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病——双面狂人徐渭



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

——《徐文长传》

公元1890年7月底的一天，荷兰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带着手枪，走进了一个农民的田庄，他没有把手枪对准头部或心脏，而是朝自己的下腹开了一枪，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房间……两天后才被人发现。年仅三十七岁的凡·高就这样离开人世，死前留下一句话：“悲伤会永远留存。”

这位后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一生屡遭挫折，备尝艰辛，饱受精神疾病折磨，是19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然而这仅是后世的评价。逝世数月前，凡·高的《红色葡萄园》才刚出售，这是他在世时唯一卖出的作品。

几乎在此三百年前，即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一位七十二岁的老翁在浙江绍兴溘然长逝，死时一无所有，除了身旁成堆的字画、书稿。

他叫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又号田水月，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他天赋异禀，隽才超逸。一生留下了许多逸闻趣事。其中关于他自残、自杀、杀妻之事更让当时及后世学者兴趣盎然。

有人说，相隔三百年的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都患有精神分裂症。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国的凡·高，狂而未疯？

徐渭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呢？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台湾于2014年改译为思觉失调症）是一种严重精神疾病，症状为思考方式及情绪反应出现崩溃。常见病征包括幻觉、妄想及胡言乱语，严重者也会有自毁及伤人的倾向，并出现社会或职业功能退化。病患通常于青壮年就显现初期病征。这种精神病的特征是病患常有幻觉（如觉得耳边有人说话，有人谈论自己）、妄想，被一系列奇异而错误的信念困扰。这些信念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是如此真切，事实上却是假的，例如，相信自己的行为受制于外星人或其他物种。在某些病例中，病患以为自己是总统、国王或首相之类的大人物，身负重大的历史责任，其逻辑完全错误。

让我们看看两则有趣而悲哀的病例。

南宋抚州临川陈自明，字良甫，著名医学家，对医学理论有独到的研究。据《陈良甫医案》记载，一名妇女思念不幸离世的丈夫，魂牵梦萦，白天絮絮叨叨，对着空气与幻想中的“夫君”闲聊，乐此不疲，甚至桌面上也摆好了两份餐饭，她与“夫君”共餐，夹菜劝酒，好像确有其人似的；更恐怖的是，女子的床铺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二人的枕头被盖，晚上她就继续与“夫君”同眠，家人惊骇不已，以为真的有肉眼不见的鬼魂。

还有更典型的例子，那就是乾隆年间轰动一时的“丁文斌案”。话说乾隆十八年，山东曲阜衍圣公（孔子后代）的孔府，门口突然跑来一年轻人，使劲地敲门。孔府家丁开门一看，但见此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自称“丁文斌”，乃浙江人，千里迢迢跑到孔府来给孔家做上门女婿的！家丁立刻断定是狂妄之徒，要撵他走。他却振振有词地说一个小人在其耳边说话，说他有九五之命，将来要当天子，上天把孔府的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他，今天特来认亲。说罢，丁文斌从怀中取出一本书，说这是开创新朝的天才构想、治国良方，执意要让家丁拿给“岳父”看。家丁尽管不是医师，也早就判断出此人是疯子，就把他扭送到官府。地方官升堂一审，丁文斌把他的奇遇重复一遍，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已给新王朝起了国号、年号，连“国旗”图案都设计好了！地方官感觉很为难，此人显然是疯子，但若按律例，照本宣科，也算“谋逆”罪，如何是好？他就给乾隆写了一封奏折，请求指示。

乾隆一看，立刻“关心”起丁某的身体健康，追问此人还能活多久。山东巡抚汇报说丁某本来身体就很差，因怕他装疯卖傻，所以曾对他动用大刑，毒打了几次，估计活不太久了。乾隆为何关心这丁文斌的身体呢？是想把他放出来治病吗？不是！

原来，乾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不便，司法部门立案判决，地方与中央反复磋商、请示，来来回回几个月就过去了，可能最后判决下来时，丁文斌已死，就等于逃脱了法网，逃脱了惩处！所以，乾隆“果断”判处丁某大逆不道，死刑，而且是最残忍的凌迟！他立刻命山东巡抚把丁文斌从牢里提出来，在万头攒动之下把他千刀万剐活活“碎磔”。

