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终结

宠衰之间

李忱成功继承了皇位，这个先前始终在韬光养晦中修炼自己的“光叔”，在当上皇帝后立即着手解决朝廷中突出的矛盾问题。在他看来，目前困扰朝廷以及影响决策政令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很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党争问题。

李忱清楚地知道要想成功解决党争问题，整治党派魁首是关键。由于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辅佐武宗李炎在威制回鹘、废佛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宗李炎对他十分倚重。而李德裕也是承受惠恩，权势非同一般。所以李忱成功即位后，有意以李德裕为切入口去解决党争问题。

正是因为李德裕在武宗李炎时期的尊宠地位，才造成了他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因为会昌年间朝中大小政事，武宗李炎几乎无一例外地征询李德裕的意见，以至于达到唯李德裕之言是用的程度。可以说，因为资历的原因，李德裕当时俨然有大权独揽的倾向。

如平定泽潞之乱、反击回鹘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由李德裕出谋划策，然后通过武宗李炎颁诏发号施令，《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

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

上述记载说明了李德裕在武宗一朝具有绝对权威。正是因为武宗的绝对信任，使得他遇事极少找其他的宰相进行商议，即使偶尔召开会议讨论大政方针，最终也必须按照李德裕的意图去办，所谓开会讨论不过是走个形式。因此武宗一朝的宰相虽然名义上不是一个人，但由于李德裕的大权独揽，其他宰相班子成员全都成了陪衬。

武宗李炎让李德裕走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同样因为秉政日久，高高在上，也让李德裕养成了遇事唯我独尊的执政习惯。很多执政大臣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对李德裕的不满已经十分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朝廷的朋党之争，并未因李德裕的专权而得以缓解。李德裕充分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大力提携本党成员，进而打击排斥牛党。如牛党成员崔铉、杜悰曾经身居相位，就是因为和李德裕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派系，最终被排挤出宰相班子，崔铉出任陕虢观察使，杜悰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

李德裕这样不遗余力地打击牛党，让当时的朝臣颇有怨言，认为李德裕这是在逐步毁掉朝廷。会昌五年（845年）十二月，李德裕对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事的随意处置，在朝廷内引起公愤，也使得他自武宗李炎即位以来的尊贵地位第一次受到挑战。

给事中韦弘质认为，会昌年间以来，宰相之权已经严重过大，而如今宰相府又兼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事务，总掌天下财政大权，这是不合时宜的。

在李德裕看来，韦弘质的上疏不仅是针对自己，而且明显具有挑衅的味道，以李德裕当时的地位和性格来讲，是绝对不允许随便有人对自己主持下的朝政说三道四的，因此他立即上疏武宗李炎，反驳韦弘质的言论。

在奏疏中，李德裕除了表白自己尽心尽力辅佐皇帝以及列举历史上很多皇帝对于离间皇帝和宰相关系是如何处理的事例之外，还极力诋毁韦弘质的为人，说韦弘质是卑贱之人，对上亵渎明主，而且又有看轻宰相的意思。

上述这些其实都不足以引起公愤，之所以会引起公愤是他在奏疏中有这样两句话：

“伏望陛下知其邪计从朋党而来，每事明察，遏绝将来之渐，则朝廷安静，邪党自销。”

李德裕的言论等于是在说韦弘质的上疏并不是个人行为，背后隐藏着朋党攻击意图，是有人在背后唆使，韦弘质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上疏。李德裕的意思其实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牛党，因为牛李党争已经存在将近50年，谁都知道能够攻击李党的肯定是牛党。

不久后，韦弘质被贬出京城，随着他的离去，朝廷内一时间激起千层浪。

李德裕看到来自官员们的舆论压力颇大，于是他再次上奏武宗李炎，字里行间虽然有想缓解朝廷官员不满之意，但政出宰相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他是丝毫不让步的。在李德裕看来，朝廷如果想要提高尊严，使官员们能够恪尽职守，增强各个部门的行政效率，朝廷大权就必须归于宰相，由宰相来协调统一各种职权。

