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历史大观园近代岁月 2020-07-15 10:07:55 0

19世纪初年像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的问题，这也有18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在他写作的时候，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第七章）而陷于混乱，这场叛乱从1825年延续到1828年，它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但是现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龚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编》的边疆部分是最大的一组）所提倡的解决办法，完全超出了关于战略地理的传统讨论范围。他们两人都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办法来发展东突厥斯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区）。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强迫移民并把这些西部地区变成普通行省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关心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重于注意边疆的保卫。

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桥梁。

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生于另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19世纪初年经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是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著作中包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他的《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和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后者的著作经常被后来19世纪的官员们所引用）等人的著作。

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著作之所以纷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来，就像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19世纪湖南名流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19世纪40年代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1718—1808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耀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15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27年，据说门墙弟子逾3000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校的课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的山长们不可能是宋学或汉学某一学派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都通晓国家的实际事务。

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种新精神在长沙运行着。湖南的汉学—烦琐哲学的权威从来没有像长江下游诸省那样大，因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正像严如熤主张通过边疆的应用研究为实用之学开创了局面那样，长沙士大夫唐鉴（1778—1861年）变成了恢复宋人伦理哲学的精神领袖。唐鉴是魏源的庇护人贺长龄的朋友，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从而使得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上面。但是，唐鉴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动；他以一位精明能干的官员见称于时，并举例指出朱熹学说中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修养，与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气的学习和为国效劳的精神。这种清教主义的寻根究底的精神，与严如熤的行动主义和实用之学合在一起，变成了唐鉴最著名的学生曾国藩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在1850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难时期忠君势力的领袖。

1820年阮元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是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阮元是嘉庆新政中的一名省级新官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倡导人，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像他的保荐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导的18世纪的学风。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响，而他的声誉使他在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1799年以后他担任过好多省级职务，他在其中的两个任命上创办了两个成为驰名的教育中心的书院：一为杭州的话经精舍（1801年），一即学海堂。

阮元对教育的看法足以说明这个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各班级都规定必须熟习汉代注疏的词源学和语言学研究，以便掌握经典著作。重点是放在“实学”上，以及搜讨事实材料和努力把经籍的原则应用在当代的问题等方面。地方的学术传统有所恢复，并得到重新研究。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者不同之处只是一在时间上，即前者早于后者20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州则是南中国边疆上的一个贸易港口和省会。另外，还有不相同的是两处书院开办时的主讲人不一样。1801年任杭州学监的是王昶与孙星衍，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进士，是既在朝廷又在省里服过官的官场老手。他们两人都长年在北京，在收藏历史档案的机构和四库全书馆工作过，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

20年后广州的书院的八位主讲就缺少这样举世瞩目的盛誉了。八个人中只有两人是进士出身，七人是广州本地人。只有一个人曾任过高于地方教育职位的官职，而且他还是一位汉军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职。一句话，他们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国知名的士大夫集团而出名的人们。他们的经历是在地方的政治和学术上。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诗人，他只是个举人，没有能够在考试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功名。他不满意于学官之职，认为这是使他屈了才；他也骑马射箭和打拳，因为他认为多数读书人太文弱。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一位举人，曾做过学官和广州地区官宦之家的塾师。1810年关于镇压广东海岸海盗的建议是他应总督之命写的，为此他被授予了荣誉称号。林伯桐是一位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他是主张对汉学和宋代理学取折中态度的第一批广州学者之一。

教师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钊，只是一位拔贡生，也只是在地方教育岗位上工作。他最初被阮元聘为课子的西席。后来他来学海堂教书，1841年被任命为广州总督顾问，谋划城防以反对英国人。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曾钊上了一个关于城防的十点条陈。他曾与林伯桐及学海堂最初八主讲的另一位吴兰修一起，协助梁廷楠编撰广东海防地理志。梁廷楠本人后来也在学海堂任教。徐荣为八名主讲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驻广州正黄旗的汉人。他在1836年离开书院教职以后才考中了进士。他是广东一位著名诗人的学生，他不仅因善于写诗闻名，也以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征剿海盗的军事论文而闻名。