历朝历代造反的人很多，但你见过这样的奇葩造反吗？以乾隆的高智商，怎会不明白此人乃一傻子疯汉呢？对这种病人不积极予以救治，反而大刑、屠刀伺候，当然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想想清朝皇帝制造那么多起文字狱，这样的悲剧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反观徐渭生平，他显然不属于此类病患，其人有狂放、冲动的一面，行事有时怪诞，但言谈不仅符合逻辑、不紊乱，而且绝大多数思路清晰。他的军政谋略可圈可点，艺术理论独树一帜，文艺作品在当时已享誉四海。

史书记载，徐渭自称志气恢宏，博览群书，研读经史百家时，哪怕是极不起眼的琐碎知识，都会执着地追根究底。可见此君阅读量很大、治学严谨、苦心孤诣。二十岁左右，他与好友常作诗文歌咏，兼涉戏曲书画，号称“越中十子”；三十多岁时，他先是积极参加民间抗倭，后又被召入胡宗宪幕府，为这名颇有政治抱负、有战国四公子蓄养门客遗风的封疆大吏出谋划策，业绩不菲；后更游于宣化、辽沈及南北二京，不断创作诗文、剧作、书画，诗文有“明代第一”之称。可以说，徐渭的一生与社会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病情好转后，他积极准备应考科举，作诗云：“尚有旧心消不得，偏题彩笔对青春。”还参加好友沈炼的祭奠活动，并写了《与诸士祭沈君文》一文，以击鼓骂曹的祢衡比喻惨遭毒手的沈炼，以野心勃勃的曹操比喻杀害好友的奸相严嵩。他的文赋《进白鹿表》，甚至获得嘉靖皇帝的欣赏。

直到晚年将死，闻知儿子参加抗倭援朝战争得胜，他又作《春兴》一首，抒发强烈的爱国鄙倭之情。这样的才子能人即使有病，有某种障碍，也绝非思绪紊乱、内容荒谬。综上所述，徐渭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不大。

躁狂易怒，行为脱序

其实，徐渭更像是一名躁郁症病患。

情绪性疾患（mood disorders）包括单相（抑郁）和双相（躁狂—抑郁）的一组异质情绪障碍疾患，病情常有反复，特点为广泛心境紊乱，精神运动性功能失调。躁狂症（情绪高涨）和抑郁症构成了情绪性疾患的核心情感成分，焦虑和容易激动（irritation）也同样是这类病人的特征，西方又称之为“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悲伤和快乐原本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状态，与病态的抑郁和躁狂有别。悲伤或抑郁是人类对失败或其他逆境的普遍反应。有些人在假日或有意义的周年纪念日会出现短暂的抑郁，这种假日愁绪、周年忧郁都不是病态心理性质，但有情绪性疾患倾向的人在此时即有崩溃的可能。躁狂症、抑郁症不同于正常的情绪反应，尽管可能间歇发作，但它们会引起显著的躯体功能障碍，造成社会功能和工作能力严重受损。

那么，何为躁狂状态呢？

具体说，就是病患情感高涨，主观体验特别欢快，高傲自大，自命不凡，整天兴高采烈，得意扬扬，心境高涨，目空一切，甚至盛气凌人，容易夸大其词（内容基本符合逻辑而不荒谬，与精神分裂症不同），但有时候情绪不稳，变化莫测，时而愉悦时而激动、暴怒，容易反应过度，产生敌意，动辄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有破坏和攻击的行为倾向，行为容易失控。

徐渭一向性格暴躁，不善与人相处，在家中，由于夫妻关系不睦，精神压力大，他常常嫌弃辱骂继妻张氏。在胡宗宪幕府中，他也多次“以睚眦中伤人”，人缘不佳。由于胡宗宪的庇佑，徐渭的狂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时而大谈兵法，时而醉卧城门，行为飞扬跋扈，为人不拘礼法。《明史·徐渭传》中记载他“藉宗宪势，颇横”。树敌甚多，积怨甚深。这些都没有酿成大祸，尚属侥幸，但最为世人不解的正是徐渭杀妻一案！

