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

周公简介

周公：周公，姓姬，名旦，又称周公旦、姬旦。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他一生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代，辅佐武王，为使周族由商朝的属国发展成独立的奴隶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摄政成王，使初建的周政权巩固下来，为长达几百年的统治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事迹在《尚书大传》中有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传记——

佐武王灭殷建周

周族是兴起、活动于我国西部，今陕甘一带的一个古老的部落。相传，周族始祖后稷的母亲有邰氏姜嫄，一次在田野上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心有感动而怀孕，生下他。恐之不祥，把他扔进了隘巷，路过的牛羊不践踏他反而保护他。把他扔到森林里，伐木人把他收养。又把他扔到寒冰上，飞鸟用双翼覆盖他，使他得到温暖。于是，把他抱回家，取名为弃。弃小时候就有远大抱负，经常玩种树、稻。粟等的游戏。长大成人后，喜好农耕，因地制宜，百姓都效法他。帝尧听说后，尊他为农师，主管农业，天下百姓因此都得到好处。帝舜时，因其有功封他在邰，号为后稷（主管农业的官名）。后稷死后，不窋继位。不窋末年适逢夏朝走向衰落，夏太康失国，废弃了后稷之职。不窋丢掉了官职，遂率领部族逃到戎狄一带。至其孙公刘时，仍居戎狄之间，致力于农耕。后来公刘率周族大迁移，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来到幽地定居下来。周人就地取材，采集石料，打制农具，平整、丈量土地，种植粮食。百姓富足，安居乐业，恢复了后稷时的景象，周族从此兴旺起来。位传至公刘九世孙古公禀父，他“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史记·周本纪》），受到国人拥戴。由于戎狄的不断骚扰入侵，古公禀父又一次率领周部族大迁徙。他们渡过沮、漆二水，来到歧山之南的周原定居。这是一片非常肥美的平原，更适于发展农业。古公鲁父率领众人开田辟地，立家室，筑城郭，摆脱了“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生活，国势日趋强盛，周围一些弱小部落纷纷归附。此时周族的发展奠定了日后甚商的基础。古公禀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大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季历娶挚任氏贤女人太任，生子昌。传说，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人于丰，在昌的住所停留，昌被认为有传世的圣瑞。古公说，周族的兴旺，在昌的身上啊！欲立季历以传位于昌。太伯、虞仲听说后，二人逃到荆蛮之地，文身断发，以让季历。根据甲骨文记载，古公禀父时已被商封为诸侯。季历继位后，谨遵古公之道，笃行仁义，潜心经营农业。这时商周关系正处于融洽时期。季历为了表示臣服于殷，带贡物朝见商王，又娶殷女为妻。季历得到商王的赏赐，“赐地三十里”，又被授予征伐大权。季历遂率兵西伐北征，灭了程（今陕西咸阳），活捉义渠（今宁夏固原）首领，周声威大振，显示出朝气蓬勃的崛起之势。周族逐渐发展成为商王朝境内的一个潜在的十分危险的对抗力量。对于周的强大，殷并非没有警觉。商王文丁时，对季历耍了一个小阴谋：效法其父，仍派季历攻伐。季历献俘报捷，文丁表面上装作很高兴，赏赐季历祭祀时使用的圭瓒、柜图，这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还加封季历为西伯。正当季历要回周时却将他囚禁起来，《竹书纪年》称“文了杀季历”。季历死在殷都后，他的儿子姬昌继承了他的事业，为文王。他一即位，就积极准备替父报仇。他率领周族仍旧以农为业。尊老爱幼，礼贤下士，国内整治得井井有条。许多贤士像太颠、同夭、散宜生等纷纷归附。甚至周围邻国虞、芮争地引起矛盾，也因其贤明，不朝殷而如周请求文王裁决。他们来到周地，看到周地百姓勤于农事，互相谦让，感到惭愧，认为他们互相争斗，周人以此为耻，他们去了是自取其辱。于是主动放弃争斗，返回自己国内。各地诸侯听说后都认为周文王是受命之君。

周在西方呈蒸蒸日上之势，而在东方的殷朝却一天不如一天，日益衰败。商王武乙无道，做假人谓之天神，令人践之。又用皮革盛血，以箭射之，称为射天。由于武乙大逆不道，在田猎时遭雷击而死。武乙传位于纣，纣治国无方，暴虐有加，不勤政事，贪于享受，好酒淫乐，宠劈妲己，惟妲己之言是从。他横征暴敛用于大兴土木，在朝歌修鹿台，在钓桥修仓库，在沙丘修材苑，大肆搜刮奇珍异宝充实宫室，猎取野兽置于沙丘林苑，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田猎于此。又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纣王的行为激起百姓的怨恨，导致诸侯反叛。于是纣王重刑罚，设炮烙之刑。酷九侯，脯鄂侯。文王听说后，暗地里叹了一口气，被善决的崇侯虎听见，向纣王进谗言，纣王听信崇侯虎，把文王抓了起来，“国西伯于羑里”，文王的大臣闳夭等人深知纣王的喜好，寻求美女和奇珍异宝献给纣王，纣王见到美女特别高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把文王放了出来。文王赶紧逃回周地，把治水一带的土地献给商纣王，并请求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后又赐给他弓矢斧钺，恢复其征伐大权，为殷统治西方，称为西伯。这时周的实力尚不足以灭殷凋文王表面上臣服于殷，俯首帖耳，甚至还祭祀商人祖先。周原卜辞载有“癸子（巳），彝文王帝乙”，这里的“彝”是祭祀的意思。

