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昭为什么提出恢复五等爵制？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这是历史的魅力，今天来讨论“董昭为什么提出恢复五等爵制？”的话题，或许有您所想了解的答案。



濡须口之战后，曹操回到北方，暂时没再有什么动作。

曹操要忙一些内部的事。上次恢复九州制半途而废，曹操的心里总耿耿于怀。

后来曹操杀了孔融，算是出了口气，但想推进的政治改革却毫无进展。一直到了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率军西征，取得潼关大捷，为表彰曹操讨伐马超和关中诸将的业绩，汉献帝刘协在许县下诏赐给曹操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它们的具体内容之前已做过介绍，都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曹操要的不是这个，他更看中实际。

不久，献帝又下诏，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3个县，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4个县，钜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3个县，广平国的任城县，赵郡的襄国、邯郸、易阳3个县，以上共14个县，都划归魏郡管辖（以益魏郡）。

魏郡属冀州刺史部，邺县就在该郡，它原来辖有15个县，已经是大郡了，现在又从附近几个郡国划出14个县归魏郡，让魏郡成了一个超级郡。熟悉政治的人都知道，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行政区划改革，后面必然有文章。

果然，这一年十月又是董昭提出建议，恢复古代五等爵制。

所谓五等爵，指的是公、侯、伯、子、男这5种爵位，其中公爵最高，男爵最低。五等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当时没有皇帝，公以上就是王，周朝时指的是周天子；公是周天子身边的重臣，历史上有名的有周公、召公、毛公等；侯通常是指被封到各地的国君，他们中有的被周天子晋爵一级，如齐桓公；伯是比侯更小的国君，或者是侯国内的封君；子、男也是爵位，由于史料缺乏，详细情况所知较少。

五等爵制盛行于奴隶社会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世袭，有爵位的人就是贵族，世世代代都可享受特权，这种制度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端。秦统一之前率先对这套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商鞅变法中推出了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把5种爵位扩充为20种，包括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其中关内侯、彻侯才可以享受食租税或食邑，其他18种爵位只担任普遍职务（则如吏职）。

爵位可层层递升，所依据的是军功，这样就实现了奖勤罚懒，打破了“大锅饭”。要想取得政治地位，只有在战场上拼命杀敌，这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秦国最终以一国之力灭亡了其他六国，靠的就是这种先进制度。

汉朝取代秦朝后，爵位制里没有“公”这一级，而有了“王”，“王”之下是二十等军功爵位。汉武帝刘彻时为避讳改“彻侯”为“列侯”，又将其分为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

汉朝的“王”开始异姓也可以当，刘邦就封了不少异姓王，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但好景不长，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人都先后搅进叛乱而被杀。刘邦后来明白了，敢情打江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坐江山却有强烈的排他性，于是在晚年搞了个“白马盟誓”，约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也就是说，作为异姓臣子，无论有多大功劳，无论你实力多强、群众呼声多高，在爵位上最多只能达到县侯这一级，再往上就没了。

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等于推翻高祖刘邦定下的“白马盟誓”，这是一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让人想起了王莽。

西汉末年，王莽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他也想在政治上有所突破，面对爵位上的限制，王莽提出的也是恢复古制，当上了所谓的“安汉公”，继而废除了刘氏皇帝，自己当了皇帝。

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所谓恢复古制只是一个幌子，篡汉自立才是实质，这与董昭早年提出的恢复九州制还有所不同，所以相当敏感。除此之外，董昭还提出恢复另一套制度——九锡制，更让人把曹操与王莽联系在了一起。

“锡”通“赐”，所谓“九锡”指就是天子赏赐给臣下的九种物品。根据《周礼》的解释，这些物品包括：

车马，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分别由8匹黑马（玄牡二驷）驾驶；

衣服，含衮冕之服以及配套的赤舄鞋；

乐县，是一些定音、校音的乐器；

朱户，红漆的大门；

纳陛，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使登升者不露身，犹如走在贵宾通道；

虎贲，天子专用的卫士，通常赏赐300人；

弓矢，含天子专用的彤弓矢100副、玄弓矢1000副，可讨伐不义；

斧钺，用以诛伐有罪之人；

秬鬯，一种祭礼上用的香酒，以黑黍和郁金草酿成。

这些东西都是天子的御用之物，拥有它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特别授权，可以征讨叛逆，也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特权。这套制度虽然见诸早期的文献，但哪些人享受过、因何享受不得而知，史书有详细记载的同样始于王莽。

有意思的是，王莽所推行的政治革新打的旗号也是复古。为了复古，王莽做得更彻底，不仅恢复了爵位制和古代的行政区划，而且把官名、地名统统改成过去的名字，一部《周礼》和《春秋》成为王莽的“改革指南”。

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九锡制，加上他以前提出过的恢复九州制，这些重大改革主张都是以复古为旗号，至于复的是商周的古还是王莽的古，不同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解读，而且董昭提出这些想法前似乎没有向曹操汇报过。

曹操知道后曾表示了反对：“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又非人臣所制），这让我如何面对？”

董昭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劝曹操说：

“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明公您现在这样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

“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籓卫）。”

董昭认为不要为眼前的所谓名节所拖累，应该放眼长远，尤其要为儿孙考虑，在政治上不能过于因循守旧，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有所革新和突破。

史书没有记载曹操听完这番话后的反应，但董昭后面继续在为这件事奔走，说明曹操被说服了，或者默许了董昭的做法。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解。史书经常为尊者讳，毕竟这是一件大是大非的事，需要为曹操打个圆场。恢复五等爵制和九锡制，这种动摇“国本”的大事，董昭事先得不到曹操的授意或暗示也不大可能贸然提出。

更何况，魏郡的行政规划都调整完了，后面的事早已呼之欲出，之所以没有直接宣布，而是由董昭提出，说明这是一次政治试探，先看看大家的反应，如果大家一边倒地反对，这件事也只能像恢复九州制一样作罢了。

但是，曹操不相信还会出现这样的事。

孔融已经被杀了，还有人不怕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