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革命的情势与理性的革命

用暴力求达推翻清王朝，革命党人先后发动起义十数起，这还不计暗杀、爆炸诸行为。但革命不是最终目的，暴力实属情不得已，1905年孙中山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显然一方抱定“推翻”之旨，那注定较量为你死我活。可是既然属于暴力革命，又为何说其有理性，关键在于暴力革命是否一味暴力，革命到了一定火候是否收放及时，事实上当革命初具话语权不久，革命党人便已采取暴力与和平兼备的方法来争取实现预期目的，从而减少因战争带来的破坏力。

武昌起义不久，袁世凯便开始试探议和罢兵的可能性，他看出事态严重，主张“剿抚兼施”。袁急迫提出议和，是基于对情势的判断。在其看来，“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何况“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是负隅之势已成。又兼厂工未停，火器日出不穷，势力如此之大，诚有不可轻视者”。袁如此执着议和，也是出于对列强旨意的迎合与顺服。当时列强大多倾向中国内部实行和解，因为稳定的中国更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也因为如此，列强希望袁世凯能够扮演和平使者，而不是一个武夫，他们认为：“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王朝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外袁世凯还有自我保护的盘算。自从诏请其出山，袁之左右均纷纷“力劝”不要仓促“应命”。袁本人也不无顾虑与担忧，回想当年无辜被黜，如今复出又将如何，清廷一旦得救，是否覆辙重蹈，经验最后让袁世凯认定议和是一条争取主动、保护自我最有利的途径，只有开辟此道，形成议和之局，才能造成舍我不能、立于不败的境地。袁世凯的这番心思，时人少有窥探，唯其密友徐世昌知人知心，他说：“以项城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项城之主持。汉口、汉阳以兵力威胁南北，攻占以后，决定不再进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带，以巩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谕旨，均从宣布德意着笔，而资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项城之利用，经此酝酿，乃促成南北议和之局，此中运用，则非旁观者所能尽知也。”

议和倡自袁世凯，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的反应以及这样的反应基于怎样的考虑。起先武昌方面并不在意，因为士气正旺，又有各地响应。可是10月底情势突然严峻，一是武汉战事发生逆转，二是袁世凯即将北上组阁。战事变化和袁氏动向使武昌方面不得不加以正视。当时革命党人的心态颇为复杂，既有估计“袁此次出山无甚关系，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荫昌兵权，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也有认为“袁世凯是个野心枭雄，自小站练兵即得军心，北方人只知袁宫保，不知其他，彼之声势，非荫昌可比”。利用之畏惧之，矛盾心状交织一起，反而加重了盼其“来归”的急切。黎元洪终于承诺：“公果能来归”，“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黄兴也表示，望“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翻然速来”。

互相试探往返拉近了距离，11月7日袁氏派人直接来武昌沟通。使者带来“君主立宪”方案，竭力说服武昌方面接受虚君共和。黎元洪拒绝了，明确表示“不将皇上推倒”便无从议和。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本革命宗旨，系基本原则，因此君主立宪不可能被接受。但是要实现革命宗旨，完成历史使命，事实上又必须面对袁世凯这道难题，绕不过现实中的这道坎。革命阵营为什么会接受袁世凯的议和倡议，除了战场的因素，更主要的在于袁世凯的个人因素，因为他不仅深得列强的青睐，而且拥有强大的实力，所以他的向背将直接影响时局的发展变化。时人普遍认为，如果袁氏矢忠清廷，坚持与革命为敌，战争势必旷日持久，如果相反，革命就能迅速成功。人们也普遍担心，一旦战事拖延，将会出现列强干涉的局面。回国途中的孙中山在与胡汉民、廖仲恺谈话时指出：“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虑？”普遍的忧虑和担心说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尚未有足够的实力和绝对胜利的把握，假如有足够的实力和绝对的把握迅速推翻清王朝并能够战胜袁世凯，那么议和之举就不会发生，妥协也就无从谈起。况且革命阵营内部也矛盾重重，其中既有地域集团间的争斗，也有同盟会与原立宪党的攘夺。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难免“诸军步调不一”，多少也损耗了原本就不足够的实力，这也是导致议和既成事实的一个因素。