这些军事战略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并且在一个边疆商业城市教书，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小小的飞地式的集团，很难说是中国学术社会中的典型。但是，他们确是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中国所发生的某些变化。中国东南部财富的中心，在19世纪初年开始从作为盐商领地的扬州转移到了作为公行的天下的广州。危机的中心快要从亚洲腹地的边疆，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家乡，转移到东南沿海，即外国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广州顿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不仅是中央政府——特别是内务府——的财源，也是中国战略防御的焦点。

19世纪初年通常被人们拿来与后来的事件作比较，即拿来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军叛乱那些事件作比较。但是，如果拿它与前面的事件作比较，那就可从18世纪末总的发展背景中更正确地了解19世纪初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更尖锐地看出我们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有局限性；例如其中就有如何使传统的学术适应实际治理国家的方法问题。

这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非官方的”和非正史的史料，它们大部分还没有被人利用，但却清楚地指出了人们能怎样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中的强烈的个人关系。制定政策的动机并不是仅仅出于制度上和行政上的考虑，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没有能够吃透这方面的问题，这反映了我们不能充分掌握传统时代晚期政府的组织和运行的情况。

人们对中国这个时期的政体的标准看法显然缺少多元主义的理解。个人集团的利益很少被认识，也很少被记载下来；派系斗争一直被忽视，只是到现在才受到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的注意。19世纪初的制度上和行政上的困难却有文献记载，使我们能够研讨在此以前的背景下派系和利害不同的集团的作用。像汉人官员中开始发展的排满思想，朝廷里的官员和省一级官员之间的裂痕，以及各级政府庇护网络结构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无疑会使我们修改我们持有的中国士大夫制度是铁板一块的观点。

在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中，清王朝的衰落问题不仅一再展现在我们面前，也一再浮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史料中。对清王朝衰落的历史过程的意识和认为1775—1780年是清代历史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这一普遍情绪，在19世纪初年官吏们和学者们所写的政治与社会评论中比比皆是。可是，他们想改变这一趋势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势头，即没有取得重振国威的自觉性。企图改变现存制度或措施的人们没有组成一个改革党，他们甚至没有以改革者自居。他们的努力是一星半点的，而且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如果说曾经取得过什么成就的话。

当时人士往往用“公”与“私”的两分法来解释他们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在他们看来，政府所管的公共利益领域本身正在受私人利益的侵蚀而缩小范围。这些私人利益包括像庇护制网络结构、私盐贩子和下级官吏书役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集团，它们掌管国家的公共财源（税收、水利工程、粮食和食盐分配体系等），并把它们变成了为自己牟私利的手段。但是，这种化公为私的后果看来比这些观察者们认识到的更要深刻。学者们现在不受公家雇用，转而受雇于私人之门。运河体系现在不靠征募，而是雇用私人劳工了。在士兵花名册上，越来越多的雇佣兵代替了无能的世袭兵士。收税官从私商那里购买粮米；漕运官员向私营发货人租赁船只。

换句话说，在要跨入近代的时候，商业化和贪污腐败、日益加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颓废堕落等，都是正在改变中国社会及其内部权力分配的力量。由于君主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统治使之免遭私人利益集团的侵害，中央政府本身在支配和规定公共利益范围时所能起的作用便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害。

（张书生　译）

我们两位作者应该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对这一章书的写成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是他允许我们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大清仁宗实录》卷38，第7—8、16—17页；卷40，第10—12页。

见洪亮吉的一封长信《卷施阁文集甲集》，补遗十，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又见张鹏展御史的奏折，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0，第10—11页。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64、278、282页。

珀金斯曾经研究了人口的增长对食品生产的关系，见《1368—1968年中国的农业发展》，特别参看它的第2—4章。又见前引何炳棣《人口研究》，第137—168页。

铃木中正发展了这一论点，见他著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关于功名名额的变动，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179—181、190页。关于童生问题，见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3，第4页；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46页。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4—15页。关于基层官僚机关中冗员的例子，可见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3册，第15页。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74页。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4，第9—10页。

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与幕友》，载《东洋史研究》卷16第4期（1958年3月），第1—28页。

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第2期（1967年2月），第194页。

低级功名（如监生以及某些贡生）可以捐纳，所以取得这些功名以及其下的生员功名的人数就浮动不定。但举人和进士功名不许捐买，它们的员额在1702年后即被冻结。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平装本1964年版），第187—188、190页。

