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教训——雍正登基的血色权谋



康熙间夺嫡之案，前已叙述。至雍正间，复于诸王多所戕杀，旧时因避时忌，不暇细考其曲折，鲜不以为即夺嫡之余波，颂世宗者且以为能代故太子报怨矣。不知夺嫡之魁为允禩，雍正初尊以亲王，任以总理，极意联络，事实昭然。后来变计，在《实录》情节不备，论者益无所征信。唯事结于曾静劝岳钟琪反清，与吕留良著书排满。诸王同为圣祖之子，岂有党附于反清排满之理，何以并为一谈，此必有故。昔时《大义觉迷录》为禁书，细阅者少，改革后大事研讨，则真相出矣。允禩之得罪于雍正朝，必以不服世宗之嗣位，而世宗之嗣位，自有瑕疵，供人指摘。指摘之根由，出于诸王；指摘之文字，则在曾静笔录。吕留良乃其学派之牵涉，因治及反清排满之罪，非世宗本意所重视也。此事余别有《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述。唯允禩辈前尚身预夺嫡，罪状允禩者犹为有说。至世宗兄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前以保护太子闻，则有功于嫡；后又不入允禩等案内，则无嫌于世宗。只以甘心闲散，不欲预闻政务为罪，至夺爵禁锢以死。此事可作一补叙，知世宗有难言之隐在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圣祖崩。十六日丁酉，颁遗诏。二十日辛丑，世宗登极。十二月初九日庚申，上释服，移居养心殿。十二日癸亥，谕：“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陈奏。杨文言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间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此为加罪诸王府官属宾友之始，而适以诚亲王开端。惟（唯）未明言兄弟相戕，用耿精忠牵涉立说。陈、杨与耿藩旧事，久已消释，今忽重提，其实追憾诚王之得圣祖欢心，由于陈、杨之以学问为辅佐。

世宗当时相形见绌，甫即大位，即修此怨。其证如下：

清宫《文献丛编》第三册载戴铎清折十件，其康熙五十七年第九件云：“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个个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件后记云：蒙批：“杨道升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又蒙批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又蒙批：“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等谕。

戴铎十启，自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之事。世宗即位以后，令铎汇录原文并所蒙批谕，成折存档，不过明铎时时望己作帝，而己则时时斥绝之，以见其并不与铎同此奢望也。然其批谕语气，岂是实行斥绝，所谓“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证以十启中前后各件，可以味其意旨。

第一启，五十二年，略言：“主子有尧舜之德，奴才受格外之知。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皆其所以为难。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一段）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谮，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久著，更求刻刻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似应见而俱加温奖，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二段）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本门之人，受主人隆恩难报，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三段）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沈（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见（现）？顷闻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至意。更求加意作养，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为督、抚、提、镇，在内为阁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未尝非东南半臂也。（四段）以上数条，万祈采纳。奴才今奉差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妬（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蒙批：“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故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世宗奖铎语为金石之言，又自明其无此意，不但无此意，且视为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其余事实俱不辨，则言行不相符，已显然矣。盖所谓金石之言，唯第一段，世宗后来所持态度，颇与相合，故知其最为心赏。唯所言英明之父，不露长则恐见弃；过露长则恐见疑。此种心理，岂是视为苦事而欲避之；苦欲避之则不露长而听其见弃足矣。即其处兄弟之间，欲不以气焰使人生畏，蹈废太子之覆辙，亦非避事之语，而奖之为金石之言，皆言行之矛盾也。第二段要结名誉，是当时诸王所争趋之路。世宗手法独高，所不屑为，若循铎意，以此博臣民之共赞，是即过露长而使英主生疑也。此段必非所谓金石之言也。第三段见世宗在当时干预各部各省闲事，以招声色货利之奉，与诸王相等。以取赂而有所左右，右者以贿得之，自不以为恩；左者以不纳贿失之，则必抱怨。此亦未尝非金石之言。但可知世宗未正位以前，招权纳贿，是康熙诸王积习。后来亦自言在藩邸时举动，乃别有故，以后不许诸王借口仿行，亦可与铎说参证。第四段可知世宗于门下人，借与赀财，令其捐纳得官，广树党羽，岂非事实。党世宗者有年羹尧、隆科多两人已足，而年、隆两人各不相知，戴铎又何从而知。故雍正元年，铎尚言恐年羹尧与十四王西边有事，己愿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则固不知羹尧专为世宗防制十四王也。

