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三镇

西川的重要性

李纯即位伊始，百事待理，亟待解决的政事有很多，如贬黜二王集团后的人事调整、解决沅水灾患问题、先皇李适的安葬事宜等。可是正当李纯被头绪繁多的政事缠身之际，有使者从西川带来消息，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了。

韦皋作为李纯的坚决拥护者，在李纯即位的过程中出力不少。韦皋之所以会支持李纯，是因为王叔文当政时，曾经拒绝了韦皋所提出的担任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的要求，所以韦皋转而支持李纯。如果当初王叔文答应了韦皋的请求，那么李纯后来在即位的过程中，韦皋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很难说，对于这一点，李纯心知肚明。

李纯同时也明白，韦皋具有拥立之功，如果他再提出担任三川节度使的要求，那么李纯自己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同意韦皋的请求，不符合李纯决心削藩、强化皇权的愿望，但拒绝韦皋必然会刺痛具有拥立之功的功臣之心。现在随着韦皋的去世，李纯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目前对于西川节度使的继任人选，李纯因为政务繁忙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可是此时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却鼓动部下将领上书，请求以刘辟继任为西川节度使。

对于刘辟，李纯是十分了解的。这个贞元年间进士及第，曾经登上宏辞科的人，因为颇有才干，被韦皋任命为从事，一路升迁为御史中丞、节度副使，经常往来于京师与西川之间。当初韦皋担任三川节度使的请求，也是刘辟转达给王叔文的，当时如果不是韦执谊相救，刘辟或许早被王叔文斩首了。

对于刘辟的请求，李纯丝毫没有犹豫便给予了回绝，他有心从自己即位后第一个节度使的任命开始，改变数十年来由藩镇自己决定节度使人选的弊端。所以李纯拒绝刘辟后，立即任命御史中丞袁滋为剑南东道、西川、山南道安抚大使，前往三川宣慰。随后李纯又决定以袁滋为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同时征刘辟入朝担任给事中。

李纯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从刘辟开始，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将藩镇节度使的任免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而刘辟早有在韦皋之后割据西川的野心，所以对李纯征其入朝的诏令拒绝执行，并开始修缮甲兵，准备以武力抗拒诏命。袁滋走到半路听到刘辟即将反叛的消息，担心自己前往西川会凶多吉少，因此一直逗留不进。李纯知道消息后十分生气，下令将袁滋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

李纯虽然急于解决藩镇的问题，但他不是莽撞之人，在自己初登大位，很多政务需要处理的情况下，对刘辟暂时选择了妥协，决定暂时批准刘辟为剑南西川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对于李纯而言，这已经是莫大的让步。但刘辟显然并不满足，而且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太上皇李诵病逝的时候，上疏李纯请求批准自己兼任三川节度使。

这么不合时宜的上疏，让李纯极为恼怒，这等于在公开羞辱李纯，于是他坚决驳回了刘辟的无理请求。可是，让李纯想不到的是，刘辟居然不顾他的诏令，向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发起进攻，准备以武力夺取东川，进而实现自己割据三川的野心。

面对刘辟的公然叛乱，李纯当时站在了武力解决还是继续妥协的十字路口。事实上，无论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对于李纯来讲都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因为西川对李唐王朝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可以说唐廷是否能有效控制三川地区，可以影响其国运。

自从唐朝建立以来，虽然三川地区属于“外府”，但每次京城长安发生紧急情况，三川便成为唐廷君臣的避难处所，这一点玄宗李隆基、德宗李适深有体会。后世的顾炎武甚至将唐朝之所以国祚延续290年之久的原因，归结为唐朝拥有西川这个避难所，可见三川对于唐廷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如此，唐廷历来重视三川地区的官员任选。世人皆称三川乃是“宰相回翔之地”，如果任免得当，三川确实是唐廷避难的坚实大后方。可是正因为三川地区如此重要，而且物产极为丰富，如果为野心家或割据者所掌握，三川不仅起不到朝廷屏障的作用，反而会威胁朝廷的安全，直接影响帝国的命运。韦皋可以在西川干预京城长安皇位的继承事宜，便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从军事角度来看，三川再往西即是吐蕃，自安史之乱以来，陇右为吐蕃所占，长安经常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三川的存在，成为唐廷应对吐蕃和南诏入侵的屏障。三川的西南与吐蕃和南诏接壤，如果设官有误，必然会对唐廷构成极大的威胁。

