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明遇上大清：重出江湖的老大爷们——明军调兵遣将

历史大观园历史故事 2020-06-19 12:10:16 0

万历的方略是征用旧将、抽选精兵、广筹兵饷。

先说征用旧将。当年抗倭援朝的老班底几位主官只要还活着的，谁也别想跑。前辽东巡抚杨镐被重新起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任辽东主帅。当年就是这位杨镐在蔚山大败后谎报军情，被御史杨鹤等弹劾罢官，但朝廷认为他过去常年在辽东，熟悉军情，就把这位曾经的败军之将派到了辽东。

熟悉杨镐的人都不希望这位仁兄复出，但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那就是万历后期的朝廷人才凋零，抗倭援朝的主帅如李家将的李如松、麻家将的麻贵都已作古。活着的这些人里熟悉边情的也就剩杨镐了。杨镐对女真人究竟了解多少不好说，但他跟辽东的李家将关系好倒是真的。朝鲜兵败后的杨镐一度出任辽东巡抚，而他后来之所以又被弹劾罢官，就是因为他极力推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

杨镐担任辽东经略期间，先后担任辽东总兵的也是李家将的李如柏、李如桢，以杨镐跟李家的关系，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当时朝廷还想用李家将，以为杨镐在辽东多年熟悉敌情，又跟李家关系亲密，这才派他去辽东。

此次出征的头号主将是绰号“杜太师”的杜松。杜松，陕西榆林人，明代很多武将都来自榆林，作为明军的边防重镇，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大兵营，里面住的都是军人、退伍军人、军人家属，因为世代从军，父子相承，民风强悍，榆林兵的骁勇天下闻名。榆林不仅出精兵，也出猛将。杜松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的九边重镇，杜松就守过4个。杜松早年驻守陕西，经常与之过招的主要是蒙古人，杜松的作战风格就是猛打敢冲，特别适合跟蒙古人打仗，彪悍的蒙古人见了他都躲着走，蒙古人被他收拾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他的“杜太师”的外号就是蒙古人送的。

万历三十三年（1605），杜松接替李成梁四子李如樟镇守延绥。3年后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杜松又接替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任期从1608年7月至1609年4月。也就是说，杜松也在辽东待过。10年后，杜松以山海关总兵的身份率军回到辽东。

可是，辽东并非他的福地。一次，因为打了败仗，憋气又窝火的杜松，居然一把火烧了自家的草料场，这位老兄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个冲动型的猛男，粗狂、悍勇。性格决定命运，他这样的人实在不适合当领兵的主将，因为即将与他对阵的是善于用兵的努尔哈赤，很傻很天真的杜松遇上努尔哈赤，结局已经不难猜想。

二号主将刘出身将门，他的父亲是抗倭名将刘显，刘的起点很高，但他成名靠的还是实力。看看他的履历，1582年率军征讨缅甸，1592年、1597年两次抗倭援朝都有他，1600年又率军攻克娄山关平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他打了两个，而且戏份不轻。辽东危急，国难思良将，万历又想起了这位老将军，这年刘已经60岁了。

之前，刘因为被弹劾罢官，已经在家蹲了有一阵子了。这时才被再次起用。

三号战将马林，名将马芳的儿子，1599年9月至1601年2月出任辽东总兵，后被弹劾罢官。

四号战将李如柏，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时任辽东总兵。

从主帅杨镐到手下的四大将全是被弹劾罢官的“家里蹲型”，直到辽东战事吃紧，万历才想起这几位仁兄，他们的履历影响了万历的决策。四大将里除了刘没干过辽东总兵，其余三个，两个前任，一个现任，万历对工作经验是蛮看重的，而刘虽然没当过辽东总兵，却去过朝鲜。主帅杨镐则是既当过辽东巡抚，也去过朝鲜。

可是万历忽视了他们的岁数，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万历三大征已经过去20年了，而万历还打算用20年前的这批老将去征战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朝廷在全国大规模调兵，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浙江、四川、湖广、山西、陕西、南北直隶，加上永顺、保靖、石柱、河东、河西土司兵及各总兵部下精锐家丁，动员兵力超过8万，加上从辽东新征的两万人，对外号称12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过三大征的万历皇帝自然懂得这个道理，调兵遣将的同时，万历也指令户部、兵部抓紧时间筹集大军所需粮饷。

兵部职方司主事和员外郎带着20万两饷银前往辽东犒赏三军，年底户部特设“督饷侍郎”专门监督辽饷征集。此时，预计征集的230万两辽饷已经有160万两运抵辽东前线。

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各地奉调援辽部队陆续抵达辽东。虽然兵力看起来很客观，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南腔北调各种方言土语的士兵，经过长途跋涉早已疲惫不堪，参战部队里真正的精锐只有各位将领手下的家丁。

明军将领们的家丁并不是家仆。明军家丁其实只不过是将领私人卫队的一种叫法，他们是明军中真正的精锐部队，敢于临敌陷阵。家丁的装备、待遇远高于普通明军士兵，武装家丁的不是大明朝廷，而是他们的主人大明将领。这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心酸的现象。

