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八年——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

裕禄参战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的裕禄一直很郁闷，作为总督，他有守土之责，也有维护一境平安之责，所以他一直强力“剿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裕禄发现对他顶戴威胁最大的并不是义和拳，而是洋人，但从甲午战争过来的裕禄更加清楚：洋人是惹不起的。

于是裕禄只好紧盯慈禧，太后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使馆卫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西摩尔军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6月12日，1700名俄军海军陆战队进驻天津租界（位于天津城外“紫竹林”，也称紫竹林租界），裕禄也放行了。

6月13日，慈禧终于给了裕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动武的明确授权，同时将聂士成军调回天津协助裕禄。聂士成回撤天津的有十营七哨，加上原来驻扎天津的直隶练军三营，总督府亲兵500，天津总的兵力有6500多人，而紫竹林租界里的联军人数是2500人，虽然兵力是洋人的三倍，但裕禄总担心洋人会出其不意地攻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大沽口的七国联军给罗荣光发最后通牒，要求自动交出炮台，而罗荣光将情况写成第一份军报派快马飞报裕禄。津沽间的距离只有100里，这份军报应该很快就会送达裕禄手中。我们暂时不管它的去向，先看裕禄这边接着发生的事情。

到了17日卯时（凌晨5点至7点之间）——也就是大沽口战斗快要结束、七国联军即将占领炮台之时，紫竹林租界方面突然给裕禄送来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是各国领事以领事团团长杜士兰的名义发来的，他们告诉了裕禄与罗荣光军报里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以外交文件的方式告诉裕禄的：大沽外的七国联军已经给罗荣光守将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罗荣光在17日凌晨2点前交出炮台，否则他们将开炮轰夺！

裕禄看到所谓的这份照会简直鼻子都气歪了。很显然，洋人玩了很大的花招，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才又把这件事情通知他这个最高行政长官。而更可气的是，这份照会上面的落款日期竟然是16日，也就是说是在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之前，洋人的解释是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反正我们是早点送过来的，只是路上耽搁了。

连环计啊连环计，两国之间交战，如果要“师出有名”，不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把柄，除了军对军，还需要政府对政府，而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与天津领事给裕禄的照会配套使用，洋人就达到了不宣战而实际开战的目的。在大沽口的罗荣光来不及做完备的备战，在天津的裕禄没时间支援，同时也在“最后通牒”时间之前通知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目的！

事实上这里面的名堂还不止如此。相信大家还记得：16日子夜，在天津的江苏粮道罗嘉杰给荣禄送去了一份他弄来的“疑似照会”！

也就是说，从6月16日亥时开始至17日卯时，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里，分别有三份文件先后送给大沽口炮台、直隶总督衙门和朝廷，一份是“最后通牒”，一份是照会，最后一份是疑似照会，而它们实际上都是“最后通牒”，分别刺激大沽口炮台前线守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和朝廷开战，解决无法“宣战”的难题！

这就是洋人在“照会事件”中的嫌疑之处，时间上太巧合了，最需要朝廷开战的这个结果的，除了端王集团，还有洋人！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搞阴谋诡计似乎是东方人的专利，洋人对这些东西嘛，主要是他们学不会。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利益是会令人疯狂的，正是因为如此才彰显相互制衡的伟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难怪后来的慈禧在那份战争动员的上谕中要特意强调洋人是靠“诈谋”，看来也不能说她是无端地攻击人啊。

此时的裕禄简直出离悲愤，也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头上的顶戴可能不保。

很显然，洋人有把握又是发“最后通牒”，又是发“照会”。照这种情形来看，大沽口炮台危矣，十有八九是要被占据了！洋人是很“狡诈”的，但这并不是说他裕禄就没有责任。

早在6月15日之前，因为发现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动情况，罗荣光就派专人向裕禄报告洋人很可能会进攻大沽口炮台，而裕禄同志做了什么？他向慈禧报告了这则情报（“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然后他什么都没做了，没有向大沽口方面发一兵一卒帮助守卫大沽口炮台。

