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权力侵蚀

细究起来，皇太极的权谋实践应该是一个带有起承转合性质的系统工程，而逼迫阿巴亥生殉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这个男人所施展的手段更加老辣成熟，游刃有余，令人目不暇接。

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一日，皇太极承继汗位。事实上他为这一天的到来等待了15年，韬光养晦15年，心机用尽15年。

仪式庄严举行，皇太极华服美冠，焚香盟誓，动作老练沉着。他领着代善等大小贝勒十四人向天地发誓。誓言听上去很美，但仪式真正的高潮或者说意外部分出现在皇太极的三拜上。等众人宣誓罢，皇太极突然转身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了大拜之礼。他说，今后他对他们不以臣礼相待，而以兄礼事之。还说，今后他们兄弟四人将同时面南而坐受朝，共听国政。皇太极最后强调，他这个汗王称号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个国家归根到底是兄弟们的，大家今后一起同舟共济，共建美好未来。

皇太极说这一番话时表情诚恳，脸上没有半点杀机，而是笑意盈盈。那么，皇太极为什么会在此时无条件地出让最高权力？为什么要取悦于三大贝勒，是真的要实行民主政治吗？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皇太极如此煞费苦心并且做出重大让步呢？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在继位大典过后一个月时间里，皇太极始终对他的兄长们毕恭毕敬。每天，兄弟四人集体面南坐朝，共听国政，而他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按月轮流分值制度也维持不变。国中大事，都由值月贝勒说了算。直到进入十月，皇太极才慢悠悠地开始一项改革议程：创建旗务大臣制度。

所谓创建旗务大臣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扩编。皇太极规定：八旗中的各旗都要设总管旗务大臣一人，总管旗务大臣有权总理本旗一切事务，并与诸贝勒一起参与议政国事。同时，每旗再设佐管旗务大臣二人（八旗共十六人），以“佐理国政，审断狱讼”（见蒋良骐《东华录》）。但是，这还不算完。皇太极宣称，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每旗还要再增设调遣大臣二人（八旗共十六人），以为出兵驻防之用。

一下子局势乱了，权力构架也搞乱了，众人不知道听谁的好了。但皇太极却乐见其乱，因为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权力分散才能走向权力集中。皇太极的本意就是要打破旗主的控制权，使得决策机关变成咨询机关——这是他此次改革的真正目的之所在，也是其难与人言的良苦用心。

皇太极的改革不是一揽子工程，而是系统工程，是慢慢展开的险恶用心，是徐徐渗透的权力侵蚀。就在此次改革三年后，皇太极宣布了一个决定——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权力，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太累了，还是让其他小贝勒代理算了。又三年，皇太极宣布一个决定，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改为唯自己“南面独坐”。

这是1632年的2月，正是乍暖还寒时节。皇太极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一脸庄严，隐隐的便有了帝王之相。代善们也终于出局，在权力格局中靠边站。但是，皇太极接下来依旧痴迷于权力的收官情境不能自拔，后续动作源源不断。因为有一块心病他还没有去除——小贝勒们还在代理政事，怎么办？

看来一切还得求助于制度设计，毕竟改革就是制度的重新设计。所谓人事的流动和更新可以在制度变更的背景下暧昧地完成。天聪五年（1631年），离皇太极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制度刚好还有半年时间，后金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皇太极版的未雨绸缪。

在后金国的六部中，多由小贝勒在管事，他们是多尔衮（在建立六部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比较关键）、德格类、萨哈廉、岳讬、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但过了没不久，皇太极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由此，这些根本无力与皇太极叫板的小贝勒们赋闲下岗了，皇太极开始一人独主政务。

皇太极这么做事实上是一种剥离——对贝勒成员最后权力的剥离，而顶替他们上岗的则是这样一些汉臣：范文程、李永芳、马光远、高士俊、高鸿中等人。在后金新的权力格局中，范文程们受到了皇太极的倚重。至此，一场有关改革的系统工程才告一段落。在以权力清洗为背景的汉化改革中，后金承袭了明朝的专制主义集权体制，皇太极也变得越来越像皇帝而不是大汗了。在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制度后的第四年，皇太极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帝。但是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另外一些事情才能够真正功德圆满。

这些事情很血腥、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