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通史——大风暴的偶然与必然

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历时125天，如果从运动的角度和广义的概念上看，又得从兴中会成立算起，一直到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新军起义。次日拂晓，黄鹤楼升起红底十八星大旗，武昌首义宣告成功，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随之成立。很快汉阳、汉口光复，鄂省各属也纷纷发难。10月22日，邻省湖南响应，长沙不久被占领。湖南起义的第二天，江西九江又告独立，其省会南昌也顺利易手。截至12月下旬，内地十八省除了直隶、甘肃、河南均已脱离清政府。1912年元旦，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就此成立，几天以后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统一行使独立各省的民主政治权力。这期间除了革命的汹涌，民心的向归，也演绎着清政府的出兵图救，立宪党人的观望两端，袁世凯的手段心计，以及列强的对华态度，所幸的是，经过南北交战又妥协和谈，历史最终有惊无险，走到了理性了结的那一步。2月12日，清帝明诏退位，“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公开表态：“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由是逊帝与皇室的优待条件得到确认。

武昌起义是个爆炸性的新闻，敏感者立刻想到“革命”一词。10月11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向报社发出武昌突变的电讯，只是《泰晤士报》编辑部在处理和刊发来稿时出于谨慎，将“革命”改成了“起义”（rising）。最早明确用“革命”来称谓并且连续密集报道的是《民立报》，10月12日该报设置“武昌革命大风暴”等多个专栏，并且从此每天多版面大容量地跟踪报道革命进展与相关信息，应该说这样明确的定性和这样快速的发稿在当时事发突然及通信手段、出版技术之下颇为不易。考虑到《民立报》系革命党人机关报，由立场而决定的表现似属特例，那么一向严谨中立的《申报》当可代表社会一般的反应和判断。事实上在10月13日，《申报》也刊登了《武昌革命》等4篇报道，而且之后热情不减，天天都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显然作为“把关人”，《申报》的编辑已经嗅到武昌一举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动乱与反叛，而是一场非同寻常并将持续发酵的革命风暴。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距事发大约一个月后，一本专记此事的《中国革命史》便在上海编成出版。编者写道：“中国革命自古有之，惟在本朝以今岁为烈”，“此次革命甫越数星期，响应之地已非一处，国民对于此事莫不十分注意”。又过未久，署名渤海寿臣的人也编写出版了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从此“辛亥革命”约定俗成，一直沿用到如今。

武昌起义有基础有条件有准备，尤其文学社和共进会扎实努力，酝酿多时，“运动新军”卓有成效。当这两个革命团体实行联合统一步调后，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指日可待，可是历史恰恰常有偶然和意外。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开会制订起义计划，议决实行联合指挥的原则，约定10月6日（农历中秋）举行起义，不料南湖炮队事件却突发而至。23日晚，驻武昌南湖的新军第八镇炮队八标三营左队几名已为共进会的士兵为几位退伍战友置酒饯行，酒酣失言，与值班排长发生冲突。由于事发突然，毫无思想准备，所以一时十分纠结，所幸革命党人最后冷静下来，觉得秘密并未彻底暴露，一切还是按原计划进行为好。事发之后，各级军官也怕承担责任，所以最终以“酗酒滋事”敷衍了过去。但这件事产生了严重后果，当局变得警觉起来，加强了军队管制和人员防范，并宣布中秋节这天实行戒严。这样一来，原定10月6日的起义因为风险陡然增加，不得不向后推延。

起义时间延后，革命党人仍继续准备。不料这时又一件事情突发而至，原来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机关配制炸弹，打算起义时以此炸毁敌方军事指挥所。下午3时许，担任过共进会会长的刘公的弟弟刘同来到该处，他一边抽着纸烟，一边漫不经心地一旁观看。就在一时疏忽之际，突然纸烟的火星碰着了火药，瞬时大火燃起，在场的人见扑灭不成，纷纷迅速逃离。当租界巡警赶到时，现场残留的文件、票据、火药和炸弹暴露了革命党人准备行动的秘密。俄国租界当局立刻通告了湖北官员。湖广总督瑞澂闻之大怒，下令严加搜捕，于是从这天傍晚到次日凌晨，武汉地区所有的秘密机关均被查获，先后数十人被抓捕，其中杨洪胜、刘复基、彭楚藩三人惨遭处决。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纷纷躲避，尚未暴露的心急如焚，想铤而走险，可是这时联络已经不畅，命令已经无法送达，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指挥系统陷入瘫痪。