逃回国的文王加紧了复仇的步伐，修德行善，诸侯国多叛商归附周人。周的势力日益强盛，开始向周围少数民族地区用兵。首先伐西部的犬戎（即昆夷，西周时则为猃犹）、密须（居径水上游，在今甘肃灵台），免除向东发展的后顾之忧，巩固后方。接着向东伐黎（今山西长治西南），伐邢（即盂，在今河南沁阳），最后伐崇（今河南嵩县以西）。崇在殷西部，有殷之西方重镇之称。崇的失守，使殷人完全失去了在西方的屏障。文王通过军事行动，攻获了大片土地，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接着，文王从峡山迁都于丰（今陕西洋河西户县奉渡镇附近）。文王的行动引起商的大臣祖伊的恐惧，他竭力劝谏商纣。商纣却说：“我生来的命就是由天来管的，你说这些有什么用？”祖伊回来后大叹“纣不可谏也”。文王没能完成他的灭商大志，在他即位50年后病死。

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文王共有10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蜂、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丹季载。伯邑考早死。四子周公旦生性淳朴笃厚，敬爱、孝顺父母，从小就与众不同。文王在位时，非常喜欢他。及至武王继位凋公与召公烨公、太公一起，辅佐武王。武王继位后，伐殷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武王没有急着对殷商采取措施，仍旧小心翼翼，惨淡经营。在他即位第二年，举行军事演习，“东观兵于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这是一次对殷朝的军事示威，是武王的一次试探性行动。这次行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武王事先并没有邀约诸侯，却能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军，表明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优势。各诸侯建议武王此时已可以伐纣了，武王说：“你们不知天命，还不到时候。”令班师回朝。通过这一次演习，殷周的实力对比、民心向背完全显露出来，殷陷于全面孤立之中。面对这一切，商纣王仍没有一丝悔悟，暴虐有增无减。大臣比干实在看不下去，进谏说：“淫乱不止，随便杀人，是要亡国的。”纣王非但不听，反而挖了比干的心。另一个大臣箕子，见此情形，大失所望，便装疯卖傻，想逃离朝廷，被纣识破后囚禁起来。太师少师抱着乐器，逃到周，商纣王已是众叛亲离了。

时间又过了两年，也就是武王继位的第四年，武王、周公、召公等人认为时机成熟，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讨伐”。于是凋公、太公辅佐武王，率领兵车300乘，士卒4500人，虎贲（国王卫队）3000人，联合了西方、西南方的各路诸侯，包括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8族部落，向朝歌进发，大举伐商。出兵这一天，恰好是兵忌日，行军途中，又迎太岁星，过汜水遇到洪水泛滥，到怀城遇到城坏，到共头山遇到山崩，一连串不吉利的事，动摇了军心。周公竭力鼓舞士气，说商纣王大逆不道，亲小人，远贤臣，讨伐他是顺从天意、民意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周军昼夜兼程，早晨食于咸，晚上宿于百泉，甲子日的早晨，周军逼临牧野，距殷都朝歌仅70里。战前，周公代表武王做了战前总动员，即《尚书》中的《牧誓》。在动员令中，周公列举了商纣王的四大罪状：一、惟妲己之言是听，亲小人，远贤臣；二、贪图享乐，恣意奢靡，不祭祀祖先；三、不信任同宗同祖兄弟，却网罗四方有罪的人；四、施暴于百姓，造成国家混乱。说商纣王是罪有应得，大家要齐心协力，同仇敌忾。周公还宣布了作战纪律：在战斗中要统一号令，整齐军队，奋勇杀敌。尽力者将得到奖励，不尽力者会遭杀戮。不要杀害逃奔到周的殷朝士兵。周公的誓词更加鼓舞了已经高涨的士气，士兵们勇敢地投入了战斗。此时殷朝军队正在东南与东夷人作战，商纣王闻听大军压境，临时抽调17万人抵抗，与周相比，“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大明》），临时组成的商军远远超出了周军的数量，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史记·殷本纪》）。战斗开始，周先派师尚父挑战，接着派大军冲向殷军。殷军纷纷倒戈，让路给周朝军队（“前徒倒戈”一词即源于此）。连商纣王的亲卫军也背叛了他，殷军分崩离析。纣王被逼无奈，逃回朝歌，登上鹿台，带着搜刮来的美玉宝器，自焚而死。武王手持大白旗，指挥诸侯，攻入商都，黎民百姓都等在郊外欢迎武王。武王又来到商纣王自杀的地方，向商纣王射了三箭，而后下车又用宝剑刺他，用黄钺斩下他的头，悬于大白旗上。第二天，武王率众人来到商的宗庙，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辅卫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执剑护卫武王，举行了祭祀活动，在剩巳词中说，殷的末世孙纣，废弃先王明德，蔑视、不祭祀祖先，残暴对待商邑百姓，他的罪行天皇上帝都已清楚地知道，天皇上帝应废除殷命，更换天命，周受天承命。武王跪拜后结束了祭祀活动。接着下令释放箕子和被囚禁的老百姓，散发鹿台聚集的钱财和矩桥仓库中的粮食，赈济贫民百姓。在商容的乡里立碑表彰，为比干修坟墓，并将商都中保存的象征国家政权的镇国之宝，夏禹时所铸的青铜九鼎运到周，这就是古书上说的“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至此，统治天下600年的商朝被一个崭新的王朝——周朝取而代之。