不过虽然三川地位如此重要，但从唐朝中期以来，朝廷对于三川的控制却是若即若离，时断时续。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顺宗李诵即位前，将近30年内，三川地区的节度使，无论是严武还是崔宁，当政时期都是盘剥百姓，肆行猛政，尤其是崔宁当政的14年间，依仗蜀地险要富庶，穷奢极欲，将三川俨然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旧唐书》记载：“蜀川天下奥壤，自（崔宁）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

这种局面一直到了贞元元年（785年）韦皋担任节度使依旧如此，他盘剥百姓、厚给士卒，士卒们婚丧嫁娶，他都供给费用，因而三川将士只知道蜀中有韦皋，不知道远在京城还有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这些官军逐渐变成了韦皋的私人军队。为了更加牢固地控制西川，韦皋禁止部下入朝做官，不许手下人和朝廷中人来往，西川的割据独立状况比之崔宁当政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长时间以来，李纯对任何割据一方的藩镇都极为不满。不过，由于韦皋具有拥立之功，而且李纯又是刚刚即位，所以对他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虽然韦皋的去世为李纯提供了解决西川问题的机会，但李纯依然想将解决西川的问题推迟。可是现在刘辟居然公然以武力试图兼并三川，完全无视中央权力的存在，无视新皇帝李纯的权威。

“如果继续妥协，朝廷还有什么法度可言，天下藩镇岂不是都要效仿西川！”

这是李纯得知刘辟进攻梓州后，心中冒出的唯一想法。

基于上述考虑，李纯决定以武力解决西川的问题。当然，在此之前，李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万一讨伐失败，不仅三川会彻底丢失，而且他作为皇帝的声誉也会从刚一即位就一败涂地。为此，他还是十分慎重地将讨伐西川的事宜交付大臣们讨论。

讨平西川

事实上，当时朝臣十分明白李纯召集他们这些人商议的目的，不是不讨伐而是怎样讨伐的问题，所以以宰相杜黄裳为首的朝臣们坚决拥护李纯出兵。

“刘辟不过一介书生，臣建议让有勇有谋的神策军使高崇文出任统帅，取消监军，朝廷一定会打败刘辟。”杜黄裳跪地说道。

对于杜黄裳的见解，李纯深表赞同，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以法度裁制藩镇”就作为李纯解决藩镇问题的一个指导性思想而贯穿于元和年间的始终。

由于得到了杜黄裳等一批大臣的坚决支持，李纯对西川用兵的决心已定。于是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二十三日，李纯正式发布《讨刘辟制》，开始征讨西川。

在征讨西川的军队安排上，李纯除了命令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互为掎角、相互接应外，还听从了杜黄裳建议，派高崇文率领五千人马向西川进军，同时派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领兵两千协同出战。

李纯决定出兵讨伐西川，朝廷中功臣宿将有很多，按资历是轮不到高崇文挂帅的。李纯听从宰相杜黄裳的意见，不拘一格起用他，在朝廷内着实掀起了一阵波澜。

高崇文是幽州人，身在平卢从军，李适在位时跟随神策军偏将韩全义驻守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治军颇有声望。贞元五年（789年），在佛堂原与吐蕃的交战中，率领三千人马击败数倍于己的吐蕃大军，贞元十四年（798年）晋升长武军使。

可以说高崇文是一位边将，在他的心中随时做好了为帝国出征的准备，这一次他带着李纯的诏令，目标指向西川。在高崇文看来，这是皇帝陛下给予自己抬升资历的绝好机会。

高崇文受命以后，立即从长武领兵南下，从郿县（今陕西郿县）经斜谷穿过秦岭进入兴元（今陕西汉中），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和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会合。

三路人马兵会兴元，前方即将进入蜀地。摆在高崇文面前的有三条入川之路，最正面一条路为剑阁道，那里有刘辟的重兵把守，剑门关历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采取正面强攻显然不是上策；西面一条路为阴平道，经龙州（今四川平武）、昌明（今四川江油），绕出剑阁关，可以直奔成都。不过，这条道路山高路远险隘不断，当年邓艾偷渡阴平，差点在那里全军覆没，所以这条路高崇文也不加考虑。

