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其实不好玩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明朝的政治体制上承唐宋，略有微调。最大的改变是废宰相，加强君主集权。其次，太监势大，司礼监掌印太监在中晚明有“批红”之权，决定内阁的“票拟”是否施行。

内阁：由模范皇帝朱元璋设立，为自己处理文件的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很低（正五品）。随着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大学士承担起了处理政务的重任，内阁也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三杨”（仁宣时的三大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之后，内阁阁员一般兼任六部尚书，且非翰林不得入阁。于是，入阁拜相便成为每个文官都梦寐以求的事。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后）。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和主事（处长）。

都察院：皇帝直辖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监察工作（明朝有两京十三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

六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与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力很大，皇帝交给各部办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注销一次，如有拖拉或办事不力者，六科直接向皇帝报告。除此之外，六科还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力，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翰林院的首长叫掌院学士（正五品），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立即授予），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翰林虽无实权，但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大多成为高官，乃至内阁首辅。

此外还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接待外宾。

回到工部，此部虽排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醒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祐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祐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名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祐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风霜剑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祐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祐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祐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是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祐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是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来看，朱祐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