双方均有议和的需求，但不意味道路平坦。书信往来到人员沟通，有了进展但又停顿了，袁世凯于是请列强出面斡旋。11月中旬经汉口俄国总领事的撮合，双方又进行了数次会谈。由于各自坚持原有方案，谈判依旧无果。看借外力仍不成，袁又试图从革命内部打开突破口。13日袁抵北京，旋约见刚释放出狱的汪精卫，说服他与杨度合作，以“国事共济会”名义提出停战，及将“君主民主”付诸“国民会议”公决的主张。可是这些主张南北均不认可，“资政院不力议决，内阁不为代奏，而武昌军政府亦无回电，上海回电只承诺国民会议，于停战与否并未提及”。见“和平”攻势一挫再挫，袁世凯转而又求助军事行动，认为“若不挫其锐气，和谈固然无望，余半世威名亦将尽付东流”，由是下令清军强渡汉水，27日攻陷汉阳，迫使武昌方面接受英国调停，签署了武汉临时停战协定。

攻陷汉阳的前一天，袁氏便请英国调停，袁所以忽战忽和，如其子袁克定所言：“武昌力弱，攻取尚易，惟东南各省代表已集该处，即兵力能得，而东南人心恐失，不如暂留以为政治发达之具。如武昌停战，我可停攻。英使调停期间，必得好果。”果然英国公使朱尔典（J.N.Jordan）立刻指令汉口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派人乘机斡旋，结果在汉阳易手日得到了双方画押。事实上自协定签订之日起，武汉地区便实行了停战。12月4日，袁世凯又提出建议：延长停战时间，扩大停战范围，同时双方指定全权代表并组成代表团来全面深入“讨论大局”。该建议获得滞留汉口租界各省代表的首肯，他们决定以“推倒满洲政府”等四项条件为谈判原则，“请伍廷芳来鄂，与北使会商和平解决”。相隔两天，清廷也正式认可议和，隆裕旨令由袁委派全权代表“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当日袁遵旨派唐绍仪为全权，并指定代表各省的议和人员。

事情变得顺利，可是革命阵营内部又出现问题。事关阵营格局，因为革命重心东移。革命重心取决于各省代表，而代表抵鄂，正逢汉阳失守，武昌告急。代表们正当坐困租界愁云密布之际，12月4日忽然传来攻克南京的消息，大为振奋，于是立刻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电告留沪代表一周内赴宁，共同选举临时大总统。南京是六朝古都，一向为东南政治中心，关键是南京光复的现实意义，不仅东南一片从此底定，而且及时扭转武汉战局形成的颓势，使信心重归，大局“益振”。缘于战事而产生的地位消长和重心东移，自然而然牵带出议和是否易地之问。其实地点不过为问题表象，名分才是争持关键，由地点而赋予的名分，意味着领先与主动，意味着把舵领航的名正言顺，意味着得到权益分配中的优势。

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南下，与此同时，各省代表也正式推定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黎元洪立刻电告伍廷芳，并派江苏代表雷奋专程赴沪“迎迓”。就在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董事、英国商人李德立（E.S.Little）致黎元洪一份电报引燃了争端。电云：“德立侨华已三十年，曾历二十二省，故不忍坐视糜烂。因特屡电商准袁内阁派员议和，民政府已允可，届期有代表磋商。沪上为公共保护中立地，于议和最属相宜。”黎复电称地点已商定，“唐使早晚可到”汉口，显然在黎看来，只要唐使沿京汉线抵达武汉，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是不曾想到，伍廷芳随即也提出同样要求。12月10日，伍正式复电履职，不过他说东南正筹组临时政府，“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又交涉甚繁，实难遵召”，他恳请黎元洪“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公同谈判”。上海是列强在华重要基地，考虑到在沪议和更有利于施加影响，因此英国公使朱尔典便以驻华公使团领袖公使的名义要求袁世凯“对唐绍仪发出指示，要他前往上海会谈”。朱尔典明朗表白，让袁世凯不得不改变打算。南下代表团于12月11日行抵汉口，唐隔日渡江与黎会晤。由于各方态度明朗，黎也顺水推舟，表示理解。14日由湖北军政府王正廷、胡瑛及谭人凤等陪同，北方代表团乘船东下于17日抵沪，至此地点之争尘埃落定。

