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废佛

李瀍在位共计六年，这六年中，他成功强兵远征威制过回鹘，也曾平定强藩泽潞镇的叛乱，但他所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并不是上述这些，而是废佛事件。李瀍即位后改元会昌，所以这次废佛事件史称会昌废佛，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对于佛教而言，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次大灾难。

历史渊源

会昌废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有非常大的偶然性，但细究起来这里边既有李瀍的个人喜好原因，同时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朝的佛、道之争说起。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与汉民族的本土宗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融合也有斗争。尽管互相进退消长，但它们在支持皇家统治中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它们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不断壮大，其教义也更加充实和丰富。从佛、道斗争的总体情况来看，佛教的势力要胜过道教，不过在隋朝建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道教的势力和影响开始增强。

在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在道士张宾、焦子顺的支持下开展过一次废佛运动。但在后来杨坚密谋篡周时，张宾和焦子顺又向杨坚密告受命之符，说星历有代谢之征，杨坚当为天子。杨坚建立隋朝后，张、焦二人颇得宠信，由此也使得隋朝在继续尊奉佛教的同时，因为张、焦二人的缘故而大修道观，广度道士，进而推动了道教势力的发展。

在隋末天下动乱之机，道士王知远一方面和隋炀帝杨广十分亲密；另一方面见李渊有取代隋朝的希望，又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受天命，所以，唐朝建立后，道教继续受到尊奉。

不过唐朝建立后，佛、道之争开始加剧，斗争也更加复杂。道教因为获得皇家支持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其地位有史以来首次排在佛教之上，这其中要数傅奕排斥佛教最为积极。

傅奕不仅会观星象，他对宗教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对佛教却是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他认为，佛教违背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寺院经济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他指责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辑君亲，易服以逃租赋”。所以，为了维护儒教的纲常理论和统治秩序，傅奕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佛教，并恳请皇帝下令天下僧尼还俗婚配，生育子女，参加生产使天下足兵足粮。

傅奕的废佛主张遭到了朝廷中信奉佛教的官员的强力反击，而且那个时候唐朝刚刚建立，皇帝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傅奕的主张。除了担心会产生动乱外，最关键的是，在皇帝看来，佛教理论如果利用得当，是一件很得心应手的思想武器。

尽管傅奕废佛的立场极其坚定，态度极其鲜明，然而李唐皇族依然重视儒、佛、道三教并用。因此，在三者互为融合的唐朝初年，傅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思想武器，是不可能在理论上战胜佛教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傅奕的废佛主张在当时的高层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并挑起了的三教论战，成为唐朝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论战的阵容上看，形成了儒、道联合与佛教对阵的局面。而论战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佛、道谁先谁后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二者在唐朝的政治地位和切身利益，所以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由傅奕上疏反对佛教而引起的三教论战，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傅奕反对佛教的本身，特别是佛、道先后的问题已经涉及李唐皇族对三教采取何种根本政策的问题。于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唐高祖李渊的重视，以至于在武德八年（625年）他亲自召见儒、佛、道三教代表人物时，宣布道教和儒教是本土宗教（“此土之基”），佛教是后来兴起的宗教，应该像尊重客人那样去尊崇（“宜崇客礼”），今后三教的座次依次是道教第一、儒教次之、佛教第三。可以说，李渊的金口玉言，为那个时候佛、道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做了定论。

李渊将道、儒二教排在佛教之先，从表面看是依据道、儒二教产生在前，而且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实际上也包含了对道教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所作贡献的一种回报，所以唐初在李渊的隐性保护下，道教第一次排在了佛教之前。

李渊的先道后佛的排列法，引起了佛教徒的激烈反对，后来又与宫廷内部和唐初士庶斗争纠缠在了一起。这样，就迫使后来即位的李世民不得不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重申道先佛后的次序。

李世民在隋末唐初改朝换代之际，和父亲李渊一样曾经得到过道教的帮助，因此对道教也颇有好感。在他和李建成的政治斗争中，李建成的势力得到了以法琳为首的佛教支持，而李世民的势力则有以王知远为首的道教徒支持。

李世民即位后，出于报答以及巩固皇位的需要，在贞观十一年特意下诏，宣布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僧尼之上。而且李世民还自称道教教祖是李唐皇族的远祖，以此提高本来并不著名的李氏的声望和地位。可以说，他在位时期对道、佛二教的态度是对李渊时期的一种继承，并且进一步提高了道教地位，对道教势力的急速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一直到唐高宗李治时代结束，道教都保持较高的地位。可是随着武则天时代的到来，道教开始受到一些压制，因为武则天是女皇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她十分在意为自己篡夺李唐天下大造舆论。因此，她一反高祖李渊以来崇道抑佛的政策，极力扶持佛教，例如，她让薛怀义伪造《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转世，应当取代李氏天下，同时她削去老子的皇帝封号，命令佛教在道教之上，下令收缴《老子化胡经》，限制出家道士数量等。据说，现在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像就是武则天依据自己的形象而建。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道教的发展一改先前武则天时代的萎靡，开始重新复苏，并且因为国家逐渐步入黄金时代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子的皇帝封号在中宗李显时期已经恢复，李隆基即位后多次到供奉老子的玄元皇帝庙拜谒，一再加封号提高其地位，直至“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尊号为止。他下令全国州县必须建立玄元皇帝庙，制作玄元皇帝像，并且多次利用道教制造玄元皇帝下凡的神话以巩固皇权。