接下来，罗荣光在16日晚接到“最后通牒”，同样派专差飞报裕禄，按正常情况它应该是比领事区照会先到的。如果这份军报早就到了，裕禄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支援大沽口了。但按照裕禄后来报告给慈禧的说法，他是在接到照会后再接到这封军报的，也就是说，在接到照会之前，他“并不知晓”大沽口之战已经打响了，所以他也没有派援军。

由于军报的接收方是总督府，好吧，我们也只能相信裕禄说的是事实，但现在已经接到照会了，按常理，裕禄仍然需要向大沽口派援军——紫竹林租界里虽然还有2500名八国联军，但天津的兵力是他们的3倍啊，租界联军又没有出动，你不把天津的军队调去支援大沽口干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所有人意料了：在细细考虑之后，裕禄不仅没有向大沽口派出一名援军，甚至连一名了解情况的侦察兵也没有派出！似乎要将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进行到底。

应该说，裕禄这种反常的决定，跟多年来清廷中一种很普遍的军事思想是有关的，那就是——重陆防，轻海防。大臣们似乎认为，海疆总是守不住的，只有“马上”的打仗，才是真正的打仗。所以鸦片战争60年以来，大臣们头脑里还没有“走向海洋”，朝廷也还没有“走向海洋”。

在裕禄看来，总督府所在的天津就是重心，而大沽口只是一个要塞，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天津（“力顾津郡”）。

而在裕禄更深层次的考虑里，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也恰恰才能掩盖他的失责，保住顶戴！竟然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事情？不着急，我们先来继续了解天津方面的情况。

没有向大沽口派援军，此时的裕禄最紧张的就是租界联军会不会突然进犯天津，他希望将最多的兵力留在天津，就可以“威慑”租界联军不敢贸然出击。然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租界联军并没有被天津的“重兵”给吓到，17日上午，在大沽口炮台已经被攻占的消息正式传到租界后，他们立即开始准备主动出击！

6月17日下午2时左右（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抢在清军行动之前，租界联军迅速行动，以租界联军里的英、德、意、奥兵为主，总人数100人左右（有的史料记载为90余人，有的记载为170余人），偷袭租界对岸的一所著名的军校——天津武备学堂。

联军之所以不放过这所军校，因为它不是一所普通的军校，校园里还有一座弹药库，储藏着大量的枪支弹药。几天前，为了安全起见，学校已经放假了，但仍然有90名学生勇敢地留下来保卫校园，他们并不知道危险已经临近。

偷袭小分队接近校园，终于被警戒的学生发现了，学生军迅速拿起准备好的武器，跑进教室，拉下窗帘，躲在黑暗处向外射击！联军竟然被打退。但他们随即推出重型武器——大炮。大炮朝着校园猛轰，在炮火的掩护下，联军重新发起了冲锋，这一次他们终于冲进了校园内，而英勇的学生也毫不畏惧，他们和洋人拼起了刺刀！

进攻竟然又一次被打退了。

联军终于恼怒了，他们原本以为对付一群学生军是很容易的，校园里的弹药库只等着他们去占领，没想到却要大费周章，一个歹毒的计划形成了：放火烧。

他们退出校园，包围校舍，然后在四周放火！学生军被困在火中，而校门已经被火力封锁，此时，大火烧到了弹药库，开始猛烈爆炸！

等到附近的直隶淮军赶过来时，他们被眼前惨烈的一幕惊呆了：校园被夷为平地，90名学生无一生还，废墟上只能够找到少量的残肢断体，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大火和剧烈爆炸中化为了灰烬。

天津武备学堂是当年李鸿章创建的，主要为淮军培养基层指挥官，直隶淮军中的很多人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看到学弟们这惨不忍睹的一幕，他们立即找到了裕禄，要求立即开战，进攻租界！