经过一整夜的搜捕，似乎局势已控，此时又搜到一份革命党人名册，瑞澂当即下令“按名捕杀”。可是就在瑞澂得意之际，情形突然又变，局势顿时逆转。10日晚8时半许，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枪声来自武昌城内，开枪的是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士兵程正瀛。原来该营二排排长陶启胜晚上查房，见士兵金兆龙正在擦枪，由是恶声责问晚上为何擦枪，难道想要“造反”。金兆龙确实是个革命党，见其责问索性大声呼喊“动手”，一旁的战友程正瀛应声而起，举枪便射，陶启胜见势不妙，拔腿便逃。结果这枪响就像约定的信号，八营等待起义已久的官兵纷纷持枪奔出营房，开始行动。瞬时武昌城内城外枪炮齐鸣，起义在不经意间突然变成了现实。

曹汝霖将武昌起义爆发归咎于瑞澂，说“鄂督瑞澂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澂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乃瑞澂操切从事，不查真伪，一律按册严捕；遂使未变之军，全部叛变”。孙中山也说过：“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确实瑞澂的处置方法和逃避行为激化了矛盾，助长了事态，但这种影响并不能达到改变根本的程度。分析武昌起义之成因，当然可以探讨一些个人因素，比如瑞澂的行为表现所起的作用，不过如果过分放大个人因素，而不考虑历史的“合力”和已然的趋势，以为非如此历史将走向另一面，结局可能截然相反，那历史的运动创造就会陷入虚幻与无常的境地。然而事隔多年，辛亥百年之际，仍有人称武昌起义是一场意外，革命成功纯属偶然，偶然成就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会不会爆发，历史已经有了答案。辛亥革命该不该，属于主观价值判断题。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任何历史评价和是非判断当然都可以“百花齐放”，但是这样的评价与判断必须尊重历史，尊重那个时代和具体背景，尊重历史的发展逻辑和形成的结果。如果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他，看到一隅而轻率结论，甚至为了标新立异故意混淆主次，肢解历史细节，颠覆历史主流，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武昌起义为什么会爆发，归根结底是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变了的时代，变了的社会诉求，势必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大变化，而且将一切矛盾聚矢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历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革命高潮这一幕，因为时机与条件已经具备。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率先撞击中国大门，得胜后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和五口通商，并获得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接着其他国家援引此例，也纷纷前来强索特权利益。中西碰撞，国门洞开，“天下”裂变成“万国”，而新对手不仅强悍还很贪婪。世界一下子变了，变得陌生，以前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忽然成了新的世界弱肉强食的对象。然而列强仍不满足，19世纪末掀起一轮瓜分狂潮，20世纪初干脆驻军于华北与各个租界。驻京公使团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的财政经济大权也被控制，甚至为了抢夺地盘和势力范围，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华投资和商品倾销，为了强取路权、矿权和政治贷款权，列强之间也展开角逐，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就不惜交战。列强之所以能对中国称王称霸，步步进逼和渗透，一是差距确实存在，二与清政府腐朽无能、媚外求安分不开。两千多年来中国实行封建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皇权神圣不可侵犯，老百姓饱受压迫与剥削，却被要求逆来顺受。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儒家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高度集权和差别有序的社会状况，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个性和社会活力，也限制了农业文明向高层次文明发展，加上土地等财富资源的高度集中，权贵寄生阶层的日益庞大，王朝轮回的周而复始，以及“家国同构”与家国之间的实际脱节，这一切在不与西方发生冲撞时还可维持，一旦碰撞和较量，劣势和弊端就会暴露无遗。这样的王朝在鼎盛时期尚可政令四方，威仪周边，但在没落时期则无力应对内忧外患。

可怕的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对此木然无知，一直沾沾自喜于天朝上国的认知里。1840年以后，皇权专制遭到西方直面挑战，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却屡屡丧权辱国以求偏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西太后竟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洋人的朝廷”已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甘心绑上外国势力的马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专制势力共同造成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势力成了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其中最直接的障碍便是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清王朝。从这个意义上说，清王朝作为中国末代封建王朝受社会冲击，遭人民唾弃，被时代淘汰，被历史埋葬，那是注定的事，辛亥革命正是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下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托克维尔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说，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法国末代王朝被推翻，在于它自身难以解脱困境，法国大革命的确“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缓慢地一块一块地塌落，而“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法国大革命绝非偶然，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和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同样武昌起义的爆发，革命风暴的到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国势日仄、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先进知识分子曾有过如何通过现代化而拯救民族的一些思考，那些开明官绅也曾有过求富求强的努力与实践，但最终都因为没有触及根本而不是收效甚微就是昙花一现。直至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竟输给“蕞尔小邦”的日本，震惊和剧痛才使更多人真切认识到政治体制非改变不可，因为不变中国已无出路。此后中国政治舞台崛起了两股崭新的力量，一股是主张变法图存的维新改良派，一股是力行反清共和的彻底革命派。两股社会政治力量大多是知识分子，都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是，前者还寄望于朝廷，走温和道路；后者则不抱幻想，采取暴力行动。