面对李德裕的上疏，李炎虽然对他随意处置韦弘质有些不满，但大体上同意他关于政出宰相的论述。但尽管如此，李德裕在朝廷内的形势愈发不利，除了因为他大权独揽，排斥异己，招致官员的严重不满之外，还因为他在复出之后，在武宗一朝对宦官的权势进行了很多限制。最初宦官们迫于形势而暂时忍耐，不过他们还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利用终日可以接近皇帝的有利条件，在武宗李炎面前不断进谗，称李德裕专权太甚，已经引起百官强烈不满等情形，最终使得武宗李炎与这位言听计从的宰相开始有了隔阂。

不过，李炎在此后没多久便病逝。李忱即位前就已经对李德裕的专权行为产生不满，况且李德裕是先皇的宠臣，作为新君的李忱，势必要清除先皇的诸多痕迹，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德裕都是要被清除的对象。

所以李忱即位伊始，就开始了清除李德裕的计划。只不过谁也想不到，作为先皇的绝对宠臣，倒台竟是如此之快。

牛党复兴

李德裕的专权不仅让众多朝廷官员怨言颇多，最关键的是皇帝李忱对他的专权也是十分憎恶，并由此产生了对李德裕主持下的武宗会昌一朝政治的强烈逆反情绪。不过，在李忱即位的时候，因为所谓的武宗李炎的遗诏中还写着由李德裕摄冢宰，在太极殿举行的李忱即位仪式上，宰相李德裕是理所当然地手捧新皇帝即位册文的不二人选，而且以武宗李炎训话形式的册文中，丝毫看不出对李德裕有什么不利之处，所以李忱暂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当即位典礼结束后，李忱对左右的人不无调侃地说：“刚才靠近我的人就是宰相李德裕吗？难怪他每看我一眼，都会让我感到一种头发直立起来的恐怖！”

李忱的话一出口，左右的人全都意识到，让皇帝陛下感到恐怖实在不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人们隐约预感，先皇的绝对宠臣距离倒霉的日子不远了。

果然，在即位典礼结束的仅仅四天后，李忱按礼法脱去丧服，开始上朝主政。第二天便下诏让李德裕以宰相之衔出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

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李忱即位后，李德裕的地位将会有所变化这一点早有预感，但李忱处置如此迅速果断，还是让众人有些始料未及。而李德裕更是没有想到，随着李忱的即位，自己的地位会一落千丈，所以当诏令宣布后，包括李德裕在内的很多人无不为之惊诧。

自此之后李德裕被一贬再贬，凡是以往与他往来密切者，也多被牵连免官。随着李党的逐渐没落，牛党势力开始复兴，朝廷内的牛李党争逐渐进入牛党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最后时期，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则完全处在被排斥打击的不利地位，标志着牛党势力全面复兴的是皇帝李忱起用白敏中。

白敏中，字用晦，华州下邽人。与白居易是同族兄弟，穆宗李恒在位的长庆年间考中进士，在节度使李听的幕府中任掌书记。会昌年间历任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户部员外郎等职。

李炎在位时十分欣赏白居易的才气，想要召他入朝任职。但是白居易与杨虞卿是姻亲关系，而杨虞卿与李宗闵交往密切，他们都是李德裕的政敌，所以李炎想要召白居易入朝，遭到了李德裕的强烈反对。李德裕上奏武宗李炎，说白居易虽然有才气，但体弱多病不堪重用，不过李德裕倒是没把事情做绝，他在强烈阻止白居易入朝的同时，为了照顾皇帝陛下的面子，向李炎推荐了白敏中。李德裕认为白敏中文笔不在白居易之下，而且风度不凡。

如果李德裕知道后来白敏中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他一定会为当初极力推荐白敏中而后悔不已。

会昌二年（842年）九月，在李德裕的极力推荐下，李炎下诏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敏中十分明白李德裕之所以推荐自己，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重自己，而是因为他在阻止族兄白居易。由于当时李德裕位高权重，身为牛党成员的白敏中无力与之抗衡，所以只好选择韬光养晦，将自己真实目的隐藏起来。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李忱即位后罢免李德裕，白敏中终于等来了机会。