此时的裕禄才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原以为把军队都留在天津，就能“保”天津平安，没想到租界联军却很快给了他致命一击。裕禄其实并不知道的是，即使是出于“保天津”的目的，他也应该在接到“照会”后第一时间派大军增援大沽口！

租界联军之所以敢离开租界主动攻击，正是因为他们得知大沽口炮台已经被占据了，大沽口方面很快就会向他们增援。所以他们才敢以绝对的劣势（这种劣势不仅是兵力对比，还有租界孤悬于天津）去冒险，这和当初“使馆卫队”得知西摩尔大军很快要进城，就主动开始“猎取拳民行动”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在大沽口炮台被攻占之前，天津城绝对安全。而一旦炮台被攻占，天津真正的危险就来了。裕禄更加不会知道，在大沽口炮台被攻占之前，当他十分恐惧租界联军会不会贸然进犯天津时，反而是租界联军更加会恐惧他裕禄会不会向他们进攻，会不会把他们歼灭，或者挟持为人质——这正是当时租界里的领事极力反对大沽口联军进攻炮台所担忧的事情啊。

庸才啊庸才，怯战的裕禄同志，自然是不会捕捉到这些战机的，他不仅丧失了作战的先机，还丧失了作战的时机。现在，租界联军主动出击了，慈禧早在6月13日就叮嘱过他，一旦洋人从天津阑入北京，定拿他是问！那么还说什么，赶紧战吧！召集各军，进攻租界！

天津城里还有很多的拳民，之前裕禄是坚定的“剿匪”派，现在既然已经和洋人开战了，那么就不要“剿匪”了，联合他们一起去进攻租界啊——裕禄就这样成功地完成了对义和拳由“剿”到“抚”的转变。

此时聂士成也已经率武卫军前军赶来了，他是上过战场的。当然，在六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当时作为盛京将军的裕禄也是上过战场的，不过无论是战场全局眼光还是临战指挥来说，进攻租界的指挥应该非聂士成莫属，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军事将领，而裕禄同志本质上是个官僚，而且是个技术娴熟的官僚（后有明证）。但自从决定进攻租界后，裕禄好像突然硬气起来了：他要亲自指挥！

好吧，在裕禄的指挥下，各军先出动炮队在紫竹林三面高地布炮，居高临下，一齐怒轰，而租界里本来炮就少，加上清军使用的是进口的无烟火炮，对方找不到炮位，租界联军被炸得血肉横飞。一天之后，租界联军的伤亡就已经达110多人，他们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给那些厉害的无烟火炮起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外号——慈禧太后。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少挨点“慈禧太后”的炸，赶紧撤向大沽口。

可是想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裕禄同志一直在打炮，昼夜不停，特别是用炮火把租界各个出口封锁得严严实实，几次强冲无果，联军只好又退回租界，这次他们不冲了，改为挖洞——把防炮火的地下室挖得深一点，再深一点。

战场形势确实大大有利于清军，但聂士成很快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裕禄大人享受着打炮，他一直在打炮。

所谓“一直”，就是裕禄只使用炮兵，而没有让步兵和骑兵发起冲锋！聂士成立即建议裕禄在炮队继续打炮的同时，放手让步队和马队发起冲锋。

聂士成的建议是极为合理的。因为影响租界之战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其实除了战斗本身外，还有一群人——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他们在攻占炮台后自然是要增援租界的。6月17日当天，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就开始沿着津沽铁路向租界进发，聂士成派出了武卫军前路统领周鼎臣部在军粮城一带建立防线阻截。

在敌方有外援的情况下，一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进行“围点打援”，这个看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却行不通。