不仅如此，李隆基还经常接见道士委任官职，本人亲受法箓，拜道士为师，恢复道士的皇亲资格。道士、女冠犯法享有地方官吏不得擅自处罚的特权，因此使道教的地位急速提高，让佛教望尘莫及，俨然成为受皇家保护的特殊社会阶层。

道教势力在唐朝的飞速发展，是因为道教在改朝换代之际向开国之君密告符命，博取恩宠；在天下承平之时，他们与皇族保持密切关系的途径是从事炼丹活动，为皇帝炼制和进献不死之药。想通过服食丹药而实现长生不老的皇帝中，绝大部分是信奉道教的人，例如，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穆宗李恒，而高宗李治和玄宗李隆基虽然担心会像太宗李世民一样服食丹药中毒而未敢服用，但对道教的长生不死之说也是深信不疑。

肃宗、代宗时期，佛教尽管不像唐朝前期那样绝大部分时间受到压制，甚至还有超过道教之势。但道教那长生不死的丹药依然在皇室上层具有很深的影响力，炼丹和服食丹药的活动有增无减。佛教在唐朝地位最高的时期当属宪宗李纯在位时期，李纯在唐朝诸帝中堪称佞佛的突出典型，一场迎奉佛骨闹剧将朝廷上下搞得人心离散，然而他又想借助道教的丹药实现长生不老，最终服食丹药成为他死亡的导火索。

穆宗李恒、敬宗李湛虽然在位时期很短，但对道教的丹药始终痴迷。穆宗李恒虽然即位之初就将蛊惑父皇李纯服食丹药的道士赶尽杀绝，但他最终也没能抵挡住丹药的诱惑以致最终送命。敬宗李湛虽然没有服食丹药，但他的死与宠信道士有着必然联系，而且李湛在位两年多的时间里，关于他处理政事的记录寥寥无几，但参加与道教有关的活动却连篇累牍、不绝于书，其崇道的热情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唐朝建立伊始，一直到李瀍即位之前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道教因为与皇族的密切联系，以及自身的长生不老之说，绝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高地位。佛教虽然地位低于道教，但因为李渊定下的宜崇客礼的原则，所以李渊之后的历代皇帝基本遵从。但到了李瀍即位后，情况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道教依然保持很高的地位，但佛教却遭到致命的打击。

李

崇道

李瀍在即位之前就是忠实的道教信徒，与道士多有交往，且颇好修道之术，对道教鼓吹的长生不死之说深信不疑。在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就下诏将每年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老子的降生日定为降圣节。朝廷百官这一天休假一日，同时下令长安、洛阳两京及天下州县设斋行道作乐，除了紧急军情之外，将其设为常例。

当年秋天，李瀍召敬宗李湛时期就颇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等81名道士入宫，在三殿修全箓道场，李瀍亲至三殿，在九天玄坛接受法箓，正式拜赵归真为师。当时右拾遗王哲上疏劝谏，认为新皇帝即位伊始，需要处理的政事有很多，不应该对道教崇信过头。然而，奏疏递上去，李瀍回馈给王哲的却是将其外贬为河南府功曹的诏书。

据史料记载，李瀍对道教的痴迷程度已经达到狂热状态。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他下令为赵归真等道士修建灵符应圣院，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并在这一年下令开讲“四子真经”之一的《南华经》，在庆阳节于宫中设斋，召集僧、道进行议论。不过，李瀍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赏赐道士紫袍以奖励，却没赏赐僧人，由此表现了他崇道抑佛的鲜明态度。

在所有的道士中，李瀍最为宠信赵归真，除了拜他为师之外，还下令在皇宫中单独为赵归真修建望仙馆，任命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的教授先生。

赵归真这个因在敬宗李湛时期经常出入宫廷，向李湛进献神仙之术的道士，在李昂即位后被贬黜远地。如今又被新即位的李瀍宠信，于是他利用李瀍痴迷道教和宠信自己的机会，趁机向李瀍宣传佛教最初并不是中华的土生土长宗教，佛教进入中华是趁机想吞并本土宗教。而且赵归真认为佛寺广置田产，蠹耗生灵，于国不利，请求李瀍尽早下令废除佛教。从后来李瀍大力废佛来看，赵归真的蛊惑应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李瀍即位后，赵归真卷土重来，成为李瀍的座上客，引起了朝廷很多大臣的警惕，言官们多次上疏劝谏李瀍不要过分沉湎于道教的神仙之术，以及过度宠信道士。如宰相李德裕就劝谏李瀍，认为赵归真是公认的敬宗李湛时期的罪人，所以不宜亲近，很多小人见赵归真这样的人受到重用，一定会争相巴结，就好像夜蛾总是围绕火烛飞舞一样，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引以为戒。

李德裕作为李党魁首，在皇帝重新起用自己后，依然尽心尽力地做着分内之事，所以在看到皇帝过分崇道之后，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谏皇帝。不过皇帝李瀍给他的回馈似乎让李德裕感觉自己的进谏有些多余。

面对李德裕的进谏，李瀍并没有像对待右拾遗王哲那样动怒，而是告诉李德裕，现在很多人议论赵归真，自己正想让大臣们知道他作为皇帝是个什么态度。在李瀍看来，赵归真的存在是因为自己闲着没事儿，想听赵归真说说道家的话语，而且李瀍提醒李德裕，自己早就知道赵归真这个人，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而已，只是称作赵炼师。这个人似乎在敬宗李湛时期并没有什么大过错，而自己和他说话是为了去除烦恼，至于军国大事肯定是要和朝臣们商议，不可能去问一个道士，别说一个赵归真，就是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会迷惑自己（“百归真亦不能相惑”）。