那么，剩下的第三条路就是从剑阁关的东南方阆中（今四川阆中）进入蜀中。由这条路入川，既可避开上述两条路的艰难险阻，又可以直达剑南东川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可以尽快解除刘辟对东川节度使李康的围困，所以这条路是最佳选择。

高崇文决定从阆中入川，首先解救被困的梓州。可是当他刚刚上路时，就得到了梓州陷落，李康被俘的消息。为此高崇文昼夜马不停蹄从阆中入川，进入剑州境内。同时严砺为了牵制敌军领兵攻打剑州，斩杀了刘辟的剑州刺史文德昭。

高崇文随即以极快的速度南下，在三月即领兵攻打被刘辟占领的梓州。刘辟没有想到官军会这么快进入蜀地，所以虽然占领了梓州，但守备力量十分薄弱，高崇文不费吹灰之力就重新收复了梓州。

高崇文入川首战告捷，这让书生出身的刘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刘辟有意改变策略，主动释放西川节度使李康，并要求洗刷自己的罪过，但谁都明白，造反这项事业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梓州的收复明显增强了皇帝李纯的信心，因此三月十三日李纯发布《招谕剑南诸道诏》。在诏文中，李纯再次申明这次进兵蜀中，完全是刘辟造成的，朝廷实在是迫不得已。同时斥责了刘辟的反叛行为，并削夺了刘辟的一切官职，号召西川将士要幡然悔悟。为了孤立刘辟，李纯在昭文中宣称凡是参加反叛但立即重新归顺朝廷的，一概既往不咎。

从李纯发布诏书的立意与措辞来看，这个年轻的帝王始终坚信刘辟叛乱很快就能够平定。当然，在以高崇文为核心的征讨西川的将军们看来，皇帝陛下的诏书是总动员令，那就是这一战必须打到底。

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诏令，高崇文立即考虑向刘辟的老巢成都进军，目前唯一的通道是成都东北方一百五十里处的鹿头关（今四川绵竹东）。刘辟在鹿头关屯下重兵扼守两川之要，又在鹿头关的东面万胜堆修筑了八个战栅，分布于关口两侧，形成多方位的掎角之势，高崇文想要攻破这里并不容易。

五月十日，高崇文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后领兵来到鹿头关。十天后官军与西川军在鹿头关开始了第一回合的较量，由于高崇文指挥得当，此役斩杀西川军两万余人。可是就在高崇文准备向鹿头关发起总攻时，老天爷偏偏下起了大雨，由此西川军开始闭关不战，试图消耗官军。

高崇文见正面进攻的愿望落空，鉴于官军远征不能耽误时间太久，所以立即调整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向鹿头关东面西川军控制的战栅“万胜堆”发起进攻。

“万胜堆”在山头之上，西川军居高临下本就占据有利地形，加上西川守军拼死抵抗，官军数次进攻都被击退。高崇文见战事不利，命令部将高霞寓亲自擂动战鼓，自己则带着突击队冒着山上如雨而下的箭石，向“万胜堆”发起了冲击。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官军看见主将亲自突前，士气为之大振，全都跟着高崇文向“万胜堆”冲去。经过几次冲击，虽然官军伤亡很大，但最终还是攻破了“万胜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万胜堆”的高度高过鹿头关，官军占领“万胜堆”后能够居高临下，鹿头关城中的一举一动全都历历在目，因而取得了地理上的优势。

在进攻鹿头关的同时，高崇文还派兵进攻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玄武（今四川中江）。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也派其子严秦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击败刘辟的军队。七月二十七日，李纯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诏令所有讨伐西川的官军都接受高崇文的统一调度。

李纯本以为高崇文很快就可以拿下成都，而且除了鹿头关之外，其他战事相当顺利。可是谁也想不到，一直到了九月份，高崇文依旧困于鹿头关下，始终无法继续向前，这不得不让李纯开始心情急躁起来，当时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上疏请求李纯继续征调关中、河东的部队进行增援，与高崇文配合经阆中、果州（今四川南充），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州）、渝州（今重庆市）。