在汉议和固属不宜，但何以最终落实上海，而没有考虑南京，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上海虽属江苏省辖地，行政级别不高，但开埠以来便以工商经贸及文化交流而闻名，尤其进入20世纪后，又于政坛崛起，张园国会、苏报案、民立报、同盟会中部总会等，均表明这个城市已跻身于政治场域，享有一定盛誉。上海也是中外公认的“中立地”，租界及其周围可以确保安全，况且上海交通便利，通信发达，影响也大，诚如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宣言称：“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另外汉阳之失让武昌陷入窘境，南京之得更使它威望再跌，反之上海却于一得一失间获取了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再者辛亥革命前上海已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精英和社会名流，“一市三治”的特别市政保障了政治活动家的安全，提供了组织、策划、宣传革命的种种便利。及武昌起义爆发，上海追随独立，更多的精英名流云集于此，结果利益趋同结成区域同盟，蕴含的能量交辉迸发，其中既有同盟会中枢人物陈其美、宋教仁及后来的黄兴等，也包括江浙巨绅和沪上寓公张謇、汤寿潜、赵凤昌、伍廷芳及章太炎、程德全、熊希龄等。圈子里虽也时有不谐和之声，然而对外基本还能保持一致。其后临时政府设定南京，但由于许多准备还未就绪，故有望进入政府之人仍大多滞留上海，他们打算待基本成熟后才一同赴宁。如此，与南京近在咫尺，尤其有大批精英名流云集的上海，便成了最大的得势者。正是由于这批人的一时云集和结盟，才使得上海的地位声望急剧飙升，才使得上海于革命重心由武汉向南京转移过程中有可能扮演临时大本营的角色，从而在议和易地争持中最终被认可。

立足上海的革命党人对“政府设鄂”本来就有想法，他们认为黎元洪权力过大不利于同盟会，因此派人专程赴鄂劝说黄兴返沪另创局面。12月1日黄兴果然返沪，于是上海方面立刻电请各省代表迅速由鄂“折回”，表示“组织临时政府之议，决不因汉阳之失而阻”。隔日又传来南京光复的消息，上海的信心更大，步伐更快。沪军都督府随即出面召集紧急会议，连续两天讨论时局问题，与会者有留沪各省代表及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还有从苏州急电召来的张謇。12月4日上海方面又举行规模更大的“联合”大会，投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一致决议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会后发出通电：“临时政府前经议定武昌，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借免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得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并恳转达到鄂各省代表，请即日来沪会议。”按照规定，留沪各省代表只是承担通信联络，“以为鄂会后援”，并不具有临时政府首脑的选举权和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决定权，至于非代表的各方人士，更无这样的权利，所以12月4日上海“联合”大会做出的决定，立刻遭到在鄂各省代表的反对和谴责，他们认为此举“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决定由黎元洪“电沪都督予以查实”，“请其宣告取消”。黎元洪当然更加恼火，也更希望这一决定上海能够声明取消，可是尽管通电各地，表明自己反对的立场，无奈此时已不似从前，通电毫无效果。在鄂各省代表鉴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事实，所以也没有对上海方面做进一步的追究，结果上海方面不合法的决定实际上得到了大家认同。