五月十日，李忱下诏任命白敏中从翰林学士、兵部侍郎晋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众宰辅之首，相当于李德裕在武宗李炎时期的地位。

当时白敏中立即利用自己受宠的有利形势，开始对李德裕及其同党大张挞伐，同时援引提拔牛党成员和曾经受过李德裕打击排斥的官员。白敏中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为了彻底整治李党一派，他为自己制订了详细的计划。

李炎在位时，曾经将身为牛党成员的几位宰相全部外贬。白敏中首先就是要初步改善在会昌年间被贬黜的五位宰相的处境，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地位。牛党的奠基人牛僧孺此时身在循州司马任上，所处偏远，官职卑微，白敏中重新任命他为衡州长史。牛僧孺于次年病逝衡州，算是善终。

牛党二号人物李宗闵被李炎贬到封州。白敏中果断提拔他为郴州司马，可惜李宗闵还没离开封州便因病去世；牛党核心成员崔珙时任恩州司马，被改任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改任为江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白敏中提携牛党成员，其实是想制造一种牛党复兴的声势，仔细观察他所提拔的这些人的官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不遗余力地排挤李德裕才是白敏中的根本目的。

在改善被贬黜的牛党成员处境的同时，白敏中没有忘记提拔在武宗李炎时期被李德裕压制不受重用的官员。例如，刑部侍郎马直加封为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而且这些人全都加上同平章事的头衔，使之具有宰相的地位和权力。

在白敏中看来，这些人虽然不是牛党成员，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九月，在白敏中的运作下，李德裕被再次罢免，免去其江陵尹、荆南节度使的职务，而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头衔也一并解除，降任为东都留守。白敏中还指使曾经追随李德裕的官员李咸，让他揭发李德裕许多不为人知的“阴事”，李德裕因此而罪加一等。皇帝李忱下令将其东都留守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之职。

白敏中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让曾经权威显赫的李德裕一落千丈，这其中固然是皇帝李忱起到了决定作用，但白敏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在排斥李德裕及其同党的过程中，无论是皇帝李忱还是白敏中其实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们身边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白敏中向李忱极力推荐的令狐绹。

令狐绹是已故名臣令狐楚之子，令狐楚是唐德宗李适时期贞元七年（791年）的进士，以才思俊丽称誉天下，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皇帝，官至尚书左仆射，爵封彭阳郡开国公。甘露之变后，文宗李昂想要任用他为宰相，但由于令狐楚为王涯等大臣遇害鸣冤叫屈，所以被宦官仇士良所嫉恨而未成。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的一天，李忱召白敏中议事时，问他当年参加宪宗李纯的葬礼时，在半路上忽然遇到风雨，当时百官和后宫全都四散躲避，只有一个高个子长着长髯的护陵使攀附在宪宗李纯的灵柩上不肯离去，这个人是谁？白敏中当即告诉李忱这个人就是历仕六朝的令狐楚，然后他又向李忱详细介绍了令狐楚的为人以及才学和经历。

李忱知道后，十分欣赏令狐楚的才学和气节，只是当时令狐楚已经去世多年，李忱对此颇为遗憾。于是他又询问白敏中，令狐楚是否有胜任宰相的后代。白敏中顺势就说其子令狐绹才学盖世、器宇轩昂，是个能胜任宰相的难得人才，将令狐绹推荐给了李忱。

李忱当即下诏，将身在湖州担任刺史的令狐绹调入朝廷，任命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在令狐绹接受任命入朝谢恩时，李忱向他问起当年宪宗李纯的许多事情，令狐绹都能如数家珍般地侃侃而谈，使李忱不由得龙颜大悦，于是继续擢升他为翰林承旨。此后，李忱逐渐将令狐绹倚为心腹，据史料记载，令狐绹经常奉命入宫和李忱商谈国事一直到深夜，商谈结束后李忱让令狐绹坐着自己的乘舆回府，搞得令狐绹府上的人以为是皇帝陛下驾到，等到看见令狐绹下来时，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

