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湮灭——大西军入主云贵



崇祯年间，由于天灾人祸，乱民四起，海内鼎沸，各地农民起义军高达数百支。而这些起义军在与大明政府斗争及相互间的搏杀过后，最终胜出的两大势力就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号称王；同年，张献忠也据武昌建政称大西王。

张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改江夏为上江县，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委派地方官吏，小朝廷建得有模有样。

李自成对张献忠的做派极其不满，派人吓唬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

李自成兵强、张献忠兵弱，且明将左良玉的大军正在和张献忠交战，张献忠自知无法与李自成抗衡，于是弃武昌南下。

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九月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张献忠二十万大军攻岳州、取长沙、陷衡州、克永州、下袁州、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迅速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同期，李自成挥师东出，直取北京，大有取代明室之势。

为了避免与李自成在中原相逐，张献忠有多远走多远，移师四川。

进军四川的过程中，除了在夔州万县因大雨长江水涨，停留了较长时间外，接下来全程都顺风顺水。

大军连克梁山、忠州、涪州、泸州，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

万历帝的第四子瑞王朱常浩就是这时候被张献忠处死的。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兵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八月初九日攻克成都。

张献忠进入成都，分兵四出，短短两个月，就控制了四川大部地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四个养子全部封王，其中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对张献忠曾经的造反行为表示谅解，称“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最后，又语含威胁地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张献忠一概置之不理。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四川扑来。

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

行动前，他将自己的妻妾儿女一股脑杀尽，甚至连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也不放过。

张献忠性情残暴，以杀人为乐，他身边的人见惯不怪，可这次杀妻斩子，也真大出众人意料。

然张献忠却有自己的一番说辞，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这年七月，张献忠将四十万大军分成四部，由孙可望等四名养子分别率领，浩浩荡荡，直向陕西进发。

十一月底，在西充凤凰山，张献忠与清军隔太阳溪相遇，中箭身亡。

张献忠的死和李自成一样，都是因为脱离了大部队而遭遇了意外。

但与李自成死后大顺军的分裂不同，张献忠虽死，因为在死前已明确地指定了事业的继承者——孙可望，所以，在他死后，大西军仍然是一支完整的狼虎之师。

孙可望，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米脂人，世代务农，是个标准的农家子弟。

孙可望自少英俊，会来事儿，机变百出，投身到张献忠军中，善解人意，很得张献忠喜爱，不久收为养子。

孙可望之外，张献忠还收有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养子，但因孙可望年纪稍长，且略识诗书，故位在其余三人之上，军中咸以“大哥”相称。

孙可望治军严谨，遇事镇定，即使骤逢强敌，仍能率部坚立不动，敌畏称之为“一堵墙”。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张献忠兵袭南阳，负重伤，几欲死，是孙可望死护突围，这才从将张献忠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

所以，孙可望既是张献忠的养子，也是张献忠的再生父母。没有孙可望，张献忠做不成大西政权的事业。

敢战之外，孙可望的口才还特别棒。

张献忠全军被困于谷城，眼看就要坐以待毙。孙可望挺身而出，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官军周旋，最后成功地实施了诈降计，为大西军的咸鱼翻身奠定了基础。

综上种种，他被张献忠指定为事业接班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于蜀王府内，建东、西两王府，孙可望得封为平东将军，居东王府，人称“东府”，地位仅在张献忠之下。

张献忠命毙西充，清军随后紧迫，大西军群龙无首，所幸孙可望勇挑重担，颁谕说：“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皇上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诚此危难存亡之秋，尔等各营大小将领务必同心协力，克成大事。”

谕令一下，欢声满营，众人都自动自觉遵守孙可望的约束，军心如一，队形不散。

于是，孙可望与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大军由顺庆南下，强渡长江天堑，克重庆，下綦江，进入黔北。

随后，取遵义，渡乌江，占贵阳，下定番、永宁，黔西诸郡均望风瓦解。

与解体后四处飘荡的大顺军余部不同，大西军以贵州为基地，休整士马，稳扎稳打，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贵州地瘠民穷，部队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

恰巧，云南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逐走了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称霸一方。

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听说孙可望屯兵贵州，便派人前来求救，说：“如果将军能打着替沐天波伸张大义的旗号来讨伐沙定洲，则云南全省可一举而定。”

云南比贵州富庶得多了。

孙可望大喜过望，伪称沐天波妻弟所借之兵，打着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疾趋云南。

这支大西军从北打到南，又从南打到北，可谓身经百战，沙定洲手下蛮兵岂能与之相比？而且，沐家世代为云南管理者，沙定洲发动这场叛乱打破了云南两百年来的安宁，很不得民心，孙可望等人此来，乃是以正义讨伐邪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沿路长驱而来，毫无障碍，一个月不到，就抵达昆明。

大军进入昆明之日，城门不闭，各民人户俱设香案迎接。

昆明诸生金公趾建议孙可望说：“大明开国三百年以来，云南和贵州的土司一直受沐氏一家管理，只要沐家有征调他们的需要，早上发出命令下午就能到达，将军应该及早迎黔国公沐英回昆明并和他一同管理云南，这是上上之策。”

张献忠死前也曾叮嘱孙可望，说：“我死，尔即归明，不可为不义。”所以，对金公趾的建议，孙可望并无异议，派人迎还沐天波，相约“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沐天波、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等人与孙可望达成以下妥协：

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

其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四出平乱，仅仅一年，除普洱、东川外，云南十八府悉皆平定。

平定了云南，大西军兵力亦随之大量扩充，拥兵三十余万。

有此兵威，孙可望又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总之，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四将军据有了云南，旋即同时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孙可望在发展经济上很有一套，他招抚百姓回家务业，友情提供耕牛、种子；改革税制，实行“条编半征”制，免租减税；设官管理矿务、盐政，鼓励百姓开采金银铜铁等矿，在省城及下关，设炉铸“兴朝通宝”钱币；在吏治方面，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