皇帝陛下的话让李德裕瞬间觉得自己貌似比皇帝还糊涂，所以他立即闭上嘴不再言语，免得落个多管闲事的不是。朝臣们看到宰相李德裕都吃了闭门羹，所以也都选择沉默不语，任由皇帝陛下宠信赵归真。

赵归真在看到朝廷的舆论似乎于己不利后，他担心自己单枪匹马势单力孤，为了进一步邀宠固位，所以又向李瀍推荐了具有“长年之术”的罗浮山道士邓元起。面对邓元起的到来，李瀍特意派心腹宦官前往迎接。随着邓元起的到来，赵归真、刘玄靖和邓元起三人互相勾结在一起，组成了抑佛联盟，他们共同向李瀍灌输道家长生不老之说，并排斥和诋毁佛教。

坦白地讲，李瀍从笃信道教发展到后来的废佛，除了他个人的原因之外，以赵归真为核心的“抑佛联盟”对他的蛊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当朝宰相李德裕也在这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德裕虽然反对李瀍过分崇道，但他并不反对废佛。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帝国高层官员，他看到了佛教当时已经严重在拖国家的后腿，他当然了解沉湎于宗教达到完全忘我不能自拔的程度，将会导致怎样可怕的结局。事实上，李德裕的一生对佛教和道教始终保持着距离，尤其对佛教一直采取批判态度。从现在的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作为宰相有责任和义务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虽然无法成功劝说李瀍从笃信道教中走出来，但可以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李德裕在敬宗李湛时期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对当地的宗教发展进行了相关限制。当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敛财富，以为敬宗李湛诞辰祈福为名设置僧坛，广度僧尼以邀厚利，使江、淮以南的百姓结队北上落发出家为僧尼。李德裕知道后立即上疏敬宗李湛，认为王智兴的做法是在让江淮地区流失壮丁，而江淮地区又是京城长安的物资保障大后方，如果江淮地区的壮丁流失过多的话，谁来为国家创造财富？最后李德裕提醒李湛，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度的问题。

李德裕在穆宗李恒时期第一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下令拆毁辖境内未经官府登记的佛教庙宇千余座，招提、兰若（私自建造的寺院）一千四百余间。后来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又拆毁浮屠私庐数千所，将它们所占土地还给百姓，而且在成都有的人已经削发为僧，却又娶妻生子犹如常人，李德裕因此明令禁止，进而保证国家能够控制足够的劳动人手，受到朝野的广泛称赞。

对于李德裕而言，如果非要分出他倾向于佛教还是道教的话，他还是倾向道教多些。五代时期后蜀何光远所著的《鉴戒录》中，记载了李德裕经常冠褐，修炼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抑制佛教徒发展，却保护道士不受侵犯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对待道教比皇帝李瀍更理性，但比起佛教来，李德裕已经十分崇信道教。

李德裕针对道教还写过《方士论》和《黄冶论》两篇专论，在这两篇专论中，他极力称赞道家学说，尤其认为黄冶变化是“未之学也，焉之未有”，这里边我们不能排除他写这两篇专论有取悦皇帝李瀍的意图，但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李德裕明显是崇道抑佛的。

因此，皇帝的喜好，“抑佛联盟”的蛊惑以及宰相的支持，使得会昌废佛似乎具备了客观条件。但如果单从会昌年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场废佛运动其实也有朝廷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拆寺废佛

李瀍废佛事件的发生，除了有佛、道二教之争的历史渊源和李瀍的个人喜好之外，当时的寺院地主和国家甚至一般地主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才是废佛事件的根本原因。

唐朝中后期，大小寺院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的狂潮中，以各种方式获得土地占有。当时有舆论认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而且据史料记载，当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更为突出的是，僧侣本已享受免役特权，但当时寺院所占的土地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导致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为了逃避赋税负担纷纷出家为僧尼，以寺院为庇护之地，这些作为严重危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而且李瀍废佛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早在文宗李昂在位时，就曾经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痛心疾首，他曾经由衷地发出感慨，认为古时候一个农民的劳动，可以供给三个人，而现在算上士兵和僧尼，一个农民的劳动需要供给五个人，这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要供养寺院的僧尼（“吾民尤困于佛”）。当时的宰相李训也以天下寺院规避徭役，耗费国家财政，上疏请求下令将其中行业不如令者还俗为民，但当时因佛教势力的根基已经太深，所以文宗一朝未能办到。

李瀍即位后继续采取抑制佛教的政策，并对佛教开始实行限制和歧视，对僧尼的打击迫害也开始升级。前边我们说过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在李瀍诞辰的庆阳节上，他赏赐道士紫衣，但却不让僧尼穿着，应该说是他即位之后歧视和打击僧尼政策的第一步。

接下来便发生了棒责僧人的事件，当时南天竺僧人宝月，因入朝未先觐见皇帝而上表请求回国。朝廷非但拒绝了宝月的回国请求，并以越官罪将其拘禁，他的三个弟子各受棒责七下，通事僧受棒责十下，这标志着李瀍打击佛教已经逐渐具体到僧侣个人。

会昌二年（842年）昭义镇刘稹发动叛乱，朝廷被迫需要进行征讨，使得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当时在宰相李德裕和以赵归真为核心的“抑佛联盟”的鼓动下，李瀍终于下定决心从打击佛教升级为废佛运动。他首先采纳李德裕的建议，下诏遣散不在朝廷编制之内的僧人，禁止寺院收置童子沙弥。

十月，李瀍又颁布诏令，宣布长安城中僧尼中有过淫行、嫁娶、不修戒律者，一律强制还俗。其他僧尼如果个人拥有田产，由官府收缴，如果舍不得钱财，情愿还俗的，依据目前所有的财产数量，按比例承担两税徭役。