此时不仅大沽口的美军已经参战（租界里有美国领事，租界联军里也有美军，在租界之战打响后，他们和大清已经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国内的战争法案也已迅速通过），更重要的是，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各国军舰从海上增兵畅通无阻，援军只会越来越多，以天津现有的兵力对比，打不了援，只能尽可能地迟滞他们进入租界的时间。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聂士成的建议——应该趁着援军主力到达之前，向租界发起强攻，果断冲进租界，扣留租界里的洋人为人质，不仅大沽口联军不敢轻举妄动，以后各国从海上增援的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天津可保（这和后来慈禧在北京进攻使馆区试图扣留洋人为人质的想法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只有发动冲锋才能让天津的战局明朗，才能将战斗带入真正的高潮，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而裕禄同志似乎“怯战”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认为租界中洋人死伤还不大，而且他们也有炮，此时还不能发动冲锋，要保存军队的人数，保存实力，免得将来被动挨打。裕禄似乎也不太相信自己的军队竟然还能对着洋人冲上去，竟然还有能跟洋人拼刺刀的能力。在聂士成的坚持下，裕禄终于命令军队“冲锋”了，不过冲上去的是义和拳民，正规军仍然在后方优哉游哉地打炮。

大哥，您只打炮，不冲锋，没高潮，如何能解决战斗啊？

拳民没有有效武器，“冲锋”很轻易就被租界联军打退，而军粮城一带防线越来越吃紧，聂士成不得不亲自前往军粮城指挥阻截战，一直到6月20日，兵力越来越多的大沽口联军发动了多次进攻，然而始终没有突破聂士成防线。

但是对于租界这边的战斗，聂士成十分焦急，他知道留给裕禄攻进租界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此时不强攻，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强攻，战机稍纵即逝。而此时的裕禄仍然没有清醒过来，他在进行一件对他无比重要的事——写奏折。

是的，聂士成可以只从战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裕禄是天津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要向朝廷和慈禧报告的，接下来就要解决那个难题：如何把大沽口以及天津的这一切向慈禧报告。

如何汇报战况：裕禄写奏折的艺术

6月17日早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就已经感觉到了脑袋上的顶戴可能大事不妙，他在大沽口的防务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职，但裕禄虽然指挥战斗的能力一般，对处理这样的“危机”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多年的官场生涯已经使他明白：只要是做官，就难免出事故。但只要能将事故上报给领导（慈禧），就一定有补救的办法。

6月17日，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立即给慈禧发了第一道奏折——《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相信我们还记得，裕禄同志在这道奏折里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他只告诉慈禧：他收到了“杜士兰照会”，大沽口外的联军向罗荣光发最后通牒强索炮台，情形危急！然后他报告了一阵天津的兵力空虚，希望朝廷赶快派兵接应（“并请旨迅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

而至于最关键，也是对慈禧的决策最重要的信息——洋人是否已经开战，炮台还在不在守军的手里？裕禄什么也没说。

裕禄当然不能说。根据租界方面的记录，炮台失陷的消息在17日上午就已经传到了租界（租界联军才因此主动出击），裕禄不可能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应该派个侦察兵了解清楚情况后再迅速续报给慈禧。但裕禄需要的就是对大沽口的“不知情”，其实如果不是这天杀的洋人将一份什么照会送过来，裕禄倒是宁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最好悄无声息地就把大沽口给占了，这样他顶多是个“失察”的责任。而洋人却偏偏将他拖下了水，于是裕禄只好先硬着头皮写了这一封奏折，但给朝廷报告重大事故嘛，不能一上来就讲明白的，一讲明白慈禧就不会紧张了，就会立即怪罪到裕禄头上，裕禄需要的是要将大沽口的情况一点一点地“透露”给慈禧。

接下来，6月18日、19日，裕禄再无写给慈禧的奏折，尽管此时的慈禧在皇宫已经是望眼欲穿。

6月20日，在有充分的时间能够混淆之后，裕禄才给慈禧写了第二封长长的奏折——《接仗获胜折》。他把第一封奏折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封奏折里一并说了。而这道奏折堪称“名篇”，不仅“保”裕禄绰绰有余，还是可用于官场逃避问责、诉苦表功的示范性教程，皆是欺上瞒下、移花接木、混淆是非之必备读物。请大家来看一下翻译版本。