第三启，五十五年，略言：“奴才路过武彝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蒙批有云：“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

第四启，五十五年，略言：“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所以奴才进土产微物数种，内有田石图书一匣，匣子是双层夹底，将启放于其内，以便主子拆看。谨启。”蒙批有云：“你如此做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道人谈祸福，为阴谋储位明证。图书匣双层夹底，中藏启本，又极称其谨慎。此其暧昧妖惑，在史书皆作不道论。当时允禩之于相士张明德，与此何殊？圣祖方议允禩之罪，而世宗以大欲所在，效其尤而加甚焉。“视为大苦，避之不能。”此等口头禅，固亦示戴铎辈不必拘泥矣。

第七启，五十六年，略言：“奴才数年来受主子高厚之恩，惟（唯）有日夜焚祀，时为默祷，静听好音，不意近闻都门颇有传言。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蒙批：“你在京若如此做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的还利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等谕。

此启可见戴铎之无知识。当五十六年，十一月间正十四王子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之日，故谓正在静听好音。而都门颇有传言，即传言允禵之已默承储眷耳。因此请世宗代谋台湾道缺，在海外屯聚训练，冀作一岛反抗嗣君之计，且表明不事他人，赖此一着。此岂知世宗之心。世宗于西陲早置一年羹尧，允禵此去，正落其度内。此固非戴铎所知，但戴铎辈此时已心索气绝直思据台湾以作雍邸孤忠，直可笑可鄙之至。以上各启，世宗若真无幸心，每启皆可斥绝，或竟举发之，安有此迭次批谕乎？

世宗于允禩诸人，从夺嫡案中，已相形取得胜利，知前此力图夺嫡者，更无再得储位之望。而允祉则前以保护太子，为圣祖所心重，又以踊跃修书，合圣祖尚文好学之意。其实效修书之力者，乃陈梦雷、杨文言二人。杨尤身负天算、律吕绝学，为圣祖自命独有心得而举世罕及之事。此实世宗所最忌而无如之何，甫即位遽修怨于陈、杨。其原委撮叙于下：据陈梦雷《松鹤山房集》，梦雷与李光地均中康熙九年进士，均入翰林，同省同年，通家相得，同以请假回籍。而十三年撤藩之变，耿精忠以福建叛，既逼梦雷从逆，又召外郡缙绅。光地自泉州安溪本籍至，以年家子先谒梦雷尊人。陈氏父子均劝光地勿受叛藩职，光地意未决。时杨文言在耿幕，与梦雷交密，梦雷约文言与光地相见，告以耿必无成，急归谋间道通疏京师，请兵由赣州径指汀州，精忠方以全力备仙霞关，大兵可由汀州直入闽腹地。朝廷得光地蜡丸书，致前敌行之有效，光地受上赏。十五年，精忠势蹙乞降，文言遂归。梦雷以十九年入都自陈，而朝议方以精忠为所属首告，降后仍通逆，召精忠对质治罪，而梦雷以职官从逆论死。光地为明其非得已，然不言其上疏请兵时梦雷亦预谋也。故仅得减死戍辽东，时为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梦雷献诗称旨，召还京，命侍诚亲王邸。王命辑《汇编》一书，分类排纂群籍至三千余卷，校刊未竣而圣祖崩。世宗谕旨中改其名为《古今图书集成》。追论梦雷罪再遣戍，时梦雷年已七十一。所云藩变时之罪，圣祖早雪免之，且颇蒙恩赉，奖其文学，御书联语赐之，有“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之句。故梦雷以“松鹤山房”名其集。因怨光地，作《绝交书》行于世，世谓之安溪负友，成一公案。世宗于即位后追理梦雷前罪，实为与允祉为难，非圣祖怜才宥过意也。至杨文言以布衣入藩幕，在三藩未变以前，本不为罪。既变被羁，精忠降而脱归，所至不讳其在闽时事。十八年梦雷入都，文言与偕行。梦雷得罪无究及文言者。旋以天算绝学，应征入明史馆预修《历志》。清《国史·梅文鼎传》：“康熙间，《明史》开局，《历志》为检讨吴任臣所修，嘉兴徐善、宛平刘献廷、常州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盖文言之预修《历志》，尚在黄梨洲以前。当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李光地自记其《陛辞问对》，尚言：“文言为耿精忠幕宾，闽乱起，被留为天文生。”圣祖但问：“渠晓《几何原本》否？”李奏：“似乎通晓。”上曰：“西洋书文理不通者多，用渠理法，改成通顺，则尽善矣”云云。此见文言之依耿，圣祖时大廷公言不讳。而帝欲以中国文字改述《几何原本》理法，即今《数理精蕴》中之《几何原本》。而《精蕴》为《历律渊源》之一种，《渊源》为诚邸属文言所修，其宗旨盖定于是也。是时文言似尚未入史馆。后既预史事，又为徐乾学引参洞庭山书局。至四十年左右，乃由梦雷引入诚邸，修《历律渊源》。据光地《榕村语录》：“四十一年壬午，南巡至德州。东宫病，驻跸，语光地古尺及天上一度当地上二百五十里等事，云已叫三阿哥自京师细细量来，三阿哥算法极精等语。其时文言入邸未久，而诚邸之精算学，已为圣祖所夸，则亦非初无所解，尽倚办于文言，但或得文言指授而益可称许耳。”