1911年12月18日下午，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议事大厅正式开谈，出席和谈的有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伍廷芳，湖北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议和参赞温宗尧、王宠惠、汪精卫、钮永建，代表袁内阁出席的有全权代表唐绍仪，议和参赞杨士琦，随员欧庚祥、许鼎霖、冯懿同、赵椿年，参加会议的还有英、日、美、德、法、俄驻沪总领事以及外商代表李德立。此为第一次会议，达成停战为先、各自下令的一致意见。

12月20日下午，双方又举行第二次会议。因停战期将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7天，时间为12月24—31日，这次停战将陕、晋、川“皆包括在内”，是为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停战协议。停战问题谈妥，双方又转入实质性谈判。伍廷芳声明：“今日人心倾向共和，若非承认共和，别无议和之法。”唐绍仪表示赞同，并说“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唐认为，目前需要“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自武昌起事以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对此建议，伍最初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汉口各省代表早有议决，但唐认为汉口各省代表会不能代表全国，未独立各省“亦须到矣”，他还暗示国民大会的结果“非共和政体不可”，对此无须多虑。在唐的坚持下，伍最终原则上接受了这一方案。

召开国民大会，并不是一个新的主张，唐绍仪此次如此坚持，意不在于它的结局是民主还是君主，而是借助它的形式，“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唐绍仪对自己的使命十分清楚，就是实现袁的内心愿望，使他顺利而又体面地当上大总统。

袁世凯当初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尽管他的“君主立宪”实际等于“虚君共和”，用其本人话说，即“欲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但毕竟是要保留大清皇帝。袁世凯一度如此主张，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把它作为同革命方面讨价还价、“意固别有所在”的筹码，而是确实认为这个方案“实为经常之计”，适用于国情，也比较稳妥，能兼顾三方，既照顾清廷的面子，又达到革命的一般要求，而自己则享受最大的实惠。可是经过一番试探之后，袁世凯明白这个办法不容易实现。革命党人愿意做出让步，推袁为临时大总统，但前提是清帝必须下台，袁必须放弃“君宪”拥护共和。对袁世凯来说，政体问题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关键是自己的势位，“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于我”。现在的问题是，不赞成共和就不能达到个人的目的，而要公开赞成共和又难以启口，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的那样：“项城之权，全由保护满廷而得，既已显膺重寄，即不能不故作声势，以掩众目。一旦而欲反其所为，万无此理。且贵族虽已引避，挟制之习未除，项城势处两难，动辄得咎。”袁世凯的微妙心理和尴尬处境，唐绍仪当然清楚，他之所以坚持召开国民大会，就是要以“国民公意”给袁从容“转移立场”制造一个台阶，寻找借口，使袁既能当上民国的总统，又不致落下篡夺清政权和忘恩负义、欺侮孤儿寡妇的恶名。

唐、伍正式谈判，更多采取的是私下密商，幕后交易。袁内阁指派的湖北谈判代表张国淦曾说：“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同在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洋路，伍、唐遂借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谈。在议场时，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目的。赵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与本人常到彼处。”

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的关键人物是赵凤昌，袁世凯所以委托唐绍仪为总代表，不仅因为“与唐自朝鲜同患难，以至北洋为堂属，北京为官僚，故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还因为“绍仪甲午以后，在上海作寓公时，曾与凤昌相识，极为投契”。关于这个“赵老头子”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到沪以后同唐绍仪“每日盘桓在一起”的冯耿光事后曾有过比较详细的叙述：当时北京来电，唐绍仪往往看过后就去打电话，“我们总以为是找伍廷芳商量，却不料是找赵凤昌”。“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他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赵曾在张南皮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做过他多年的亲信幕府，后来又跟张到湖广总督衙门做幕，可以说是参与机密，言听计从的。他官名凤昌，字竹君，江苏常州人，读书很多，不仅对新学很有研究，由于随张多年，国内情形、政治军事了如指掌。由于后来张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尤其为张季老所尊重，张、赵交亦笃厚。现在江浙的程雪楼、汤蛰仙和南方的几个都督同赵都有交情。民党中人对国内情形并不怎么熟悉，张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胡、汪等民党领袖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张往往趋而谋之于赵，张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尊敬赵了。因此，南方要人如孙、汪、陈其美、程雪楼等有重要的事也来决策于赵。又因他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为了迁就他，就到他南阳路私邸惜阴堂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曾在赵家聚会。所以他实际是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通过他反而好办事了。’经他这一席话，我才恍然理解。我在唐处所见，差不多天天唐要与赵通电话，赵在当时和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了。”