严砺的意图是想让官军避开鹿头关，从刘辟布防兵力较弱的东南方向向成都进军。就在李纯准备采纳严砺的建议时，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吉甫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李吉甫认为，高崇文之所以始终无法突破鹿头关，是因为高崇文本身资历不够，虽然作战勇敢，但协调诸路人马的能力还是欠缺。如果继续征调援军，朝廷的负担会加重许多，不仅粮草供应不上，还可能会引发类似于当年泾原兵变式的动乱。况且吐蕃一直虎视眈眈，征调援兵会让边境守备空虚，吐蕃可能会趁势侵扰。

针对上述理由，李吉甫建议不要征调援军，同时他也对接下来如何对西川用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代讨伐公孙述，晋代讨伐李势，南朝讨伐谯纵、刘季连、萧统的五次伐蜀之役，其中有四次是沿长江北上的。宣（今安徽宣城）、洪（今江西南昌）、蕲（今湖北蕲春）、鄂（今湖北武汉）四州的水军号称天下精兵，现在应该组织四州的水军沿长江北上直捣西川。这样一来，高崇文就会因担心四州水师抢了功劳，必然会全力攻取鹿头关，成都就会立等可取。

从李吉甫的建议来看，这个始终待在京城的翰林学士是很有些战略头脑的。李纯虽然采纳了李吉甫的建议，但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四州水师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高崇文已经打到了成都，这一切源于高崇文一次未实施的惩罚。

当初皇帝李纯征调河东诸镇军队和神策军支持高崇文作战，河东军裨将李光颜也在征调范围之内。高崇文规定了李光颜到达鹿头关的准确日期，可是因为天降大雨，李光颜迟到一天。他知道高崇文治军以严厉著称，为了避免遭到军法处置，他决定戴罪立功，领兵从鹿头关以西深入敌营，迅速占领西大河口，截断了鹿头关守军的粮草供应通道。西川军闻讯，顿时乱了阵脚，当天绵江栅守将李文悦即率三千人马向高崇文投降。九月十二日，鹿头关守将仇良辅见大势已去，也率领守军两万人投降高崇文。

鹿头关一破，成都等于洞门大开，高崇文一路势如破竹，西川军投降者沿途数十里。同时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等西川军也纷纷投降，高崇文仅仅用了两天时间便到达了成都。

九月二十一日，高崇文领兵攻进成都，刘辟闻讯大惊失色，急忙率领数十名亲兵向西北方向逃去，准备投奔吐蕃。高崇文得知消息后，派部将高霞寓、郦定进带领数百骑兵连夜追击，最终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县）追上了刘辟。刘辟见无路可逃，遂投入岷江之中，被郦定进在水中擒获。

至此，历时九个月的西川叛乱终于被平定。

坦白地讲，平定西川李纯并没费太多的力气，动用的兵力也不算很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在于平定西川的善后事宜，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李纯今后如何对待其他藩镇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其他藩镇今后如何看待中央政府的问题。

善后事宜

对平定刘辟叛乱的善后事宜，李纯已经大致有了方针，那就是除了刘辟之外，尽量以宽恕为原则，维护大局稳定。

十月五日，李纯颁布《平刘辟诏》，在诏令中李纯再次指斥刘辟的叛乱行为是“人之乱常，法所不容”，并高度赞扬了官军不畏艰险、平定西川之乱的壮举，当然诏书中最重要的内容当属提出平定西川之后有关的具体善后措施。

对于在平定西川之乱中有功的将士，特别是攻占成都擒获刘辟的将士，由高崇文和都监使俱文珍共同条疏分等第申报，朝廷将论功行赏，主动投降的西川将士也按照等第给予奖赏，阵亡将士从厚给予家属抚恤。

对于刘辟执政时期那些誓死不从却被刘辟杀害的人，除了给予其家属丰厚的抚恤之外，还追赠称号。西川诸地方官、将领、百姓中所有被胁迫屈从者，一律不予追究，同时命令西川观察使依据当地的情况，适当减免两税钱。

此外，李纯为了防止西川再生变故，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调整，将原本归属西川地区的资、简、陵、昌、泸六州，规划到东川节度使管辖。

李纯对西川的善后措施，虽然对钱粮租税进行了减免，但诏令同时也明确规定，西川的租税必须上交中央，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川等藩镇长期专擅赋税的局面。同时对于西川行政区域规划的调整，他也是想表明，大唐中央政府是全国疆域区划及官吏任免的最高决策者。