据史料记载，当时仅上述一项措施，长安城中按照李瀍诏令的标准，因舍不得钱财被迫还俗的僧尼，左、右街功德使统计报告的人数，共计达到3491人。后来李瀍又将这项措施颁布到全国实施，而且规定僧尼所蓄的奴婢中，僧侣只能留下一名，尼姑可以留下两名，多余的奴婢听任其本家收管，无家可归者由官府统一管理。

应该说李瀍废佛伊始，其经济目的十分明确，到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强令僧尼还俗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会昌废佛运动的第一阶段算是初战告捷。不过，在这期间也有人对佛教势力实施保护和慰问，其中的代表是拥立李瀍即位的神策军使仇士良。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二十七日，仇士良发帖邀请外国僧人，次日到场的有青龙寺南天竺僧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南陀；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人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三人，还有各寺院中的新罗僧人、龟兹国僧人等。

仇士良是信佛之人，史料上没有记载仇士良这次邀请僧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于李瀍具有拥立之功，恐怕在当时只有他敢做出如此举动，相信李瀍对他也是礼让三分。不过，这并不妨碍李瀍接下来对佛教打击的升级。

在仇士良邀请众多僧人的一个月后，李瀍继续下诏，宣布已经还俗的僧尼禁止再进入寺院居住，已经被遣散出长安的僧尼禁止再进入长安。两个月后李瀍又下令，盘查在长安寺院中外国僧人的来历，颇有些政治审查的味道。

从李瀍即位伊始到会昌三年（843年）六月，李瀍的废佛运动还仅仅限于打击佛教徒个人的层面，没有牵涉佛教的经文典籍以及寺院建筑。不过，当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太子詹事韦宗卿不合时宜地向李瀍进献自己所著的二十卷佛教书籍《大圆伊字镜略》时，李瀍终于找到了损毁佛教典籍的理由。当时李瀍十分愤怒，斥责韦宗卿身为朝廷官员，至少应该尊奉儒教，不应该沉溺佛教邪说，在朝廷内煽风点火，更不应该拿着外来宗教的典籍进行宣传。

针对韦宗卿的进献，李瀍进一步大做文章，指斥佛本是西戎之人，佛教经书是胡人所著，并且说韦宗卿的著作是妖妄之言，完全是愚弄人的邪说，将其贬官为成都府尹。他利用这个契机，除了将韦宗卿进献的佛教著作焚毁外，开始下令焚毁皇宫内保存的佛教典籍，并掩埋处理佛像及菩萨、天王像等。

九月，长安城中有传闻说昭义镇叛将刘稹控制下的潞州僧人隐藏于寺院之中，李瀍下令左右街功德使清查城中的僧人，对没有登记落发出家者一律强制还俗，并敕令天下诸道州府也准此办理，对于住寺僧人中说不清来路者，一律逮捕下狱。据史料记载，当时对那些行走在大街上的裹头僧人殴打致死者将近三百人。

可以说，韦宗卿进献佛教著作事件，让李瀍找到了升级废佛运动的理由。而会昌三年（843年）的这次殴死裹头僧人事件，也由此成为对佛教徒擅杀的开始。

进入会昌四年（844年），废佛运动持续进入高潮。正月伊始，中书门下的宰相们联名上奏李瀍，请求修改朝廷先前依据佛教教义而制定的三长月（每年的正、五、九月）断屠不杀生制度，建议凡是遇到三长月时候，不必整月断屠，只需中断三日即可，对于这个建议李瀍完全同意。

三月，李瀍又下令禁止各地寺院供养佛指，特别下令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五台、凤翔法门寺等几所寺院禁止供奉佛指。无论僧人还是俗人，只要有上供一钱者，受杖脊二十，各处寺院有收一钱者，亦受杖脊二十。天下各道州县吏民有向寺院送钱物供养佛指者，一旦抓到受杖脊数同上。

除了限制佛教祭拜仪式之外，李瀍还针对平定刘稹叛乱的特殊时期，对削减僧人数量采取极端措施。他规定，全国寺院的僧人，只要没有官府公验者可以就地打杀。这是由于当时朝廷大军正在征讨刘稹，李瀍担心叛军会假扮僧人隐身于寺院，可是他的这个命令使得当时很多僧人无辜丧命。而且以前在皇宫的长生殿内设有道场，用于安置佛经、佛像等，由左右两街各寺院派修行高深的持念僧轮番在道场内诵经做佛事。至此，李瀍下令将道场所存的佛经付之一炬，并将佛像拆毁，设置道教的太上老君像，规定从本年的庆阳节开始，禁止召僧人进入皇宫设斋做佛事。

当时在赵归真等道士的鼓动下，李瀍又特意颁布敕令，限制长安城诸寺僧人的行动。僧人不得随意在街上行走，如有外出者，必须要在钟声未响前返回寺院，僧人不许在其他寺院逗留，违者将被治罪。

同时长安城内的佛堂亦被强制拆毁三百余所，各处的尊胜石幢、僧人墓塔等也被强制拆毁。到会昌四年（844年）底，长安城内大大小小的寺院被拆毁的多达六百余所，这些被拆寺院的僧尼，凡是有不尊戒律者，不论男女老少全部勒令还俗遣返家乡。能依戒律者，只有年岁较大者安置在寺院中，年少者依然被强制还俗归乡务农。

进入会昌五年（845年），李瀍对僧尼的限制更加严格。按照李瀍的规定，僧尼禁止在午后离开寺院，也禁止冒犯斋钟及留宿其他寺院，连往年僧尼可以参加南郊祭天典礼的资格也被取消。