徐渭晚年的回忆录《畸谱》中，他说自己46岁时精神病复发，杀死妻子张氏后下狱。关于这桩家庭悲剧，当时亦多有记载，大致是说徐渭猜疑心很重，怀疑继室不忠、在外有私情，狂怒之下竟将其杀死，结果被判入狱。

到了清代，顾景星在《徐文长遗事》中干脆绘声绘影地说徐渭冬日见妻子把暖衣盖在书童身上，醋劲大发，错手酿成大祸，将徐渭杀人归咎于嫉妒、多疑。《明史》则将徐渭杀妻与发狂直接连在一起，还加上自残的情节：“渭惧祸（胡宗宪被捕，徐渭怕受牵连）发狂，自戕不死，遂杀其妻。”

与此同时，民间更有一些笔记小说把前代某些名人的杀妻行为附会到徐渭身上，虚拟了许多情节，如把徐渭杀妻和风花雪月、妓女色僧纠缠到一块，大肆渲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但纵观前人说法，可以得出基本接近真相的结论，就是徐渭生性嫉妒，很有可能猜疑妻子张氏有外遇，诱发惨剧。那是嘉靖四十五年的一天，四十六岁的徐渭因为一件不为世人所知的事件，极度疑心继妻有不贞的行为，或许其时还合并幻觉，于是在愤怒中疯狂殴打妻子，继而失手杀人。他难以自控，双眼通红，凶神恶煞，浑身颤抖，拖着褴褛的衣衫在街市上狂奔，沙哑地喊叫引来一片围观。

有情绪性疾患的人严重时会出现夸大妄想，在夸大的基础上衍生出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但历时一般较为短暂。惨案发生后，徐渭静下心来写信给朋友，暗示妻子有外遇，自己是在盛怒之下误伤人命。在同乡的说情救助之下，徐渭侥幸免于死刑，但被判监禁，足足坐了七年大牢！

生活中的徐渭本身就是一个“生平见雪颠不歇，今来见雪愁欲绝”、“月光浸断街心柳，是夜沿门乱呼酒”的狂人，他的癫狂举止或许也是用以发泄内心不平之气的特殊方式，但躁狂发作在此间难辞其咎。

徐渭的躁狂状态应该很严重，很容易受到一点点刺激就癫狂失态，他在《喜马君世培至》诗中说道：“时我病始作，狂走无时休。”满大街呼啸奔跑，别人理所当然认为他与疯子无异。他知道药物难以奏效，希望友人谅解，奢望于友人的好言慰藉，助他战胜病魔。据此可见，徐渭是知道自己生病的，只是难以控制自身行为而已。这与精神分裂症病患不一样，后者完全蒙在鼓里，自以为是，对自身患病一无所知，医学术语叫“缺乏自知力”。

徐渭笔下出现了众多狂人、奇人形象，像是“举觞白眼望青天”的袒腹卧松者、“不醉亦骂坐”的友人形象、湖边沙际“一丝不挂任天真”的老人、“醉卧人家楼上床”却“从来不乱雌雄匹”的高人，还有《四声猿》中“雄才似木兰”的西北妇、女扮男装或沙场建功或科场扬名的雌木兰与女状元，以及击鼓骂曹的狂狷之士祢衡等。这些人物都具有不受礼教束缚、任情而动、超凡脱俗的人格特点，其行为显示出反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与徐渭本人很像。可以说，既是艺术的加工，也是作者内心的写照。

有情绪性疾患的人可能有短暂的片段幻觉、错觉。徐渭在《海上生华氏序》中承认自己有时受到刺激，会抽风发作（亦作惊厥，会翻白眼，失去意识），不能自制，好像有鬼神在摆布他。他出现过鬼神幻觉，可能是幻听或幻视，觉得鬼神对他发号施令。在小品文《记异》里，他又说多次见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如“一绿色蛇，鳞如鲤，娇倩可爱，当道蹲兜下，蟠旋如篆香结……一蛇长五尺许，四足而绯唇”。那么在杀妻事件当中，嫉妒狂徐渭是否也在幻觉的影响下，做出错误判断，失手杀害继妻呢？可能性相当高。

躁狂症还有其他表现，早在徐渭与胡宗宪的通信中就有关于精神障碍的描述，他说自己“夙有心疾”、“夜中惊悸自语”、“心系隐痛”、“形壳如故，精神日离”。这种心神不宁的状态，好像有无数意念缠绕，好像有无数话语要尽情倾诉，可以用“思维奔逸”来解释。