在颁布诸项善后措施的同时，李纯在十月五日还任命高崇文为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处置使、统辖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封南平郡王；十月七日，任命严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

依据李纯的旨意，高崇文除押送刘辟进京之外，仅处斩了刘辟的大将邢泚、沈衍等数人，其余一概既往不咎。刚刚进入成都时，那些从前依附刘辟的官员全都吓得跪在高崇文面前请罪，等到李纯的诏书一到，这些人才放心下来。当然在这些人中还是有一些人才的，高崇文根据这些人的才能，向李纯上奏推荐了一批官员。

高崇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韦皋、刘辟当政时，不允许西川士人入京为官。西川之乱平定后，李纯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现状，所以要求高崇文推荐相关人才入京，这从中也表明李纯重视人才的一种态度。

对于西川叛乱的罪魁祸首刘辟，高崇文派人用监车押送入京，可是这位文人出身的叛乱首领，却在进京的路上表现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睡眠饮食依旧。或许他在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惊恐，或许他自知难逃一死，已经变得彻底麻木不仁。

十月十五日，押送刘辟的监车到达京城长安，李纯在兴安楼上亲自受俘，大声呵斥刘辟。就在刘辟想要辩解的时候，李纯丝毫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下令将其处斩。

刘辟是李纯即位后，第一个挑战皇权的人。从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开始到九月结束，刘辟的挑衅行为仅仅维持了九个月便宣告失败，同时西川之乱也是刘纯即位后所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从结果来看，由于李纯态度坚决，指挥得当，算是经受住了考验。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是李纯即位后一系列征服藩镇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自德宗李适建中初年（780—783年）的二十五年来所取得的对藩镇的最大胜利。平定西川的成功不仅极大鼓舞了李纯和有志平服藩镇割据的朝臣，同时也震慑了其他诸藩，为李纯进一步实现“以法度制裁藩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平定夏绥

元和元年（806年）三月，就在李纯集中精力平定西川刘辟叛乱的同时，关内道发生了杨惠琳在夏绥（今宁夏白城子）勒兵抗拒王命的事件。于是，李纯不得不在征讨刘辟的同时，进一步组织力量讨伐杨惠琳。

杨惠琳是原夏绥节度使韩全义的外甥，他的叛乱与韩全义有着很大的关系。韩全义本是行伍出身，早年为宦官神策军中尉窦文场所赏识，被任命为神武军长城使，奉命驻扎在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贞元十三年（797年），德宗李适征调韩全义任夏、绥、银、宥节度使。可是由于其部将不愿意去较为艰苦的夏州，于是在韩全义临走的那天夜里发动兵变。韩全义闻讯大惊，弃城逃跑，幸亏部将高崇文率兵诛杀了发动兵变的将领，动乱才得以平息。

从上述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全义是不能够担当大任的，他的能力与他所担任的官职实在不相符。除了胆小怕事之外，韩全义的军事才能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虽然在贞元十三年的兵变事件中，他的表现有失水准，但德宗李适没有放弃对他的信任，依然让他领兵作战。可是在贞元十四年、贞元十六年韩全义两次领兵征讨淮西的吴少诚，因为其指挥不当，全都打了败仗，而且官军损失惨重。后来正是因为他的这两次惨败，德宗李适才不得不下诏为吴少诚平反昭雪，这等于唐朝中央政府向地方藩镇进行了妥协，朝廷当时颜面尽失。

可是，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韩全义从前线班师回来时，宦官窦文场极力掩盖韩全义的惨败事实，极力向德宗李适美言。李适不仅没有治韩全义的罪，反而认为吴少诚的归服完全是韩全义的功劳。而韩全义败军回朝，由于羞愧难当不敢面见皇帝陛下，竟然在未面见李适的情况下，匆匆返回了夏绥本镇。

李适对于韩全义的姑息，让当时朝廷诸臣为之震惊，他们认为韩全义的表现是“隳败法制，古来所无”。当然韩全义的表现，也让当时已经23岁的太子李纯看在眼里。作为旁观者李纯对于韩全义丧败王师、不谒皇帝、擅归本镇的行为极为愤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李纯暗暗发誓，如果自己有一天继承大统，一定不会饶过韩全义。

