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原来是这样——五胡十六国

一

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在政绩上几无建树可言。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它曾经有机会解决日益严重的少数民族内迁问题，却毫无作为。

在广袤的中国北方，各个少数民族从两汉时期就可以陆续内迁，成了历代王朝必须面对的问题。到西晋建立初年，内迁各族遍布从幽州（今河北、京津地区）、并州（今山西）到司隶（今陕西）、凉州（今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广大地区，深入益州（四川地区）、冀州（河北地区）等地，繁衍生息。汉末魏晋时期的连年征战，华北的汉人背井离乡，向江淮和江南地区迁徙，空出来的土地都被少数民族占据。到西晋初年，北方一些郡县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半数。他们虽然开始汉化，部分也从事耕种，但还保留着挎刀跃马的习俗和部落的形式，有事相互声援连接成军。对中央王朝来说，这些少数民族很危险。因为仅从地理位置上看，各个少数民族呈半月形包围着长安、邺等重镇，并威胁着首都洛阳。

当时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族”，其中最强大的有五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并称“五胡”。

匈奴人兴起于蒙古高原，是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一度统治着东起辽水、西到西域的北方大地，从战国时就开始侵扰中原，是中原政权的大患。长城就是为他们修的。汉武帝时，匈奴遭到沉重打击后，开始衰落，进而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其中南匈奴在汉宣帝时入关投降汉朝，西汉王朝将他们安置在并州、司隶等地。南匈奴逐渐在并州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吕梁离石区）建立了王庭。东汉时，北匈奴继续遭到重创，部分沿着欧亚大陆消失在了西方，不愿意远迁的部众则南下投降了汉朝，也被安置在上述地区。东汉王朝对匈奴安抚与分治并用；曹操则将匈奴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各立酋长为都督，基本上延续了东汉的战略。匈奴民族和汉族的融合时间最久，上层人士汉化很深，很多人担任朝廷官员。

羯人，是归化匈奴的一支，被安置在上党郡的羯室（今山西左权县）。他们和汉人的差别比较明显，百姓多高鼻深目，有欧洲人特征，还保持游牧生活。

鲜卑人兴起于东北，晚于匈奴人。匈奴人在中原王朝的打击下西迁或者南附，空余出来的土地被鲜卑人填补。鲜卑人凶悍强干，很快成了塞外大地的霸主。但是鲜卑民族的发展历史较晚，曹魏时期，鲜卑贵族轲比能曾想统一鲜卑各部，结果被幽州官员诱而杀之。到西晋初年鲜卑民族还部落林立。各部落以酋长的姓氏为号，分别有慕容、拓跋、段、宇文、秃发等部落，其中以慕容和拓跋两个部落最为强大。

氐和羌都属于西南夷，地处益州和凉州之间（甘肃东南、山西西南）。三国时期，曹魏和蜀汉都利用氐人和羌人来为己所用，拉拢来攻击对方。许多人被强制迁徙关中各郡。到西晋时期，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今甘肃成县）、略阳郡（今甘肃秦安），人数远少于匈奴和鲜卑。羌人的分布大致相同，但人数更少。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这两个小民族却扮演了大角色。除了这五大民族外，还有乌桓、丁零等其他少数民族。

西晋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族问题，却没有提出可行的政策，除了奴役各个民族、扣押各族人质外听任各族恣意发展。地方官员奴役各族，横征暴敛，除了把逃亡百姓的税赋强加在少数民族身上外，还强征异族子弟入伍、肆意打骂、拆散家庭。民族矛盾激化。乱世中，少数民族百姓们的生活压力本来就大，如今日子更难过了，开始倾向造反。少数民族的叛乱贯穿了西晋始终。元康四年（294年），并州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两年后，其弟郝度元联合关中各郡的羌、氐族百姓起兵反晋，打败太守、刺史多人。各族人民纷起响应，还推齐万年为帝，拥兵数十万。关中震动，西晋朝廷不得不集结大军镇压，直到元康九年（299年）正月才粉碎起义军，俘杀齐万年。起义被镇压后，山阴令江统有鉴于民族问题危重，深感四夷乱华，写作了《徙戎论》，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人思考的第一手资料：