关于健讼者，见贺长龄《经世文编》卷46（1898年版），第9页；卷94，第5—6页。19世纪50年代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使用了“刁衿劣监”一词，并且估计一个县就有几十个这样的人。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第1451页。

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1册，第62—64页（1822年一位御史的奏折）。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155—156页。

1733年上谕，载同上书，第132页。

傅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纽约1966年重印版），第47—49、61页。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17—219页。关于当时人的观点，例如可看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第61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18卷。

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242页。关于书院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见孟森《清史讲义》，第390—391页。

关于任命制度，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1—55页。关于荐举制度，见吕元聪《清代初年的翰林院》（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第206—207、212—213页。要得到荐举有时得付钱；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第323—324页。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6，第6页；徐珂编：《清稗类钞》卷7（《师友录》）第65号，第8—10页。

《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27页。

梁章钜编：《枢垣记略》卷14，第9—10页。

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第2934—2935页。

关于这些变化的引人入胜的讨论见于昭梿的《啸亭杂录》卷10，第33—36页。

《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22页。

昭梿：《啸亭杂录》卷1，第23页。

凯斯勒：《清代省一级领导班子的种族成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8第3期（1969年5月），第499页。

昭梿：《啸亭杂录》卷10，第36—39页。

这一研究是哥伦比亚大学波拉切克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波拉切克先生的著作可能根本地改变时下对于19世纪初期政治的观点。

停止各省进贡的上谕，见于《大清仁宗实录》卷37，第45—46页。一位御史对于紧缩开支措施的持久效果的关心，见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3，第16—17页。

见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载《文献论丛》，第112—114页；裘匡庐编：《清代轶闻》卷7，第70页。

关于漕米制度的组织，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5—179页。又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载《远东季刊》卷11第3期（1952年5月），第339—354页；以及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1958年9月），第56—59页。

关于浮费问题，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85—188、223—224页。关于无地世袭船户的问题，见孙玉庭1817年奏折，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6，第11页。

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8页。

孟森：《清代史》，第334页；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第59页。

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223—22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9，第3页。

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4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8，第4—5页。

关于漕运机构强加给地方政府的负担，参见欣顿《清代的漕运制度》，第349、351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65、190—191页。

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阗清博士古稀纪念会编》，第809—810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8页。

包括英和建议在内的许多开海路的建议，可见之于贺长龄的《经世文编》第48卷。又见孟森的《清代史》，第338—339页；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同上注，第809—810页。

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6—57页。

山口迪子：《清代的漕运和船商》，载《东洋史研究》卷17第2期，第59、70页（注14）。

梅茨格：《1740—1840年的两淮盐务专卖》，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32—33页。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8，第22页。

关于这次危机的记述，见格罗斯的未发表的论文《贺长龄与1825年关于皇粮运输的辩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1970年。详细情节可见于各有关官员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34，第9—13页；卷35，第51—54页。又见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第179页；张哲郎：《清代的漕运》，第55—60页。

孟森：《清代史》，第339页。

星斌夫：《清末河运向海运的转移》，载《东洋史论丛：和阗博士古稀纪念会编》，第181—182页。

欣顿：《经由运河的漕运》，载《中国论文集》第4期（1950年4月），第33—37页。

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卷193，第2946—2948页。

梅茨格：《陶澍对淮北盐务专卖的改革》，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12月），第1—39页。陶澍作为粮盐二政的改革者所起的作用，曾在魏源的一篇墓志铭中受到热烈的赞扬，见魏源的文集《古微堂外集》（1878年版）卷4，第13—15页。

梅茨格：《两淮盐务专卖》，第42页。

英文著作中关于内务府的最详细的研究是托伯特的《对清代内务府组织及其主要职能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特别是见第148—149、195—200页；关于内务府在盐政方面的作用，见第115—118页。

关于走私盐，见佐伯富《清代盐政的研究》，第157—178页。

胡昌度：《清代的河政》，载《远东季刊》卷14第4期（1955年4月），第505—513页。又见孟森《清代史》第330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90—892页；昭梿：《啸亭杂录》卷7，第29—30页；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45，第7—9页。