值得一提的是，令狐绹是李忱在位时期任期时间最长的宰相。

令狐绹因为白敏中的推荐而得到皇帝李忱的赏识，同样他也成为了白敏中的亲密战友。此后在皇帝李忱的支持下，令狐绹和白敏中上下互相配合，对李德裕的打击排挤不断升级，到大中元年（847年）底，李德裕分司东都的职位又被贬为潮州司马。李忱在贬黜的制词中将李德裕批评得体无完肤，而且制词结尾部分，李忱写了这样一句话：

“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这最后一句话，充分表露了李忱以及牛党势力要将李德裕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态。因为在唐朝，被贬黜到偏远地区的官员，遇有皇帝恩赦是可以迁移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内地州县安置的，这在当时叫量移。但是李忱却将李德裕列在了“不在量移之限”的行列，这表明至少在李忱在位期间，李德裕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回到朝廷之内。

事实证明，自此之后李德裕再也没能被重新起用，政治生命就此终结，而且以他为核心的李党势力，被彻底地击垮而土崩瓦解。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党势力退出朝廷的政治舞台居然源于会昌五年（845年）发生的吴湘盗用程粮钱案。

吴湘翻案

吴湘是会昌年间淮南节度使李绅管辖下的扬州江都县尉，哥哥吴汝纳时任河南府永宁县尉，叔叔吴武陵曾经担任韶州刺史，后来因为贪污被贬为播州司户。当时李德裕在朝中掌权，以吴武陵贪赃枉法之事有意压制吴汝纳，使其官职久久不能得到升迁，吴汝纳因此嫉恨李德裕，转向投靠李宗闵和杨嗣复，而成为牛党成员。

会昌五年（845年）六月，吴湘盗用程粮钱一事被人揭发检举，所谓程粮钱是指官员因公出差远行，朝廷按照路程的远近计程发放粮食，因为粮食太重不便携带，就以钱财代替发放，这笔钱就叫程粮钱。

吴湘盗用程粮钱犯案后，因为叔叔吴汝纳已经是牛党成员，所以李德裕下令彻查这件事。经过调查又发现吴湘强娶百姓颜悦之女为妻，李德裕在案卷中说此女是颜悦的继室夫人焦氏所生，焦氏的法律地位又不是士族，所以这桩婚姻在当时属于非法。

淮南节度使李绅是李党成员，他下令让观察判官魏铏对吴湘严加审讯。吴湘对贪赃之事供认不讳，李绅估计娶颜悦之女的钱财也是来源于这笔赃款，在没有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判处吴湘死罪，并对吴湘之妻颜氏施以笞刑后流放澧州。

当李绅将吴湘的案子审结上报朝廷时，朝廷上下对李德裕和吴武陵的旧怨早有所闻，所以很多人怀疑李绅在其中做了手脚。吴湘虽然盗用程粮钱，但罪不至死，于是朝臣们纷纷上疏武宗李炎，请求复核此案。

在朝臣们舆论的压力下，武宗李炎派御史崔元藻、李稠前往扬州复查吴湘之案。崔、李二人经过详细核查，得出的结果是吴湘盗用程粮钱的确属实，可以依法定罪，但强娶的百姓颜悦之女，并不是继室夫人焦氏所生，而是正室夫人王氏所生，王氏本人士族出身，而颜悦也曾经担任过青州衙推，也算是有身份的人，这与扬州方面所呈报的有些出入。李德裕在得知崔、李二人的调查结果后十分不满意，认为他们的调查结果模棱两可，没有结论，于是下令外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李稠为汀州司户。

李德裕出于本派系的私利，对崔、李二人的复查结果视而不见，而且将皇帝派去复查的人外贬，从中也可以看出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权势和地位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他没有再派官员进行核查，更没有将案件交给朝廷司法部门详断，更不顾很多人的反对，便下令按李绅最初呈报的案卷将吴湘处死。

其实，崔、李二人对吴湘一案的复查结果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如果李德裕能够稍稍冷静一下，听进去一些不同意见，对吴湘进行合理的量刑，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严重后果，而且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然而如果将它和党争联系到一起，就使得原本十分简单的案件变成了政治斗争。

