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第一次打击以后

明朝的政治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人毕竟不是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种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万历三年辽东大捷，辽东巡抚张学颜还没有奏报的时候，巡按御史刘台的捷奏先到北京。从程序上说，这是一种手续的错误。然而不仅是错误，这是越权。巡按既可越权，巡抚便可卸责，对于封疆大事，当然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从“综核名实”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因此居正拟旨严加申斥。他还记得就在这一年，三边总督石茂华曾因御史督战太急，鲁莽进兵，以致受到不小的挫败。自己还曾去信告诫过：“今之时政，与先年异。公受分陕之寄，凡事当守便宜，谋定而后发，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议也。” ^［1］ 居正认定边疆督、抚不应受御史的牵掣。

刘台也有刘台的看法。辽东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张学颜是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变形成监察权高于一切的状态，地方长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以及镇守冲要的总兵官：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后来添了巡按以及巡抚和总督。巡按、督、抚虽然各有疆域，但他们只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们的官阶不一定高，但地方官不能不受他们的节制，这是监察的权威。刘台看到同是代表监察权的中央官，为什么一个可以调度军队，一个连报捷都不可呢？所以他的捷奏还是发出去了。

但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抚究竟不同。英宗正统四年巡按御史出巡事宜有这样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所以巡按不得过问军事曾有明文的规定。辽东巡抚的全衔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因此调度军队正是巡抚的职权。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据。明代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最容易混淆，居正对于这一点时时感觉到有纠正的必要。万历九年，他曾说过：

《九边城》的辽东

辽东居长城九边之首，管辖区域西到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饬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 ^［2］

居正认为封疆大吏不应受到牵掣，在法制有成规，在事理有根据，不能不认为正确。假如我们想到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经略辽东，因为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红旗督战的迫蹩，以致仓皇进兵，造成辽东空前大败的事实，我们更不能不承认居正的主张。

刘台经过这一次严旨申斥，充满怨愤，就在万历四年正月上疏弹劾居正。这是居正当国以来所受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击。原疏如次：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音，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贿狼藉，及骤列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所援引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无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回，“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里有举劾也。居正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 龁，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令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这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究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的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开国二百余年，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事，偏偏自己在隆庆五年所取的进士，竟对自己提出弹劾，这是一个异常的刺激。三四年来，当国的辛苦刘台不一定明白，但是刘台既请皇上抑损相权，自己以后怎样办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刘台所提出的几点不一定是对的，然而也不一定全无根据。这是刘台的诬蔑呢，还是他的不能体谅？自己的门生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还不能体谅，以后又怎样办事？自己是大臣，当然谈不到和刘台辩驳，他和神宗说：“依法，巡按御史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彼时臣仅请旨戒饬，刘台已经愤愤不已。后来御史傅应祯妄言下狱，请旨穷诘党与，当时并不知道刘台和傅应祯同乡亲近，从中主持，因此刘台妄自惊疑，全不顾忌，对臣泄恨。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事，如今臣唯有一去以谢刘台。”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御座前面，眼泪簌簌地直下，只有自己扶他起来，和他说：“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

居正仍是具奏请求致仕，神宗下旨慰留道：“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监，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

皇上的恩意很显然了，但是居正还是感觉到办事的困难，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令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尽其万一也，臣岂敢以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渎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 ^［3］

神宗随即再下圣旨：

卿精诚可贵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

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还不放心，再差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

谕元辅：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独此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悖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即出辅理。朕实惓惓伫望。特赐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用示眷怀，先生其钦承之，慎勿再辞。

在这种情形之下，居正没有再辞的理由，他只有重行出来辅理国事。居正对于政治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政权是贯彻这个理想和抱负的工具，他决不轻易放弃政权。在他认定神宗对于自己的信任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坚定的时候，他慨然地说：

夫事惟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 ^［4］

政权在自己手中，居正准备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你们谅解也好，不谅解也好，我的行为，自然有我的标准。”他想。

神宗说起对于刘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拟旨是内阁的职务，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难。居正具疏论救，其结果刘台免去廷杖，只得“除名为民”的处分。这一点，当时颇有人认为是居正的宽宏。但是居正却坚决地否认，他说：

古之圣贤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挠。”《彖》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伊、周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而商、周之业赖之以存，虽刚而不失为中也。仆以一坚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嘉、隆以来，议论滋多，国事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手中，处大过之时者也。而丈乃以为失士心，误矣。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化何足恤乎！……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珰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剚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宸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 ^［5］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阶书 ^［6］ ，答胡邦奇书 ^［7］ 。他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 ^［8］ 他又说：“盖仆素以至诚待人，绝不虞人之伤己。至于近日之事，则反噬出于门墙，怨敌发于知厚，又适出常理之外。” ^［9］ 经过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的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这是必然的逻辑。居正说：“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自信力的扩大已经到达惊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当国十年的政局和万历十年以后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居正的见地的正确。

居正对刘台的怨愤真是深刻万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他不愿意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刘台幸免廷杖的处分。万历八年，张学颜为户部尚书，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的事实，再经过辽东巡按于应昌、江西巡抚王宗载的彻查，刘台终于得到流戍浔州的处分，嫌疑的阴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说：“古云，‘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况冤亲平等，悉归幻妾，今转盼之间，已成陈迹矣，何足挂之怀抱乎？” ^［10］ 话虽说得淡泊，但是事实上居正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孔子曾说过：“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礼记·表记》又记孔子之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直”只是应得的价值，因此“以怨报怨”和“以直报怨”适成为同义的语句。也许居正认为刘台只得到他应得的价值吧！从近代的政治风度来看，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刘台攻击居正的贪污，不是没有根据的诬蔑。居正当国以后曾说：“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谈。” ^［11］ 又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 ^［12］ 居正对于自己的生活不算没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为居正对于政权的热衷，我们更可想象他对于货利的淡泊。在言论自由的时期，一旦贪污有据，经人指摘，往往不但成为终身的玷辱，而且会引起政权的动摇，这是一个热衷政权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了一切，笼罩了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容易成为腐化势力的对象。北京只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明朝的政治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是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这是政治生活给予他们的创伤。隆庆六年，湖广巡抚、巡按提议为居正建坊。大学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个寻常的事，但是建坊的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广民众身上。居正极力辞免，他说：“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们便准备照工料折价，送给张家，这可算是异想天开，不过居正并不觉得离奇，他只说：

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渎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 ^［13］

我们不能认居正为“穿窬之徒”，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坚决的拒绝。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价，而希望以建坊之费准作废府纳价。在运用的方面，纵使不同，但接受就是接受，还不是同样的民脂民膏？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 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直到隆庆六年才想起纳价的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称“居正攘以为第”，指此。居正曾孙张同奎对于此事的否认 ^［14］ ，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其后《明史》根据同奎的言论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建坊不仅是建坊，坊价送到张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筑工人由锦衣卫军士包办。这个原是明代的敝风，但是对于这一点似乎居正也不觉得离奇。他说：