具体说，就是病患思维速度非常快，内容丰富，概念接踵而至，往往从一个概念很快联想到另一概念，形成所谓的“意念飘忽”，出现音连和意连。由于思维联想的速度太快，病患感到舌头、手脚和脑子赛跑。

徐渭作画，“狂中画雪压梅竹”，他情感喷薄、思绪乱飞、灵感猛袭，在画面上尽情地宣泄生命中的悲痛，不顾时空差异，在痛快淋漓的笔墨中达到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书品即人品、画品亦为人品，艺术品呈现的风格与艺术家的精神状态是相吻合的。在徐渭的书法作品中，人们往往能直观地感受到他极端的狂者之气，他的草书《春雨诗卷》、《杜甫·幕府秋风诗轴》和《应制咏剑诗》等作品，风格狂放躁动近乎歇斯底里。他用笔极狠，笔画大范围的摆动像杀红了眼的人挥舞刀剑，似要置人于死地。其书法作品造成的强大气流使得字形似乎要爆裂开来，充斥着各种撕扯、离别、痛苦甚至号叫的意念。徐渭书法的这些特点是他饱经沧桑，对现实极其不满而又被顽疾纠缠，内心无奈又冲突的图解。一方面是放任、狂野、报复；另一方面则是压抑、滞涩和阴暗。

抑郁颓唐，悲观厌世

躁郁症患者，既有狂放发作，也有抑郁状态。徐渭更不例外。

抑郁心境表现为情绪低落、压抑、不为环境中的喜乐所动，可以从轻度的心情不佳、心烦意乱到严重的悲观、失望、绝望。病患有时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提不起精神，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人生好像全蒙上一层乌云。他们容易抑郁悲观，终日忧心忡忡，郁郁寡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甚至有自杀行为，而自杀恰恰在这种抑郁症型的情绪性疾患中最常见！

让我们先看看徐渭的诗，领略其压抑心境。“老树拿空云，长藤纲溪翠，碧火冷枯眼，前山友精崇。或为道士服，月明对人语，幸勿相猜嫌，夜来谈客旅。”诗境诡异奇特，跳动着阴郁不安，充满鬼气。徐渭用笔狠重怪奇，选词生新瘦硬，常用富有刺激性的字词，喜欢使用死、残、杀、堕、寒、烧、削等字眼。

他还喜欢营造阴冷甚至有些血腥的场面，并且选取一些暗黑浓重的语言，采用艺术变形的手法构成惨烈怪诞的意境，现举数例为证：

溪山孕铁英，怪石穿水黑。（《自浦城进延平》）

一江鱼鳖浮尸出，八尺龟螭卧绢黄。（《曹娥祠》）

阴风吹火火欲燃，老枭夜啸白昼眠。山头月出狐狸去，竹径归来天未曙。（《阴风吹火篇》）

盖溪树老旗神庙，高可百尺粗五抱。春深细叶缀苍蝇，夏末凉风呼赤豹。老鸦十万一枝容，下攫牲肠与人夺。（《旗蠹树》）

苍鹰播风摆赤血，老且嚼带流清涎。（《嘴中增张子先》）

这太像李贺的风格了，徐渭也承认自己“戏效李贺体”，说明他有意识地向李贺学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有李贺般的怀才不遇和压抑情愫。

徐渭是在病态中追求着心灵的自由，终其一生都在痛苦中挣扎，痛苦是他创作的源泉，人生的苦难无情地扼杀了他的梦想，却成就了他的艺术创作，从这层意义来讲，不幸的徐渭又是幸运的！

他提出只有“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的作品才能称得上好诗。在创作中，他不乏反传统美学的内容，甚至由于他性情之狂和病理之狂，还出现了一系列惊悚、丑陋、阴森、恐怖，甚至是血淋淋的场景，让人读之不寒而栗。这不是美学的沉沦，而是别开生面的病态气象！

