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多尔衮决心介入

吴三桂很了解满族军事制度，所以他用“大利”来投其所好。1644年，清军各旗的4.5万名将士和人数几乎与之相等的壮丁未得到任何军饷，而全靠远征掠夺的战利品为生。阿巴泰在1642年与1643年之交的冬季统率的远征掠夺，就是其中的一例。 这种越过长城进行抢劫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满洲军事贵族的一种部落传统，而继承这一传统的贝勒们都认为，与其占领中原，不如将其作为劫掠之地。因此吴三桂预想，清军越境进袭可以支持他对大顺军的反击，而当他们得到大量财货和奴隶后，便会撤回家乡；当然，清廷将会割占整个辽西，他则像重建东汉王朝的豪杰那样，同其他义师将帅一道镇压农民起义，使天下重新恢复秩序。

这当然不是多尔衮的汉人谋士的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模式。早在北京陷落之前，范文程就将大顺军比作曾经横跨秦岭、统一天下但很快又失去天命的暴秦。这样，清人的势力就如同西汉，将在扫平叛逆、占领中原之后，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 这一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的计划，是那些在关外与清人合作的汉人们企盼已久的。尤其是范文程，更不断敦促多尔衮专心于征服中国，以实现努尔哈赤之“洪业”。

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这两位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摄政，仍在两种战略方案之间徘徊不定。这两种选择以前都是皇太极对外政策的主题。 一方面是军事贵族的部落传统，具体体现为贝勒、贝子无意占领华北，而宁愿对关内进行打完即撤的袭击，以获取荣誉和财富。 另一方面，则是金朝的传统；帝国体制本身及努尔哈赤传给后代满族统治者的汗的大统，便是这种传统的象征。当然，后一种传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占领中原；长期以来，在东北亚争夺财富与权力的诸国中，只有清廷能与明朝角逐，他们完全可以为此而自豪。但深植于满族特有的帝国传统之中的，是更为神圣的天命观念。一旦明王朝不再是清廷的对手，那么顺从天数和执掌天下，终将被证明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随着北京明朝政府的崩溃，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合作者又有了新的机会来劝说满洲贵族进攻中原。他们认为，如今吴三桂已放弃宁远，关外之地尽我所有，进图“洪业”之机终于来到了。 多尔衮正急于巩固其凌驾于诸贝勒之上的个人权威，故特别乐于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自然会使他着手加以控制的皇权得到强化。于是，多尔衮强化君权的野心，加上清廷中众多汉官的劝谏，便决定性地促成了满族从部落战争时代向帝国统治时代的过渡。5月13日，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大肆抢劫的消息传到盛京，大学士范文程听后十分高兴，认为清军南下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李自成的军队号称百万，也丝毫未能动摇范文程的信心，他认为清军完全可以击败敌手。这一乐观态度的根据，不仅在于对清兵之军技和纪律的信心，而且还在于他相信李自成已丧失了所有政治上的支持者。起初，李自成就因推翻崇祯皇帝而招致天怒了；随后他又因虐待缙绅和官员而激起了士大夫的反对；现在，由于抢劫京师，奸淫平民妻女，焚烧民宅，进而遭到了百姓的憎恨。范文程说：

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讨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以惩罚推翻了崇祯皇帝的叛匪为名，兴兵南下。当天，睿亲王便举行了仪式，受权远征，占领中原。第二天（5月14日），他率领大军离开了盛京。

5月20日，即收到吴三桂书信的那一天，多尔衮才得知崇祯皇帝已经驾崩。 天子暴死这一令人惊惧的事件使计划略有改变，大顺政权不再是清廷潜在的盟友，而变成了他们的主要敌人。 洪承畴对此战略做了如下解释：

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按照洪承畴的看法，进攻中原若要取胜，就需要保证两条，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在听取了这一意见之后，多尔衮召集了将领及贝勒们，对他们说，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多尔衮与他们相约，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

与此同时，范文程开始起草写给汉族百姓的布告，以便在清军西进途中张贴：

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

这些布告有助于清军在进军北京的途中打开沿途城池的大门。5月20日，即多尔衮从吴三桂的信中得知，其愿以“大利”及清廷已占领的辽西为代价，来换取清军的帮助之时，第一支清军开始了入关之行。

在给吴三桂的答复中，多尔衮明确表示愿意联合对付李自成，但这是从清廷一方考虑的。他并不打算复兴实际上已同清廷处于战争状态的明王朝。睿亲王在信中（它由范文程起草）指出，清廷一贯希望与明王朝保持友好关系，虽然清人三次出兵中原，但那“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的确，若不是中原大乱，百姓遭难，清军还会第四次出兵。现在他们已得知明朝皇帝惨死的消息，因而决定集合“义兵”，“期必灭贼，出民水火”。

这样，多尔衮就对收到吴三桂来信表示了高兴，并对这位明朝总兵仍以明朝忠臣自许而竭力报效其主的精神表示赞赏。尽管吴三桂镇戍辽东时他们双方曾经是对手，但睿亲王愿意忘掉过去的敌意，起用这位明朝官员作自己的大臣。在管仲的故事中可以找到先后效忠二主的历史先例。管仲是公元前7世纪的人物，曾辅佐鲁侯。在其主人与日后的齐桓公作战时，管仲曾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后来齐桓公寻求贤人以任宰相，有人推荐管仲，并说正因管仲曾忠心侍奉前主，所以他必定会同样地忠于新主。桓公任用了管仲，而管仲则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所制定的政策使齐桓公成为中原霸主。多尔衮在信中就以这一故事劝说吴三桂，打消顾虑，效法管仲 ：

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之为相，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以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矣。

信中最后说道，多尔衮的军队已抵达宁远，与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的精锐部队会合后，定能轻而易举地击溃叛匪。

5月25日，李自成的主力已经到达山海关城郊，吴三桂乃决定接受多尔衮的条件。他一面遣使致书多尔衮；一面分派亲信将领守卫西城和北城，并将东城交给乡绅统领的乡兵把守。 尔后，他将自己的大队人马在山海关西侧沿沙河排成数里长阵。李自成则站在一座小山坡上，居高临下俯视战场，并将两名明朝皇子带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