当时李瀍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为他炼制的能够长生不老的丹药，多次诏令催促道士们加紧炼制。不过，赵归真告诉李瀍，要想得到效果好的丹药，必须要到吐蕃去采制。然而，就在李瀍准备下令让赵归真启程时，仇士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让赵归真去吐蕃不是不可以，但要首先弄清赵归真所说的丹药配方是什么，先在本国采集，如果配置不成功或者本国没有配药，再去吐蕃采集也不迟。

由于仇士良具有拥立之功，所以李瀍十分重视仇士良的意见，他立即让赵归真将配方上报，然后派人赴各地求购，最终无果而归。事实上，这次关于丹药配方事件，仇士良反对赵归真前往吐蕃属于有意刁难，他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是在警告赵归真不要仰仗皇帝的宠信而为所欲为，尤其是对佛教的打压。

面对仇士良的挑衅，以赵归真的实力是无法与之正面抗衡的，但赵归真可以采取避其锋芒，而利用皇帝废佛的坚定态度报复仇士良。于是，他向李瀍请求与僧人展开一场主题为“神仙为可学与不可学”的辩论会。

赵归真的提议正中李瀍下怀，他早就想找个机会让自己宠信的道士们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将那些讨厌的僧人们辩论得哑口无言，于是他欣然同意了赵归真的请求，并在其提议的基础上，又以《老子》一书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之义，让僧、道展开辩论。

在这场辩论会上，双方各自施展本领，在两个时辰内不相上下。可是，其中一个法号知玄的僧人代表，在辩论的过程中，称神仙方术乃山林匹夫之事，根本不值一提，更非帝王所应该信奉的。

这下李瀍彻底愤怒了，本来作为这次辩论会的裁判，李瀍并没有吹黑哨的打算。但知玄的话明显带有攻击道教以及轻视皇帝的味道，于是李瀍当场中断辩论，下令将知玄逮捕下狱。李瀍本想严惩知玄，后来在仇士良和枢密使杨钦义的全力营救下，知玄才免于一死，被遣返原籍了事。

赵归真和仇士良之间的较劲，也说明了当时在李瀍废佛的过程中，佛教势力并不只是被动挨打，他们在以仇士良为代表信奉佛教的高层人士支持下，也展开了一些反击。只是在面对朝廷强大的压力下，他们的这种微弱的反击力量，实在是无法自救。

由丹药配方事件引发的僧、道辩论，李瀍在其中看出了佛教势力根基颇深，即使在自己如此大力度的打击下，佛教依然誓不低头。于是，他继续加大废佛力度，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李瀍下诏祠部再次检括全国寺院及僧尼之数，据调查统计，经过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依然还有寺院四千六百所，私自建成的寺院将近四万所，僧尼共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统计报告呈献到李瀍面前后，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经历四年多的废佛运动，他实在没有想到佛教势力居然还是如此强大。于是，在七月他下诏合并全国寺院，京城长安、东都洛阳两街只保留两所寺庙，保留的两座寺庙内每寺留僧30人，长安城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节度使和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等上州，各留寺院一所，并分为三等，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僧10人，下等寺留僧5人，未来如遇有祭拜之日，所有官员都去道观行香，除了留守僧人之外，其余僧人包括景教、摩尼教徒全部强制还俗。

一个月后，李瀍觉得留守的寺僧依然过多，又下诏削减其人数，东都洛阳只留下僧人20名，全国诸道州在允许保留20人的基础上再削减10人，尼姑只限保留7人，而且僧尼不再归祠部管辖，改由鸿胪寺接管。

对于那些非保留的寺院，李瀍规定限期由辖区所在官府拆毁，朝廷派御史到各地监督执行情况，所有拆毁寺院中的佛像、钟、盘等物，上缴盐铁用于铸钱，铁像交由辖区官府用于铸造农具，衣冠士庶之家所有的金、银、铁制成的佛像，限期在诏令下达的一个月之内缴纳官府，如有抗拒不交者，由盐铁使依据禁铜法治罪。

经过会昌五年（845年）七月的这次整顿寺院和僧尼运动，使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完全达到高潮，也标志着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八月，李瀍向全天下颁诏，除了陈述佛教势力对国家的危害弊病之外，还宣布了五年来废佛的一系列成果。在诏书中，李瀍指责佛教势力浪费国家财富，伤风败俗，希望通过以“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达到他同归皇化的治理天下目标。而事实上，直到会昌六年（846年）李瀍去世为止，他的理想也未能实现。

在他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关于佛教的胜迹景象堪称一片凄凉，僧尼们的命运更是坎坷多艰。

狼狈景象

会昌废佛不仅是唐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被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时的废佛运动并称佛教的“三武之祸”。尤其在唐朝后期的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李瀍的六年帝王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这一事件在本质上是国家与寺院地主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与李瀍崇道以及李德裕和“抑佛联盟”的蛊惑有着密切联系。就在废佛运动结束之后不到两年，宣宗李忱即位后又下诏恢复佛教。在会昌废佛运动中，佛教势力尤其是寺院经济势力几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进而使其元气大伤。当时朝廷不仅从废佛运动中直接获取一笔为数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客观上对于改善劳动生产以及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在评价李瀍会昌废佛事件时所不应忽视的问题。

李瀍作为皇帝，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以及动用全国力量展开废佛运动的，所以僧尼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纵然有所不满，也是无济于事。在李瀍下诏废佛前夕，长安城中的僧人灵宴和辩章等共推法师玄畅为代表，上表进谏反对废佛，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的朝廷大臣中也没有人站出来对废佛事件表示异议。

