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病——饱暖求刺激的古代飙车族

齐国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

——《智品》

别以为古代的交通工具只用来载人、运货，更不要觉得飙车是现代人的专属恶习。也许你还不知道，这种不良嗜好其实和医学并非风马牛不相及。

古代的高级房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子的国家之一，相传上古黄帝时期，中国人已知如何造车。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高富帅”和“白富美”常在名车上血拼，今日晒兰博基尼，明天炫玛莎拉蒂。其实古代豪族大户也如出一辙，只是他们秀的都是畜力车——马车、牛车、骡车……千万别认为这些“牲口车”难登大雅之堂，古时候它们可是财富的象征、身份的彰显。上至一朝天子，下至富甲商人，驾车、炫车乐此不疲。

“天子驾六”是古代的礼制之一，即皇帝级别的豪车必须使用六匹马来拉。据传早在商朝就出现设有车厢的马车。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逃难到齐国，齐桓公送他二十辆马车，并将宗室之女许配给他。重耳生活安逸，几乎放弃争夺君位的梦想，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差点就泯然历史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视功过三皇，德高五帝，多次携豪奢车队巡游天下，气势恢宏。项羽看到时便产生了“取而代之”的冲动想法，刘邦看到时则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由衷感慨。

秦汉马车种类复杂、名目繁多，如皇帝乘坐的“玉辂”、太子与诸侯王乘坐的“金钲车”、贵族行猎用的“猎车”、丧葬用的“辒辌车”等。汉武帝时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马车——安车蒲轮，可称得上是当时的豪华房车了。

牛车不如马车快捷，但自有优势。尤其是马匹缺乏时，牛车就更为重要。牛性稳实，“负重致远安而稳也”，只要驾驭得法，其速度也相当可观。魏晋南北朝以后，贵族追求舒坦成为时髦，牛车因稳定性高，地位大为提升，逐渐得到有钱人的青睐，乘牛车不仅不再低贱，反而成为贵族的时尚新潮流。特别是东晋南渡以后牛多马少，这也成为牛车兴盛的原因之一。在西晋时，牛车已是皇帝、王公大臣、名士贤人专用的交通工具。东晋时，更成为普通士人的主要代步工具。

乘牛车和乘马车一样，有上下等级之分。诸王乘犊车，因以云母装饰，故又称“云母车”。这是一种带屏障、配八牛的豪华座驾。三公有德行者乘“皂轮车”，配四牛。南朝正由于士族门阀沉迷舒适，安于享受，各种高级牛车便急速应运而生，以致行驶速度较快的马车几乎绝迹。

南朝刘宋时，有个叫刘德愿的，是皇帝的表侄，辉煌的家族史一直令他引以为豪，不料后来行为不当被免职，便开设了一所驾驶学校，养家糊口。他曾在学生面前展示自己的绝活：先在地上竖两根柱子，二者宽度仅比车轴长一丁点儿，然后在百步之外上车执辔，挥鞭打牛，疾驰的牛车从两柱间一穿而过，竟丝毫不碰到柱子，观者赞叹不已。真乃行行出状元！

看完古代的名车和名司机，现在来看看古人是怎样玩车的。

疯狂的古代飙车族

春秋时，齐国国都临淄出现了一种叫“击毂”的危险娱乐方式。毂，车轮中心的原木，用来插轴。击毂，即在马车奔跑的过程中，用马车车轴互相碰撞，以此取乐，类似碰碰车的飙车游戏。齐国富庶天下皆知，看看齐桓公一口气慷慨送了二十辆马车给重耳就能猜到了。临淄是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据战国时纵横家苏秦的描述，市区居民达七万户，按每户三个成年男子推算，临淄市应该有四十万以上的人口，能临时征集二十余万兵力，还不包括外来人口。两千多年前的城市能有如此规模，已经相当大了。

至于临淄的经济，苏秦说：“甚富而实。”经济发达，民生富裕，娱乐业也发达，家家户户“吹竽鼓瑟，弹琴击筑”，还滋生出“斗鸡走狗”，甚至有博彩业萌芽。人口密集，道路拥挤。富有娱乐精神的临淄市民居然突发奇想，将撞车这种交通事故发展成娱乐活动，车主们驱使马车狂奔着相互碰撞，玩的就是惊心动魄，讲究的就是极致刺激，过足了瘾就死，翻了车就拉倒。

可以想象这给当时临淄的交通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临淄政府下了飙车、撞车的禁令，然而屡禁不止，人们觉得这是一种刺激的娱乐，何须禁止？就算出了车祸人命，也当是娱乐活动附带的风险，与刺激的快感比起来，这点冒险算什么？