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措，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赉，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 ^［15］

这是万历元年的事。这一座第宅的规模着实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拟赐金构一书舍耳。不意锦衣庞君遂摹京师第宅，大事兴作，费至不赀。屡屡垂念，给与频蕃，既乖本图，复益罪过，赧怍之衷，口不能悉。” ^［16］ 第宅之中，有堂有楼，神宗赐名为纯忠堂、捧日楼，又颁御笔大字二幅，对句一联，御前银一千两 ^［17］ 。这次建坊、建第的计划发动的是湖广巡抚汪道昆 ^［18］ ，完成的是继任巡抚赵贤 ^［19］ ，恰恰做到“官于楚者，必慕为之”的地步。“给与频蕃”，适成为“营私第以开贿门”的注脚。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 ^［20］ ；万历八年，提议建三诏亭 ^［21］ ；万历九年，提议重行建坊表宅 ^［22］ ，而且一切动工进行都不待居正的同意。所以无论居正是否默认，这一个贿门在他当国的时期就一直没有关上。

贿门当然不仅在此。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荆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撺掇张家出来报领。居正自己说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领，极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争欲之，擅众所利，则怨必丛积。家有薄田数亩，可免饥寒，老亲高年，子弟驽劣，诚不愿广地积财以益其过也。” ^［23］ 居正的话没有说错，但是广地积财的事仍是不断地进行。居正身后，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没产 ^［24］ ，恰恰证实居正积产的成绩。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贿赂一直送到江陵张家。居正在书牍中曾屡次提到 ^［25］ 。最阔绰的是两广的长官。万历七年，居正曾说：“自不榖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 ^［26］ 大致古来两广一带，腐化的空气，特别浓厚，所以岑参看到朋友往广东做官，仔细吩咐他：“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 ^［27］ 明朝的腐化空气本来很盛，最盛的还是广东 ^［28］ ，吏治的腐化当然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地方的治安。两广动乱最多，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在贿赂的进行过程中，也有几件特别的趣事。一位知县的贿赂送来，居正拒绝了，知县认为嫌少，便设法加添。经不起再来一次拒绝，他索性借上一条玉带，一并献上。居正复信说：

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盖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 ^［29］

这仅是小小的告诫，还不严重。最离奇的是一位郧阳巡抚，在解任以后，到处活动，声名已经不佳，偏偏又活动到居正门上来了。这是一件笨手笨脚的事，居正怎样提出呢？他只有开一次玩笑，说道已经给吏部提起，但是史部因为空气不利，只有极力避嫌，不敢起用。说过以后，居正更重重地教训一顿：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置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30］

这次居正的地位真是尴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数责。所谓“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也许是指送到江陵张文明的手里，但是这只是悬想，没有证明。

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了他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的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了李颐的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的放肆。他曾说过：“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31］ 在“子为父隐”的社会中，居正只能这样说，但是文明的放恣，已经显然。参与这一切的有居正的弟弟，有他的儿子敬修，也有他的族人子弟。万历二年，居正曾说过：“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 ^［32］ 这里透露了族中的情态。至于仆役的横肆，在书牍中看到的更不止一处。

从这许多方面看来，刘台所称“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又称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是明代的风气。在腐化的空气中，居正曾经和两广总督刘尧诲谈起：

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榖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飧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榖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 ^［33］

居正当国以来，整顿财政，到那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在他整顿的时候，追比田赋积欠，每年带征三成。纳税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当然认为负担太重。万历三年，居正的门生御史傅应祯疏称“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促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这是一种谠论。在应祯上疏的时候，居正当然有许多不快，但到了万历四年，他知道财政方面已经稳定，同时他也看清赋税方面有改革的必要。七月居正疏称：

臣等又查得隆庆六年六月诏书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庆元年钱粮，除金花银不计外，其余悉从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旱，广东惠、潮二府以兵伤，则并隆庆二年、三年，亦从蠲免，恩至渥矣。乃该地方税不能追纳，至万历二年，户部乃议于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带征三分而民犹以为苦。何也？盖缘各有司官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侵欺积滑，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于必不可免之中，又为之委曲调处，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归过于上，则有司官不能奉行之过也。然愚民难以户晓，损上乃可益下，顷赖皇上力行节俭，用度渐纾，又以北虏纳款，边费稍省，似宜曲垂宽恤，以厚下安民。合无敕下户部，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令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借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臣等待罪辅弼，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辑宁邦本，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明采纳施行，生民幸甚。 ^［34］

疏中所称，除豁免积欠以外，还有漕粮改折的事。粮是实物的征收，因为北京、通州一带存粮已足，所以居正提议在漕粮定额太重和灾荒的地方折价收银，减轻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增加银两的存储。这一年积粮足支七八年，积银四百余万， ^［35］ 国家财政遂造成不可动摇的基础。

万历四年，在水利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当时管理水道的大臣一位是河道总督，一位是漕运总督。漕督本来是管漕粮的，但是水道发生问题，漕船便无从北上，所以对于黄河和运河水利都不容不过问。二月间漕运总督吴桂芳疏称：

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

云梯关是当时黄河入海的海口，老黄河、草湾都在附近，是黄河屡次决口的所在。桂芳主张多开黄河入海之道，黄水去了，淮水随同出海，高邮、宝应的水患便可减轻。多开海口，不是整理黄河的根本大计，但在当时淮、扬一带民生痛苦的时候，不能不算救时的方法。居正没有治河的经验，但是他有治河的决心。在他看到吴桂芳的奏疏的时候，他决定发动整个力量，做桂芳的后盾。他说：

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空，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 ^［36］

得到居正的支持以后，桂芳便开始做疏浚草湾的工作。这时议论来了，大家唯恐草湾一开会使漕运产生问题。居正再给桂芳一度支持，他说：

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放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令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 ^［37］

在疏浚黄河入海水道的过程中，桂芳曾经有一个大胆的提议，他认为要救上游的水灾，唯有牺牲安东县城 ^［38］ ，他请求交工部议覆，在疏中说道：

语云，“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今淮、扬、凤、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东自众流汇围以来，独文庙县衙，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趋之，亦不过一家哭耳。况势又不得不然耶？创始为作事所难，独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议。

工部尚书郭朝宾覆奏：“委一垂陷之安东，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听。”上谕立即俞允 ^［39］ 。居正对于国家大事，只有果断，没有推诿；只有全力地推进，没有两可的游移。在这个情形之下，桂芳当然可以放手办事。万历四年七月，草湾功成；八月工部复奏。上谕赏吴桂芳银币，居正去信说：

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俟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 ^［40］

