿就不会刷牙。20世纪30年代，我党在边区抵制洋货，鼓励大家开厂自制牙膏，却没有人会这门技术，只能用土盐制造最简陋的牙粉（参见河南省档案室主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