摄政当国东征平乱

周武王在周公等人的辅佐下，一个早上就灭掉了商朝，拥有了商朝的大片领土和大批人口，小邦周取代了大邑商。但是，武王、周公他们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殷商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政治经济力量远远超出周人，商朝的统治者纣王死了，商朝政权旧有的影响和传统势力仍很强大，不可能一下子就归附顺从。如何控制殷朝遗民、巩固对殷的统治，成为周初统治者的最大难题。在周统治集团内始终潜伏着“艰大，民不静”（《尚书·大诰》）的社会危机，以至于武王夜不能寐。他们没有斩尽杀绝殷的残余势力，而是采取以殷制殷。分化瓦解的政策来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对基层地方组织利用归附西周的殷人首领来统治，既不打乱殷人原来的社会组织，又让殷人“宅尔邑，继尔居”（《尚书·多士》），“宅尔宅，败尔田”（《尚书·多方》），或者让他们“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同上书），也就是说让他们仍拥有原来的房屋土地，保留原来的官职。这样就从最底层起逐级减少了殷人对周的敌对情绪，加强了周的统治。对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殷王畿则让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管理，在周围派驻管叔、蔡叔、霍叔，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周初统治者让武庚继续称王，原因是殷王畿是商朝的中心，离周朝中心远，殷的残余势力非常顽固，周人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不便于管理，让武庚留守，目的是使之成为周朝统治殷人的工具。不料事与愿违，武庚留守为日后埋下了一条祸根。

灭商后两年，天下尚未安定时，武王患了重病，久治不愈，群臣都非常恐慌，担心国家还不稳固，一旦武王病死，偌大的国家该如何整治？太公、召公就商议在文王庙给武王占卜，测算一下究竟会怎样？周公说，不要惊扰我们的先王了。于是，他自己戴壁执圭，设坛祷告太王、王季、文王，说：“你们的宗嗣武王发，勤于政事，罹患疾病。如果你们三王受命让武王发归天不如让姬旦我代替他。我心灵手巧，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武王发没有我多才多艺，他不能事鬼神。他能够秉承天命，布道以护佑四方，安定天下，使你们的子孙安居乐土，四方的百姓无不敬畏周国。他能长享社稷，先王们也可以长受宗庙血食。你们若让我代替武王死，我就用壁与圭事鬼神，若不让我代武王死，我则藏起壁与圭，不再事鬼神。”祷告言辞恳切。之后又占卜，得到了吉卦。周公很高兴，把祷词和占卜结果放在金滕柜中锁起来，并告诫周围的人不要说出来。他入宫祝贺武王说，“你的病不要紧，我刚刚得到先王的旨意，说你能长享王位，治理天下”。但周公的祷告没能挽留住武王，没过多久，武王就病死了。武王的辞世，对尚未稳定的周朝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全国都陷入悲痛之中。