李瀍废佛诏令一出，全国大部分道州闻风而动，他派御史分赴各道监督废佛执行情况，对此，杜牧曾经描述说：“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的说法虽不无夸张，但至少说明朝廷上下对此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当时长安城中诸寺，因其地处天子脚下，自然先罹其难，而各道地方寺院亦不能幸免，只不过稍晚于长安而已。

废佛运动历时五年，官方史料记载都是拆了多少座寺庙，强制多少僧尼还俗，以及收缴了多少寺院资产等，但对被强制还俗僧尼们的去向和经历，却几乎没有记载。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僧人圆仁的经历中了解一些。

圆仁在会昌五年（845年）三月时被强制还俗，这个从日本漂洋过海一心到中国求学的僧人，实在没有想到会在中国遇到废佛这种事儿。圆仁当时不得不离开长安而辗转各地，他一路上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足以证明当时被强制还俗的僧尼经历堪称狼狈至极。

在李瀍下诏合并寺院之前的会昌五年（845年）六月，圆仁来到泗州，亲眼见到当地普光王寺的庄园、钱物、奴婢尽数被当地官府点检没收的情形。强制还俗的僧人们被士兵一通棍棒打出寺院，一些年岁较大的僧人因为走得较慢，被士兵打断筋骨者不在少数。僧人们散去后士兵立即封锁寺院，普光王寺当时是当地很著名的寺院，规模十分庞大，而在寺院被封后逐渐衰败，以至于最终被拆毁。

圆仁眼见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就此衰败，不由得悲从心头起，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加快步伐向着还算比较安全的扬州而去。可是到了扬州，他忽然发现这里的状况比泗州好不到哪里去。

圆仁是在六月底到的扬州，在他到达的十天前，朝廷拆寺废佛的诏令已经传到当地，当他刚走进城中便发现僧人们都以巾裹头站在大街上，等待官府点名，然后遣返回原籍。各寺院的钱物、庄园、钟磬，甚至是佛像也在等待官府的查验收缴，而且圆仁在扬州的时候，已经听说皇帝李瀍继续下了尽毁寺院铜像，全部由盐铁使主持收缴的诏令。

在圆仁看来，扬州和泗州一样，自己已经不能在这里找到归宿。于是，他又一次踏上行程，向着地处稍偏的登州而去。登州就是今天山东的蓬莱一带，圆仁之所以选择去那里，是因为登州地处海边，距离京城长安遥远，就算是皇帝向那里下了废佛的诏令，恐怕因为山高皇帝远，执行起来也会打折扣。

可事实证明，圆仁的地理计算是不错的，但登州执行皇帝的诏令一点也不比京城长安含糊。早在前往登州的路上，圆仁就已经听说皇帝李瀍颁布了新诏令，天下各地方除了收缴佛像之外，对于镀金的佛像一律刮削镀金，点检收缴，所以在路上圆仁就将一直带在身边的佛像偷偷埋了起来，后来到了登州他才明白自己的做法十分正确。

据史料记载，登州虽然背靠大海，距离京城长安遥远，但当地在执行皇帝废佛的诏令时，可谓是“条疏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圆登走到登州管辖的文登县时，又听说皇帝李瀍下诏将收纳各地还俗僧尼的缁服尽数销毁，以切实防止被私家隐匿。而且圆登打听到文登县内的寺院已经全部拆除，于是在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以及担心自己被扒光衣服的情况下，圆仁只得逃离登州。

圆仁一路逃亡的经历，证明了当时李瀍废佛的力度十分严厉，以至于僧尼们昨日还是座上客，今日已成为丧家之犬。事实上对于当时各地方官府执行朝廷废佛的诏令，许多碑刻文献中也有记载。例如《百岩寺重建法堂记》中记载：

明敕既废，莫不遵行，官吏颁选，敢不从命。

当时许多寺院中的经幢在被毁后埋入地下，后来陆续重见天日，为后人了解会昌废佛也提供了可贵的证据。如清代王昶撰写的《金石萃编》中就有记载：

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凡融毁雕刻堂阁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余。分道御史复视之，州县俱畏，至于碑幢铭缕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

清代的叶昌炽在他的著作《语石》第四卷中也记载道：

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中（唐宣宗年号）重建题字，五代宋初尚有发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会昌之劫也。

从现在很多出土的碑刻文献中，还可看到许多著名的寺院被拆毁的来龙去脉的具体记载，如四川资中的北岩寺、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等。

不过，就在李瀍下令大肆废佛之时，在全国迅速执行皇帝诏令的时候，一贯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河北藩镇所管辖的州县，废佛诏令执行得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未得到贯彻。前边我们说过的日本僧人圆仁在离开登州后，被迫前往幽州寻求庇护，在他所作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中记述道：

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疏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若兰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唯黄河已北镇、幽、魏、路节度使，素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

非但如此，黄河以北藩镇们所控制的割据地区，还成为废佛以来中原僧人逃避还俗，免受打击的避难所。除了圆仁之外，据记载，约有十多万僧尼北越黄河前往幽州寻求庇护，仅河东境内的五台山就有将近万名僧人在知道皇帝李瀍下达废佛的诏令后而逃亡幽州。

当时，宰相李德裕针对这件事就讥讽过卢龙镇的驻京奏事官，认为幽州收留一群僧人，如果让他们担任行军打仗的将领，那肯定不如幽州具有多年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如果让他们充当冲锋陷阵的士兵，也肯定不如幽州本就能征善战的士兵，真不明白卢龙镇收留这些僧人意图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白白地养着他们吗？