孤僻，也是抑郁状态的一种症状，病患不愿参加正常的活动，体验不到人间的欢乐，开始可能仅针对几件事，如食物、异性、社交活动，接着对一切活动，包括昔日嗜好、娱乐活动，最后对家人、孩子、亲友的团聚也丧失兴趣，变得闭门独居、疏远亲友、生活疏懒、拒绝社交。如张汝霖就在《刻徐文长佚书序》中提到徐渭一回家便紧闭门窗，不见生人，十年多都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只和一条狗相依为命。虽然有点夸张，但徐渭的孤僻个性可见一斑。

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坦率地说自己是个贱人、懒人、直人，最忌惮和权贵做朋友，所以看起来很傲慢，不免让大家觉得他玩世不恭。还说像他这样低贱的人倘若高攀王公贵族，很容易被人认为有非分之想，因此就甘愿孤独自守，不与外界来往。据陶望龄《徐文长传》所述，当地长官不少人想见徐渭，但都未能如愿。曾有人试图伺机推门而进，徐渭用力堵门坚拒，口中还嚷嚷：“我不在！我不在！”于是，人们对他又怪又恨。为了维护人格尊严，他尽量和达官贵人保持距离，有时不免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这不难理解，但从中也能找到他可能有社交恐惧症的隐患。

抑郁状态的病患常感到精力衰退，只愿意简单应付了事，严重者甚至连吃喝和个人卫生也不顾。他们又往往戴着“灰色眼镜”批评自己，贬低自己，完全放任自流。在《至日趁曝洗脚行》中，徐渭不加掩饰地表现了自己的“猥鄙龌龊”：“不踏市上尘，千有五百朝，胡为趾垢牛皮高，碧汤红檐浣且搔，一盆湿粉汤堪捞。徐以手摸尻之尾，尻中积垢多于趾，解裈才欲趁余汤，裈裆赤虱多于虮。”这首诗描绘他一身“积垢”和“赤虱”横陈的狼狈相，反映出他的颓废和邋遢。

心境产生障碍的抑郁病患，最严重的并发症莫过于自残、自杀。未经治疗的患者有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死于自杀；既成自杀中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的人是由于抑郁没被发现或没有进行适当的治疗。随着症状的加重，其自杀念头会日趋强烈，病患千方百计试图了结此生，以死求解脱。

徐渭晚年的回忆录《畸谱》中有六次提及他的病情，涉嫌自杀、自残的有两次，分别为四十五岁时，精神病复发，刺伤耳朵，到了冬天才稍稍伤愈；六十一岁时，又再度复发，并且不进食。

官方编撰《明史》称：“（徐渭）发狂，引巨锥割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阴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看来，他在杀妻案之前就已开始出现自残行为，情绪早就有问题了。

对徐渭疯狂描述最为详细且能为历史文献提供直接依据的是其自撰的《海上生华氏序》：“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逾数旬，疮血迸射……”

陶望龄的《徐文长传》中说他：“引巨锥刺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椎击肾囊，碎之，不死。”王思任在《徐文长先生佚稿序》中更提到他：“不惧死，甚至感愤狂易，槊耳锤囊，终不死。”由于陶望龄、王思任都是徐渭的同乡晚辈，多少见过徐渭的疯狂，虽然描述不尽相同，但在发狂这点上，却为徐渭本人的记述提供了佐证。

后来的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也描绘过徐渭的疯狂：“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文中添增用斧自砍头颅的情节，更为恐怖。

原来，徐渭病发之前曾作《自为墓志铭》，说自己深觉忧惧害怕，忽然想寻死。当时他好像有鬼神附体一样，精神恍惚，拿起斧子猛击自己头部，头骨破碎，血如泉涌。后来他拔下一颗三寸左右的钉子，塞入左耳道，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血流如注，竟丝毫不觉得痛。末了，他还用利锥把自己的阴囊刺碎求死，但仍死不了。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虽然反复自杀未遂，徐渭的“心疾”并未彻底缓解，第二年就酿成了杀妻惨案。

回想起西方的凡·高，同样是艺术天才，同样有割耳自残、自杀的举动，后世者怎能不唏嘘呢？

不过，毕竟与精神分裂症病患不一样，后者病程多数是发作性进展或持续紧张，缓解期有残留的精神症状或人格缺损，而情绪性疾患一般是间歇性发作，间歇期可以完全正常。这就是徐渭在自残之后又愿意接受治疗，数月后才伤愈的原因。