武王死后，他的儿子诵接替王位，称成王。成王即位之时，年龄还小，不能独立掌理朝政。而周朝天下初定，政权还不巩固。周公担心各诸侯国闻知武王病故群起反叛，引起天下混乱，遂践昨代成王摄政当国。就是说，周公代替成王执掌政权，成为当时周的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周公的行为引起了成王另外两个叔叔管叔、蔡叔的不满，管叔是武王的次弟，按周朝兄死弟及的继承制，应由管叔即位。就是摄政，也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于是他联合蔡叔，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阴谋篡夺成王之位”。流言传到成王、太公、召公等人耳中，他们也猜忌起周公。为了稳定形势，周公坦言相告召公、太公：“武王死后，我为什么没有回避，而是摄政辅佐成王？我怕的是诸侯背叛周朝，致使我们失掉刚刚形成规模的周朝基业，没法向我们的祖宗三王交代。他们辛辛苦苦，勤于政事，总算有了今天的成就，还没来得及大发展，武王早逝，成王年龄小，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周朝有大的发展啊！我没有半点私心歹意。”为了社稷的安危，周公并没有因为大家的猜忌而放弃他的责任，他相信大家迟早会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的。周公的坦诚，没有完全赢得群弟的理解，管叔、蔡叔仍伺机打倒周公。本来，武庚及殷的旧贵族们对周代殷商心存仇恨，一直就伺机推翻周朝，恢复自己的统治。武王的死，使他们认为时机来临，蠢蠢欲动。在周朝内部，人心不稳，有周公的支持者，亦有怀疑者、游移不定者，他们都在静观时变。所以管叔、蔡叔若想靠自己的力量达到排挤周公的目的也是很困难的，他们二人遂串通了武庚。管叔、蔡叔、武庚为了各自的目的，狼狈为奸，联合殷东部的徐戎、淮夷、商盖（奄）、蒲姑、飞廉以及熊盈等部族，发动了叛乱战争。管叔、蔡叔的行为，使那些怀疑者、游移不定者看清了管叔、蔡叔的真面目，他们都开始支持周公。周公对殷的残余势力又用优厚条件收买瓦解，对那些顽固不化者实行了坚决的武装镇压。后来，周公奉成王之命，东征讨伐管叔、蔡叔、武庚他们组织起来的叛乱。在出征之前，他向参加东征的大臣们讲了一番肺腑之言。他说：“殷人刚刚恢复了一点力量，就想乘着我们内部混乱起来造反，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掉的权位，说什么光复旧业的机会到了，妄图再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我告诉大家，殷人里头有一伙人，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平定叛乱，一定能保住文王、武王的功业。”“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占卜了一次，卜辞表明，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我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凋公诚恳的言辞，打动了所有参战的人。

东征平乱，是一场很艰苦的战争，经过3年的激战，周公取得了胜利，杀了这次叛乱的主谋管叔、武庚，将蔡叔流放到边疆，灭掉了参加叛乱的东夷诸国，淮夷东土安定下来。周公东征的胜利，粉碎了管叔、蔡叔阴谋篡权的野心，打击了以武庚为首的殷的残余势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稳定，挽救了濒于颠覆的新建王朝，免得历史再回到殷末那种“如蜩如糖，如沸如羹”的纷乱的社会。由于“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使周初社会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环境。周公无私的行为消除了群臣对他的猜忌、怀疑，完全赢得了群臣的信任，天下的诸侯都听命、臣服于周。周的统治势力延伸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南及徐淮，扩大了武王灭商的成果，实现了周朝的大一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周公对殷顽民采取了高压政策，强制其迁徙，分封同姓兄弟时把殷遗民分散到各诸侯国。周公在周初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取得了平叛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和魄力。他不愧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

封藩建卫以藩屏周

镇压了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之后，周人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如何在更大的地域内建立更巩固的政权。周公在这方面成功地采取了有力措施——“封藩建卫，以藩屏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分封。分封制最早始于商朝，商王曾在小范围内分封过诸侯。在周朝，分封制作为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制度，得到全面推广，日臻完善。周王自称天子，是天下共主，拥有全国的土地和臣民，行使政治、军事、宗教、祭礼、经济等一切权力，“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周天子按照宗法血缘关系，根据“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左传》桓公三年）的原则分封诸侯，授民授疆土，赐爵位。诸侯受封后即成为相对独立的诸侯国的国君，按规定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助征。诸侯依照“有国以处其子孙”，分封卿；卿依照“有采以处其子孙”，分封大夫。经过次第分封，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所组成的各级所谓“君”，他们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下级封君一方面有处理内政的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臣属于上级封君，最后总统于天子。虽然实际上周天子所直接控制的土地不过“邦畿千里”，但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分封制，形成了比夏商二代更为统一的国家，更为集中的王权，正如《诗经叫。雅·北山》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初分封的对象有同宗兄弟、异姓贵族勋戚、臣服的异族首领和远古部落首领。受封的诸侯国，文王时有虞、东虢、西虢、散等国。武王克商后，为了控制被征服的殷地，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王畿；为了追思先圣王，还分封了远古部落的后代，封神农氏的后代在焦，黄帝的后代在祝，帝尧的后代在蓟，帝舜的后代在陈，大禹的后代在杞。周公摄政期间，是分封诸侯最多的时期，主要是分封同宗兄弟，《左传》上称，“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就是说，武王兄弟15人受封有国，姬姓40人受封有国。据载，文王之子封于管、蔡、郕、霍、毛、聃部、雍、曹、滕、原、酆、郇，武王之子封于邗、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胙、祭。典型的封国有：周公的弟弟康叔封于新建都邑成周，建立卫国。这里原是商中心地区，又是东方叛乱的策源地，派康叔到这里进行统治，掌握成周八师的兵力，目的在于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力度。受封时，举行了“聃叔受土，陶叔受民”的仪式，分“殷民七族”，有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他们都是被俘的殷人手工业者。康叔对这个地区实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政策，保留殷商以来的旧政，用殷商旧政治理这一地区，用周人丈量土地的方法来划分国中耕地。这是统治被征服地区的最简易办法。卫国是当时受封的一个主要诸侯国，受封地域广大，受封奴隶也较多。康叔就封前得到了周公的谆谆教诲。周公回顾了周朝的历史，告诫康叔，要奉行先王的德政，多方寻求古代圣主明王的治国之道，特别是要任用殷人中的贤者，选择那些适合现状的方法，来治理卫国。关心百姓的疾苦要像关心自身的病痛一样，不要贪图安逸享乐，更不能作威作福，虐害百姓。慎用法治，用德化教育安抚百姓。康叔就封后，谨遵周公的教诲治理封国，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周公的长子伯禽封在少吴之墟，即原奄国（曲阜）地区，建立鲁国。临行前，周公叮咛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想想我的地位算是很高贵的。但是，我在洗头时，常常要停下来，手握着头发，去处理急事。我在吃饭时，也常常来不及咽下，先去接待要见我的人。你就封于鲁，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贵人，就懈怠骄傲。”并分给伯禽“商奄之民”和“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不打乱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伯禽就封后，改变鲁地的风俗习惯和礼制，用周朝的繁文缛节来治理鲁国，3年后向周公汇报成绩；而师尚父封在齐，因齐民俗，大胆改革，简化礼仪，只有5个月就向周公汇报成绩。周公对比齐、鲁的治国方略，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鲁的后代将要向齐的后代北面称臣啊！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正如周公的感叹，可见周公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通过授民授疆土，鲁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诗·鲁颂·閟宫》），是说鲁的势力范围达到海滨，可以控制“大东”（遥远的东方），淮夷慑于鲁的威力，也不得不从属于鲁。