自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及次年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便表现出屡仆屡起、百折不回的英雄品格和气概。19世纪这样的暴力革命不受欢迎也不被理解，但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错综交织及尖锐加剧，渐渐地这样的举动获得了社会愈来愈多的认可。孙中山在回忆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确实如孙中山所述，20世纪一开始情形就变得不一样，便迎来革命的新时代。1902年梁启超曾有过感叹，他说：“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

革命党人以民主共和为诉求，以暴力行动为手段，宣传“民而无权，国权何有”的逻辑理念，疾呼非革命不可的理由。他们认为：“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20世纪最初几年秘密革命团体在国内开始涌现，1905年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团体中的精英在东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政党的统一领导，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大大增强了革命力量，显著促进了革命的发展。自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同盟会暨其他秘密革命团体先后共发动了十多起武装暴动，尽管这些努力均失败了，但它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末最后十年，清王朝并非无动于衷，清政府也在进行改革，从1901年“新政”，到1906年“预备立宪”。其间虽有快慢，甚至进中有退，但朝向基本没变，轨迹还算清晰。问题是清政府控制的改革，总是不能满足社会朝前走的步伐，总是迟缓于社会需求和民众心理所期待的节拍。尤其到了后期，满汉畛域的悄然强化，政改过程进进退退，结果不仅民众抱怨，革命党人造反如常，甚至立宪派暨不少汉族大员也心寒失望。清政府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一是来迟了，二是迟了以后还缺乏诚意，一心只想要消弭革命，一心只考虑皇权永固。阎锡山曾言：“戊戌立宪，成世帝王。丙午立宪，国破家亡。”意思是国家大举不可误时，一旦错过，则此一时彼一时，结果完全不同。诚如斯言，虽然前后相差数年，但时代氛围和社会认知已不同，既然时代社会已不同，那么改革更要在真诚的路上按着承诺切实进行，否则可能招致灭顶。

知识分子及社会各界大受刺激，初发于甲午战败，再引于日俄战争。两国在中国东北交战，清政府竟然不敢多言，其交战结果，也出乎意料。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能于十年间既战胜中国又战胜强俄，顿使朝野舆论大哗，“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廿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不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鼓吹，张謇等人倡导于国内，甚至政府官员如盛宣怀、袁世凯等也有奏请，更甚至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感觉新政已难应对时局，1906年西太后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但同时又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为由，不确定“立宪实行期限”。只是看到依然不妙，清政府才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定预备期限为九年，然而还是强调“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纲》体现了三权分立精神，明确规定：“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可是当西太后一死，改革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出现了倒退，亲贵们不仅排斥汉族大员，更在1911年5月推出了“皇族内阁”。耐心没了，期许失望，于是立宪派和部分官员开始动摇甚而转向。

1911年历史到了转折关头，这一年形势确实已经“大非昔年可比”。是年4月经过精心准备，革命党人再度发难于广州。尽管过程惨烈，结果还是失败，但“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新成立于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又策划长江流域的起义。中部总会“置本部于上海，置分会于各处”，确定湖北首义、四方响应之战略，派人到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进行联络。中部总会的努力，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加速了湖北首义的进程。这一年远在美国的孙中山也非常自信，因为国内的情报不断表明南北方军人都人心思动，各省军队都有革命的同志，只要有一定经费，国内即“可成蜂起之势”，所以孙中山欣喜认为“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然而风暴来得比他判断的还要快，同时最先“得手”的不是四川或者两广，而是不曾料想到的湖北武汉。

其实首义起于武昌毫不奇怪，“九省通衢”的武汉开风气较先，群众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也较浓烈。整个武昌起义过程中，无论是爆发之初、战时支援、战后维护，都得到人民大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除捐助钱物外，有的人还直接加入起义军。武汉也向有革命传统，1904年有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5年、1908年汉口手工业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斗争，1907年又进一步成立文学社和共进会。革命需要长期准备和精细安排，文学社、共进会秘密经营多年，成功策反占半数以上的湖北新军，使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清王朝的军队竟然变成它自己的掘墓人。除了当地已有的革命条件和基础，国会请愿尤其是保路运动又及时提供了有利契机。辛亥这年清政府忽然宣布广州、四川、两湖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实际是要将其卖给外国人，于是激起了保路运动。川汉筑路的钱，主要来自绅商、地主甚至农民阶层，政府既要收回国有又不将股金变现归还，因此酿成了民变暴动。为了镇压川民暴动，清政府遂从湖北调兵，如此造成武汉地区兵力虚空，这个时机被革命党人及时抓住了。

由上可见，当年武昌起义之爆发绝非偶然，当年卷起革命风暴也不属于意外，因为历史的合力已经汇流成河到达了那一步，所以即使不在这里发生也一定会在那里发生，即使不在这个时候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总之一定会发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做法、某件事情的突发所能遏制、避免和扭转。辛亥革命出现诸多意外和偶然，只能说明整个过程极其复杂与惊险，它并不能否认必然性在其中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