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湮灭——郑成功虚与委蛇葬好局

李定国发动的第一次广东战役虽然以失败收场，但他通过全盘考虑，再次确认从东、西夹攻，收复广东是中兴大明的最佳战略。

首先，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孙可望控制着黔、滇两省，自己坐镇广西，而以忠贞营刘体纯、李来亨等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控制着闽、浙沿海岛屿，面积不可谓不广，但苦于没能连成一片，彼此间的信息不灵通，只能被动地陷入各自为敌的局面，很容易遭到满清的各个击破。

再次，黔、滇、桂三省面积虽大，但生产比较落后，财富收入少，人才紧缺，而川鄂交界及闽、浙沿海岛屿都是些边缘地带，生存空间有限。而广东在崇祯年间的财富已高达广西十倍，且人文荟萃，英才迭出，如若收复广东，则南明的物资不但剧增，也容易培养和发展人才，南明的社会地位将大为改观。

而且，收复了广东，南明分布在西南和东南的各部势力就能连成一片，为组织大军团作战提供了可能，收复福建、江西、湖南，甚至收复南京，进取长江以北地区也不会遥远。

最主要的是，通过多方侦察和考虑，李定国觉得，只要郑成功同意从东面出兵配合自己，收复广东是完全可行的。

因为1653年清廷发来增援尚可喜的满洲大军已于镇压郝尚久后班师回京，广东驻防清军数量并不多，保守点估计，不过三万左右人。这三万人中，多为明朝投入清朝的降兵，心怀观望者肯定不少。而自己所部已有四五万人，将士多参加过桂林、衡州战役，既富有作战经验，又没患有其他明军那种“恐满症”，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大了。郑成功那边，既自称兵员数十万，那么投入战斗的人员当可在十万以上，攻取广东，实在是手到擒来。

实际上，诚如李定国所分析，尚、耿虽然暂时打退了李定国，但时时担心李定国会卷土重来，多次联名向清廷大倒苦水，说尚部下兵卒仅二千五百名，耿部仅二千三百名，加上绿营兵也不过二万之众，且因为多次拼杀，军队减员严重，又难以招募到人来补充，即使招募进来顶补的都是南方游荡之辈，战斗力极低。这些年李定国军鸱张，更兼土寇四处窃发，广东兵力多不可恃，苦苦哀求清廷抽调蒙古兵员三千发来广东助战。但顺治帝交议政王、内大臣会议，给他们的答复是“边外投顺蒙古各有部长，不便调发”。所以，这时清朝安置在广东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余人，何足惧哉？

当然，李定国也考虑到清廷在战事紧急时会像去年一样增调兵力入粤，但清方的入援路线漫长，来往之间，动辄就花费数月时间，而自己和郑成功的大军就分驻于广东西东两面，主力可以在短期内集结，后方支援也容易到达，与清方相比，机动灵活。因此，李定国在致郑成功的信中谆谆劝告万勿“愆期”，不给清方增援提供机会，自己一方可以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拿下广东全省。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二月，李定国在得到郑成功同意发兵合击广东的承诺后，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配备了大象和铳炮，再次杀入广东。

大军开拔前，李定国再发一信给郑成功，征求郑成功明确会师具体日期和会师地点。

清广东廉州府（今广西合浦）总兵郭虎闻风丧胆，不战而逃。

李定国军至高州（今广东茂名市），清高州守将张月和平南王藩下副将陈武、李之珍率兵阻挡，此举纯属螳螂当车不自量力，不到一顿饭工夫，陈武战死、张月跪降、李之珍窜奔电白县。

有了高州诸将的前车之鉴，清雷州总兵先启玉聪明多了，他不愿做无用的挣扎，早早开城投降。

高、雷转瞬即逝，清平、靖二藩目瞪口呆，半天回过神来，赶紧收缩广东各地的兵力回防广州，同时向清廷紧急呼救。

尚、耿两人的反应，早在李定国预料之中，为了速战速决，他不等郑成功回复自己二月所写的信，再次派使者前往厦门督促郑成功率主力来粤。信中，李定国考虑到郑军水师乃是从海道而来，可以避开潮州、惠州清军的阻击，因此单方面将两军会师地点确定为广州南面的新会。

信件发出，李定国便引主力向新会进发。

也是天不助明，在这大战即将展开的紧要关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袭来，李定国竟然病倒，卧床不起。

时也，命也，悲夫！

不过，也用不着过早悲观，李定国虽不能起，但他仍在病中严令部队，没有放弃这场精心部署了大半年的大战。明军继续按既定计划进行，强攻新会。

可是，不管怎么说，主帅没能亲临前线，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将士的发挥，而且，缺少了坚强的指挥核心，各部的协同作战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脱节。