文言，字道声，《松鹤山房集》中皆称道声，而光地《集》中虽亦称道声，亦或作道生，唯戴铎启本及雍邸批辞（词）作道升。当康熙季年，世宗已极注意道升之归诚邸。道声在闽，原无为耿丞相之说，世宗追诬之，以归罪于诚邸。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谕旨，不惜以天子诬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钟于诚邸，不过忌陈、杨修书之能为诚邸博圣祖之欢心而已。自此诚邸若口无间言，当亦可保其躯命，以其究无挤其储位之实迹也。然卒不能免者，则必以诚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辞色之间，既不竭诚输服，将有发其隐覆之嫌。观其坐罪之词。多不成罪状，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诸王大臣加以描画，归结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为拘禁终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诚邸罪名，唯见《上谕旗务议覆》中。《东华录》无之，想已为《实录》所削。兹录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

诚邸为世宗兄，诚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旨，将其心术不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

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唯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陈梦雷《集》中有《责躬集序文》：

“其接待诸兄弟，皆刻薄寡恩，诸兄弟皆深知其人而鄙弃之。”

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唯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唯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危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

“其待朝臣，则倨傲无礼；其待所属，则需索无厌。此亦中外所共知者。”

此为诸皇子所同然，世宗在潜邸时亦然。观戴铎启本即可见。

“从前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私谓庄亲王曰：‘东宫一位，非我即尔。’其狂诞怪妄如此。”

在储位未定前，有此私语，但储位定后即不复觊觎，亦不当论罪。至独与庄亲王语此，则知世宗所深忌者杨文言代修《律历渊源》一书，当时必深契圣祖之意。庄邸在诸皇子中，亦习天算之学，圣祖甚重此学，故有此揣度。当世宗发此谕之先，庄邸正弹劾诚邸，以引起种种罪状，则前此私语，亦庄邸媚帝而举发之耳。

“皇考圣躬违和之时，朕侍奉汤药，五内焦劳，而允祉不但无忧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为子臣所不忍言者。其天良尽泯，一至于此！”

自夸其孝，责兄不孝，并无违忤实迹，只想象于辞意之间，此不足以罪人，徒见己之不弟而已。

“皇考以东宫仪仗礼服，从前定制太过，特命廷臣纠正。允祉见廷臣所议，忿然谩骂，且云：‘如此则何乐乎为皇太子耶？’”