永贞元年，李纯即位后，整治韩全义的机会完全摆在了他的面前。李纯有意撤换韩全义，这让韩全义的内心十分惧怕，主动要求归朝。永贞元年八月，韩全义入朝后，李纯密令宰相杜黄裳以韩全义当年出征淮西不利、桀骜不驯为借口，让其以太子少保的名义退休回家。

韩全义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朝廷。于是，李纯立即派遣右骁卫将军李演出任夏绥节度使。然而就在李演奉命前往夏州就任的时候，韩全义的外甥杨惠琳突然发飙，以武力拒绝李演前往夏州就职，并同时上表称藩镇将士推举自己为节度使。

显然，杨惠琳武力抗拒王命是出于两种目的，一是对舅舅被勒令退休表示严重不满；二是趁着夏州群龙无首之际，自己掌控夏州，继续称霸一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李纯都十分怀疑其背后主谋是韩全义。对于杨惠琳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朝廷接受的做法，如果加以妥协那就是对韩全义以往藐视朝廷的纵容，更是对数十年来藩镇以武力手段决定节度使恶习的姑息，何况当时朝廷正处在平定西川叛乱的关键时刻。

此外，夏州辖地虽然只有四州十四县，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西边的吐蕃、北边的回纥全都对大唐虎视眈眈，如果朝廷不能十分有力地控制这一地区，吐蕃和回纥都有可能通过这一地区挥兵南下，直接构成对朝廷的军事威胁。在以往的历史上，夏州这个地区经常会成为少数民族国家威胁中原的通道。

“一定要控制住夏州的局面！”

这是李纯当时内心唯一的想法。

李纯决定出兵讨伐杨惠琳之际，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请求出兵。于是李纯诏令河东军、天德军合兵共同讨伐杨惠琳。河东军（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地处夏绥以东，天德军（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地处夏绥以北，李纯的目的显然是想从东、北两个方向夹击夏绥，使其没有逃窜的余地。

事实证明，李纯的部署十分有效，平定夏绥之役出乎预料的顺利。元和元年（806年）三月，河东节度使严绶派遣部将阿跌光进、阿跌光颜兄弟二人领兵向夏绥进军，同时天德军从其北部向夏绥大兵压境。在朝廷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杨惠琳很快崩溃，三月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承金从内部反水，斩杀杨惠琳，后将其首级献给严绶。

平定杨惠琳的叛乱，李纯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也许是对外甥杨惠琳起兵不久便宣告失败而失望，也许是惧怕李纯接下来会问罪自己，没过多久，韩全义便吃下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

平定夏绥虽然是李纯在位期间一次很小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是其即位初期，而且正值平定西川叛乱的关键时刻，成功平定夏绥可以说是平添李纯信心的一战。这不仅为几个月后彻底平定西川刘辟叛乱增强了极大的信心和勇气，而且更让初登大位的李纯立下了威严。

平定镇海

李纯在初登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平定夏绥、西川叛乱，这不得不让全国其他藩镇对这个年轻的帝王刮目相看，为了一睹这位新皇帝的风采，很多藩镇开始提出入朝的请求。

按照唐代制度，地方高级官员应定期入朝觐见皇帝。可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地方官入朝的制度逐渐被破坏，一些藩镇节度使终身甚至几代人不入朝。虽然代宗、德宗皇帝多次强调藩镇入朝制度，但由于朝廷威信受损，所以基本上等于是说空话，没人会买账。也正是因为如此，唐朝中后期地方官员能否主动入朝，已成为衡量其是否效忠的一个关键因素。

夏绥、西川叛乱平定后，第一个主动提出入朝觐见皇帝李纯的是镇海节度使李锜。不要认为李锜主动提出入朝，是多么的诚心诚意，事实上这是一种试探。

李锜是淄川王李孝同的五世孙，也是高祖皇帝李渊的八世孙，属于皇室宗亲。早年因父亲李国贞的原因，以门荫成为凤翔府参军，贞元年间先后担任宗正少卿，杭州、湖州刺史；由于李锜多以珍宝贿赂当时受德宗李适宠信的李齐运，因而调任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