除了赵凤昌，还有一位重要幕后人物张謇。袁世凯知道，在革命阵营中，除孙中山、黄兴等外，“张謇亦有一部分之潜势力”，这就是原江浙立宪派人，所以他面嘱唐绍仪南下后必须设法“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动身南下前即致电赵凤昌：“请公约同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及抵上海，唐果然立即通过赵与张约见。“绍仪第一次晤謇，先代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绍仪口风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答言：‘所谓南北议和也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绍仪听了，对张謇说：‘四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张謇与袁世凯原本关系就不一般，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张謇为代表的原江浙立宪派更是希望“强有力”的袁世凯能够掌握最高权力，以使社会不发生更大的动荡，因此，他们愿意配合唐绍仪，努力使这场谈判朝着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发展。不过张謇说的也是事实，他们只是配角，并不能左右大局，如果得不到革命党人的同意，要使议和成功是不可能的。

至于列强，不仅竭力撮成双方在上海谈判，而且还公开干预。12月20日，日、美、德、法、俄、英驻沪领事各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向谈判双方发出照会：“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表面上看，列强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是向革命方面施加压力，要他们向袁世凯妥协，依从袁的条件尽快达成协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特地指示驻沪总领事傅磊斯（H.Fraser）“尽可能同唐绍仪保持密切接触”，“尽最大努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

经过两次正式会谈和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谈判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但是唐、伍之间并没有马上举行第三次会谈，而是整整拖了10天，原因是北京尚无确切的答复。12月24日，袁与奕劻会晤朱尔典，表示将电告唐绍仪，即在今后的三个月内各省选举代表，按照双方商定的办法组织国民大会，由此决定政体问题。25日，袁世凯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于共和，已可承认”。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请代上奏，电曰：“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我不认共和，即不允再行开议。默察东南各省，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而“和议一辍，战端再起，度支之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裂兴乘，宗祀之存亡莫卜”，故请“明降谕旨”，召集国民大会以公决君主民主，“以定指归”，如此“使皇上公天下之心昭然共喻，则皇室必能优遇，宗祀得以永存”。袁世凯接电后立刻与徐世昌、奕劻分别密商，并约请部分王公亲贵讨论，决定由内阁奏请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28日，袁与各国务大臣具名上奏，内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曰：“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于当天召集王公会议讨论，并颁下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以公决。”12月29—31日，唐、伍接连举行了三次会谈，就停战具体执行、清帝逊位待遇和满蒙回藏待遇等问题进行讨论，特别对国民会议代表组成和开会地点反复磋商，决议移入上海租界。不料袁世凯电令“仍主北京”，并坚持各省代表重新选举。因所议条款不被认可，于是1912年1月1日唐绍仪电请辞任。1月2日，袁世凯电准唐绍仪辞任，并电告伍廷芳，此前唐所签订的各条约因“未先与本大臣商明”，故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之处，现唐已卸任，“嗣后应商事件，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往返电商”。袁世凯一纸电文从根本上否认了唐、伍达成的协议，顿使议和濒临破裂。

袁世凯缘何突然有如此大的变化？除了唐、伍达成的国民会议代表组成和开会地点的协议显然有利于独立各省，使其不能操纵自如外，主要在于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他一边撕毁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一边公开质问对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并暗中授意段祺瑞、冯国璋联络北洋军官，通电反对共和，表示要为君主立宪“奋力战斗”。革命党方面并无意与袁决裂，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而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也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时机成熟，即辞待袁。孙中山不仅在当选之日对袁世凯有此解释，而且在1912年1月2日再次电告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尽管孙中山一再坦诚相告，可是袁世凯仍不相信，进一步探询清帝退位后自己当选总统“有何把握”。针对袁世凯的担心，孙中山于1月15日再次公开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与此同时，张謇也致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省，一切通过”。经过一番摸底证实，尤其得到孙中山明确保证后，袁世凯唯恐夜长梦多，一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急忙指示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精卫，并转秩庸，谓事在必行，义无反顾，惟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从此袁加快了逼宫的步伐。