此本是为太子不平，不过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贵太子，后觉贬损太过，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议罪，则描画之云：“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此其妄乱之罪一也。”更引申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谓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

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时，侵帑婪赃，逋欠累累。朕恐其完公之后，家计未能充裕，两次共赐银十五万两，俾其饶足。而允祉每以该旗该部催追数百两数千两之处，琐屑渎奏，怨忿不平。朕皆宽宥之。”

逋欠是康熙间诸王常态。及世宗令该旗该部催追，特自发内帑赡给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诸王之能事。诚邸不知风色，尚忿催追而诉于帝前，此实长厚太过。既称宽宥之，即不当论罪。而王大臣论之曰：“贪黩负恩之罪，法所难宥者一也。”则前之宽宥。乃为之并计加罪地也。

“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搜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禵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所，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

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

“又伊子弘晟，冥顽放纵，举动非法，乃不可容于人世之人。朕宽恩但令禁锢，而允祉以此衔恨于心。盖允祉溺此下愚之子，至尊君亲上之义，亦所不顾也。”

弘晟之不可容于人世，亦无事实。唯二年十一月庚戌，宗人府议奏：“世子弘晟，屡次获罪，俱蒙恩宥。今又讹诈银两，请革世子为闲散宗室，令伊父诚亲王允祉严加约束。”从之。六年六月己亥，又议奏拏（拿）交宗人府严行锁锢。如此而已。至衔恨于心，又无事实，特未能大义灭亲耳。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曰：‘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比时曾向廷臣言之。’”

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

“数年以来，允祉进见，朕必赐坐，以朕勤政忧民之心告之，伊从未许朕一是字，且并未尝一点首也，但以闲居散适之乐，娓娓陈述，欲以歆动朕怠逸之心，荒废政事，以遂其私愿。”

弟为天子，勤政爱民；己为天子之兄，闲居自乐，正是各行其是。怠逸岂以此而歆动？古来中主，能以此谅其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谈，使天伦之乐澌尽，岂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侵于平时。”

此或为太子旧怨，但既为世宗所罪，则对罪人无甚哀戚，亦不当论罪。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未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未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歔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间，意志不同，乃道义之品评，非刑法所裁制。此固不当论罪。文中以庄亲王等参奏，定为狂悖凶逆，已至其极，则参奏中是否尚有别情。今检《东华录》“本月己卯，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等参奏：臣等奉命办理恰亲王丧事，所见齐集人员，无不衔恩垂泣。独诚亲王允祉，当皇上视临回宫之后，迟久始至。逮宣读皇上谕旨之时，众皆呜咽悲泣，而诚亲王早已回家。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云云。参奏语不过如此。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

“允祉从前过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令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

陈梦雷案已见前。谓陈为耿藩从逆，则戍所召回，命入诚邸，乃由圣祖，非诚邸罪也。谓陈为招摇不法，则当时并无招摇害政事实。刑部满汉尚书陶赖、张廷枢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轻纵降调，又何至罪及府主。乃谕中既涉及陈梦雷，王大臣议覆，遂于陈梦雷一款添出事实。文云“允祉素日包藏祸心，希冀储位，与逆乱邪伪之陈梦雷亲昵密谋，遂将陈梦雷逆党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术，拜斗祈禳，阴为镇魇。及事迹败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诛”云云。周昌言前未见过，此时忽添邪术镇魇等说，果有此事，纵对诚邸法外施仁，何以对陈梦雷仅止遣戍。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议覆之王大臣直以意为之，且以杨文言含混为周昌言耳。此种议覆，本无真伪可辨，且今年已复亲王爵，前事本不当复论。今所谓丧心蔑理，无过怡王之丧临哭不哀一款，其余皆任意诬蔑之辞。其实则陈梦雷、杨文言为所忌之人；《古今图书集成》《历律渊源》二书为所忌之物。是为清皇室之文字狱，较之允禩诸人，以传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为得已而不已。既为《东华录》所不详，想为《实录》之所已讳。胪举之以见世宗之忍。至允禩、允禟、允、允禵之事，则《东华录》之外，已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