盐铁转运使一职关系着朝廷的财政命脉，一般都由德高望重的大臣或者宰相出任。而李锜担任该职后，利用职权之便，汇聚大量珍宝进献德宗李适，深得李适赏识。他就是凭借皇帝的信任，桀骜不驯、专横跋扈，漕运之利任由其随意支配，并且广加贿赂朝廷权贵，而国家的收入却日渐减少。

李锜当时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但凡是上疏揭发李锜罪行的大臣都受到其迫害，这让很多人选择了沉默，于是李锜越发得志，随之而来的就是野心的暴露。

李锜得志后，在润州大肆扩充兵力，选择善于骑射的勇士组成一支军队，名为“挽硬随身”（挽强弓的亲兵），以胡、奚等少数民族长胡须者组成一军，名为“蕃落健儿”。他以这些人为骨干，给予他们的军饷超过其他士兵数倍。

就在李锜扩张势力的时候，顺宗李诵登上了皇位，他察觉出了李锜怀有异志。因此，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诏令免去了李锜的盐铁转运使一职，夺回了盐铁漕运大权，但同时为了稳住李锜，将其浙西观察使的官职升迁为镇海节度使。

镇海军当时所领的润、苏、常、杭、湖、睦六州，是大唐帝国财政来源的主要地区。针对当时藩镇逐渐脱离中央朝廷领导的现状，李纯即位后，有意解除宰相杜佑的盐铁转运使之职。当李锜得知这一消息后，千方百计地贿赂当朝权贵，企图重领盐铁转运使的职务，并要求将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歙县）划归镇海。针对李锜的无理要求，翰林学士李吉甫坚决反对。

李吉甫举出了当年韦皋经营西川，结果最后让刘辟钻了空子反叛的例子，来说明李锜在镇海有不臣之心已非一日，如果让他重新担任盐铁转运使之职，掌握江淮财富，那无异于更加促使他谋反。李吉甫的话让李纯深以为然，于是他拒绝了李锜的请求，另派李巽出任盐铁转运使之职。

李锜得知消息后，对李纯的安排颇为不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李锜逐渐将谋反提到日程上来。

西川叛乱平定后，李锜第一个主动提出入朝觐见皇帝，这一点颇出乎李纯的意料。李纯在高兴之余，于九月派遣使者前往润州，在宣慰镇海军的同时征召李锜入朝。然而李纯在这件事上显得过于天真，李锜主动提出入朝，其时是想试探一下皇帝李纯对自己的看法，因为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朝廷往往会拒绝那些特别受到信任的藩镇大臣入朝。

李纯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番盛情征召，反而让李锜生出了疑心。于是李锜一方面继续摆出想要入朝的假象；另一方面称自己有病，一再拖延入朝日期。

对于李锜的拖延，李纯当时搞不清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将此事提交宰相们商议。武元衡认为，李锜这明显是藐视朝廷，与其任其坐大，养虎为患，不如现在趁机强征其入朝，如果李锜继续拖延，那就用武力讨伐。

武元衡的建议十分对李纯的胃口，十月五日李纯再次诏令李锜入朝担任尚书左仆射，同时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

对于李纯的再次征召，李锜预感到这似乎隐含着一股杀气。他再三权衡之后，借口镇海发生兵变，自己需要控制住局面，暂时不便离开镇海，婉言回绝了李纯。

在回绝皇帝的同时，李锜明白这可能会激怒皇帝李纯，于是他一边上表，一边精心准备。他派心腹将领率领数千人马，分赴苏、常、湖、杭、睦五州，杀掉朝廷任命的各州刺史，直接掌握五州。同时，他又派部将庾伯良带领数千人马奔赴江宁修缮修筑工事，准备武力对抗朝廷。

李锜已经将武力对抗朝廷付诸行动。李纯决议兴兵讨伐，十月十一日，他正式发布《讨李锜诏》，和先前讨伐刘辟、杨惠琳不同的是，他除了在诏书中历数李锜的罪行之外，还特别在诏书中提到了征讨李锜是“不得已遂复用师”。

从李纯的志向来说，他是要平服天下藩镇，重振大唐国威。这就免不了要兴兵动武，而一旦动武，受伤害最深的就是普通百姓，对于这一点，李纯十分清楚。因此，这次在向天下人发布的诏令中，李纯特意强调了再次用兵的无奈，以此求得天下百姓的谅解与支持。应该说李纯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明智的策略，至少从名义上来讲是师出有名。