事实证明，李德裕可以利用吴湘的案子大做文章，白敏中就为什么不能呢？终于在李忱当上皇帝后，本来已经结案很长时间的吴湘之案再次被翻出来，白敏中利用为吴湘翻案的机会，先后牵连进来很多李党成员，并让他们断送官职，进而一举摧毁李党势力。

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在白敏中的指使下，吴汝纳首先上疏李忱为吴湘鸣冤，说弟弟吴湘虽然盗用程粮钱，但罪不至死，是李德裕和李绅出于私利欺骗先帝，妄杀吴湘。

对于吴湘的案子，李忱并不十分了解，于是他召回当年复查该案的崔元藻让他重新核查此案。崔元藻因为当初核查这个案子而被李德裕贬了官，心中对其十分嫉恨，所以在重新核查该案时，心中已经有了倾向牛党的想法，因此与白敏中和令狐绹等人排挤打击李德裕的目的一拍即合。

经过例行公事般的调查后，崔元藻上奏皇帝李忱，也说吴湘贪赃之事的确属实，但不构成死罪，所娶的颜氏和其父颜悦也并非庶民百姓，所以这段婚姻根本不存在违法行为。他还进一步揭发，认为吴湘之所以会被处死，完全是时任桂管观察使的李德裕的同党郑亚首倡，推官元寿、扬府录事参军李恪等人百般罗织罪名，由西川节度使李回极力促成的。

事实上，崔元藻的奏文等于是在告诉皇帝李忱，吴湘的案子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势力一手操控的结果。这样使得本来就想排挤李德裕的皇帝李忱更加找到借口，对李德裕加以贬黜。

于是，吴湘案件的翻案已成定局，李忱下令御史台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对吴湘案件进行最后的审核。可以预料的是最终三司一致认为崔元藻所奏与吴汝纳所陈述的一致。

大中二年（848年）正月，李忱下诏分别对当年处理吴湘案件的有关重要官员给予相关处分，贬黜李回为湖南观察使，郑亚为循州刺史。中书舍人崔嘏在起草贬黜李德裕的制词时，因为没能充分表达清李德裕的罪名，也受到牵连被贬为端州刺史，而对于元寿、李恪等低级别的官员，李忱下令进行杖刑后永不叙用。

经过这次整治，李党势力在朝廷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但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对李德裕的打击排挤并未就此收手，在李忱下诏贬黜李党没多久，大理卿卢言、刑部侍郎马植、御史中丞魏扶等人继续就吴湘案件大做文章，他们联名上疏皇帝李忱，认为李绅妄杀无辜，造成吴湘被处死的冤案，都是因为李德裕在会昌年间专权的结果，甚至达到了贬黜御史的地步，实在是没有天理。如果仅仅是贬为潮州司马，不足以震慑其心，希望皇帝陛下重新考虑处置李德裕的问题。

在牛党成员的煽动下，皇帝李忱决定继续贬黜李德裕，继上次下诏贬黜李党成员的八个月后，李忱再次下诏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在诏文中李忱对李德裕处置吴湘案件给予了最终的定性：

“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附会李绅之曲情，断成吴湘之冤狱。”

李忱在诏文的结尾，依然加上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句话，充分说明李忱时刻没有忘记要将李德裕狠狠地踩在脚下，绝不给李党势力东山再起的机会。

当时再次被贬的还有李回这个李德裕忠实的追随者。最初，李忱是想让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可是诏文起草完毕后，给事中认为处分太轻，将诏文奉还李忱，于是李忱改贬李回为贺州刺史。

李德裕倒台后，被牵连的官员为数不少，绝大部分人都是朝廷中的文臣，当然受牵连的也有武将，其中以兼任河中、河阳、凤翔三镇节度使的石雄为典型代表。

石雄作为武宗李炎时期反击回鹘、平定泽潞之乱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将领，深得李德裕的赏识和信任，就连武宗李炎本人也称赞石雄的勇猛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所以在会昌年间，石雄仰仗皇帝和宰相的绝对宠信而身兼三镇节度使，算是李党成员之一。

可是随着李忱即位后对李德裕的打击排挤，李党失势后，石雄也失去了靠山。朝廷内取而代之的牛党势力对石雄颇为忌惮，虽然他们知道石雄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武将，是帝国镇守边塞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出于本派之私利，他们还是以防止李党死灰复燃为借口，鼓动皇帝李忱解除了石雄三镇节度使的职务，并让其奉诏入朝听候安排。