齐国国相晏子对此忧心忡忡，他眉头一皱计上心头。某日，他特意在市区高调亮相，坐着崭新的高级马车，前面是神龙一般的骏马，引来围观。就在这时，晏子刻意安排了一起撞车事件，与另一辆马车当街相撞。晏子随即公开宣称，这是自己的生活态度不好，惹恼了神灵所致，遭神灵抛弃，运气烟消云散了。说罢，他竟弃车而去。

古人特别重视鬼神，国相道出飙车的根本危害：让保佑老百姓的神仙和列祖列宗不高兴了！迷信的齐国飙车手们在这种危及家族、个人命运的风险面前，终于止步了。

王恺、石崇相斗，不只是炫富

从心理层面上讲，飙车其实不单纯是一种炫耀财富的行为。人，不管贵贱，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压抑，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具有破坏作用，飙车就是一种释放的途径，也成为一种真实的体验。弗洛伊德（Sigmu nd Fre ud）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文中提出，人都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死的本能对应着生的欲望，是指人性中趋向毁灭和侵略的冲动。死的本能与生俱来，伴随人一生不变，它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力量。在加大马力、追求高速、相互追逐碰撞嬉闹的时候，临淄车主们有钱有闲，无所事事，飙车这种非常危险的活动，极可能使他们车毁人亡，满足其“死的本能”。

当生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产生更高一层的需求，其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便是最高的层次，这是指个人理想、抱负等得以发挥、伸展到最大的程度，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众所周知，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是人人都渴望进入这一层次，都幻想、梦想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历朝历代的飙车族来看，很多都是富家子弟。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物质享受已满足，但热爱挑战，喜欢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要，通过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达到一种酷炫和被羡慕的满足感。而飙车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这种快感，这又是物质所不能取代的。说到底，他们所追寻的就是这种精神层面的受尊和自我价值感的实现。

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提到的个案更典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首词脍炙人口，但初学者可能对其中典故有些模糊，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辛弃疾醉梦里挑亮油灯观看宝剑，梦醒时仿佛听见军营的号角响起，幻想着把“牛肉”分给部下作为犒劳美餐，让乐器奏起雄壮的军乐以鼓舞士气。其中的“八百里”，其实指的就是牛。据《世说新语》记载：西晋富豪王恺有良牛，名“八百里驳”，故而后世诗词多以“八百里”称牛。

王恺乃好牛、好车之人，他贵为西晋外戚，少无品行，却有才智。祖父是曹魏司徒王朗（就是在《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临阵骂死的那位），姐姐是皇后。本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身份显赫，十分富有，且性格奢侈，他与暴发户石崇斗富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王恺的出身注定要成为一流富豪，但说到富甲天下，那倒也未必。因为出身官宦世家、靠巧取豪夺和杀人越货积累巨额资产的石崇，还是总能在“财”气上把国舅压住。

王恺的官职和社会地位比石崇高，听到石崇的超豪富生活水平后心理很不平衡，石崇是名副其实的土豪，也不觉得和国舅比富有何不妥。两人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然后斗到了路上：王恺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绸缎做帷幕，石崇就针锋相对地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最后又回到房子上斗：王恺用赤石脂为涂料刷房子，石崇就用花椒粉……每次王恺都屈居下风，委实不甘。

和许多贵族一样，王恺也痴迷于飙车和养牛。他有一头膘肥体壮、雄姿英发、动如疾兔的骏牛，即世传的“八百里驳”。此牛大概飞奔起来与神驹不相上下。王恺疼爱有加，每天命人把“八百里驳”的角和蹄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晶莹剔透。

石崇家养的牛，无论体形或力气看似都比不上王恺的牛。有一天，他和王恺出去郊游，因为出发很迟，怕归来太晚城门关闭，所以回城时争先恐后地往洛阳城驾车狂奔。王恺本以为胜算在握，根本不把石崇的牛车放在眼里。不料，他跑着跑着就惊呆了。只见石崇的牛刚走几十步后，就猛然加速，快如飞禽，一溜烟似的风驰电掣。王恺的良牛拼了老命也追不上，只得又输掉飙车，唯有扼腕长叹。百折不挠的王恺于是暗中买通了石崇家赶牛车的人，问是什么原因。车夫透露说：“牛跑得本来就不慢，但车夫赶牛时唯恐不能取胜，操之过急，反而牵制了它。其实让辕偏向一边，仅使一轮着地，从容让牛放开蹄子尽情发挥，就能跑得更快了。”王恺满心暗喜，全然照做，终于在飙车中与石崇不相伯仲了。石崇听说实情后，就把泄密的人杀了。

心灵空虚，缺乏同理心

从王恺、石崇的飙车来看，他们富足的生活加上空虚的心灵，必然滋生出追求强烈刺激和突显个人价值的狂热冲动，这多多少少都与当年临淄城里那些吃饱了撑着、游手好闲的“中产阶级”有几分相像。

这些飙车族经常刻意体验对死亡的恐惧，当战胜这种恐惧时，就能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感。他们又与围观者在相互刺激中，获得病态的满足，这种速度上瘾与药物上瘾、网络上瘾的心理需求很相似。