晋惠帝时“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毕竟少数民族的心理和习俗都与汉族不同，难免起纠纷。江统吸取之前少数民族和汉族屡起纠纷、朝廷费力镇压的教训，建议将胡族百姓迁出汉族区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

江统的建议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因为朝廷没有解决好内迁少数民族的问题就要把他们全部赶出汉族区域，代表了一大批朝野官员的观点。说起来简单，但没有可操作性。少数民族内迁生活了上百年，突然要他们全部抛家弃土，回到传说中的塞外故乡去，势必激起各族的仇恨和反抗。江统的意见递交上去后，晋惠帝看不懂，掌权者则忙于争权夺利，将之束之高阁，没有下文了。各族继续恣意发展。

胡族武装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祸，只是因为西晋王朝实力尚在，还不是随起随落的少数民族军队能够倾覆的。八王之乱的空前内讧，掏空了西晋王朝的躯体。晋军损失惨重，镇不住胡族武装了。实力天平开始朝着有利于五大民族的方向倾斜。

二

就在八王厮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关中、陇西一带的百姓正挣扎在生死线上。

元康后期，当地连年荒旱。听说四川天府之国粮食充足，元康末年，天水、略阳、武都等郡数万户百姓携家带小，南下“就谷”，希望能讨口饭吃。其中有汉族人，但主要是氐族人，在巴蜀北部形成了连绵的流民潮。在应付沿途管理刁难盘剥，组织流民移动协调纠纷的过程中，略阳氐族人李特、李庠、李流兄弟辈推举为流民的首领。李特兄弟雄壮有力，家境不错，曾在西晋王朝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有政治经验又仗义疏财，很适合担当流民首领的角色。前后两任益州刺史赵和罗尚将汹涌而来的流民潮视为洪水猛兽，对素有威望的李特兄弟等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矛盾就这么产生了。301年，李特兄弟利用流民的无助和怨怒，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聚众起义，正式拉开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反叛的序幕。

之后，北方和巴蜀地区先后出现了20个割据政权，主要有16个国家：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其中只有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四国因为地小时短，没有计算在内。这些政权主要为少数民族政权，在长达130多年的时间里此起彼伏反复交战，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为止。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起于301年的李特兄弟起义，但因为起义局限于巴蜀一地，没有直接撼动西晋王朝。史学界通常将3年后（304年）匈奴贵族刘渊独立称王视为十六国的开始。

匈奴贵族为什么姓刘呢？因为匈奴人汉化后，搬出汉高祖刘邦“成亲”制度，自认为汉朝皇室的外甥，冒姓刘氏，以汉室后裔自居。这也说明匈奴贵族汉化之深。刘渊从履历上看就和汉族人无异，从小就酷爱读书，拜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又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当时乡党品评人物入仕的风气很盛，刘渊就得到了当时太原名流王昶、王浑等人的器重。加上射艺精熟、膂力过人、体貌伟岸，刘渊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刘渊却不能像同学一样入仕，因为他是匈奴人。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其中的左部帅为刘豹，刘渊就是刘豹之子。曹魏咸熙年间，刘渊作为人质，留居洛阳。齐王司马攸见刘渊文武双全且得到众人推崇，就劝哥哥司马炎杀掉刘渊，不然恐怕并州不得安宁。幸亏司马炎和司马攸的关系不好，没听弟弟的建议，刘渊才幸免于难。根据后来的史实看，司马攸对刘渊的评价不太准确：刘渊不仅让并州不得安宁，还直接推翻了西晋王朝。