最主要的是，郑成功又一次放了李定国的鸽子，新会战役迟迟不能奏捷。

原来，李定国在挥师入粤前发给郑成功的信，郑成功迟迟未能开读，盖其原因，是他正忙着和清廷使者议和，他既怕自己与李定国共谋之事被清廷知晓，坏了和议，也担心自己和清廷和议的消息走漏入李定国的耳朵，根本不予接待李定国派来的信使，而将之扣押稽留于厦门。

病榻上的李定国久等不到郑成功的回音，只好一面指挥人员从高州地区筹集粮饷和作战物资，一面再派使者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出兵，要求郑成功告知准确师期，以便发起决战。

这信发出一个多月后，郑成功总算写了一封回信让一个名叫李景的信使带来，信中称自己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同时也答应遣水陆师入粤攻潮、惠二州，但对具体出师日期避而不谈。

郑成功的暧昧态度，让李定国大为不满。

心潮激荡的李定国忍不住抱病起床，奋笔疾书，写信斥责和催促郑成功。

这封信发出，直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出现，带来的回信仍旧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李定国又急又气，只好强支病体，给郑成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给郑成功全面分析战局态势，该信全文收录在杨英的《先王实录》中，大意为：

今年四月我已派遣使者取海道前往贵处请教兵机军务、战斗策略，并问候饮食起居，本以为该使者能在一月之内便回来。不意至今尚栖留在贵处未归。贵爵如今派办事员李景前来，我才知道这之前曾派出姓林的使者，可惜已不知下落。我驻师于高、凉二州，养精蓄锐，只等候贵爵回信，约定日期，便会辔长驱，与贵爵军队形成合击之形，必不让鞑子有一人一马北遁！七月中旬，我又接到皇上敕书，天语叮咛，殷切寄予收复广东大任。皇上的命令不能怠慢耽搁，我又岂敢迟迟不动身！于是调遣水陆二师，齐发于新兴、肇庆，托皇上之福，两师均旗开得胜。先是全歼虏兵于长洋，再败虏两广总督李率泰于肇庆。只不过尚可喜、耿继茂两虏恃海撄城，尚稽守鞑靼法令不肯出降。现在我已驻军于新会县，刻日将直捣羊城广州。逆虏以新会作为门户锁钥，积蓄粮草，往广州输援不绝。以我看来，只要将新会拿下，则广州省城可不战而下，所以合全军于新会城下。敌人望风屏息，知道陆战难与我争雄，却倚仗舸舰堵我舟师。如果得不到贵爵水师支援，难收捷报。殷殷思慕，期盼切切。现在抗虏、降虏的广东水师官兵无不暗中与我联系，但大局未定之前，多在观望。贵爵难道不想想，自从羊城陷于敌手，您虽频频用兵，却不千里勤王，纵有百战之功也何足挂齿！贵爵只有向军队宣扬这个观点，以激励各部，则三军上下，都知道报国大恩尽在今年，而不会抱怨我功罪不分。至于虏人所能动用的援兵，你我应该都知其大概，遍数虏人举国精兵，再无尼堪之强且精者，而以尼堪之强之精，也已毙命，还有何可惧？虏人但有援兵发来，你我也应尽缚以报圣上。楚、豫之间，虏人侦使频繁，大概是因为广东战事不紧，闽、浙、直争传张名振侯爵沿江进取之事。其实，沿江进取之事可以先缓一缓，今年的广东之举，才是时之所急，事关全局，名高于易收，掌兵者岂能坐失此良机？办事员李景称：贵爵准备从潮、惠动身，则应当以初冬为期，水师必须以尽快到达新会为限。以上所说，均希望贵爵悉数放在心上，足仞至诚，云台虚左，我将厚望寄托在您身上了。

在信中，李定国明确指出，只要攻克广东，则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隶（指江苏、安徽）不难平定，大明稳固了江南，中兴不远。同时，李定国还直截了当地批评郑成功的自诩之功绩其实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

这封信发出后，李定国还是不放心，又补写了一篇短笺，内容为：“圣上处境艰危，非语言可以描述，圣上写给我的敕文中满是凄怆悲凉的字眼，我读了犹如万箭穿心。从五月到现在，我一心等待贵爵的答复。贵爵若真的不能来，请明确见示，好让我另外安排舟师，另图进取机会。切勿犹犹豫豫、摇摆不定，致使大事被耽搁。要知道，十月十五日以后，属于我们的战机已经彻底丧失了。”

尽管李定国在这篇短笺中已着重强调：“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但郑成功还是有意无意地拖过了李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当然，郑成功本人并未亲自出马，而是“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

这分明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其不愿与李定国合兵、只沉溺于自踞一方的不臣之心也就暴露无遗了。

时间不等人，郑成功既然这样敷衍了事，那么，就来看尚可喜等人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