成王时，居于晋水的唐人叛乱，周公派兵镇压，灭了唐之后，把唐的子孙迁到许、郢之前，封成王的弟弟叔虞统治原唐国，建立晋国，分之“怀姓九宗，职官五正”，“怀姓九宗”为夏之后人，有9个宗族。叔虞没有打乱其原来的氏族组织，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用夏商以来在唐地实行的旧政治理，用晋所在的戎区丈量土地的办法划分国中耕地。周人尽量保留原地区的制度和习惯。

召公的儿子封在燕地（今河北北部地区），建立了燕国。召公爽是姬姓贵族，文王庶子，又名召康公，他与周公、姜太公师尚父一起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又同周公东征平叛，营建东都洛邑，对周初奴隶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异姓贵族勋戚师尚父（姜尚、太公望）受封蒲姑，建立齐国，统治原蒲姑的土地和人民。奄和蒲站原是东方两个大国，曾经参与了武庚发动的叛乱。周朝统治者对这两个地方十分重视，所以派伯禽去了奄，而派姜尚来到了蒲姑，包括山东半岛地带，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师尚父向东前往封国时走得很慢，晚间就在旅店住宿。途中有人批评他，时间易失不易得，夜晚像旅客一样安安稳稳地睡觉，不像是前往治理封国的！师尚父听说后，立即接受批评意见，晚上穿衣而行，黎明时分就到达封国。师尚父就封后，整治内政，因循齐地的风俗，简化齐地礼仪，发展工商业，老百姓多归附齐国，齐国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成王时，管、蔡发动叛乱，淮夷趁机叛周，召康公代表周王授权给师尚父，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汝实得征之。”（《左传》僖公四年）。齐国由此拥有了征伐大权，遂成为东方大国。为后来的齐桓公称霸奠定了基础。

微子是殷王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纣王无道，骄奢淫逸，荒废政事，微子多次劝谏，纣王不听，微子遂逃亡。及至周灭殷商，微子持商之祭器，左牵羊，右把茅，屈膝前行，投奔周朝，周武王赦免了微子，恢复他原来的职位。后来，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的叛乱被镇压后，封微子于宋，供奉殷之先祀。并在周围设陈、祀、焦进行监视。

通过分封，西周的疆域比商代扩大了许多倍，用“封藩建卫”的方式，把许多独立分散的氏族、部落组织用宗法血缘关系联系起来，分布在全国各地。北起辽宁，南至长江以南，西起甘肃东部，东到海滨的广大领土，都成为西周的统辖范围，达到了“以藩屏周”的目的，从而建立了比商朝更加庞大的宗法制的奴隶制国家。

营建东都洛邑还政成王

营建东都洛邑的设想，早在武王时就已形成。克商灭殷后，武王召集各路首领，登上豳州城，远眺商邑，深深地忧虑刚刚获得的这片广大地区。居于商邑的殷余民与被灭的殷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周王对他们又是鞭长莫及。他苦苦思忖着控制的良方妙计，回到都城镐京，竞至夜不能寐。周公闻知，即刻来到武王住所，询问原因。武王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周公。他们商议后，决定在洛邑建东都。营建东都的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三监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周公把全部精力投到平定叛乱的战争中，营建东都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使过去的敌对势力转化成新政权的效力者，必须把殷民置于朝廷控制下，周公更加坚定了营建东都洛邑的决心。平乱战争胜利后，周公利用这个机会大会诸侯，一方面想借用诸侯的力量建城，另一方面也想检验一下战乱后诸侯是否归顺，新政权的政令是否能在诸侯中贯彻，结果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从这一点也看出，东征胜利和大分封后，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统属关系已经很牢固了。