领导：我不是在6月17日报告了我接到了杜士兰外交照会，大沽口外联军发最后通牒给罗荣光、欲占炮台，我请旨要求朝廷派援军吗（你们为何不派）？我刚报告完，旋又（注意）接到罗荣光也派快马前来报告他接到了“最后通牒”一事。随后（注意）又接到罗荣光的第二封报告，报告说洋人首先开炮进攻，他正率领守兵竭力抵抗，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洋人既已经在大沽发动战事，天津的防务必然十分要紧，于是我马上（注意）命令天津驻军做好各项军事准备。天津的兵力还是比较少啊（再强调一下），而在天津的拳民已经不下3万人，现在紧急备战。这是一支很好的利用力量，形势所迫，我就不得不先暂时招抚以应急，于是我亲自接见义勇的首领，办理此事（由于此时义和拳还没有被慈禧宣布“合法”，还没有真正成为“义和团”，于是特意将他“私自”联合义和拳的情况做了说明）。

我正在办理此事之时，接到报告，有一部分洋兵从大沽口坐火车北上试图进犯天津，洋兵率先开炮，我军阻截（洋人果然来犯津了，证明了之前加强天津防卫的必要性，并且说明天津的战斗也是“衅自他开”）。

随后租界里洋军分路出击，我亲率各军和拳民竭力进攻租界，军民团结一心，英勇奋战，一直激战到19日，我军获胜在望，紫竹林租界指日可下（所谓“获胜在望”，这大概指的是“精彩”的炮战）。

我与负责阻截大沽口北上之军的聂士成商量，准备一鼓作气先攻下租界，然后全力接济罗荣光。大沽口距天津一百余里，电报不通，那边的情况如何，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只是听说弹药库被炸，危急的情况可想而知。不料又听说西摩尔联军正在回撤天津，看来，我又不得不派出军队前往防御了。

领导，这就是这些天洋人首先开衅、我接仗获胜，并现在筹划防守的实在情形。虽然我军民心极固，军气甚扬，但以天津现有兵力，以一敌八，军事万分棘手，请调拨大军，星夜赴津增援。我把这个战时报告发给领导，听候指示，纵有千难万难，奴才唯有妥为联络，竭尽心力办理！（一句话总结：你辛苦了。）

完美，十分完美。大沽口炮台早在17日就已经失陷了，而在裕禄同志20日这封奏折里，他大谈特谈的仍然是他如何保卫天津，如何英勇地领导租界之战，他比上一封奏折“进了一步”的只是告诉慈禧战斗已经打响，但竟然还是没有告诉慈禧炮台已经失陷的事实（裕禄最终是在第二天——21日才报告的）。

“表功”的同时自然也就为大沽口失陷开脱了责任。若只看裕禄同志的这份奏折，大沽口之战和保卫天津之战这两件原本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他完全没有顾及大沽口的失责，被忙忙碌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地“保卫天津”给掩盖了。看到这份奏折的慈禧还能说什么呢，估计只恨不得能握住裕禄大人的手，眼泪哗哗：我就啥也不说了。

大家要问了，一封小小的奏折，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和作用吗？朝廷难道只会“依折办事”？

这是有传统的。咸丰年间，爱犯事的左宗棠被人上奏参劾，面临处罚，于是营救他的人就开始想办法，而这办法不是去收集左宗棠无罪的证据，也不是去了解所参劾之事的事实，更不是去翻翻大清律法，而是请当时的饱学之士（潘祖荫）写了一封更加厉害的奏折，后来左宗棠果然就因为一封奏折被“保”下来了，在这封奏折里有一句“名句”：

国不可以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看来“名句”能救人，至于左宗棠到底按律该不该罚，没人关心了。而在大清的督抚衙门、六部衙门，那些专门为领导写奏折的师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号——刀笔吏。

只是这些人文字好，会写文章吗？不是的，在这些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秘密，一个王朝传承千年的秘密。