心理问题是用医学仪器、科学设备测量不出来的。可怕的是，飙车不仅仅是心理问题。

一项研究指出有危险驾驶记录的人，在社会认知和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与共情）方面比较不活跃，这能在大脑上显示出来。在实验中，科学家让驾驶习惯好和不好的司机分别观看交通安全影片，同时用核磁检测他们的大脑反应。核磁成像的结果显示，驾驶习惯良好的司机观看危险驾驶造成伤亡的视频时，大脑颞叶活动更为活跃。专家结论认为颞叶活跃的人拥有更强的共情能力，也更在意他人。那些不顾他人生命的飙车党们则缺乏同理心，不在乎他人的生死。由此可见，爱飙车的人负责社会认知和共情能力的脑区（颞叶）相对不活跃，因此常常漠视规则，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

上文提到的石崇就是极度残忍的人，前文说他私自处决车夫即是一例。他在荆州任官时就曾以暴力掠夺财富，手段凶残，令人发指。更骇人听闻的是，他对自家的女仆也磨刀霍霍，如对猪羊。《世说新语》中记录石崇每次宴客都令美人给宾客斟酒、行酒，若客不饮尽其酒，石崇就立将美人斩首。有一次，石崇宴请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王导不善饮，但不忍美女被害，勉强喝了几杯，颇有醉意；王敦能饮却故意不饮，试探石崇，结果石崇连斩了三美人，堂外血流成河。

石崇之流，难道天生就有漠视他人生命的病态人格？他们驾车狂飙而不顾一切，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不过，这种丧心病狂、草菅人命的禽兽终究会遭人唾弃乃至多行不义必自毙。石崇最终得罪了权贵，被诬陷致死，全家也被处斩。至于那位王恺也好不了哪里去，死后被封了一个“丑”字作为谥号，遗臭万年，真是罪有应得，令人拍手称快！可怜的是他那头“八百里驳”，在一次赌博中被输掉，惨遭大卸八块，成了餐盘上媲美当今“和牛”的佳肴，成了西晋富豪们荒唐行为的殉葬品。

不该爆发的肾上腺素

人类本来就不该和动物一样，更何况是君子呢？

东晋灭亡后，南朝宋政权取而代之。有刘瑀、何偃二人互相嫉妒。宋孝武帝举行郊祀，当时何偃担任吏部尚书，地位后来居上，而刘瑀原本想做侍中，却未得逞，心中愤恨。他们一同随皇帝出发，一场另类飙车随即发生。

何偃乘车在前，刘瑀骑马在后，两人相距数十步。刘瑀策马追上何偃，不怀好意地说：“你的车怎么跑得这么快？”何偃也暗含敌意地说：“拉车的牲口很强壮，而驾驭者的技艺又很精悍，当然跑得很快！兄台，你的马怎么这么慢？”刘瑀暗喻道：“千里良驹遭到羁绊，所以落在后头。”何偃又讽刺地问：“何不快马加鞭，使它致千里？”刘瑀轻蔑地说：“我一踢脚便会直上青云，何至于与驽钝之马争路。”胸臆狭隘，竟致如此！

人在情绪激动或者处于战备、紧张状态时，体内的激素就会发生变化。外界的警报讯号刺激脑部进入警戒，进而刺激肾上腺素上升，引起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肌肉紧绷等，准备随时应付危急情况。这本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对于动物来说，无非是对战或逃跑的问题罢了，可是人类会选择克制和沉默。上文那两个路上争快的官员，一番指桑骂槐般的唇枪舌剑后，体内肾上腺素早已飙升，虽然没有粗暴的动作相向，但横眉怒目、唾沫横飞、心怀怨恨看来是少不了的。飙车路上充满火药味。

圣人面对不愉快乃至羞辱，可以修炼得不动如山；君子虽然体内肾上腺素攀升，但外表面无改色，语无改调；俗人呢，随着身体内激素的变化，很容易暴跳如雷，动不动就会恶语相向，甚至大动干戈。

那些在路上争一时长短的飙车族，大多自诩为勇士。其实这不是勇敢，这是鲁莽。勇敢应该是伴随着智慧和理智，低级的蛮勇才会空凭一腔血气，一味蛮干。大勇必须伴随大智，鲁莽之徒，其实丧失了掌控自我的能力，撒手交给命运摆布，结果大多走上不归路。

春秋时，孔子曾听到一则不好的传言，有人说他虽然身材高大，学了很多东西，但没有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本钱。面对难听的传言，孔子从容地对门下弟子说：“我靠什么立足？驾车呢还是射技呢？我看还是回去驾车好了。”

面对质疑，心平气和；面对自身，了如指掌。孔夫子有这般心境，开车自然开得四平八稳，生活自然过得豁达逍遥，难怪在那样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能活到年逾古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