周灭殷后，如何处理殷遗民，在周的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姜太公师尚父主张斩尽杀绝。召公奭主张有罪的杀掉，无罪的留着。周公认为这两种方法部欠妥当，实行屠杀政策，不仅斩不尽，杀不绝，而且物极必反，会给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召公的主张，可以争取一部分人，但也有可能逼反另一部分人。后来，周公采取以殷制殷分化瓦解的策略，对降服的人加以重用，用他们来统治殷遗民。对那些顽固不化者，特别是参与叛乱的武庚的支持者，实行强制迁徙，分散到各诸侯国。

起初凋公说把殷人迁到黎水（今河南浚县东北），这儿离朝歌很近，殷人也很满意。后来，周公卜卦问鬼神，得卦说迁黎水不吉利。又卜问迁到哪儿合适，得卦说洛邑最好。殷人信鬼神，就同意迁到洛邑。其实，周公占卜只不过是一个计谋，好让殷人从心理上接受迁移的事实用民服帖帖地听命。

东都洛邑建好后，称为“成周”，原来的镐京为“宗周”。自此，周王朝有两座都城。同时又在成周西面30里的地方修筑了一座城，叫王城，管辖成周。分封康叔在成周，派驻八师（一师为2500人）兵力驻守成周，监视殷顽民。在大规模移民之前，周公向殷顽民发布了一篇诰令，可以称之为完整的移民今。周公在移民令中采取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手段，首先指出，周朝一切行动都秉承天命，翦灭殷商是上帝的旨意，周天子不过是替天行事，是上帝派来执行天命的，识时务者，应该对周天子惟命是从。从天命出发先给殷人一个下马威。接着指出，把你们迁到洛邑，不是我们故意折腾你们，与你们过不去，实在是你们咎由自取，不顺应形势，违抗天命，发动叛乱，严重地违法犯禁。为首叛乱的元凶已被处以死刑，对你们则宽大处理，希望你们听从命令。你们能服从王命，规规矩矩地迁往洛邑，就可以得到土地，安居乐业，上天也将赐福于你们；如果你们违抗王命，拒不西迁，就会受到经济上的制裁。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西迁后，你们仍会拥有房屋、土地、家财，可以抓紧时间，安排生产，重建家园。从此，你们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其实，对广大殷余民而言，他们不希望动荡混乱，也希望过上平静的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又不十分甘心处于被人统治的地位，听信武庚的鼓动参加叛乱，成为殷顽民。周公的高压和笼络的政策，无疑是他们的强心剂，不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周的统治了。

东都建成后，完成了余民的西迁，西周政权基本上巩固下来。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在他摄政的第七年，把权力还给了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没有简单地把政权交给成王了事，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对成王负责到底，把治国的经验也传给他，特意写了《立政》、《无逸》，劝勉成王：

第一，选贤任能。要以德才为标准，把德才兼备之入选为官。

第二，关心百姓疾苦，不要贪图安逸享受。要以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为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才能长久享有王位。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殷王中宗在位时，做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情享乐，荒废政事，所以做了75年国君。高宗武丁也善于治理国家，上下都没有怨言，做国君达59年。祖甲长期在下层当小民，深知民间疾苦，因此他即位以后，能爱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侮鳏寡，治国达33年。此后的国王，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知稼稿之艰难，不重视小民劳动，所以在位时间都很短，或十年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因此，要“知稼穑之艰难”，不要“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要走殷纣覆亡的道路。

第三，“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就是鉴，也就是镜子。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不要拿水做镜子去照自己的形象，而应当用被统治者的反应做镜子，去了解自己的统治情况。周公还十分重视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立国之初，他就说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治》），“今惟殷坠厥命，我其不可不大监”（《尚书·酒诰》）。立国之初的制度无一不是周公吸取夏、殷两代的经验教训而定的。

第四，不要于预司法审判工作，具体政务由主管大臣各负其责。要将主要精力用于管好军队，把政令推行到国家每一个角落，使普天之下、四海之滨无不臣服，让文王圣德光辉照耀宇内，把武王轰轰烈烈的功业发扬光大。要慎用刑罚，使用刑罚时不偏不倚，轻重适度。

第五，限制饮酒。就是要全民戒酒。周公认为，酒的惟一目的在于供祭祀大典之用。臣民犯上作乱，丧行败德，以致遭到上帝的惩罚，莫不起因于好酒贪杯。大小诸侯，亡国失位也无不因纵酒贪杯。殷朝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从成汤到帝乙，都能够上敬天帝，下重小民，勤理王政，不敢偷闲怠惰，更不用说聚众豪饮了。可是到了商末的几代国王，都好酒贪杯，不理国事，以致政令不行，引起百姓怨恨。终于导致上帝“降灾”，灭亡了殷朝。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戒酒，聚众饮酒要受到重罚。官居要职之人，更要以身作则，为民表率。