一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名扬海内外的海外历史学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黄仁宇，在对历史进行多年的研究后，他得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结论：几千年来的王朝都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帝国的繁荣是经不起科学的、精准的数据检验的。

裕禄大人这封奏折，虽然前后跨度有整整四天，但关于时间的用语是“随即”“旋”“马上”等，相信大家在阅读其他史料中也是深有感触的，比如“该有关人员”“该相关部门”等。更厉害的是即使是军报，数字性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本人对于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战役曾经想搞清楚双方的兵力对比，这些报告里留下的数据往往是——数万。

说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第一，当然是留下点空间，方便大家将来逃避问责，越模糊越好，或者方便军队里吃空饷。这个大家都懂；而第二个原因可能比较搞笑：方便领导看得懂。

帝国的官员都是学八股出身的，从进入私塾起就只有两件事情：培养写八股的能力和培养对皇上的忠心，于是他们对于“枯燥”的数字是没有概念的，经常脱口而出、随手一写的就是“数千年往事”“数万里河山”以及“数亿万臣民”。他们没有兴趣看数据，你就不要写，写复杂了他们也看不懂，还要批评你这报告写得太差。

这就是说——原来，帝国是没有理科生的啊！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有成熟的政务官（官），也有成熟的事务官（吏），前者是思想型人才，后者是技术型人才，有志于成为政务官的人，自然要让他的政治理想和纲领接受老百姓的检验，才值得大家尊敬。而在我看来，有志于成为事务官的人更加可贵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才是官员队伍中的大部分，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面”，也能够让那些政治家的“天下为公”“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落到实处，转化为真正的数据，经受细化检验。

在京津间失去电报联络之后，慈禧并没有派出几个她信任的人来天津了解情况。不过，如果这个朝廷一品大员、“天下第一督”的裕禄都无法让人信任，慈禧又能信任什么样的人呢？

6月20日，在裕禄写第二封奏折的当天，西摩尔军从杨村开始往天津方向溃退，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在回撤之后，不知裕禄大人是不是他那个“保天津”的心理又一次发作了，他竟然命令正在军粮城防线的聂士成分兵前往阻截西摩尔军！对于裕禄这道命令，聂士成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很明显，虽然理论上说一支敌军进入天津确实会对天津的防务构成“威胁”，但战场上的情况是要具体分析的。想想看吧，西摩尔军是退入天津的，后面还有广大拳民在追着打，溃退之师虽不足为惧，但溃军的逃命能力也是很强的，你要真正去打他们，除非事先设有埋伏，否则就会变成耗时耗力的追击战。

而反观天津这边，裕禄在围攻租界但还没有拿下（这是重点），聂士成在军粮城苦苦地阻截大沽口援军。此时分兵正为兵家之大忌，一旦分兵，大沽口援军必然会突破防线，增援租界，接下来租界之围必然也会被突破。

所以，聂士成的观点还是那个：既然已经包围了租界，就要先拖住大沽口援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攻进去，只要搞定了租界，不管是西摩尔军，还是大沽口联军，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清军目前最需要一场实际上的战果，所谓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骂他三月，不如砍他一刀。

裕禄彻底火了：到底你是总督还是我是总督啊？

聂士成无奈了。朝廷向来是以文御武，文臣指挥武将，当然降低了武将“谋反”的可能，而另外的结果也就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裕禄的考虑其实又是他多年的官场生涯的反应：在他的眼里，得知西摩尔大军回撤天津的消息，就意味着天津的地面上从此又要多出一支洋人的部队，这是比较“可怕”的。至于聂士成说他们是溃退之师，那就正好可以让聂士成去灭了他们嘛，刚刚才向慈禧报告了租界“获胜在望”，如果能再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这又是奇功一件了！

看来在怯战之外，裕禄同志还有一种贪多求全的心理，而有时候贪多求全，正是一种无法真正面对的胆怯心理。

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聂士成一直以听令为军人的天职，他不会抗命，也不会阳奉阴违，他只好重新布置军粮城防线，告诉士兵：不论有多困难，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阻截大沽口联军，如果无法阻截，就想办法拖住他们，只要再争取几天的时间，估计总督大人总会清醒过来的，总会攻进租界，拿下租界！