石雄虽然是个武将，但李德裕倒台，他十分明白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在奉诏入朝后，他立即前往政事堂求见白敏中，希望朝廷看在自己曾经有功于国家的分上，委任自己一个偏远地区的节度使之职以终老。

但是石雄的请求最终被拒绝了。牛党解除石雄的职务，就是因为他是李党成员，白敏中为此还挖苦石雄，说他过去的功劳，朝廷以三镇节度使作为对他回报已经足够了，他实在不应再奢求什么。不过白敏中并没有将事情做绝，在充分考虑石雄的请求后，他委任了石雄一个左龙武统军的职务，将他留在了皇宫之内。事实上，等于是将石雄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加以监视。

石雄是牛党势力排挤打击李党势力官员的最后一人，随着石雄被变相软禁，和牛党势力斗争40余年的李党势力终于以惨败而告别朝廷政治舞台，其党魁李德裕在大中三年（849年）到达贬所崖州。

事实上，凡是被贬到崖州的官员，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当年杨炎和韦执谊被贬崖州，一个没走到崖州便被缢杀，一个在崖州郁郁而终。而现在李德裕也要到那里去，这让他心中不禁产生阴影，在到达崖州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李德裕登上崖州城楼赋诗一首：

独上高楼望帝京，

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

百匝千遭绕郡城。

或许此时的李德裕已经明白，在政治斗争中，一个人无论是得势还是失势，其实都没有道理可讲。那一刻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李德裕对世事无常的那一声长叹，长叹悠悠之间涵盖了他的一生，也涵盖了一部历经40余年牛李党争的晚唐历史。

大中十三年（849年）闰十一月，李德裕病逝于崖州，终年63岁。

一代名相就此悲情谢幕！

李德裕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关于他的话题以及牛李党争的历史，千百年来却始终没有停止讨论。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评价李德裕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或许，李商隐的评价只说对了一半。

不是终结

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势力在持续40多年的牛李党争中，最终以惨败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李德裕依然是晚唐的著名政治家。从元和年间开始步入仕途，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长期地方任职的经历，担任过浙西、郑滑、剑南、西川、淮南、荆南等镇观察使和节度使。在朝廷中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加官至太尉，晋封卫国公。

李德裕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在大唐帝国国势逐渐衰弱的情况下，主张树立朝廷权威，对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强硬对策，以维护的帝国的统一，而且强调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是李德裕人生最为得意的时期。由于他深的李炎的信任，其胆识和才学得以充分发挥，并在处理会昌年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德裕从幼年起，就继承家学渊源，勤奋刻苦地攻读《汉书》《左氏春秋》等史料典籍，成年后喜好著书写文，官居宰相后虽然政务繁忙，但依旧笔耕不辍。在他长安城的安邑里府邸中有起草院，其中又有精思亭，每当遇到朝廷需要用兵的大事时，李德裕都要独处其中，凝思运筹地为皇帝起草诏令文书。而且李德裕著述颇丰，流传至今的有《会昌一品集》《次柳氏旧闻》，已经散佚的有《文武两朝献替记》《会昌伐叛记》《大和辩谤略》等。

除了李商隐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之外，近代的梁启超也对其颇为赞誉，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们知道，与这五个人比起来，李德裕无论从名气还是历史功绩来看，都无法和他们相比。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他陷入了影响大唐帝国国运的党争事件中，而且从个人品格来讲，李德裕虽然才学俱佳，但实事求是地说，其心胸并不宽广。

政治上的有所作为不应该掩盖自身性格和气质的缺陷，李德裕为人孤峭，以才学自负而特达不群。虽然他对朝廷中的党争问题深恶痛绝，但因为特殊的出身以及心胸狭小，尤其在他手握大权之时，没能摆脱维护本派系之私利的想法，致使其热衷于党同伐异。