周公对事业忠心耿耿，遇事多谋而审慎，善于从前人的得失中总结教训，从而找出自己的道路，对周朝的巩固与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王是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他亲理朝政，时刻不忘周公的教诲，时刻用周公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他的继任者康王也能继承周公的治国方略。这一时期周朝的社会生产有了迅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是西周的两大生产部门，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上都比夏、殷时期有了改进和提高。

制礼作乐

经过东征平叛，封藩建卫，营建东都洛邑后，周初的政权基本稳定下来。这并不是周初统治者的惟一目的，更不是周初统治者的最终目的，他们要的是长治久安，长享天下。因此，制定一系列的统治措施、治国方略来实现这一目的就成为他们的现实需要。于是周公从政治方面到文化方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

周公从商王朝的历史教训中吸取了许多统治经验，特别是利用了商王朝统治阶级迷信鬼神、相信天命的思想。首先确定周王是上天的儿子，称天子，是天下共主。周公又以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同姓的叔伯、兄弟为小宗，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周天子的嫡长子是王位的惟一合法继承人，改变商朝对的兄终弟继制为嫡长子继承制。这样，周天子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享有主祭权和继承权。嫡长子的诸弟则受封为诸侯，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诸侯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其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其诸弟被封为卿大夫，对诸侯而言又是小宗，而在他们自己的宗族内又处于大宗的地位。通过层层分封，形成一种“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宝塔式的等级结构。周公又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间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与通过宗法分封形成的严格的等级制相配。

“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在当时，人们为了建立生产生活中的秩序，用约定俗成的习惯规范人的行为，逐渐形成各种礼仪。进入阶级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后，这些礼仪成为统治者用以稳定阶级秩序和加强统治的一种制度和手段。夏有夏礼，殷有殷礼。周公所作周礼与夏、殷之礼一脉相承，是对夏、殷之礼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孔子所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周公所制周礼，是规定等级关系的无所不包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制度。包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的行为规则、典礼仪式，里边贯穿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不同，所使用的礼仪和与之相对应的乐舞也不同。如对葬礼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王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再如祭祀，只有周天子才能登名山祭天，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封地内的名川大山，卿大夫以下则没有资格祭天。又比如，墓葬中有鼎之制，根据礼制，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故，今天在考古学上，通过对发掘的墓葬中鼎的多少，就可以判定墓葬中的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礼用来区别贵贱亲疏，因此，周公制定的礼有鲜明的阶级性，“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也就是说，礼在庶人以上应用，刑在庶人以下应用，礼、刑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

周礼名目繁多，概括起来有五类：一、吉礼，用于祭祀鬼神、祈求福祉等；二、凶礼，哀邦国之忧，包括丧礼、荒礼等；三、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军礼，用于兴师起兵，包括大师之礼，大田之礼；五、嘉礼，用于亲善万民，包括饮食、昏冠、宾射、飨燕等。周公制定周礼的意图十分明确，即通过礼的规定性，把不同等级的人牢牢地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得僭越，不同等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守其道，这样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西周的统治也就安然稳固了。

周公制定了不同等级的人的行为规范产仪准则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比商代更为严格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官僚统治机构，大大强化了西周的国家机器。周天子是最高统治者，行使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祭祀等一切权力。天子之下，有“天官冢宰”，或称太宰，就是宰相，辅佐周天子，是百官之长；有“地官司徒”，掌管土地、人口以及耕籍之事；有“春官宗伯”，专管王族事务；有“夏官司马”，管理军事；有“秋官司寇”，掌管法律，执掌狱事；有“冬官司空”，管理百工、劳役等事。六官以下设有许多小官吏，从而形成一个官吏网。这些大小官职都是由大小贵族担任，各官职都有采邑作为俸禄。西周各级贵族不仅世袭其所受封的土地和民众，而且还可以世袭其职务，这就是“世卿世禄”制，是西周奴隶主贵族的一大特权。周公还为西周组建了军事武装队伍：一为虎贲，是王的禁卫军；二为周六师，由周人组成，是周军主力，驻京师所在地的西土，亦称西六师；三为殷八师，由殷商遗民组成，周人充任将帅，驻守成周。通过这种排列完整，组织严密的官制和军制，西周政权得以逐渐巩固下来。

以德敬天明德慎罚

周公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亦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批判地继承了先圣哲人的思想，又有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天命靡常”、“以德敬天”、“明德慎罚”的主张，形成以“敬德”、“保民”以求“永命”为指导的一套较为完备的统治思想体系。