草湾功成以后，桂芳便进行修筑高邮湖堤的工作。但在工作进行当中，淮水冲下来了，兴化、泰州一带又是一片汪洋。居正说：

高邮堤工闻已告成，乃久未完报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涨，虑有变态，欲俟其坚定，乃完报耳。但微闻兴、泰之间，河塘溃决，复成巨浸，未审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复故道，当无俟开浚。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泛地，多属河道衙门，然公欲为国家万年之计，救淮、扬目前之急，想当视为一家，同心共济也。议定，幸即疏闻，此既关系来岁漕计，自不容不预图也。年来方内乂安，庶几小康，独河漕一事，时往来于怀，而当事诸公亦既殚厥心力矣，乃竟不获底于平成，岂所谓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 ^［41］

桂芳提议挽淮入河，牵涉到河道总督傅希挚身上来。居正再给希挚去信：“河、漕意见不同，此中亦闻之。窃谓河、漕如左右手，当同心协力，以期共济。如所见必不能合，亦宜各陈，以俟宸断，不宜默默而已。国之大事，不妨公议。事君无隐，岂为失忠厚之道耶？” ^［42］ 这是万历五年的事。但是希挚和桂芳的主张绝对不一致，到万历六年初，居正不得不出以断然的处置，这是后话。关于淮水的问题，自从至元二十年黄河改道以来，黄河夺了淮水出海的水道，在黄河水落的时候，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但是到了黄河水盛的时候，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以高邮、宝应诸湖的激荡，遂成淮、扬一带的大祸。因此在万历五年两派便有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挽淮入河，吴桂芳便是其中的一个，万历六年潘季驯总理河漕，彻底贯彻这个主张；一派如给事中汤聘尹等，主张纵淮入江，他们要黄、淮分背而行，黄河不再妨碍淮河，淮、扬地方便有相当的安全。在地方言地方，这个不失为一种有力的主张，但是黄、淮两条水道，中间不能没有运河。假如没有运河，四百万漕粮怎样北上？假如保留运河，即使筑堤设闸，如何能使黄河在洪水期不致倒灌入运，重新破坏淮河的水道？居正真有些茫然了。他听了淮、扬京官的主张，也认为纵淮入江是一个方法，他立刻告给桂芳，但他还是说：“但仆自来未经此地，不悉其曲折，独以意度如此，谩呈以备采择。”桂芳当然是明白情形的，他看到黄河洪水已退，淮水归流，便据实见告，根本打消纵淮入江之议。居正取消自己的动议 ^［43］ ，只提出治水的苦心，他说：

辱翰示，知淮已归流，水势渐退，慰甚。河患自古记之，有非人力所能胜者，但仆今谬当大任，一闻愁叹哀号之声，痛心疾首，虽智力短浅，济时无策，然不忍坐视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淮水既已会河，则导江之说，无烦再议。 ^［44］

居正的负责和虚心在这一次完全表现出来。他不是水利专家，但他能任用专家，并且发动政治的力量，做专家的后盾。因为不是专家，所以他的主张不一定正确，但是在他发现错误以后，就立刻修正，这正是他的优点。关于黄、淮水利的事，万历六年，潘季驯提出他的定律。他说：“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到季驯手里，理论方面有了根据，事业方面也有了成绩，这才不愧为水利专家，而任用季驯的也是居正。

万历四年十月，居正因九年考满，奉旨加特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一切当然只是循例的升转，但是居正四赐恩命，中间还曾一度奉到神宗手诏：

谕元辅，先生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冲年。令四海升平，四夷宾服，实赖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知，阴祐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兹历九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二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 ^［45］

最后居正还是坚决地辞却，他说：

缘臣前岁以辽东大捷，荷蒙圣恩，欲加升荫，臣具疏辞免，中间引古侠士酬报知己之义，以及人臣敬事后食之心，每欲事过所受，功浮于食，犬马之诚，于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逾格之赏，无复滥及，庶大义克尽，微志获伸等因，已荷圣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纶奖，风励臣工，是臣之微忱，既已仰孚于圣鉴，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许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于食之心，而非分之恩，通格之赏，又复滥及，则臣向之所以陈辞者，不过矫饰之虚言，而皇上之所以许臣者，亦未为相信之深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烦渎，沥血陈诚，必望圣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终伸，即通侯之爵未为荣，万钟之乐不为富矣。臣屡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 ^［46］

经过这样的恳切陈辞，神宗准予辞免太傅及伯爵俸，其余特嘱接受。这一次居正的奏疏令人联想到诸葛亮的《与李严书》。诸葛亮的大志是辅佐后主，讨平曹魏，在大功没有完成的时候，李严论为诸葛亮宜受九锡，封王。诸葛亮和他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 ^［47］ 居正的屡辞恩命也许不是模仿诸葛亮，但也许竟是模仿。他们同样地辅佐幼主，同样地有绝大的抱负。在抱负没有实现以前，他们同样地拒绝过分的恩赐。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诸葛亮，毕竟他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榜样。正因为自己力辞厚赏，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的上进。在这一点上，更发挥了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为宣府巡抚吴兑请求恩赐部属，和他说起：

辱翰示，一一领悉，即嘱本兵为之区处。但有功必叙，有劳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后食，先劳后禄者，人臣自靖之义。若铢铢两两，计功程劳，以责望于上，似非所谓怀仁义以事君者也。仆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国家岂无尺寸效？然自受事以来，力辞四荫，独守旧官，每一蒙恩，辄夔夔栗栗，不能自宁，非矫也，诚以国恩难报，而臣子虽鞠躬尽瘁，不过自尽其所当为，本无功之可言也。公所欲为诸君处者，自见鼓舞用人之道；而区区所云，似亦为人臣之所当知也。冒昧吐沥，惟高明采之。 ^［48］

平番得胜图（局部）

平番得胜图分为十四个部分，本图反映的是九边之一的固原镇总兵官统领河洲兵马出发的情景。

在万历四年、五年，国家大事须提及者尚有边防和条编。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边防的局势已经大定。鞑靼首领俺答已经归顺了，因此北方减少了一个最大的威胁。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没有少的侵扰，但是对于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烦的宗旨。他认为即在本国，不时还有“盗贼”突发，对于鞑靼武士的小骚扰，他有时竟是置之不问，不过大棒还在手中，他准备随时出击，因此宣大北边得到安宁，一切的胜利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总督方逢时说：

往时庙堂无定见，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譬之低棋，随敌向往，应手即下。今则不然，吾审势已定，窥敌现变，或无事而自补，或弃子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诸公当事者，宜审计焉。 ^［49］

但是尽管胜算在握，他对俺答还是主张待之以诚。为什么待之以诚呢？因为俺答已经不是明朝的敌人，所以居正主张开诚布公。山西的穷民逃到鞑靼去了。山西巡抚崔镛和居正说，要向俺答讨回，他还预备万一俺答拒绝送回的时候的种种对策。居正只和他说：“盖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又当待之以信，谕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样派人向俺答讨回，他要通事对俺答说：“王如晓事，宜将此人及其党与，执送军门。朝廷必鉴王之诚款，和好益坚，赐赉愈厚。何为纳此无用之人，听其妖妄之说，而坏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说：

