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聊生的日子到来了



正德十三年，恶搞皇帝朱厚照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谕旨，要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下旨给吏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朱寿是谁？拽到可以让史上最自大最不理朝政的明武宗朱厚照这么重视？

朱厚照抢过主持人的话筒：“你爷爷的，我就是朱寿！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啊！”

话说明孝宗朱祐樘大好人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好不容易博了个“弘治中兴”，结果因为忽视了对娃的教育，导致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弘治前。

朱祐樘快挂的时候，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的病榻前，嘱托道：“朕自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尔等费心！”

就这样还不放心，专门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明君。”

烛台上的火光飘忽不定，随风摇摆，终于化作一缕轻烟，渐渐散去。老实人朱祐樘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还留下了一个祸根。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的史书问题多，争议多，但所有的正史、秘史、稗官野史都统一口径，坚定不移地给予了明武宗一个明确的评价—昏庸至极。（朱厚照：你爷爷的，那是他们跟我的价值观不同。）

朱厚照到底有多昏庸？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不专心，师傅就会马上怒斥一句：“你想学朱厚照吗？”于是，这些小皇子，小贝勒，小格格们私下里玩游戏时，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

贝勒甲：“靠，你丫二不二啊，你朱厚照啊！”

贝勒乙：“草，你丫才朱厚照呢，你爸朱厚照，你妈朱厚照，你全家都朱厚照！”

平心而论，朱厚照也是冤大头。李东阳就曾说：“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不够了解。”

其实，这个说法已经很保守了，现实情况往往更遭，老百姓和皇帝之间起码隔着七八道关卡，是个人都会不指望信息在经过这么多层传递后仍不失真。

由于每道关卡都是一道选择题，加工哪个，隐瞒哪个，说多说少，如何取舍，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也是各级官吏必须拿捏好的头等大事。

因此，在权力方面，皇帝无与伦比，但在信息的封锁和扭曲方面，文官集团却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是负责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的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也不能免俗，要么被收买，要么等着被踢出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官场上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皇帝很着急，后果很无奈。

朱元璋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不可能对官员的每一起违纪行为都了如指掌。因此，他遍插特务，机关算尽，就是为了监督百官，肃贪反贪。然而，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似乎永无止境，贪官污吏就像野草一般顽强，赶不尽、杀不绝，义无反顾，前仆后继。

被逼无奈的朱元璋甚至用发动群众运动、重金悬赏的方式来保证吏治清廉。可惜他忘了一点，所谓的官和民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转化。考中进士是官，脱了官服就是民，骨子里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改变。

贪官即刁民。

事实也是如此。很快，原本信心十足的朱元璋就开始抱怨一些刁民利用他赋予的权力横吃横喝，敲诈勒索，甚至和他们监督的对象同流合污，不仅没有达到全民反腐的初衷，反而让社会更加动荡，只好紧急叫停。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早就绝望的皇帝宁可信春哥也不再相信文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嘉靖和万历。崇祯本来还挺信，结果被骗得惨不忍睹。就在他吊死煤山前几个月，内阁首辅周延儒还把一场压根就不存在的战役吹成大捷，捞到一笔奖赏。而且据他所编，战役是在距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打响的，就在皇帝眼皮底下。

这不是把崇祯当白痴吗？

因此，一上台就雷厉风行除掉魏忠贤的崇祯到了执政后期悲哀地发现自己竟不得不重新起用宦官，否则智商都会遭到侮辱。

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明朝出产了那么多怙恃弄权的太监了—除了相信朝夕相处的太监，皇帝别无选择。

于是，刘瑾出现了。

刘瑾很贪、很黑、很坏，简直就是人渣中的极品，太监里的败类，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毋庸赘言。

但问题是，他究竟贪污了多少钱？

根据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记载，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约合人民币255亿元。

不用怀疑，赵翼向来以挑刺为乐，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正德初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旨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由于下刀很重，旁人抢救时，周钥已口不能言，在纸上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一命呜呼。

给事中监察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品级虽低，却握有实权，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周给事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金饭碗，寻死作甚？

原来，刘瑾当权，贪婪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归来，他都要索取一笔不菲的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知府赵俊本来答应送他白银千两以应付刘瑾，谁知临走时却变了卦。周钥彷徨无计，只好自杀。

一千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万元人民币，乍听之下好像很离谱—至于吗？

至于。因为有前车之鉴。

之前另一个给事中安奎和御史张彧出京盘查钱粮，回来刘瑾索贿，嫌他二人给得少了，就找了个借口，用东厂的新发明惩罚他们—戴着150斤的枷示众。

要不是那几日阴雨连绵，这俩人必定中暑身亡。事实上，能从东厂的这项科技创新中逃生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死得很惨，还不如像周钥那样自我了断，选个惬意点的死法。

当然，刘瑾想做大做强，靠自己单干是不行的，必须招兵买马，组织阉党。

很快就有人主动投诚。都察院右都御史刘宇带着上万两银子（约合400万元人民币），敲开了刘瑾的家门。

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过万的红包，他惊喜交加道：“刘先生何厚我？”意思很明白：想要啥直说吧。

刘宇后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官至兵部尚书。在任期间，所获颇丰，以至于当他再次高升，成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官的贿赂不如武官大方，竟怏怏不乐道：“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宇也就是条指哪打哪的狗，真正给刘瑾当狗头军师的是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