这样的记述见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56—58页；此件也重印在其他非官方材料中。见裘匡庐《清代轶闻》卷7，第54—56页；以及见于欧阳绍熙编《清谭》卷5，第11—12页。

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01页。贺长龄：《耐庵诗文存》卷6（信函），第1—3页。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16页。

铃木中正：《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载《近代中国研究》卷2，第249—250页。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35年），特别见第410—412页。强购谷物一事的讨论见于1800年一位御史的奏疏中，见罗振玉《皇清奏议》卷3，第5、27页。关于操纵减免谷物的折算比价问题，可看王云五《四朝奏议》第1册，第45—46页。

关于乾隆时期的价格上涨问题，见王业键《数世纪的价格波动与中国的农民经济，1644—1935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散发的论文，1973年）关于清代价格一般上涨的材料选集，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410—433页。又见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卷6（1961年），第49页。又见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59—61页。关于货币混乱对19世纪50年代湖南税制的影响，可看骆秉章《奏议》，第1450—1455页。关于谎报“天灾”一点，可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第3—4页。

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7（1955年），第311—349页；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卷3，第15—19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载《近代中国研究》卷5（1963年），第185—299页。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

关于苗乱的起因，可看鄂辉等《钦定平苗纪略》卷1（1797年版），第1—3、8—9页。这部官方文献史书中的上谕最足以说明问题。另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34—51页。

傅鼎：《治苗》，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8，第2—3页；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第4500—4502页；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1，第7—11页；王云五：《四朝奏议》卷1，第2页；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59—69页。

关于红巾军叛乱，写得很好的一篇著作是小韦克曼的《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9—47页。关于三合会影响的增长和性质，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第159—165页。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见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一书。他在研究明清白莲教叛乱的基础上，发挥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模式。特别可看第117—119、205—220页。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2页。

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载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726页。

孟森：《清代史》，第288页。

同上书，第301—302页。

《十朝圣训》卷13第18章，第8页。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1，第10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页。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记收在他的文集《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第9—18册。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87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1842年以后）和河道总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1842年死）及其继任者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第12—13页。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页。

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4—20页。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5第3期（1967年9月）。又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43—144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页；以及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页。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6、266页（注48）。

对魏源在学术界和政府中的作用叙述得极好的，是齐思和的《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卷39（1950年12月），第177—226页。

关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内容，在英文中也有两篇短评，分别由小韦克曼与米切尔写成，载美国出版的《清史问题》卷1第10期（1969年2月），第8—22页；卷2第3期（1970年7月），第40—46页。

伦纳德：《19世纪初期中国经世致用论者的改革》（未发表的论文，1974年），第4—8页。

对19世纪初的今文学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韦克曼的《历史与意志》中有一章专门作了论述，它试图把这时期今文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合在一起以简要地说明今文学运动的历史，见第101—114页。叙述今文学论战的一本标准历史书是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阎若璩绝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1972年），第180—181页。

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3，第4页。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2页。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1，第6—9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1—2页。

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1859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长沙，1938年）第1—2页。此书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

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1，第345页。

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士论文中有所讨论。关于程恩泽，见楚金的《道光学术》一书，以及程氏的墓志铭。墓志铭刊印在程恩泽的全集《程侍郎遗集》中，载《丛书集成》卷96第2212号，第5—7页。

关于严如熤平苗的活动，见魏源的《圣武记》（有1842年叙）卷7，第32—33页。关于他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75，第45页；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第4502页。

《长沙县志》卷11第32页及以后诸页。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卷90，第40—42页；卷132，第43页；卷138，第35—36页。

关于学海堂，见容肇祖《学海堂考》，载《岭南学报》卷3第4期（1934年6月），第1—147页；以及林伯桐与陈澧编《学海堂志》。关于诂经精舍，见阮元所编《诂经精舍文集》中阮元的序，载《丛书集成》卷81，第1834—1838页。关于王昶和孙星衍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805—807、675—677页；又见第510—511页上林伯桐的传记。其他人的传记，见清史馆《清史列传》卷72，第61页（吴兰修）；卷69，第49—50页（曾钊）；以及卷73，第52页（熊景星和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