彼闻此言，势必听从。即彼不从，我常持此以责让之，使曲在彼，则我之威信，亦无所失。量此幺么干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辈者，何啻千万，即索之而不得，亦恶足为轻重乎？彼虽犬羊，亦不可欺。用术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诳我矣。 ^［50］

居正对俺答完全是一边开诚，一边布置，因此在威德兼济的形态之下，俺答和明朝处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于他对整个鞑靼的形势，还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时说：“大约虏情，只要涣之，无令得合而已。” ^［51］ 万历四年，俺答和察罕闹反了，居正便说：“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祸结而不可解，则蓟辽之间，可以安枕，而西镇之贡市愈坚矣。宜多方以间之，他日奇功伟绩，必为公所收矣。” ^［52］ 总之，鞑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的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对于朝廷的依赖便愈加严重。这是这一个时期中居正对外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甚至吩咐沿边督抚，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发生战祸的时候，给他假道的便宜。 ^［53］

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这方面的土蛮和明王朝处在敌对的地位，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鞑靼可以并成大帮，进击辽东的时候，蓟镇和辽东因为三卫所隔，始终不能呵成一气，这是地形上的劣势。因此万历四五年间，居正的目光完全集中到辽东。他在隆庆初年注重蓟镇，隆庆中年注重宣大，现在注重辽东，一切都是时局的结果。在注意到辽东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都成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学颜说：

辱示虏情，俱悉。公所以应之者，诚为得策矣。今全虏之祸，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我之士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于贵镇兵食，比他镇尤当留意。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当令蓟人助守宁前，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则东西夹击。再一创之，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公幸时时喻意李帅，大将贵能勇能怯，见可知难，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唯恐伤也。惟公垂亮焉。 ^［54］

居正对鞑靼的政策，有利诱，也有威胁。在斗争的状态中，朝廷有的是大将和边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威胁。朝廷有的是鞑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在和平的状态下，可以互市；鞑靼以剩余的马匹，换取必需的物资，博得绝大的利益——这是利诱。俺答和河套鞑靼在这个状态中屈服了，但是辽东边外的土蛮采取一种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们也要开市，但是不肯屈服。他们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凭他们的武力，压迫朝廷开市，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为什么要开源节流、练兵筹饷呢？居正不但准备抵抗，而且准备随时出击。这是他对付土蛮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来。不过他对于武人，尽管重视，但只是亲如子弟，和思宗以后那种尊如父兄的态度，从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时代，便谈不上指挥；当一国的武人不听指挥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亡国的路线。

居正对付土蛮的主张，在万历五年上半年他给张学颜的信里可以看到：

西虏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许。然当其时，庙堂失策，制御乖方，虽许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顺也。比以那吉来降，归之以礼，彼遂感恩慕义，执我叛人，复申前款，我乃因而许之，盖机缘凑合，名义正大。故当时纷纷之议，皆以为不可许，仆独以为可，皆以盟约为不久，仆独保其无他，盖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适惬其平生之愿，芳饵入口，不能自脱。夫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今东虏于我，非有平生恳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纳降之事也，非有执叛谢过之诚也，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其追胁无礼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启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难之，以深钩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异日者，东虏之敢大举深入，以西虏为之助也。今东虏有求而不获，则西虏以我之重之也，亦挟厚赏以自重，必不从东虏矣。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是吾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主上冲年，国家幸而无事，宴安鸩毒，将发于不虞，盍姑释此以为外惧乎？仆怀此意，未敢语人，兹因询及，敢略陈其概。虽然，辽人病矣。语曰：“头痛治头，足痛治足。”今虏祸方中于辽，辽以一镇当全虏之势，病在足之时矣。不急治之，且将为一身忧！辽人素称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战。一战而胜，则东虏之气挫，而西虏之好益坚，此数世之利也，愿公熟虑之。 ^［55］

万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变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以陈瓒为左都御史；九月礼部尚书万士和致仕，以马自强为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王之诰致仕，以王崇古为刑部尚书。老成凋谢，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的地位已经稳定，这些变更对于政局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万历五年，却发生一件与兵部有关的变更。四月，兵部尚书谭纶死了，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以戎政尚书刘应节为刑部尚书。谭纶曾是一位威名卓著的督抚，调任兵部尚书以后，因为居正负的责任太多了，似乎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这一死，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自从明代注意边防，着重蓟辽和宣大方面以后，蓟辽和宣大隐隐成为两个系统的对立。这个决然不会有近代直系、皖系，或是日本长阀、萨阀那样严重，而且相差的程度还是非常之远，但是隐隐约约地有一些淡微的影子。这个当然不是国家之福，眼光锐利的政治家，便应当立即把这个影子冲淡。蓟辽出身的谭纶死了，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同时更调蓟辽顺天巡抚王一鹗为宣府巡抚，起用致仕的陈道基为顺天巡抚。居正跟一鹗说：

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抚镇协和，文武辑睦，边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为忌，往者南中之谤，未必不自此中启之。去岁微闻阅视君 ^［56］ 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蓟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蓟台有缺，每从司道中进，以其习于蓟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为忌，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见公移镇，辄私语回，代者必某人也，是总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总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远求于林下之人。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间，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陈其概。新本兵虽颇不悦于蓟人，然亦非故作异同者，况今大事，皆仆面奉宸断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辄有所更张乎？顷闻外间云云，仆即以晓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将吏，未达此意，或怀疑惧，愿公譬谕之也。 ^［57］

自从隆庆二年，谭纶、戚继光二人改调蓟辽以后，他们成为北方的重镇。居正始终对于蓟镇极力维护，所以假如蓟辽成为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的后面，便有居正的影子。居正生前，对于一切攻击继光的人，都提出严正的论驳，因此居正身后，对于居正、继光不满的人甚至质问两人：“意欲何为，莫非要造反？” ^［58］ 当然这是妄说。居正的心理，只是为的国家。然而他对于继光的爱护，委实有些使人嫉妒。万历四年郜光先巡边，继光又托谭纶提出总理和阅视大臣见面的礼节问题，居正一边吩咐光先，一边和继光说：

窃意今日，当以钦命为重，不在兵衔之有无。谦以自处，见者自然悦而敬之。其差去郜公，当预为足下先容，必加优礼，决不以庸众相待也。 ^［59］

这一个短简后面，流露无限的好意：“亲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说过。郜光先去了以后，对于数年以来，蓟镇没有边功这一点提出了，他也说到，南兵调北没有存在的理由。也许他不能明白居正当日的用心，所以有这一番议论。居正只有和他说：