商人笃信鬼神，虔诚地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主宰宇宙的至上神——帝。凡事无论大小，如迁都、作战、耕作、狩猎、婚丧嫁娶等都要通过占卜，由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来决定。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并维持着现存的社会，江山不会易姓，王权不会更迭。直到商朝濒临灭亡之际，商纣王还执迷不悟，对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功谏置若罔闻，大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一个早上，以小邦周取代了专恃天命的大邑商，拥有了殷商的土地和人口。商王朝的覆亡，也给了周公及周初统治者以极大警示，他们对殷人迷信的天命观提出了怀疑，感觉到“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看到了“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无条件地无限依赖，上天既能把商属的天命改给周人，也就有可能再将周属的天命改给别人。因此，周公要求周初统治者要保持谨慎，遂提出“以德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主张。周公认为，殷商遭致“早坠厥命”的厄运，原因在于其“惟不敬厥德”，即商朝后期的几代统治者，暴虐失德，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周公从商朝的覆亡之中看到了人民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他深刻体会到，夺取政权时须以暴易暴，但在夺得政权之后，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暴力去维持统治，要想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已夺取的政权，提倡德的社会作用则是当务之急。所以他对周初统治者提出了新的希望：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他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样材》），“欲王以小民，受天永俞”（《尚书·召浩》），“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浩》）。他经常用两面“镜子”来提醒自己，一面是殷鉴，一面是民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殷鉴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兴衰成败——“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荡》）民鉴使他清醒地关注眼前的现实，“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他认识到人民的情绪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天意也要通过民情来体现，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人民不是驯服的牲畜，人民的不满情绪积聚日久，就会汇合成反抗的洪流，造成对统治阶级的严重威胁。所以统治者要把才智和力量放在人民身上，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百姓才会安定，统治才会长治久安。于是，他总结了殷“先哲王”和周太王、王季、文王等圣主明王的统治经验和殷纣灭亡的教训，对周初统治者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勤于政事，不可贪图安逸享乐。要了解小民疾苦，正确对待小民的怨署。选拔官吏要考察其政绩，任人惟贤惟能。同时，还要慎用刑罚。周公认为，处罚得当就是“秉德”的表现。如何做到慎罚，周公提出三点要求：1.刑罚主要不看罪之大小，而要视其犯罪的动机，倘若是故意犯罪，罪行虽小也要施之重刑；若非故意犯罪，而又知道悔改，罪行虽大，也不应施之重刑。对那些估恶不梭、屡教不改的惯犯，虽然有时罪过不大，却一定要处以极刑。2.审查供词要慎重，要考虑五六天，甚至更久，以避免判断的错误。3.对“不孝不友”的“亢恶大憝”要“刑兹无赦”；对“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另搞一套，骗取声誉）的贵族，也应施以极刑。

周公大胆怀疑天命，提出“天命靡常”的主张，看到了人民在王权更迭中的作用。然而，在殷遗民面前，周公利用其迷信天命的特点，大讲：“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信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尚书·多士》）“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尚书·多方》）说纣王“惟荒腆于酒……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故天降丧于殷”（《以尚书·酒诰》）。即，殷王贪图安逸享乐，沉湎于酒，不理政事，不听劝谏，不敬上天，失去了民心，惹恼了上天，招致上天的惩罚和遗弃。又不能没有人统治你们，于是，上天又让我小邦周兴盛起来，安排小邦周取代大邑商，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周公强调，是上天安排周代殷来统治这个世界，以此来迷惑殷遗民，为他们伐殷找理由，起到了维护他们统治的作用。

周公的思想的产生有其客观基础。周王朝是在历经夏、商两个朝代1000余年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一个奴隶制王朝，所以在统治思想方面有着夏、商两代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同时，周朝面临的是比夏、商两代更为复杂的局面，周公亲历了周初所发生的一切，使他能够对夏、商两代做出较为全面的总结，提出自己的一套主张。他的“以德敬天”的思想突出了人的地位，是中国古代神权统治到以人事为主的统治的转变，也是儒家“德政”思想的渊源。也可以说，周公是儒家文化的开山鼻祖。

对后世的影响

周公为了周朝的事业，尽心尽力，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晚年，他回到了封地，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嘱咐成王：“一定要把我埋葬在宗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周公葬在毕原，和周先王文王、武王葬在一起，表示不敢把周公当作臣下来对待。为了表彰周公所做的一切，成王特许周公的后人建立的鲁国用祭祀天子的礼节和音乐祭祀周公。

周公对周朝的建立和巩固，功不可没，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封藩建卫，以藩屏周，扩大了西周的统治疆域，加强了东西方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的民族大融合，为华夏文化的孕育提供了条件，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治国方略和任人惟贤的用人方法，为后世的君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后来“百世不易之制”（王国维语）。周公的思想，对儒家的典型代表孔子、孟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孟的许多思想都是对周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十分崇拜周公，誉他为“古圣人”，孔子称颂他“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说他是完美无缺的人，他还为“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而叹息不已。孔子对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更是赞赏，他说，如果没有周公，我们还要过着衣不蔽体、蓬头散发的原始野人生活。孟子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把周公的赫赫政绩与禹治洪水相提并论，可见周公在其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