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替——党争再起

史可法离开南京亲临扬州，暂时缓和了四镇之间的矛盾，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党争的到来。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满清这个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所以多尔衮入京后一日，就下令强迫百姓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满清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北方对南方有经济上的依赖性。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多尔衮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荡，“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了满清朝廷以可乘之机。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同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十四日派固山额真叶臣领兵收取山西。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先声夺人发出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同时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德州知州张有芳惟恐贻祸地方，拜表归顺清廷。畿南、山东大批州县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清朝。从此以后，多尔衮等满清决策人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而这个时候，南明朝庭中正纷争不休。史可法此时已离开朝廷，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风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为侯方域之父侯恂与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他曾为左良玉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因而被认为能驾驭这位不识字的粗鲁将军），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党和复社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这样，当时最优秀的名士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

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开始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第一步就是推荐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是复社名士们的死对头，但同时也是马士英的旧交。

东林党和复社对马士英的提议群起攻之。但另一位东林巨子钱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他公开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关于钱谦益为何会如此，我们将在谈及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一篇中详细论述。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年间任职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大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大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

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党人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

阮大铖为人阴险，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百官图》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又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

崇祯帝上台之后，虽以“逆案”为名铲除阉党，然而，阮大铖“见风使舵”，逃过此劫。当左光斗在朝廷中炙手可热之时，阮大铖便又攀附于左光斗。后来，左光斗因在党争中失利死于监狱。阮大铖却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幸免于难”，只是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正如黄宗羲所言：“先帝（崇祯）初立，左魏颂怨，皆操戈于阮大铖。”

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安徽，阮大铖避居南京，开始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显然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东林党与复社名士，企图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陈贞慧起草了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等人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方以智、杨廷枢等复社名士的支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并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黄宗羲。

《留都防乱公揭》发表后，“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因为这件事，阮大铖与东林复社党人结下深仇大恨。

后来，阮大铖还曾经不惜重金，撮合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后来为侯方域觉察，设法筹集资金，将钱退还给了阮大铖。阮大铖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铖人品虽恶，却颇有才华，诗文俱佳，尤善词曲。他所作传奇戏曲情节曲折离奇，关目布置和曲辞科白都很下功夫，艺术上有相当功力。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对于阮大铖“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戏班在南京很有名声，阮大铖自己也能亲自执板唱曲。（附阮大铖诗碑图）

如同他本人擅写的传奇，阮大铖的死亦颇有传奇性。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为清兵所破，阮大铖逃至浙江方国安军中。次年，投降满清，并领清兵破金华，从攻仙霞岭。仙霞岭是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天险，当时杨文骢在那里设伏。

杨文骢字龙友，明末大画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当时知名的画家。杨文骢是马士英的亲戚，但他与复社人士来往甚密，是夏允彝等人的好友，还是几社的创办人之一。杨文骢曾经出钱帮助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拢（杨文骢与阮大铖是旧交，当初梳拢李香君的钱就是阮大铖假托杨文骢的名义出的，目的是为了拉拢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却是——将李香君鲜血染红的白绢扇画成了灼灼动人的桃花图。

『注：梳拢是妓院行话。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结为发辫的，接客之后才开始梳髻，叫做梳拢。所以梳拢又常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钟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

在仙霞岭，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当阮大铖与杨文骢远远相对、相互怒目而视的时候，阮大铖突然中风，头面肿胀，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岭一役，清军大胜，杨文骢重伤被俘，不屈而死。

《桃花扇》中的这两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就这样死在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党争的话题。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他总说：“天下事，有老马在”，把军国重事委托给马士英，自己则同一班佞倖干着昏天黑地的勾当。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士英大权在握，这场党争最终以东林党和复社的失败而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等职。

阮大铖走马上任后，据李清著《南渡记》载：“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阮大铖惟利是图的德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谣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阮大铖机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报复那些曾经打击过他的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复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机会果然来了，阮大铖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东林党人投降过李自成，于是他很容易地将江南士民的激愤引向那些曾经投降过李自成的东林党人，比如我们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过的陈名夏。于是那些从北方逃来的投降过大顺政权的前明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

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但此时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怂恿下，吴地缙绅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随即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杨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满清政府。

阮大铖抓住机会，开始对复社成员进行打击报复，《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

〖凶凶的缧绁在手，

忙忙的捉人飞走；

小复社没个东林救，

新马阮接着崔田后，

堪忧！

昏君乱相，

为别人公报私仇。〗

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但侯方域事先得到了消息，抢先逃去扬州，投到史可法门下。而他的爱人李香君则被阮大铖报复性地强嫁给佥都御史田仰，演出了血染桃花扇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