李德裕的话明显带有蛊惑性。于是，在他的鼓动下，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在收留大批僧人后，认为继续收留将会形成负担，遂下令再有僧尼进入幽州地界寻求庇护，就地处决不必奏报。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大批僧人在幽州得到庇护，从而使得很多佛教典籍保留了下来。

当时除了卢龙镇，河东地区也是在废佛中得以侥幸保留佛经较多的地区。据《佛祖统纪》一书记载：后来宣宗皇帝李忱在位时期，潭州岳麓寺曾因当地在李瀍废佛中，佛经几乎全部被毁，因此派僧人奔赴太原求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

李瀍发起的会昌废佛，因限期紧急，全国拆毁寺院、招提、兰若共四万余所，强制还俗僧尼26万人，奴婢35万人，特别是被勒令还俗的僧尼向来身无谋生之技，一下子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不可能的，因此曾经在短时间造成了社会秩序动荡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圆仁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中同样有记载，而且宰相李德裕也举例说僧尼被强制还俗之后，江西地区劫杀事件频发，搞得商旅人心惶惶，很少去那里做生意。

为了解决还俗僧人的生计问题，进而安定社会秩序，李德裕上奏皇帝李瀍，建议改变原来寺院周济穷人的悲田院为养病坊，由官府拨出土地，接济贫穷的僧人。李瀍虽然同意了李德裕的建议，但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因僧尼还俗而脱离寺院的奴婢，在人数上要超过还俗的僧尼，尽管朝廷对他们的生计已有安排，如将没收寺院土地中个的中下田分配给寺院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每亩十丁，但是仍然存在接济困难的问题。为此，以李德裕为核心的中书门下先后两次上奏李瀍，试图寻求解决办法，李瀍也先后批复，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会昌废佛历时五年，贯穿了李瀍皇帝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历经这次废佛运动，佛教势力被打击殆尽。从国家角度来看，强制收回寺院土地，确实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但对于那些曾经被人供奉敬仰的僧尼们，如今要靠政府接济去度过每一天，其下场堪称凄凉。

会昌废佛除了李瀍崇道和诸多人的蛊惑之外，李瀍心中所想的应该还是缓解国家的财政困难问题。他在不遗余力地打击佛教的同时，对道教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宠信道士之外，对道士所炼制的不死仙丹信奉得五体投地。然而他一定想不到，在他成功废佛的同时，自己的性命居然会断送在道士们炼制的不死仙丹上。

宣宗之立

李瀍在不遗余力废佛的同时，与道士赵归真、邓元起以及刘玄靖终日讲道论法，并服用道士们给他炼制的所谓长生不死的丹药。这种丹药是含有许多毒素的有毒之物，虽然在炼制的过程中会经过排毒处理，但长期服用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终会导致慢性中毒而死亡。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穆宗李恒等皇帝的死直接或间接都与服食这种丹药有关。

很长时间以来，李瀍因为服食丹药而面容憔悴、肤泽枯槁，到了后来则经常由于药力发作而变得性情乖张和喜怒无常。但李瀍十分听信赵归真的解释，所以对朝野秘而不宣。文武百官不明真相，只是奇怪皇帝陛下近来很少外出游幸，大臣们上朝奏事，也是匆忙奏罢就急速离去，不敢在朝堂久留。

当时深受李瀍宠爱的王才人劝李瀍珍惜身体，少服丹药，但李瀍对“长生不死”之说深信不疑，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道士赵归真则极力诡辩，说服食丹药消瘦是正常的，表明是在脱胎换骨的过程中，越瘦越服，越服越瘦，直至最后得道成仙。

在赵归真的鬼话哄骗下，这几年李瀍一直没中断服食丹药。会昌六年（846年），李瀍终于病入膏肓，而且愈益沉重不能上朝理政，甚至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国事也不能坚持，就连例行的正旦日接受百官朝贺，也不得不取消。

所有人其实都明白，李瀍病情严重是因为服食丹药，所以都将矛头指向以赵归真为首的道士。但赵归真却认为李瀍病体沉重是因为他的名字在“五德始终”说中处在不利的位置而造成的。在道士们看来，大唐因“土德”而王，但李瀍名字中的“瀍”字，在五行中从“水”，而“土”恰恰克“水”，所以对李瀍极为不利，道士们建议改名为“炎”。因为“土”能生“火”，以取君名胜王气之义。

朝臣们对道士们的荒诞之说嗤之以鼻，但李瀍却深信不疑，于是朝臣们随声附和道士之说，一起上奏李瀍请求改名为“炎”。可是李瀍改名叫李炎后，病情依然未见好转，反而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以后，病情进一步加重，一连十多天口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请求入宫探望皇帝，遭到了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马元贽的拒绝。由于宫门紧闭，朝臣们见不到皇帝，所以一时间人们无法知道皇帝李炎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所以流言纷起，人心畏惧。

事实上，此时朝廷中以李德裕为首的朝臣与李炎的联系已经被切断，这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在皇位交替之际左右朝政的能力。而在会昌年间一直受到压制的宦官势力，则利用他们身居宫中和掌握神策军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先发制人，使唐朝历史上又多了一幕宦官拥立皇帝的闹剧。

李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丧失了安排身后事的能力，已经成为任人摆布和利用的木偶。当时在李炎身后立嗣问题上能够左右局势的，除了神策军中尉宦官马元贽之外，还有一直受到李炎宠爱的才人王氏。