表面上议和一度陷于停顿，双方甚至剑拔弩张，大有“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之势，实际上彼此始终无意将议和的大门彻底关闭，战争的架势“仅在于装饰外表”，“并无进一步从事战争的热情”。唐绍仪虽已不具全权代表之名，但仍奉命留在上海斡旋折冲。唐、伍公开和谈虽已取消，但惜阴堂里的秘密交易仍在继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逼使袁世凯必须在君主民主问题上迅速表明态度，现在他最关心的是清帝如何退位，自己如何出任大总统。袁世凯希望清帝自行退位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另立一个统一临时政府，从而“撇开北京与南京”，不受“挟持”，将支配局势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月19日，袁世凯正式致电伍廷芳向南京临时政府提出这一方案，当即遭到严正拒绝。孙中山令伍廷芳电告袁世凯：（1）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2）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之事；（3）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4）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解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

1月22日，孙中山又公开发表声明：“若袁能实行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1）清帝向中外宣布退位；（2）袁世凯同时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3）孙中山辞职；（4）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5）袁世凯宣誓遵守临时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他表示“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坚决抗争，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在天津另立临时政府的计划，不得不同意按照上述五项具体办法进行磋商。双方最终在清帝退位的优待问题上达成协议。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例》。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颁布皇帝退位诏书，至此辛亥议和终获成功。

因为辛亥革命最终收官于议和，故有人认为低烈度，不彻底，甚至以此否定革命。其实低烈度属实，不彻底未必，以此否定革命则令人费解。曾有亲历者批评道：“在今日视之，或议当时同志，毫无反帝国主义思想，实则时代相距三十余年，不审当时情事，率议前人是非，未有当也。”

辛亥革命低烈度，从战事角度也可以成立。一是真正交战的地区有限，实打实的仅出现在武汉地区与南京地区，其他不是规模很小就是呈现一边倒。二是时间跨度不长，前后不过125天，其中武汉之战断断续续49天，南京之战忽顿忽起才26天。三是伤亡程度不算大，以最惨烈的武汉之战为例，据统计武汉之战49天里，起义军战死4300余人，受伤4100余人，加起来伤亡不到8500人。清军方面伤亡估计更少，因为南下参战的北洋军武器装备和作战素养都要明显优越。所以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并不大。但是低烈度不等于不革命，暴力仅仅是革命的手段与方法之一，它不代表革命的全部，更不意味暴力程度越高对抗程度越强革命就变得越彻底，相反低烈度恰恰说明辛亥革命是理性的，不盲目，不冲动，审时度势，适可而止。革命不代表一往无前，迂回转移未必不是一种策略。辛亥革命除了暴力行动，还包括谈判妥协等和平方式，但前提是实现共和，推翻帝制。再说革命绝非仅有战场的刀枪，还有文宣的笔墨，革命党人在舆论阵地同样表现卓越，富有智慧，前前后后如春笋般涌现的报刊书籍起了很大作用，关于“反清和民权”的鼓动，关于革命正当性的宣传，孙中山不仅具体指导了《民报》的创办和前期的编辑工作，还明确了《民报》的使命是将革命的主义“灌输于人心”。该时期著名的报刊还有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和于右任主编的《神州日报》与“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

其实低烈度也有实际顾虑，情非得已，因为要考虑列强的态度，担心革命时间过长会引起国际干涉，所以武昌起义一开始就以中华民国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向各国领事发出照会，声明革命旨在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国，无排外性质，希望各国应严守中立。列宁曾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 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