明军打仗，将领们倚重的往往是他们的家丁，战场上打头阵，率先冲锋的往往是家丁。如果在家丁的冲击下对方阵形松动溃乱，主将再招呼普通士兵发起总攻；如果冲不动，打了败仗，家丁会竭力护卫自己的主人脱离险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明军赖以制胜的骨干力量。刚开始的时候，明军对家丁还半遮半掩不敢公开。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朝廷也知道了，但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朝廷也默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后来，随着正规营兵战斗力的日渐衰落，家丁的存在完全公开化。到了万历皇帝调兵援辽时，皇帝和兵部甚至多次在公文中明确强调，这次是真打仗、打大仗，各级将领必须带着家丁一同前往。怕的就是大家私藏家丁保存实力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家丁的战斗力源自他们丰厚的收入，而这是他们的主人个人支付的，家丁能从他们的主人那里按时领到远高于普通士兵的饷银。而一般的明军士兵被拖欠军饷早已是家常便饭。可是，大明的工资很低，将军们的薪俸也没那么多，他们的办法还是军中灰色收入的老传统——吃空额。将领们宁肯冒着被查处的风险吃空额养家丁，衬托出的是正规部队战斗力日渐低下的现实。悍勇家丁的出现与被认可，也是大明兵制衰败的证明。用家丁或许可以打赢几场战斗，但很难赢得一场战争。

很多明军士兵是饿着肚子赶路的，到了辽东，很多人已经疲惫憔悴形同乞丐，经常有抢掠民财的事发生。辽东百姓原先望眼欲穿盼着自己的队伍来杀后金兵，没想到子弟兵来了之后，没见他们打后金兵，百姓家先被抢了。偏偏这时候努尔哈赤还出来凑热闹，攻进会安堡抢了一把，给辽东经略杨镐来了一次结结实实的下马威。一时朝野上下对辽东军事议论纷纷，怨声载道。

1618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疏弹劾杨于渭、胡咸宁二将，说辽民“先苦于虏、后苦于兵”，说前线明军内心胆怯却骄傲嫉妒。万历皇帝也急了：杨镐到任这么久了，各路援兵云集辽东，怎么还让奴酋从容入寇劫掠？你们这帮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大战在即，严肃军纪很重要，但杨镐其实也有苦衷，赵兴邦说得没错，明军各路将领畏敌如虎，却十分热衷于窝里斗，主帅杨镐也束手无策。谁都看得出来，这个辽东经略不是一个好差事，于是杨镐干脆上疏皇帝，说我能力确实有限，请您另换旁人吧！奏疏送上去了，万历皇帝的答复倒也痛快，这时候想跑，门儿也没有。给我好好干活，否则小心打你屁股。

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朝廷按照往年抗倭援朝的惯例，颁下此次征讨建州女真的赏格，开价：擒斩努尔哈赤，赏银1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以下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1000两，升指挥同知，世袭；等等。以上规定，是对普通士兵而言。

如果受赏者原本有世袭官职，就另加恩荫，文官立功者按惯例给升赏。之前降敌的李永芳、佟氏一门有立功的人，免除死罪从优安置。

价码开得不高，杨镐的最初报价更低，在他的奏疏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的赏银只有700两，兵部复议后觉得有点低，又给加了300两凑了一个整儿——1000两。

明朝开出的赏钱很低，他们给士兵的粮饷更低。各地对援辽部队的沿途伙食供应极差，特别是宣府、大同等地，每名士兵每天只有1升5合的米供应，折成银子1分5厘。这是兵部公文纸面上的数字。按官场惯例，雁过拔毛是免不了的，实际分给士兵的粮食就更少得可怜。兵部尚书都说援辽军士“长途疾走不得一饱”。那些奉调士兵，辛苦赶路，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菜、盐、肉都没有，而且天天如此，到了地方还是去拼命。待遇低、伙食差，又危险，所以很难指望部队会士气高涨，路上就经常有逃兵。到了辽东更是如此，几乎每天都有士兵逃亡，仗还没打就开始非战斗减员。

辽东前线的各支部队装备训练差别很大，彼此陌生，真打起来，要他们协同配合，那是相当困难的。将领们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都曾经是牛人，随便哪个都有几个战功，谁也不服谁。

辽东经略杨镐对手下各位将领及所属部队的情况心知肚明，可朝廷不管那些，给了你部队粮饷，你就得卖力去打仗，还得打胜仗。

1618年年底，随着各路部队陆续到达，朝廷就开始催促杨镐速速进兵，10万大军，日费千金，这么烧钱，朝廷可受不了。前线忙着备战的时候，后方的朝廷各部官员也没闲着，有正事的干正事，多数没事的就来凑热闹，练嘴皮子，一个劲地催促出兵。

