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英雄记——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曹爽迁郭太后于永宁宫，这件事表面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前代这样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回。

然而，这一次却暗中伤了很多朝臣的心。

许多忠于曹魏的大臣原本寄希望于少帝曹芳成年后亲政，到那时曹爽一伙的势力将得到抑制，但是按照曹爽现在的做法，根本没有还政于天子的打算。有的史书提出，郭太后事件正是引发司马懿下决心与曹爽等人决裂的导火索。

这是个理由，但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在此之前曹爽下令将中垒营、中坚营的编制撤销，人马另归中领军曹羲（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这件事其实更非同小可。

中垒营、中坚营属中护军也就是目前的司马师所管辖，曹爽无端将其并入中领军曹羲，这件事很要命。司马懿不顾一向能忍则忍、能让则让的处事原则，他拿出先帝旧制与曹爽相争（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但大权为曹爽所握，争也没用。

曹爽大概后悔当初把中护军交给了司马师，只好采取一点点蚕食的办法来削弱司马师的权力，这是一种公然的摊牌行为。应该说，从这件事起，司马懿父子已不再有与曹爽和平相处的想法，对于将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都有了思想准备。

但是，面对曹爽一伙的咄咄逼人，司马懿父子处于明显的下风，如果立即和曹爽等人摊牌，等待他们的将是暴风骤雨般的迫害，而两个辅政大臣之间的对决一旦形成，司马懿没有丝毫把握站在自己一边的人会更多，甚至不敢保证有没有人会公开地站在自己的一边。

尽管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怨愤，但面对屠刀，大多数人会本能地选择沉默。

司马懿不仅要学会沉默，而且不能被敌人看出马脚，他必须装得很像，必须让对手们放心。

除了忍耐，当然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只有这样，最坏的结局出现时才不至于束手无策，更不至于束手就擒。

但史书关于这方面留下的记载非常少，给人的感觉是，司马懿一直在忍耐，不停地忍耐，只是在忍耐。

但一味的忍耐不是忍耐，而是忍受。忍受是把苦难、痛苦、不幸承受下来，原因也许和忍耐相同，可忍的目的并不清楚，前途也一片渺茫。

忍耐不一样，知道为何而忍，心中也充满了希望，为了未来，现在暂时放低姿态，承受痛苦，甚至做出伪装，一旦时机成熟则立即爆发，迎来光明。

司马懿父子在此期间暗中进行的一些活动，毕竟不是在阳光下进行的，所以相关材料未能保存下来，史书只是说司马师偷偷地养了3000名死士，让他们散布于民间，需要用的时候马上就能集合起来（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

司马师一直担任中护军一职，这是朝廷给他的官职，而他自己还干着私活：阴养死士。

死士，指敢死之士，多指江湖人士，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为了报恩，肯于以死而尽忠。

司马师虽为中护军，承担着选拔武官的重任，但组织这样的人显然不是出于职责所在，而是一种秘密行为。

但是，上面这条记载里有明显的漏洞。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及其所谓的贵公子们纷纷招揽各路人才，将他们收拢到自己手下，称食客、门客，也就是死士。著名的有孟尝君，门下有食客3000人，为一时之盛。

但司马师不是孟尝君，汉魏时代更不是春秋争霸之时。孟尝君之所以能延揽3000名食客于门下，主要是当时国与家的概念相对模糊，人事制度还不健全，官署如何设置以及如何选人用人还缺少细化的规章制度。

到曹魏一朝，社会管理已趋严格，官员选拔逐渐形成定例，又不是诸侯割据各自占山为王，从哪里找来这3000人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登招聘启事，也不能到处打广告，甚至不能公开地说这事，即使有心投奔也无从得到这些信息，这种秘密行动极大地限制了选人的来源。

再者，即使有了3000名死士，怎么隐藏也是一个大问题。史书上说他们散落在民间，让他们一个个化身和伪装，成为“地下工作者”，这也许能做到，但隐藏得太深又如何有效管理呢？一旦有事，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到一呼百应呢？

而且，无数失败的政变和起义告诉人们，参加的人越多越不是好事，准备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问题，拉3000人跟你一块从事推翻现政权的秘密活动，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可能的情况是，司马师在父亲的默许甚至授意下，应该很早便开始了应对未来不时之需的各项准备工作，这3000名死士在数量上或许有些夸张，但他们是存在的。

司马师担任着中护军一职，之前说过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因为它负责武官的典选。司马师一上任就干得很不错，工作很积极，说明他希望迅速掌权。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司马师已基本控制住了这个机构。

中护军负责选拔武官，重点是禁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司马师处于这个有利位置，有机会广泛接触到很多人，可以对他看上的人进行争取，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人自愿投靠。

司马师还有一些帮手，司马昭不必说，其他有可能参与的人包括邓艾、何曾、石苞、胡奋、钟会等人，这些人有远有疏，有的参与得比较深，有的在外围活动，但都是司马氏父子的死党。

邓艾被司马懿赏识，先被司马懿征辟为太尉府副处长（掾属），又转任尚书台的科长（尚书郎）。在洛阳期间，邓艾与司马懿的来往很密切，他有着天生的军事才干，对司马师有很大帮助。

何曾与司马懿关系密切，之前司马懿征辽东时何曾曾经有过一次上疏。魏明帝后来下派他为河内郡太守，不久又拜为侍中，回到洛阳。这时，何曾的母亲去世，按照制度他要去官守孝三年。这段时间，正是他比较闲的时候，他从外围策应司马师的可能性比较大。

石苞的情况最特别，他与司马懿父子的关系也最密切，而他的儿子更为著名，就是晋朝那个与王恺斗富的美男子石崇。

石苞字仲容，渤海郡南皮县，早年曾为本县小吏。据说有一个叫郭玄信的宫中官员要某位典农司马推荐可以做皇帝近侍的人选，这位不知名的典农司马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还未出名的邓艾，另一位就是石苞。最后，郭玄信或许因为邓艾有口吃的毛病，不适合侍卫于天子近旁，于是看中了石苞，把他带到了邺县。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此次推荐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到邺县后石苞的任职一直没有着落，为了生计，只好以卖铁为生。

魏明帝青龙年间，石苞前往长安卖铁，坐镇长安的司马懿偶然中发现了石苞，深为赏识。在司马懿的提携下，石苞其后也担任了尚书台的科长（尚书郎），与邓艾成了同事。

石苞后来还担任过邺县的典农中郎将。曹魏宗室诸王有不少在邺县居住，邺县很不好管，其中丁谧当时权倾一时，他在邺县的亲戚中违法犯罪的不少，石苞敢于上奏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赞许。

司马师担任中护军，就把石苞调来当他手下的司马，成为司马师的左右手，石苞后来被调到邺县担任典农校尉。

胡奋是司马懿老部下胡遵的儿子，司马懿很喜欢他，征辽东时让他以布衣身份随征，立下功劳，回来后被朝廷任命为师长（校尉）。

由于哥哥钟毓的缘故，钟会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走得比较近。正始年间，钟会先在中书省当科长（秘书郎），后来也到了尚书台担任科长（尚书郎），一直生活在洛阳。

以上这几个人里，何曾、邓艾的年龄稍长几岁，其他人都比司马师年龄小，最小的钟会才20岁刚出头，晋朝立国后他们都是重臣。

这些年轻人虽然此时都还寂寂无闻，但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在司马师兄弟的周围，暗中积蓄力量，准备与曹爽一伙展开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