颁布讨伐诏令后，李纯立即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鄂为招讨处置使，宦官薛尚衍为都监招讨宣慰使，统领宣武（治所汴州）、武宁（治所徐州）、武昌（治所鄂州）、淮南（治所寿州）、宣州（治所宣城）、歙州（治所歙县）等六州兵马出宣州，江西军出信州（今江西上饶），浙东军出杭州，共同讨伐李锜。

宣州地处长江上游，李纯的意图是将淮南、宣、歙等军队会合于宣州，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进攻润州（今江苏镇江）。信州江西军队从正南方北上进攻润州，杭州浙东军队从东南方向进攻润州。按照李纯的军事部署，汴州宣武军、徐州武宁军的军队也要到宣州会合，不过在李吉甫的建议下，宣武、武宁军队直接从北方南下，使李锜受到来自北、西、南、东南四路官军的夹击。

李锜面对来自四面官军的军事压力，认为宣州是江南的富饶之地，如果首先攻取宣州，不仅可以给官军来个下马威，而且可以获得大量的军需物资，在战略上也可以取得主动地位，更可以平息当初求治宣、歙二州不得的怨恨。

于是，李锜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带领三千人马突袭宣州、歙州和池州。可是张子良等人知道官军已经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李锜叛乱必定失败，所以他们带领人马走出润州城后便和身在润州城内的李锜外甥裴行立共同密谋向官军投降。

当夜，张子良等人带领三千人马急速返回润州城。裴行立在城中放火擂鼓回应，并引导张子良的人马进攻李锜的府衙。李锜最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听说张子良等人反水后十分震惊。

“吾何望矣！”

愤恨之下的李锜无奈高喊了一声，不过此时他并没有慌乱，立即组织起贴身卫军“挽硬随身”从府中杀出，裴行立早就料到李锜当时所依靠的反抗力量必定是“挽硬随身”或者“蕃落健儿”，所以在李锜的府外已经埋伏下人马。等到“挽硬随身”的士兵杀出府外，裴行立的人马立即展开突袭，结果斩杀其首领李均，并传首守城军士，李锜兵马顿时大乱，李锜不得已只得退回府中。

此时张子良等人以朝廷监军所持的李纯诏令宣示城内外，指出朝廷只追究李锜一人，其余人一概不问。府中守兵闻言立即将光脚藏在府中深处的李锜五花大绑地送到府外，然后向张子良投降。

李锜被擒的消息在十月十九日传到京城长安，李纯得知消息后大喜过望，命令各路人马返回本镇。十一月十一日，李锜被押解至京。李纯在兴安门前斥责李锜的叛逆之举，然后下令将李锜及其子李师回腰斩处死。

从十月初李锜准备攻打宣州开始到最终兵败被擒，仅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是李纯即位第一年平定西川、夏绥、镇海三大叛乱中用时最少的。从平定镇海之乱中，李纯认识到藩镇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重要性，事实证明，在未来李纯一系列平定藩镇的战争中，他着重加强了这方面的运作，并取得了相当成效。

对于李纯而言，李锜叛乱的平定虽然说不上是多大的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向天下藩镇表明，李纯具有不惜一切手段迫使叛逆的藩镇就范的决心。另外，镇海的成功收复，在经济上为后来平定淮西、平卢等藩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李纯虽然决心以法度裁制藩镇，但他并不是穷兵黩武。他深刻地认识到藩镇之乱绝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平服的，当然也明白无论是西川刘辟，还是夏绥的杨惠琳、镇海的李锜，朝廷之所以很快就能平定他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实力远不如平卢、魏博、成德等藩镇那样强大。鉴于此，李纯在即位初年就对那些强藩暂时采取了妥协策略，如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去世后，众将没等朝廷任命，就拥立其异母弟李师道为节度使。后来李师道对朝廷经常缴纳两税，李纯见其毕恭毕敬也就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对于朝廷争取时间积蓄经济、军事力量都是十分必要的。

但事实证明，那些强藩犹如欲望永无止境的强盗，越发对以李纯为核心的唐廷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因此当元和四年（809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拒绝朝命时，李纯在很长时间的犹豫不决后，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决定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河朔三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