做好这些工作后，聂士成率领少部分兵力向西摩尔军方向出发了。裕禄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道命令，即将把天津的战局推向深渊！

贻误战机，八国联军完成合兵

果然不出聂士成所料，此时的西摩尔军是一支绝对的疲惫之师、惊恐之师，士兵们已经有很多天没吃一顿饱饭了，很多人都是衣不蔽体，他们有的坐在船中，有的沿着河岸行军，机械地向天津方向撤退。

当他们撤退到西沽附近时，聂士成率军赶到，双方作战11小时之久，西摩尔军拼命战斗，苦不堪言，但仍然无法突围，而经过接下来的第二次战斗后，西摩尔军基本已经被打残（“受创甚重，部分遭击溃，重炮丢失”），聂士成正在率军布置包围圈，准备将他们围攻歼灭！

西摩尔终于绝望了，他知道有聂士成的军队阻截在前，撤回天津也只是一种妄想了，不仅不能再回撤天津，还得赶紧溃逃，不然后果就是全军覆没！

就在这时，溃逃的士兵报告了一个极好的消息：附近发现一座大型武库（西沽武库，清军在北方最大的武库之一），令人意外的是，一座如此大型的武器库，竟然只有十几名士兵守卫！

在平时，守卫一座武器库十几名士兵也是够的，估计也没有人敢来这里抢点枪炮什么的。但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直隶总督裕禄估计早忘了要加派人手保护一下。

这对西摩尔军来说真是绝处逢生！抱着先去弄点武器来的念头，6月22日午夜，西摩尔军夜袭了武库，轻松打跑武库守军，进入武库，然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武库里有成箱成箱的子弹，数不胜数，还有各种原装进口的武器，德式的、英式的、法式的，克虏伯重炮、无烟火炮、马克沁机枪和连发步枪……琳琅满目，数不胜数，竟然比西摩尔军手中的装备还要先进！这么多的先进武器，都原封不动地堆在武器库里，很多都尚未拆封，这就是朝廷多年来的传统了：对非八旗的军队，武器和子弹都是限量供应的，不能给得太多，以防生事嘛。但各支军队每年的军火进口还是照常的，甚至有增无减——这样才能批到军费，也才能在军费上做手脚。

西摩尔军立即全员更换装备，然后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件更高兴的事情：武库里还有好几吨的大米！

饿了好几天的西摩尔军终于可以吃一顿饱饭了——米饭加马肉。虽然力气有了，武器弹药拿不完，但西摩尔军却不敢离开武库了，他们决定就以武库为基地建立防线固守，打死也不离开。

而聂士成发现西摩尔军已经进入武库后，立即率军包围了武库，然后发起强攻。聂士成的目的很简单：冲进去！西摩尔当人质的分量也够了。

前军左路左营营官（相当于营长）徐照德、中营帮带（相当于副营长）吕光烈、哨官（相当于连长）王玉山，先后阵亡。

西摩尔军的炮弹子弹随便打，火力太猛。聂军虽然一时很难攻进去，但西摩尔军也无法突围，双方形成对峙。

聂士成命令先停止强攻，维持包围圈小规模袭扰武库，然后派人飞速向裕禄请求增援，请求裕禄放弃攻打租界，在武库周边与聂军合兵一处，全力攻破西摩尔军防线。

租界那边的战况果然如聂士成所料，分兵之后军粮城防线全线吃紧，而兵力不断增加的大沽口联军步步推进，即将抵达租界。聂士成正是得知这种情况后向裕禄求援的，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之前他反对分兵去打西摩尔，现在又要求裕禄合兵来打西摩尔，这看似前后矛盾，实质上却都是出自同一个战术：此时困守在西沽武库里的西摩尔军又相当于原来的困守在租界里的联军，在西沽先合兵一处，全力攻进去，他们又是人质。