西晋很快进入乱世，各派势力都借重匈奴武装，刘渊虽然是人质，却在很长时间里成了各派拉拢的对象。杨峻辅政时，署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刘渊原本在匈奴中威望很高，如今更礼贤下士、轻财重义，幽冀的人才纷纷不远千里依附匈奴，让匈奴力量进一步壮大。司马颖逐鹿中原，想以匈奴为外援，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事。他败退长安时，急需重振军势，让刘渊回并州招募匈奴助战。刘渊很高兴地返回左国城。

刘渊一去不复返。匈奴贵族见西晋朝廷呈现崩溃之势，开始策划“兴邦复业”。刘渊的族祖父刘宣就宣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刘渊一到左国城就被五部匈奴推为大单于。匈奴人尚存的部落形式很快就组织起了数万军队。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自称汉王，以恢复汉朝号召天下。匈奴连续祭天，大祭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和昭烈帝刘备，还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摆出要与西晋争夺天下的架势。

匈奴起兵，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汉人王弥、羯人石勒及鲜卑人陆逐延等纷纷拉起队伍造反，名义上公推刘渊为主。中原很快不复是西晋的天下。

我们先说刘渊政权的发展情况。他们很快打败并州的西晋势力司马腾。战火和激烈的民族矛盾让并州的汉族百姓生活绝望，集体组织起来要去冀州“乞活”。“乞活”二字，从字面上看就很悲壮，就是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四处闯荡，为了一顿饱饭不惜血汗乃至生命。并州流民组织成“乞活军”，司马腾率领他们东去流亡冀州。刘琨继任为并州刺史，无力回天，只能据守并州西北部部分城池。刘渊很快据有河东全境，在永嘉二年（308年）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为汉。匈奴汉朝建立后，一心要攻占“故都”洛阳。刘渊派子侄刘聪、刘曜等人率精骑进攻洛阳，遭到东海王司马越的拒阻，没有攻下。永嘉四年（310年）夏天，刘渊病死。

刘渊在位仅两年，也没有将匈奴汉朝推向强盛，但为异族的后来者树立了起兵和建政的榜样。

三

刘渊死后，儿子刘和继立为帝。刘和能力不论，品德很差，“内多猜忌，驭下无恩”。卫尉刘锐、宗正呼延攸等人因为没有被刘渊委托为辅政大臣，怀恨在心，就怂恿刘和诛杀刘聪等功勋卓著的宗室。事机不秘，刘聪知道后，率军反攻皇宫，杀死刘和、刘锐、呼延攸等人。

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汉化程度很高，除了通读儒家经典外，还精通兵法，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他留下了诗百余篇，赋颂50余篇。

刘聪杀刘和自立为帝，将匈奴汉朝推向了强盛的巅峰。刘聪执政时期，有两大成就。首先是在制度建设上做出了努力。汉朝虽然是匈奴王朝，但刘聪深知要长治久安，非采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不可。于是他创建了两套行政体制，用游牧民族的“单于”制度治理匈奴各部，用汉族的公卿制度治理汉人，并吸纳汉人进入政权。刘聪努力的方向没有错，但很不彻底，政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匈奴贵族手中，还保持着残暴的特性。《晋书》称汉朝“终为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匈奴等胡族和汉族民众的矛盾依然很严重，汉朝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王弥、石勒等强藩在东方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刘聪也奈何他们不得。这注定了匈奴汉朝虽然有许多开创性成就，也在形式上统一了华北，但很快就崩溃了。

刘聪的第二大成就是灭亡了西晋，开疆拓土。他派遣族弟刘曜联合中原的王弥、石勒武装，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将黄河南北乃至江淮一带的西晋城池陆续攻克，孤立洛阳。永嘉五年（311年），困守洛阳的司马越和晋怀帝不和，率领大批王公大臣和晋军主力离开洛阳。途中司马越忧郁而死，余部被石勒武装包围屠杀。西晋王朝最后的主力丧失了。同年，刘曜、王弥、石勒合兵攻破洛阳，杀王公大臣等3万人，俘晋怀帝司马炽，押送平阳。刘聪封怀帝为会稽郡公。这就是“永嘉之祸”。第三年，关中西晋残余拥戴司马邺为皇帝，又支持了4年。建兴四年（316年），司马邺向刘曜投降，被送至平阳为奴。至此，西晋灭亡。此时的北方大地，基本上是匈奴汉朝的天下。北方只有零星地区还在忠于西晋的官吏手中，分别是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王浚与河西的张氏势力。刘聪对刘琨发起了进攻，又命石勒进攻幽州刺史王浚。王浚被石勒杀害，刘琨兵败投奔鲜卑段氏被杀。

