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困境

朝夕如流，一晃王华担任翰林院修撰已逾两年。这天，风和日丽，王守仁和两个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算命先生，盯着他直看。虽然王守仁一生遇到过很多神神叨叨的人（朱厚照、朱宸濠等），但这一个，无疑对他影响最大。

算命先生在和三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突然抓住王守仁的手，激动地说：“小朋友，你这种相貌实在……太难得一见了！”

王守仁的同学以为遇到了骗子，催他快走。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王守仁爷爷的爷爷，以及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干这行出身的，所以相面对他而言，从来就不属于怪力乱神的范畴，而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于是，王守仁认真地对他说：“愿闻其详。”

算命先生放开王守仁的手，郑重其事道：“你记住我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领那儿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窝时，你就结了圣胎；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

说完，翩然而去。

两个同学听得莫名其妙，王守仁却是心花怒放。

多少个不眠之夜，当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他的脑袋里总是充满疑问。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弹指一瞬间，譬如朝露，生若蜉蝣，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每当这个时候，死亡的恐惧总是会涌上他的心头，使他不敢继续想下去。

是啊，死亡代表了绝对的虚无和沉寂，是对一切可能性的终结，是不可穿透的黑暗。如何不恐？

于是，他穿上衣服，走出房门，仰望星空。那浩瀚的夜空隐藏着什么秘密？宇宙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堆问题纠结在他心中，无法释怀。也许白天他活蹦乱跳，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问题总会汹涌地袭来，几乎使他窒息。

终于有一天，王守仁毅然决然地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一个圣人，解开这些谜题。去他的“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年忧”，我只要明明白白的活，清清楚楚的死，我只要揭开人生的真相！

自从王守仁同学确信自己能够成为圣人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一年王守仁13岁，正处于做梦的年龄。他偷偷溜出学校，单枪匹马来到居庸关。当年朱元璋怕北元卷土重来，出巨资让徐达、常遇春督造“居庸关防御体系”，可见此地之重要与凶险。

作为北京的咽喉，居庸关依山起势，巍峨雄壮。王守仁纵马上关，登上烽火台，望着万里晴空上自由翱翔的雁阵，强烈的阳光刺得他双眼蓄满了泪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谁能感受到他此刻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之情？谁能理解他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远大志向？

远瞰京城，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将之覆盖，王守仁不由得心事浩茫起来。一幅烽烟滚滚，战鼓嘹亮，银光皑皑，喊杀震天的画面在眼前浮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在耳畔回响。联想到明朝边患未除，热血少年王守仁顿时沸腾了。

至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明朝已享国一百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五光十色的百年。

如果说方孝孺之死是明朝文人悲剧命运的序曲，那于谦之死就是其中最绝望的音符。前者代表大义，后者代表苍生。

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活下去的。没有了大义可以选择苍生，如果连苍生的代言人于谦都落个鸟尽弓藏的结局，那么路在何方？像庄子那样身如不系之舟，脱离这“曳尾于涂中”的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狂狷，他们真的快乐吗？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成熟的，每一个人，无论智商高低，相貌美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询问最多的问题终究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被终结了。

国人的思维方式向来是一半儒家一半道家。而心学也常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但这种浅薄的定义远远不能概括心学丰富的内涵。

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

中庸虽说在中国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觉自发地将其运用自如，大多数则是迫于强权而不得不做出的伪装与妥协。后者一旦脱离强权的压迫，便很容易剧变为一种极端思潮，直至付诸暴力行动。

《巴别塔》中有“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

同理，康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中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拿破仑之专制君主。”其实他忘了，这样的事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就见怪不惊了。革命者，鲁迅笔下“咸与维新”是也！

这种文化心理，追根溯源，还是要到孔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经曰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孔子在教导弟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为人知，却不因此而气恼。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此言不谬。

“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师，而巫术在商朝是立国之本，于是这帮人就靠占个卜、跳个大神，混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那文字最早又是什么呢？文者，纹也。意即为统治阶层粉饰遮掩的工具。由此观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学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朝将商朝的神权政治改造为贤君政治，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秩序。于是，过去的大巫小巫纷纷下岗，自谋出路，混得不好的就只有在街边摆摊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治国平天下”事业的阶层，就是后来孔子的儒家。

其实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时全国的文盲率还很高，认识俩字的屈指可数。而到了春秋，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逐渐上升，本科文凭也就当以前的高中文凭使，竞争加剧了，现实严峻了，于是孔子发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就跟现在的媒体安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不要气，不要急，关键是眼光要放低。实践证明，这种忽悠还是有功效的。

“人不知而不愠”是比较典型的“孔子句法”（仔细品味“而”字），《论语》中这样的句式随处可见，自勉中透着无奈。

当春秋时，诸侯割据，求才若渴，游士们四处兜售其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便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孔子颇有针对性地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明一种超然的态度，至于是否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会发现，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彻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早就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因此，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一种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处游说的孔子想要维持人格的独立绝非易事。而孔子以降的门徒就更等而下之，将仁义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之术了。

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一边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悖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所有的一切才被彻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