那为什么只能是裕禄前来合兵？反正西摩尔军已经钻进武库，聂士成就不能放弃进攻西摩尔，主动向领导靠拢在租界合兵？这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租界处于西沽和大沽口之间，在租界合兵则会腹背受敌，所以只能麻烦裕禄大人多走两步路，当机立断放弃租界，在西沽合兵。

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实际形势，当弃则弃，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孤立无援之敌。

不过，我们知道，裕禄大人是没有这种军事素养的，天津之战打响以来，他的“见敌就打，见地就守”的“保天津”思想，使他没有理睬聂士成的求援信。而军粮城防线最终被突破了，大沽口联军成功地开向租界，他们与租界联军成功地合兵！

形势急转直下，困守在西沽武库里的西摩尔派出了随军的清国仆人前往租界送密信。聂军岗哨对洋人很警戒，但对清国人放松了警惕，这个人把密信吞进肚子里后，终于蒙混过关，成功地把西摩尔军就在西沽的消息告诉了租界联军，他也在租界领到了西摩尔未付的那另一半报酬。

自从电报线中断以后，租界里的联军才第一次知道西摩尔原来还活着，就在西沽天天吃马肉啊，赶紧去救他吧！

租界方面立即大军出动，围困武库的聂士成军腹背受敌，渐渐难以抵挡，到了夜晚，西摩尔军命人引爆武库，然后在租界联军的接应下，趁乱突围！

6月28日，西摩尔终于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回到了租界。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出发的日子：6月10日。当时有五辆专列，志得意满，没想到半天的路程被他整整走了18天，回到当初的起点。按照西摩尔后来给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他的队伍中总共有62人战死，但有238人重伤，其他士兵已经毫无战斗力，从此不能再看到马，一看到马就狂吐不已。西摩尔终于以侥幸逃过一劫的方式，完成了这次完全失败的军事行动。

而对于天津地区所有的八国联军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聂士成原本谋划的合兵计划竟然在洋人这边得到了实现：大沽口联军、租界联军、西摩尔联军，这三支军队在租界完成合兵！他们将是接下来战斗的基础部队，在今后的讲述中，我们称他们为——八国联军。

而裕禄同志灰头土脸地重新收拢起队伍，和回援租界的聂士成再次并肩战斗。裕禄驻守与租界隔河相望的武备学堂原址，而聂士成军则在租界以东的天津东机器局布置防线，试图再一次合围租界。

无烟大炮又一次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虽然租界里八国联军的兵力增加了，但如果找不到炮位，他们就只有挨轰的份。八国联军拿出了一招——悬赏。

和北京城里的教民逃进使馆区和北堂避难一样，天津的教民也在战前纷纷逃进租界避祸，另外还有一部分苦力来到这里揽生意。在租界被炮轰的时候，他们帮着联军挖地下室、背尸体、挖坟墓、搬炮弹、清扫卫生，要求报酬日结，而教民中有人甚至还剪掉了辫子。现在重赏之下，一对教民父子出发了，他们冒死侦察到了炮位，潜回租界报告给了联军。

几十名教民和苦力冒着炮火，把八国联军的重炮拖到有利的炮位，进行还击，然后步兵发起冲锋！裕禄驻守的武备学堂防线首先被撕裂，而聂士成驻守的东机器局也失守，裕禄撤到天津城内布防，而聂士成率军顽强地退守位于海光寺的西机器局阵地，这里是保卫天津城的前沿阵地，步步抵抗！（如下图）

好消息终于传来了——马玉崑率领的武卫军左军5000名士兵抵达！

6月13日，慈禧曾经命马玉崑立即带队从山海关进京，现在，马玉崑终于来到了天津，来到了聂士成身边，这给聂士成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八国联军一见这情况，又赶紧退回到租界，不再进攻。

双方都在进行同一件事：待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