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至于调用南兵一节，实出于万不得已。盖因往时议者，咸极言延、宁边兵入卫之苦，为之罢减四枝。蓟镇分区而夺，罢一枝则一区失守，又不可弃地与贼，于是谭总督、成总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练习者，可顶所罢之数，因以教练火器，整理车营，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为虚费而无用，即当罢之，则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复入卫边兵，或与本镇地方抽换。不然，陵、京重地，宁敢忽视之乎？此中事体，其说甚长，统俟面悉。 ^［60］

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已经忘去南兵的作用了。他们只觉得在太平的时期，北方的军队同样能摆边，那么要南兵做什么？议论多了，连居正也无法遏止，他甚至说：“人尝笑南兵无用，徒靡厚饷。今若乘其入犯，一战而胜，则群喙自息，而虏亦寝谋。” ^［61］ 但是当时的人却忘记在继光初到蓟镇的时候，北方的兵士不守军令，后来看到在大雨如注中，从早晨到下午，浙兵三千立在雨地下面，一动也没有动，这才知道军令的严肃。蓟镇的安定，一切都从训练着手，这三千南兵便是当时的模范军。时代推演得真快，这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无用，认为蓟镇不能打仗，得空的时候，大家还得到蓟门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绍几个山人去拜访戚总兵。凡是京城来的人，戚总兵只得竭诚招待，有吃有喝，甚至还要陪着作一两首诗，提倡风雅；临到告别的时候，当然再是一大笔程仪。有什么办法呢？继光只有敷衍他们。

苦心维持继光的只有居正。在蓟辽和宣大这两个系统对立的时候，居正甚至特别维护宣大，借此减轻一般人对于蓟辽的嫉视。宣大的督、抚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万历五年，林下的陈道基起用为顺天巡抚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梦龙调任蓟辽总督。万历九年，宣大总督吴兑调任蓟辽总督。这是为的什么？居正曾经指出好事者“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这样，才能免去无味的议论，才算是真正爱护戚继光，一切都是为的国家。在大众指摘继光的时候，居正说：“若举全镇防守之功，委无所损；数年以来，一矢不惊，内外安堵，此其功宁可诬乎？猫以辟鼠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为能也。”这是居正的见地。

万历四年，居正开始推行一条编法。为用语便利起见，有时也称为条编法。研究赋税的人常时谈到条编，认为这是明代赋税方法的改进。在大体上，这句话是不错的，其实还有稍许的不同。赋税是赋税，条编法只是对徭役方法的改进。明代认定人民有替国家服役的义务，这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差，这是当真为国家做事。府、州、县有银库，看守银库的称为库丁；各驿有廪给库，看守的也称为库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好差使，但是银有银耗，粮食也有粮耗，一切的亏折都责成库丁包赔，便成为最大的苦差。库丁总算在社会上保持相当的身份，还有人充当。其余看门的有门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维持治安的有弓兵，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低，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乡间的老农，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于是被雇的人不时下乡，向老农们讨索工食，“雇员”压迫“雇主”，成为老农的祸害。以上是力差。

另外还有银差。州、县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众身上；要养马，马草、马豆也派在民众身上。儒学是教官和廪、增、附生讲学的场所，他们吃的是国家的廪米，但是斋夫、膳夫这些差使也派在民众身上。当然，这不是直接要民众做事，只是要民众出钱，所以称为银差。州、县官是替国家办事的，儒学的教谕、训导和这一批廪、增、附生是研究圣经贤传的，但是他们第一还得先替自己办事，建筑私人经济的基础。谁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员们审查和编制银差的时候，各人都得尽先挑选殷实而没有势力的富户，替本衙门办差。被官员瞧得起的民众，实际上成为官员手下的肥羊、大猪，听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员们其实只是穿靴戴帽的强盗，审查编制，只是盗匪们请财神的手续。这是所谓银差。 ^［62］

力差、银差成为民众极大的痛苦，于是国家推行均徭法。各县把民众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当本县的一切徭役。在理论上这是最公平的了，从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复始，轮流当差，还有什么不平的？但在审编的时候，这十甲民众的经济能力未必能够编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时常变动。经济能力和经济负担不能支配得当，便成为甚大的不平。而且，一甲以内，各户的经济能力不同，社会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担负的方面更容易发生种种歧视。还有一点，在不当差的九年中，民众因为不受政治的压迫，乐得生活稍为优裕一点儿，当然谈不上积蓄；但是到了当差这一年，一切的苦难都来了，官员的压迫，廪、增、附的压迫，地痞的压迫，都落到民众头上，这一年便是他们典妻鬻子、倾家荡产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的不良，一齐造成最大的人祸。

隆庆初年，江西巡抚刘光济上《差役疏》，历指均徭之弊六点：

每岁徭银，原有定额，而各甲丁粮，多则派银数少而徭轻，少则派银数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编之差，有正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此必势豪夤缘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数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户无势力者当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则门丁事产肆者兼论，南方则偏论田粮，粮多差重则弃本逐末，以致田日贱而民日贫，其弊三也。粮多殷实之家，平日则花分诡寄以图轻差，及至市编，则营求贿嘱以脱重差，其弊四也。岁岁审编，公门如市，官吏开贿赂之门，里胥恣索骗之计，其弊五也。丁粮剩利归于官，小民不蒙轻减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极。且应直之年，役重费繁，力不能胜，大抵人情皆安于目前，既不能积十年之费以待一年之输，是以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而倾家荡产者相比也。

万历二钱

万历四年铸造的铜钱。

在这种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个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他主张把往年编某为某役的办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在这个计划之中，一县差役完全由州、县官募人充当。力差按照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按照交纳之费，略加银耗；一县的总数决定以后，按照丁、粮比例，完全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这就是一条编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鹏在浙江曾经推行过这个办法。周如斗在江西巡抚任内，也奏请推行条编，但是不久如斗死了，到隆庆初年，由继任江西巡抚刘光济再行奏请，隆庆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 ^［63］ 。是年十月，庞尚鹏为福建巡抚，奏请推行一条编法 ^［64］ ，所以条编法的推行是从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开始的。

条编当然有条编的利弊。隆庆元年户部尚书葛守礼便曾经揭出“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守礼是当时有名的大臣，他的议论当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是他只看到条编的阴影。从大体上讲，条编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徐希明曾经说起：“丁粮差重者派银亦重，差轻者派银亦轻，轻重均派于众，未尝独利独累于一人，虽善于规避者无所用其计，巧于营为者无所施其术。” ^［65］ 因此条编的推行固然由于官吏的提倡，同时也出于当时人民的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广茶陵推行条编以后，攸县人民便要求推行条编，正是一个实例。不过我们应当记得，条编于小民有利，便不免损害许多人既得的权利。希明不曾说过吗？“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于小民而不便于贪墨之官府，便于贫乏而不便于作奸之富家，便于里递而不便于造弊之吏胥”。希明亲眼看到隆庆、万历间的情形，这是他的结论。

