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起义

积重难返

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实际负担畸重畸轻。

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

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

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

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

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

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

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

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

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

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

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

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

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 摊逃—— 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

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

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

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

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

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

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

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

导火索

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

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

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

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

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

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

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

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

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

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

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

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

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

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

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

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

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

桂林兵变

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

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

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

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

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

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

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

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

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

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

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

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

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

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

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

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

揭竿而起

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

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

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

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

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

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

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

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

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

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

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

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

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

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

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

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

败亡

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

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

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

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

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

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

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

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

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

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

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

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

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

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

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

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

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

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

《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

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

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

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