即使在他被贬黜之后，又著《穷愁志》三卷共计四十九论，深刻阐述党争问题。虽然他在著述中一再为自己开脱，在序文中也称这本著作仅仅是在朋友间作为交流使用，但文章中依旧散发着浓厚的朋党气息，而且隐含着对牛党成员的人身攻击，这不能不说与他的个人品格和心胸有关。

对于牛党的魁首的牛僧孺，即使在李德裕最为失意潦倒之时，依然没有忘记诋毁攻击。他在评论牛僧孺所著的《周秦行记》时，利用牛僧孺的姓氏大做文章，称之为“太牢”，甚至说牛僧孺“阴怀逆节”。而那个时候牛僧孺已经死去，但李德裕仍以如此恶毒的语言对逝者肆意诋毁，并以未处置牛僧孺的族人而深深遗憾，甚至将对牛僧孺的报复转嫁到其子孙的身上。他对牛僧孺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他心态完全失衡，而这对于评论他这个晚唐政治家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如果将李德裕的功过做一个划分，会昌年间的励精图治与深陷牛李党争，单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李德裕的功过可以划分为五五开。但如果站在晚唐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牛李党争”使得大唐帝国加剧了内耗，李德裕实在无法和前边提到的五位宰相相提并论。

以李德裕大中三年（849年）死于崖州贬所为标志，这场从宪宗李纯在位已开端倪，历时约40余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以牛党的全面胜利和李党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牛李党争”是晚唐历史的三大祸害之一，两党之争既有社会的历史根源，又与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牛党成员多为出身庶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李党则代表那个时代日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事实上，“牛李党争”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对待藩镇和科举采取什么态度展开的。

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担任宰相时起，就极力主张抑制藩镇势力的发展，对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不听朝命的藩镇，坚决以武力讨伐。但牛党则由于自身与藩镇势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藩镇多采取妥协迁就、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但在李党看来完全不能容忍。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无论是李吉甫还是李德裕担任宰相的宪宗、武宗时期，藩镇们大为收敛，不敢过分造次；而在穆宗、敬宗、文宗时期，藩镇势力颇为嚣张，这不能不说与两党对藩镇的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李党的压制藩镇政策，减轻了因藩镇割据和混战所造成的危害，有利于大唐帝国的统一和改善民生，元和中兴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对李党应该给予积极评价的一方面。但在对待科举问题上，李党成员因为出身的缘故而产生了局限性，特别是李德裕顽固坚持门第观念，肆意诋毁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主要选官途径，并且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形势下，李德裕的攻击否定科举制显然与时代背道而驰。

而且在李德裕的影响下，李党成员甚至有了废除科举的呼声，这其中以文宗时期的李党成员郑覃最为积极。当时他上疏文宗李昂，认为南北朝时期多用文采华丽之士，所以出现不治的局面。在郑覃看来，只要有才能就可以重用，为什么偏要通过考试才决定重用谁呢？

郑覃还进一步举例说，陈后主、隋炀帝都是能写文章的高手，但就是不懂得怎样治理天下，所以最后搞得天下大乱，写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希望皇帝陛下不要过分看重。

由郑覃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牛、李二党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各有所长，同时也有各自的短板，客观地说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如“长庆销兵”事件就不能完全说牛党对待藩镇只是姑息。

但是“牛李党争”毕竟是大唐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源头，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政治观点，其斗争不仅加剧了帝国的内耗，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高层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痕迹。

“牛李党争”虽然是唐朝初年以来士族和庶族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继续，但唐朝建立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庶族出身的官员，已经在官员队伍中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经与唐朝初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早已经成为李唐皇室所依靠的主要统治势力。

同样，这些庶族出身的官员在皇帝那里得到了过去只有士族势力才能享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一部分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摇身变成世家大族，因此牛李党争能够持续40余年已经不能与唐初的士庶斗争同日而语。

因为自身的切身利益，牛李两党党争激烈之时，李党得势时，牛党必非之；同样牛党走红时，李党也是诋毁不断。长期的朋党之争，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互为表里，加剧了大唐帝国政治走向没落的速度，虽然两党之争终结，但大唐帝国的衰落却并没有终结，虽然“小太宗”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但终究挽救不了大唐帝国走向衰弱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