居正不是条编的发明者，对于条编的推行，他不会感到发明家的那种母爱的热忱。而且实行条编，对居正个人也许未必有什么利益。他是当时的首辅，即使不实行，谁能把力差、银差派到首辅家中吗？徭役派入丁粮，只增加居正私人的负担。但是居正代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必须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必须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条编法的推行正与统治阶级有利，所以万历四年居正推行条编，当然有他的理论根据。

庞尚鹏、刘光济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条编了，居正的计划是要把它推行到全国。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只是慢慢地推行，从容地解释，他一步一步地前进，不像安石那样地急迫。让我重说一遍吧，居正不是王安石，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

万历四年，居正先把条编推行到湖广。他和湖广巡按说起：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议，其中综理，精当详密。此君初任，人皆以为刻核，仆独爱其明作，今观其所建立，必为良吏无疑矣。慰甚慰甚。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耳。 ^［66］

果然有人提到条编的不便，他们甚至说条编便于士大夫而不便于小民怎么辩论呢？居正只有由他。他说：

条编之法，有极言其不便者，有极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于抚、按当事者，遵奉近旨罢之。若仆之于天下事，则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兴革，顺天下之公而已。 ^［67］

这是万历五年的事。经过一年的推行，居正对于条编更加感兴趣。万历五年，他不再说“法贵因地”，只是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68］ 以后经过几年的推行，到万历九年正月，再用诏旨通行全国，一条编法遂成为通行的法制。

居正有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尤其是敬修、嗣修、懋修这三个，居正对于他们盼望更切。懋修的天资最好，居正曾和他说：“汝少而颖异，初学作文，便知门路，吾尝以汝为千里驹。” ^［69］ 居正看到当时有才学的人，便罗致给儿子们做朋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敦促他们上进。第一个罗致的是沈懋学，后来成为万历五年丁丑科进士第一人；其次便是《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不料显祖却拒绝了，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癸未，显祖才成进士。敬修是万历元年癸酉科举人，次年甲戌科会试下第，据说居正因此大为生气，甲戌科不选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的结果。万历四年丙子科乡试，懋修失败 ^［70］ ，所以五年丁丑科会试，只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试。这次敬修依旧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为一甲第二人及第。

嗣修登第的事对居正来说当然是一种快慰。他在这一年和王之诰说起：“豚儿寡学，谬窃科名，其躐登上第，则出主上亲拔，非仆庶几所敢望也。” ^［71］ 大致他对于敬修、懋修的希望还很热切，对于第四子简修便冷淡了，以后简修由武职出身，所以居正在给之诰信上又说：“简儿叨授一职，遣归完娶。”信上又提及他的父母和继配王夫人，这时都在江陵。居正曾说“门巷阒然，殆同僧舍”，他在北京的寓居真有些僧舍的意味。

嗣修登第毕竟是一件不厌众望的事。明代辅臣在位的时候，儿子会试及第的不止一次，但是除杨廷和当国，其子杨慎以会试第一人及第，群情翕服以外，其余没有一次不发生许多非议，尤其在居正当国十年之中，万历五年会试，嗣修第二人及第，万历八年会试，懋修第一人及第，敬修同时及第：兄弟三人先后及第，更引起不少的责难。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辅臣王锡爵之子王衡第一名中试，当时的风波又来了，大家指摘锡爵，锡爵恨极，次年会试，不许王衡就试，直到锡爵去位多年以后，万历二十九年会试，王衡始以第二人及第，这才证实王衡的才学，同时也表明锡爵的坦白。自此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其子不应会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故事。

这里的是非本来一言难尽。根据明代的制度，对于大臣的儿子，有文荫或武荫。在大臣建功或是几年任满以后，照例可以荫子。文荫从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起，以后补尚宝司丞、尚宝司卿，这算是一条路。武荫从锦衣卫百户、千户起，以后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这也是一条路。这是两条怎样的路呢？大学士的儿子不能补大学士，尚书的儿子不能补尚书。由荫生升到大学士、尚书的，没有看见一个。明朝一代，父、子大学士唯有陈以勤、于陛父子二人，但是于陛的大学士，是从乡试、会试中挣扎出来的，并不靠以勤的庇荫。唯有乡试、会试才是出身的大路，荫生不但不是大路，甚至反是一个障碍，这是居正始终迫促敬修、嗣修、懋修由乡试、会试出身的原因。居正自己曾经说过：

或言大臣子弟应举，不当与寒士争进取者，此论非也。自晋、唐以来，士人咸重门第，王、谢子孙，与六朝相终始，至隋、唐设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皆得至将相，如唐萧、卢、崔、郑，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后，进士一科，最为荣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荫，为备身千牛；或功之应举，德裕言好驴马不入行，后亦为宰相。盖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借科目而后显，是科举大臣子弟一人，则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时，用人之途最广，僧、道、皂隶，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荫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缕数。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朊仕，为国家展采宣猷矣。岂古人所谓乔木世臣之义乎？故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之说，在前代则可，非所以论当今之务也。 ^［72］

《杂著》是居正随时的杂录，其中所载的事实有年、月可稽者，最后为万历七年赐广寒殿镇殿金钱四枚之事。因此不妨假定论世家子弟应举一节，正为嗣修等诸人登第而作。居正在《西陵何氏族谱序》 ^［73］ 中曾言“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大致是仕宦未遂之作，现在他说“乔木世臣”，显然是仕宦已遂之后的言论。居正对于国家是大臣，对于嗣修等是父亲。是大臣便应当为国家求人才，是父亲便只能为儿子谋出路。也许在嗣修等几次会试的时候，他把父子的关系看得太重了一点儿吧。但是我们眼前看到有些国家，当国的人物正在不断地替儿子争取地位，那么即是居正不免有一些舐犊之情，我们不妨认为这只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弱点。

万历五年五月，总督两广军务右佥都御史凌云翼进攻罗旁瑶，对少数民族又来一次压迫。罗旁在德庆的南面，东西数百里，都是瑶山。宪宗成化年间，韩雍经略两广的时候，曾经讨平一部分，但是后来瑶人不断起兵，成为两广的祸患。殷正茂提督两广军务，又提议讨伐罗旁。万历三年，正茂去职，云翼继任，于是这个责任落到云翼身上。万历四年，居正去信说：

罗盘、渌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处，乃诿难于后人，诚为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数十百年，义所当讨，在公诚不宜使之跳梁于卧榻之前也。但须审图而后动，动而必胜，胜而无损，乃为万全。不过，又不如姑置之之为便也。 ^［74］