悲剧人生，成就一代宗师

情绪性疾患的病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可能与遗传、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等有关。

一般认为重大负面事件，即不愉快、令人失望的事情，如意外灾害、亲友亡故、经济损失、人际冲突等，均能刺激发病，事件的严重程度也与发病时机有关。慢性、长期的不良环境，如家庭关系破裂、人际关系不良、事业不顺、失业、贫困、罹患慢性疾病等，和生活上突发的意外一样，如果长时间持续，据调查也容易诱发情绪性疾患。

徐渭的母亲是他父亲第二任妻子苗氏的陪嫁丫头，子承母卑，徐渭的家庭地位自然也很低。在他父亲过世后，情形更恶化，生母像奴婢一样为家庭劳作，还要遭人白眼和凌辱。苗夫人没生育，就把徐渭当亲生儿子抚养，徐渭对她只能百依百顺，不敢有半句怨言。这样的屈辱压抑一点点化作愤懑怨恨，层层积压在幼小的徐渭心头。

徐渭十岁那年，苗氏将他的生母卖掉，这对徐渭的伤害很大。徐渭至死都不肯原谅苗氏，他的性情也因此变得乖张，对谁都缺乏信任感，敏感、猜忌和偏执，孤僻的性格由此贯穿一生。十六岁那年，他在自家书房的南窗下亲手栽种一根青藤，从此便天天与青藤相依。

他的婚姻也极为不幸。由于家贫，早年的徐渭只能放下男人自尊，入赘潘家，与潘氏成婚，二人恩爱，可惜潘氏英年早逝；后来，徐渭纳妾胡氏，但胡女不孝，遂被徐渭卖掉；后又迎娶张氏，却因性格缘故，感情不和，最终酿成惨案。

徐渭也曾想通过科举考试的晋升途径，改变自身命运，但由于自负自傲，讨厌八股，在考试中始终写不出规行矩步、合乎应试要求的文章，遂屡考屡挫。从他十七岁参加“童子试”不中开始，一直考到四十一岁，前后共计参加了七次科考，只有两次进入复试，但均以败北告终。这不可不谓学业上的重大打击！

好不容易遇上赏识他满腹经纶的朝廷命官胡宗宪，攀上这棵茂密的大树，徐渭在抗倭前线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算是暂时有了难得的成就感。但胡宗宪毕竟不是常青树，随着严嵩倒台，他也牵连入狱，最后竟死于狱中。作为幕僚的徐渭只能忧谗畏讥，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精神崩溃，先是自残，接着自杀未遂，最后激情杀妻，锒铛入狱。

经过七年的牢狱生活，徐渭心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偏执慢慢消失，然而颓废的意念却一再上升。尤其是被撤销了秀才的功名，对他打击很大。出狱后，年过半百的徐渭连写了四个杂剧，分别是《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统称为《四声猿》。为了生计，他不断地绘画写字，靠卖字画换点生活费，但销路不佳。他在当时画的《雪竹图》中，以风雪中挺立的竹枝，表露了自己在人世中所历经的各种凄风苦雨，并题诗说：“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雪千丈恨难消。”“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是徐渭对自己的写照。

七十二岁时，贫病交加的徐渭在浙江绍兴默默地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一颗狂躁又沉郁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一切归于安详，万籁俱寂。

也许徐渭张不开秀口、甩不开大袖，挥洒不出媲美李贺诗篇的动人神句；也许他静不下心，构思不出深刻缜密的明杂剧剧本，但正因为徐渭的不幸，他的狂放和沉郁间接造就了艺术杰作，奠定他的历史地位！

徐渭死后数年，明末文学领袖、湖北人袁宏道一日在友人家中看到一本已“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的徐渭诗文稿，读罢不禁拍案叫绝，竟彻夜诵读，以至于把友人的童仆从梦中吵醒。从此袁宏道对徐渭崇拜不已。据说，他专程去了绍兴，到徐渭故居找到那根青藤，那根老青藤犹如徐渭化身，扭曲而狷狂，但坚韧而不拔。

令人庆幸的是，历史上的某一刻，有一颗狂躁又沉郁的心，不经意间滋润了不朽的中华文化，或许我们更应庆幸的是，明末的中国人还没有发明出威力可观的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