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哪些困难？

洋务派的改革目标是什么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营者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倡培养产业的同时，创办学校、报社，要求废除科举和缠足等，其改革方案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十分相似。他还把中国的学问定位为“道（本）”、欧洲的学问定位为“器（末）”，认为中国长久以来迷失了“道”，此时应该引进欧洲技术的“器”，使“本末”得以融合，从而“回归孔孟之正道”。

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院期间向传教士麦都士学习西方的学问。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后，他为了自卫试图创建西式军队，因化名黄畹向太平军提示进攻上海的方法受到通缉，逃往香港。王韬从英国留学归国后，1874年创办了《循环日报》。他提倡铺设铁路、开采矿山、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国民意识。如果引进了作为“器”的欧洲制度，一百年后中国必将超越欧洲，数百年后还将实现“大同”乌托邦的理想。“孔子之道”仍是不变的真理，通过对官僚纲纪的肃正恢复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理想的社会关系，便能够实现国内的稳定。

也就是说，对儒教的信仰虽各有差异，但它却是洋务派们共同的倾向，这种传统主义的姿态并非仅体现在李鸿章一人身上。他们的对手太平天国虽一方面接受基督教，却仍具有建设正统的传统王朝这一复古主义的侧面。换而言之，“回归本来的中国”这一主题，是接受欧洲近代洗礼的19世纪后期的中国共同的反应。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也和这种时代精神不无关系。

然而洋务派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困难。铁路的铺设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最早的铁路是1876年上海和吴淞之间的铁路，两年后被政府收购并废弃。其中值得注意的要数1881年上书称“铁路建设有害无益”的刘锡鸿。

1876年，刘锡鸿作为首位中国外交官，和洋务派官僚郭嵩焘一道被派往英国。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欧洲文明，并感慨万千。然而回国后，刘锡鸿不但没有发挥这种经验，反而举出铁路会破坏墓地的风水、中国治安太差无法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等九条理由反对建设。

刘锡鸿还在奏折中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此处重要的是，他认为欧洲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应有的治世，即《周礼》等古典所描述的理想的乡村统治的乡官制度。

刘锡鸿的评价标准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把近代的技术和制度视同枝叶的中体西用论，未能把欧洲文明作为基于与中国不同原理上的一种文化来进行把握。这种倾向也同样可见于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理解，他认为欧洲宗教的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也被信仰。可以认为这种思维是近代初期的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然而，这种思维导致了欧洲文明源自中国的“西学中国起源论”，反过来又束缚了改革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