可是通过后来王氏的行为来看，这个女子并没有政治野心。

王氏最初是一名民间歌姬，后来进宫做了宫女，因为在李炎即位之时力挺，李炎成功即位后感念其功，所以晋封其才人，并曾打算册立她为皇后。可是宰相李德裕认为，王才人出身极其平常，入宫前只是一个下贱的歌姬，而且无子嗣。如果立为皇后，恐怕会被天下人所讥笑，为此上疏反对，所以李炎只得作罢。

会昌六年（846年）初李炎病重，王才人感觉李炎驾崩之后，宫中恐怕再无自己立足之地，甚至自己的前程会凶多吉少，所以有意为李炎殉死，她不离左右地侍奉。或许李炎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保护这个心爱的女人，或许是出于自私的心理，他不希望失去王才人对自己的绝对忠诚，三月二日，李炎利用王才人御榻之侧侍疾的机会，试探着问她：

“朕驾崩后，你该怎么办呢？”

因为早有殉死之心，所以面对皇帝李炎的问话，王才人并不惊讶，当即她痛快地回答道：

“愿从陛下于九泉！”

听完王才人的回答后，李炎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在嘴角露出微笑的同时，眼睛也开始湿润起来。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随手将一根丝巾交给了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然后他摆摆手示意王才人退下，转过头时早已经是泪流满面。

王才人回到寝殿，浓妆盛服一如平日，她将自己所蓄的财物尽数分散给宫人，然后在寝殿内自缢身亡。曾经有文献记载，李炎在弥留之际，王才人在他的身边为他唱歌，一曲《何满子》音调悲怆凄凉，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流涕。

无论如何，王才人作为李炎最为宠爱的女人，本来是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可以左右皇位继承格局的，但她却选择为了心爱的男人殉情而死这条不归路。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她的这种做法，但王才人的确是个让人尊敬的烈女子。

当时除了王才人之外，理论上可以左右皇位继承格局的，就是李炎的五个儿子。但这几个儿子当时年龄都很小，而且李炎直到临去世前也没有册立太子，显而易见王才人和李炎的几个儿子都无法与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相抗衡。因此马元贽在操纵皇位继承时可以说达到了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的地步。

在李炎诸子年幼的情况下，马元贽以李炎诸子幼冲，立嗣须选贤德者为名，果断放弃在李炎诸子中寻找皇位继承人，并以垂死之际的李炎的名义颁诏，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并监理国政。

李怡是宪宗李纯第十三子，长庆元年（821年）三月被封为光王。他的生母郑氏本是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小妾，元和二年（807年）宪宗李纯平定李锜叛乱后，郑氏被送入皇宫，充任郭贵妃的侍从，因其貌美被李纯宠幸生下李怡。

李怡幼年与一般孩子不同，不仅沉默少语而且视瞻特异，当时人们都以为他是先天性智力障碍。在其十多岁时，曾经得过一场大病，据说在他病愈之后的一天，身体忽然通体发光，而且思维变得异常敏捷，接人待物应对如流，就像完全换了个人。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经常拱揖，做出皇帝面对群臣的姿态，这不禁让所有人对其刮目相看。

据说李怡经常梦见自己乘着飞龙升天，他将自己梦到的情境告诉母亲郑氏，郑氏因此叮嘱他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以免招致祸患。而且郑氏还叮嘱李怡，深宫之内绝非风平浪静之地，无论与谁相处，切莫轻易多言。

李怡自此之后牢记母亲郑氏的叮嘱，遵循外晦而内朗的处世准则，在与宗室成员的交往中，轻易不发一言。

后来无论是李昂还是李炎在位，都经常到宗室诸王的居住地十六王宅，与诸王宴饮聚会，他们都认为李怡这位皇叔的模样和做派十分有特点，千方百计地引诱他说话。诸王看着李怡的样子，也都将他当成开心的笑料，戏称他为“光叔”。这其中尤以李炎自认为长得高大威猛，善于谈吐，对皇叔李怡的轻视程度甚至达到了不太礼貌的程度。

那个时候李炎一定想不到，在他百年之后，正是这个自己一向轻视的“光叔”，会是皇位的继承者。

在李炎弥留之际，马元贽之所以会选择李怡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或许正是因为看中不善言谈的李怡似乎是个忠厚老实之人，换句话说，李怡是个好驾驭的人。如果拥立其继承皇位成功，那么马元贽不仅会成为佐命功臣，而且肯定能大权独揽。

事实证明，马元贽十分不了解李怡，后来他确实成为了佐命功臣而受到李怡的绝对宠信。但大权独揽似乎距离他很遥远，《宫心计》中那个威风八面、拥立几朝皇帝的马元贽，并不是其真正的历史形象。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皇帝李炎颁诏改名后的第十二天，因为他长期服用丹药中毒终于一命归西，时年三十三岁，同年八月埋葬端陵，庙号武宗。

《旧唐书•武宗本纪》最后的“史臣曰”部分，对武宗李炎在位六年的表现做了盖棺定论，其中肯定者如威制回鹘、会昌废佛等；否定者当是过度崇信道教，迷信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三月二十六日，皇太叔李怡遵循所谓李炎立下的遗诏，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即位，同时改名为李忱。

在武宗李炎病重期间，李怡接受诏命监国，他的行为让朝野上下刮目相看。不仅其言行举止合乎礼法，而且在他即位之初，接见群臣，批阅奏章，日理万机，决断政务，显得井然有序，充分表现了他面对纷繁复杂的朝政的卓越气度和雍容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李忱是继宪宗李纯之后，大唐帝国后期又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因为他虚心纳谏，勤于政事，人们似乎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子，所以亲切地称李忱为“小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