很多人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让他们出来就傻眼了。

面对皇帝的催促，朝廷官员铺天盖地的奏疏、满天的口水，杨镐也只能挺着，他一面严令众将加紧时间训练士卒，一面催促户部、工部加速调拨火药粮饷。

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春节刚过，兵部又派人来催了。如果只是兵部倒还好应付，可是万历皇帝也派人来催，连素来沉稳的万历皇帝都沉不住气了，希望快打早打。杨镐只能硬着头皮召集杜松、刘、马林、李如柏四大总兵开会，商讨进兵。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御史陈王庭等辽东大员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意见出现了分歧。杨镐的意思是大军出征，后方必然空虚，人马多了，速度也快不起来，如果敌人出奇兵阻断粮道，10万大军将不战自溃。如果努尔哈赤再来一个围魏救赵，避开明军主力，偷袭辽阳、沈阳，攻明军所必救，一旦辽沈有闪失，罪责难逃，打胜也不过功过相抵。所以，他想兵分数路分进合击。

对杨镐的分进合击，他的好友李如柏啥也没说，没说赞成，也不反对；刘急于建功，也没提意见。反对的人是马林和杜松。马林的意思是集中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么办最稳妥也最能发挥兵力优势，集中兵力，稳步推进直捣敌巢。

杜松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粮草还没备齐，这时候出兵是不是急了一点？援辽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是乌合之众，也需要训练磨合。杨镐认同辎重准备得不充分，但上面催得急，他也没有办法，照这么拖下去粮草只会越来越缺，内阁、兵部屡次派人来催，再推迟就要被扣上逗留不进靡饷怯战的罪名。杨镐觉得分兵数路，各将可以自行领军，正好避免互不服气影响大局。

计议已定，出征明军8万，对外号称20万，兵分四路出击。四路兵马以努尔哈赤的老家赫图阿拉为目标，展开向心攻击，试图将努尔哈赤合围在赫图阿拉，予以围歼。

西路军主将山海关总兵杜松，部将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率宣府、大同、山东、陕西官兵3万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这路是明军的主力，负责主攻。

北路军主将开原总兵马林，部将开原游击麻岩、监军兵备道佥事潘宗颜，所部为明军辽东精锐火枪骑兵。另有真定、保定、山东官兵，兵力2万，从驻地开原出发进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配合杜松部主力作战。

东路军主将辽阳总兵刘，部将宽甸游击祖天定率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南方官兵1万余人，加上朝鲜军13000人，兵力共23000人，从宽甸出发在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这路兵马担任的是迂回侧击。

南路军主将辽东总兵李如柏，部将辽阳副将贺世贤率辽东本地驻军及北京御林军京营2万人，自清河出鸦鹘关，从西南进攻。

杨镐将作战计划上报北京。比北京的兵部更早见到这份报告的人很可能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拿手好戏就是派奸细间谍刺探情报，他向来喜欢玩阴的，攻抚顺、攻清河，靠的都是里应外合。辽阳、沈阳自然少不了努尔哈赤的密探，所以，努尔哈赤的情报特别及时准确。他的情报网十分发达，遍布辽东，对明朝特别是辽东明军的一举一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可明朝方面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努尔哈赤的情报严重不到位，敌情不明，这就犯了大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明军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当时的辽阳城内遍布努尔哈赤的间谍，每天明朝的奏章邸报，很快就会送到努尔哈赤的案头，上自朝廷诏令，下到各级官员的隐私，努尔哈赤比杨镐还清楚。

不过，这次努尔哈赤不必费劲，因为杨镐将他的进兵部署写在纸上派人到处张贴，杨经略真的把努尔哈赤当土匪了。他想象：春暖雪融之际，下山打劫的土匪们偶然看到朝廷对自己的通缉令，然后惊慌失措地跑回山寨。一伙人愁眉苦脸地围成一圈蹲在篝火前，看着朝廷的围剿布告，吓得浑身发抖。等大军一到，这伙土匪就四散奔逃。分进合击的官军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土匪一窝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骑兵的反击，也多次采用分路出击的策略，那是因为战场辽阔，分兵更容易捕捉到对方的主力进行决战。更主要的是，分兵在兵力雄厚的时候才会用，而此时的明军没有那么多的本钱。

辽东经略杨镐所能指挥的明军主力只有8万，这其中多数是火枪兵、弓箭兵、炮兵，移动缓慢，骑兵数量不多，而后金总兵力6万，以骑兵为主，快速机动；而且后金是内线作战，熟悉地形，掌握情报。反观明军，多数是从关内调来的部队，对辽东的气候不适应，地形不熟悉，情报就更是一团糟，对即将对阵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

明军的分进合击，关键一点是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因为分进的目的是让努尔哈赤首尾难顾，顾西顾不了东，顾此失彼。可协同恰恰是明军的弱项，刘一路最远，跟其他三路就谈不上配合。而杜松、马林、李如柏，虽然近，但杜松心里就不愿跟马林配合，怕对方抢他的功。至于李如柏，他的作战态度就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