取得这些成就后，刘聪开始骄傲享乐起来。刘聪统治后期以荒淫著称，他正式立了四位皇后，此外佩皇后玺绶者又有七人。刘聪沉湎于后宫之中，不理政事，常常出外游猎或干脆在宫中昼夜游戏。汉朝政务很快紊乱，出现党争。刘聪立弟弟刘义为皇太弟，而以儿子刘粲为丞相。刘粲能力出众，当了丞相以后把能力都用在了骄奢专政和远贤近佞上。中护军靳准是个野心家，想浑水摸鱼，就百般亲近刘粲，怂恿他对付皇太弟刘义。建武元年（317年），刘粲诬陷刘义谋反，刘聪不辨真伪就相信了，废杀刘义及其官属，坑杀15 000人，平阳城的街巷为之一空。刘粲被立为太子。刘粲还杀害了投降的晋帝司马邺。

刘聪、刘粲父子享乐无度，朝野贿赂公行，纲纪败坏，政权迅速走向衰败。汉朝有功之臣不用，奸佞小人飞黄腾达，内部矛盾激烈。中山王刘曜占据关中地区，王弥旧部曹嶷占领山东，石勒占据河北，都保持半独立地位。朝廷能实际控制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狭窄地区，只相当于之前的三四个郡的地盘。

东晋太兴元年（318年），刘聪病死。他历位8年，把王朝推向了高潮，又推上了下坡路。

太子刘粲即位，以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刘粲以为万事大吉，终日游宴后宫，军国大事都由靳准裁决。靳准也以为万事大吉，把刘粲抓起来，一条条数说他的罪名，杀了刘粲，又把居于平阳的刘氏宗室无论老幼都斩于东市。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遣使向东晋称藩。

平阳城大乱了，觊觎最高权力的雄藩刘曜和石勒马上拉上队伍，行动起来。

中山王刘曜是呼声最高的匈奴王朝继承人选。刘曜有和冒认的祖宗刘备一样的外表，据说他也“垂手过膝”，而且性格“与众不群”，也像刘备。两人都读书求博不求专，喜欢射技，有“神射手”的称呼。刘曜是刘渊的养子，在刘渊、刘聪时代战功累累。大功有三：一是在河南一带攻城略地，孤立了洛阳；二是在永嘉之祸中会同石勒、王弥攻破洛阳；三是进攻关中，攻克长安，俘获晋愍帝。此后，刘曜盘踞关中，听到靳准叛乱后亲自带军赶赴平阳“平叛”。平阳还没走到，刘曜在途中借口“众望所归”，登基称帝。这是318年的事情。

石勒也正从河北带兵赴平阳，半途听说刘曜抢先当了皇帝，又接到刘曜对自己大将军的任命，勃然大怒。石勒不听刘曜的命令，催军急攻平阳。城中，靳准为部下靳明所杀，靳明出城投降刘曜。石勒更加生气，攻下平阳，抢占了刘聪原先控制的大部分地区。

刘曜同石勒顿时剑拔弩张。石勒咄咄逼人，刘曜处于弱势。刘曜在关中有后顾之忧，面临陇西张氏的威胁，同时军队数量和战斗力都逊于石勒。刘曜主动示弱，封石勒为赵王，封地是东方的24个郡——反正地盘早就在石勒手里，不需要刘曜拨地盘。第二年（319年），刘曜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石勒的赵政权史称后赵，与刘曜常相攻伐。

北方进入了“两赵对立”的混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