云翼到任以后，从容布置，广西总兵李锡、广东总兵张元勋的军队都调齐了，万历五年进攻，不久就打了一个胜仗，居正再去一封信说道：

罗旁之役，闻已获功万余，计所卤获，又当称是，即有伏逸，谅亦无多。宜乘此势，多方招徕，开其生路，随宜处置，务绝后患，则一劳永逸之策也。 ^［75］

这年五月，“大功告成”，云翼在这次“战功”里俘斩招降四万两千八百余人，确实是一个大役。云翼上疏，主张开辟州、县，招徕农垦，经过一度迟疑以后，居正接受这个建议。他说：

罗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尽，姑少迟建设，以俟人心之定，会新司马 ^［76］ 亦以此为言，遂从再议。近来彼中人来，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称沃壤，与广右边徼不同，且远近之民，愿受廛者众，不设官建治，何以统之？是以知再议之为迂谬也。伫俟大疏至，即属铨部选除矣。但闻愿附籍者，多系远县之民，其中或有来历不明，流浪无根，或贼党诡名伪姓，若但务招徕，不加审别，兰、棘并植，狼、羊同饲，将复为昔日之罗旁矣。窃以四方邻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风土既习，板籍有据，环数百里之内，封壤相接，迁徙无难，且彼素被贼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与之以安乐，亦所以偿之也。其中徭赋务从轻省，法令不宜烦苛，使人怀定居，远迩争附，数年之后，可尽化为乐国矣。夫戡乱非难，已乱为难，当此重开再辟之时，即宜为长治久安之计，惟高明择焉。 ^［77］

这是广东罗定州 ^［78］ 的来历。罗定州新开二县，东为东安县 ^［79］ ，西为西宁县 ^［80］ 。从此广州、高州、肇庆、梧州四府交界的原野又添了国家的新壤。

万历五年五月，宫内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慈庆、慈宁两宫，着该衙门修理见新，只做迎面。”这只是一件不重要的工程，而且是仁圣皇太后的。慈圣皇太后的住所谈不到驳回，但是居正认为这是不急之务，立刻拒绝。在神宗尚在冲龄的时候，实际的政权在皇太后手里，然而居正顾不得，他认定大臣有大臣的身份。居正疏称：

臣等再三商榷，未敢即便传行。窃惟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处未宁，规制当备，或历岁已久，敝壤当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谓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谓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庆、慈宁，乃两宫圣母常御之所，若果规制有未备，敝壤所当新，则臣等仰体皇上竭情尽物之孝，不待圣谕之及，已即请旨修建矣。今查慈庆、慈宁，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当其落成之日，臣等尝恭偕阅视，伏睹其巍崇隆固之规，彩绚辉煌之状，窃谓天宫月宇，不是过矣！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有未备乎？抑亦败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况昨该部、该科，屡以工役繁兴、用度不给为言，已奉明旨，“以后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无端又兴此役，是明旨不信于人，而该部、科，必且纷纷执奏，徒彰朝廷之过举，滋臣下之烦言耳。方今天下民穷财尽，国用屡空，加意撙节，犹恐不足，若浪费无已，后将何以继之？臣等灼知两宫圣母，欲皇上祈天永命，积福爱民，亦必不以此为孝也。臣等备员辅导，凡可将顺，岂敢抗违，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使天下黎民，万口同声，祝圣母之万寿，亦所以成皇上之大考也。伏望圣慈，俯鉴愚忠，将前项工程，暂行停止，俟数年之后，稍有敝坏，然后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严，无任悚栗之至。 ^［81］

这一个奏疏上去，文书官随即口传圣旨：“先生忠言，已奏上圣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对居正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居正认定自己的责任，所以不得不说。万历五年，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居正认为国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经费，在有余的时候，还要计划怎样轻徭薄赋，使百姓们得到实在的利益，他舍不得把铢积寸累的资财浪费在琼楼玉宇上面。他知道这次修理两宫是皇太后的意思，但是为了国家着想，他决定在皇太后面前顶一下。

万历二年，《穆宗实录》修完，神宗加恩居正，荫一子做中书舍人，居正两疏辞免。万历五年，《世宗实录》修完，神宗因为居正是实录馆总裁，再行加恩，吩咐内阁拟敕，居正把加恩同官的敕书拟定奏上，但是没有提到自己，神宗随即命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

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先生恩该首加，却怎的不拟这敕？着令改拟了才行。

这一次，居正在复疏里痛切地把自己的心境说清。他说：

臣以羁单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亲握臣手，属以大事。及遭遇圣明，眷倚弥笃，宠以宾师之礼，委以心膂之托，渥恩殊锡，岂独本朝所无，求之前史，亦所希觏。每自思惟，古之节士感遇知己，然诺相许，至于抉面碎首而不辞，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犹不矜其能，不食其报，况君臣分义，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者乎？用是盟心自矢，虽才薄力僝，无能树植鸿巨，以答殊眷，惟于国家之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力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竭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惟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斯于臣子分义，庶乎少尽云尔。故自皇上临御以来，所加于臣，文武禄荫，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领。昨以九年任满，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给卧以五等之禄，臣亦恳疏陈辞，必得请而后已。岂敢异众为高，以沽流俗之誉哉？盖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来，君臣之义不明，敬事之道不讲，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辄怀望，若执左券而责报于上者，臣窃非之，每欲以身为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笔供奉之役，即叨横恩渥泽之私，则平日所以劝勉者，皆属矫伪，人孰信之？此臣所以展转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闻人臣事君，无隐情，无二辞。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肠，辞理俱竭，藉惟皇上复申前命，臣亦不过再执此辞，而章奏屡腾，言语烦读，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义也。万仰圣慈俯览愚衷，特赐停寝，俾臣微志获伸，虽疏食没齿，有余荣矣。所有改敕一节，万不敢拟，谨将原稿封进，伏乞圣裁施行。 ^［82］

经过这样地剀切陈辞，神宗只有俞允。

这一年神宗十五岁。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这一年已经替他定下王伟的女儿，准备举行婚礼。中国的旧俗，婚礼便得选择吉日，皇帝的事自有钦天监负责。据钦天监推测，十二月大利，又说一年之中，唯利十二月，其余皆有碍。宫内文书官传达皇太后圣旨，一切交给居正决定。居正又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要在万历五年十二月举行婚礼，新郎只有十五岁，新娘只有十四岁，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间停顿一年，未免太迟，唯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钦天监又认为月份不利。这便怎样呢？但是居正却轻易地解决了。他奏明皇太后，因为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岁成婚，所以应当是十六岁；他说他也知道要等待万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迟，因此他认为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迟不早，最为妥帖。钦天监不是说月份不利吗？居正说：“臣等窃惟帝王之礼，与士庶人不同。凡时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尽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阴阳选择之说，凡有举动，只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者，即为之，未尝拘泥时日，牵合趋避，然亦往往误蒙天幸，动获吉利。况皇上为天地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皆将奉职而受事焉，又岂阴阳小术可得而拘禁耶？” ^［83］ 他奏明皇太后，一切只要太后做主。随后文书官口传太后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个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间，慈圣太后的难题来了。太后派司礼监太监孙得胜口传圣旨，今岁大喜，命内阁拟旨暂免行刑。根据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审，现在正是判罪执行的时期，眼看又要因为太后这一点儿妇人之仁，停顿下来。一切都和居正的主张根本背谬了。居正认为国家之乱，完全因为有心宽纵，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说：“天下之事以为无足虑，则必有大可虑者。” ^［84］ 他认为“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 ^［85］ 万历五年，有人和他说起孔子的话：“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季康子愁到盗贼太多的时候，孔子不曾这样说过吗？居正反驳道：

盖闻圣王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时鲁失其政，宠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谓徒不欲可以弭之，无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纵情恣意，有所欲而无不得者，莫逾于为盗；而秉耒持锄，力田疾作，束缚以礼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无所惧而自不为非者，惟夷、由、曾、史为然。今不曰“吾严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释其所乐，而从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后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犹不能无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余乎？异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盗也，以盗获而未必诛也，不诛则彼且剚刃于上，以毒其仇而合其党，故盗贼愈多，犯者愈众。今则不然，明天子振提纲维于上，而执政者持直墨而弹之，法在必行，奸无所赦。论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独用懦者姑息之说、衰季苟且之政以挠之，其无乃违明诏而诡国法乎？ ^［86］

现在难题来了，慈圣太后固然要“暂免行刑”，明天子也不再“振提纲维”，怎么办呢？居正立即上疏。他说：

夫春生、秋杀，天道所以运行，雨露雪霜，万物因之发育。若一岁之间，有春生而无秋杀，有雨露而无雪霜，则岁功不成而化理或滞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连日详阅法司所开重犯招情，有杀祖父母、父母者，有欧死亲兄及同居尊属者，有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盗劫财杀人者，有斗殴逞凶，登时打死人命者。据其所犯，皆绝灭天理，伤败彝伦，仁人之所痛恶，覆载之所不容者，天欲诛之，而皇上顾欲释之，其无乃违上天之意乎？……今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明王圣主不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气，郁而不散，上或蒸为妖沴氛祲之变，下或招致凶荒疫疠之灾，则其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茶毒而已。独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凶恶，而反忍于无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节经法司评审，九卿大臣评鞫，皆已众证明白，输服无辞，纵使今年不决，将来亦无生理，不过迟延月日，监毙牢狱耳。然与其暗毙牢狱，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犹足以惩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则犯者愈众，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亏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伏愿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废，毋惑于浮屠之说，毋流于姑息之爱，奏上圣母，仍将各犯照常行刑，以顺天道。若圣心不忍尽杀，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拣其情罪尤重者，量决数十人，余姑牢固监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后概免一年，则春生秋杀，仁昭义肃，并行而不悖矣。 ^［87］

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文书官口传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年照旧行刑。”居正认定“杀以止杀”，唯有严厉执行法律，民生才可以安定，国家才可以得到保障。

注释

［1］ 书牍七《答陕西督抚石毅庵》。

［2］ 书牍十三《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3］ 奏疏四《被言乞休疏》。

［4］ 奏疏四《谢恩疏》。

［5］ 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6］ 书牍十五《上师相徐存斋十九》。

［7］ 书牍八《答廉宪胡公邦奇》。

［8］ 《上存斋》。

［9］ 《答胡邦奇》。

［10］ 《答胡邦奇》。

［11］ 书牍五《答司马王继津》。

［12］ 书牍五《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

［13］ 书牍四《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

［14］ 《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上六部禀帖》。

［15］ 书牍五《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

［16］ 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

［17］ 奏疏三《谢堂楼额名并踢金疏》。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联曰正气万世，休光百年。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

［18］ 书牍四《答楚抚院汪南明辞建坊》。

［19］ 即汝泉。

［20］ 书牍十《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

［21］ 书牍十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22］ 书牍十三《答郧阳巡抚杨本庵》。

［23］ 书牍六《与荆南道府二公》。

［24］ 《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常洵传》。

［25］ 书牍六《答总宪刘紫山》、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书牍九《答向台长》《答四川总兵刘草塘》《答吴总宪》。

［26］ 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27］ 《送张子尉南海》。

［28］ 《答刘凝斋书》。

［29］ 书牍七《答傅谏议》。

［30］ 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

［31］ 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

［32］ 书牍六《答总宪廖春泉》。

［33］ 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34］ 奏疏五《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35］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36］ 书牍八《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37］ 书牍八《答河道吴公桂芳》。按题衔误。

［38］ 今涟水县。

［39］ 《明神宗实录》云“报曰可”。《明史·河渠志》言帝不欲弃安东而命开草湾如所请者，误。

［40］ 书牍八《答河道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按题衔误。

［41］ 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42］ 书牍九《答河漕傅后川》。按题衔误。

［43］ 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计分淮导河策》。按题衔误。

［44］ 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45］ 奏疏五《考满谢手敕加恩疏》。

［46］ 奏疏五《三辞恩命疏》。

［47］ 《三国志·李严传注》。

［48］ 书牍七《答督抚吴环洲言敬事后食之义》。

［49］ 书牍八《与总督方金湖以弈谕处置边事》。

［50］ 书牍八《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降之策》。

［51］ 书牍八《答蓟辽总督方金湖》。

［52］ 书牍八《答方金湖》。

［53］ 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54］ 书牍八《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按题衔误。

［55］ 书牍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56］ 指阅视大臣郜光先，见书牍八。

［57］ 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58］ 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上蛮之策》，懋修注。

［59］ 书牍八《答总兵戚南塘》。

［60］ 书牍八《答阅边郜文川言战守功伐》。

［61］ 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62］ 《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一《刘光济差役疏》。

［63］ 万历本《明会典》卷二十。

［64］ 《明纪》卷三十九。

［65］ 《平赋役序》，见《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一。

［66］ 书牍八《答楚按院向明台》。

［67］ 书牍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

［68］ 书牍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69］ 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70］ 《示季子懋修》。

［71］ 书牍九《答司寇王西石》。

［72］ 文集十一《杂著》。

［73］ 文集八。

［74］ 书牍八《答两广凌洋山计剿罗盘寇》。

［75］ 书牍九《答两广凌洋山》。

［76］ 兵部尚书王崇古。

［77］ 书牍九《答两广凌洋山计罗旁善后》。

［78］ 本为泷水县，万历五年升为罗定州，今罗定县。

［79］ 今云浮县。

［80］ 今郁南县。

［81］ 奏疏五《请停止内工疏》。

［82］ 奏疏五《纂修书成辞恩命疏》。

［83］ 奏疏五《奏请圣母裁定大婚日期疏》。

［84］ 书牍六《与操江宋阳山》。

［85］ 书牍八《答总宪吴公》。

［86］ 书牍九《答宪长周松山言弭盗非全在不欲》。

［87］ 奏疏五《论决重囚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