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两个男人的博弈

一个人的性格究竟有多少侧面呢？那些光辉的人是不是时时刻刻或者每一面都光辉灿烂无比，而那些阴暗的人则毫无可取之处，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否。因为努尔哈赤已经提供了相反的案例，而在此之后的皇太极贡献出来的性格层面竟然比他父亲要多得多。尽管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全是皇太极负面形象，但毕竟只是一面而已，皇太极可以说是清朝历史上性格层次最丰富、最圆润的人物之一。他机关算尽，坚忍不拔；他残酷无比，痴情无限；他故步自封，推陈出新；他拖泥带水，举重若轻……几乎在每一个相互矛盾的性格层面上都提供了人性复杂与微妙的点点滴滴，演绎了关于克制与贪婪的种种可能。

皇太极是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一个小写的人。在大与小之间，他游刃有余，显示其独特的存在。关于皇太极人品的任何道德评判，似乎失去了意义。他或许是个小人，在权力场的博弈中无所不用其极；他也算得上是大人物，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化权谋为谋略，化厚黑为铁血，所作所为令人刮目相看。

对皇太极和崇祯皇帝来说，1628年的世界是对方，或者说彼此。他们是对手关系,战胜了对手就能拥有世界，否则世界就是对手的，很简单、很残酷。从这一年开始的此后17年（对皇太极来说只有16年，他于崇祯十六年去世）光阴，成为这两个男人互相博弈，试图战胜对方的较量时间。谁胜谁负，是一个悬念。就是在这样的时间长度上，皇太极向世人证明了他不仅仅是阴谋家，同时还是军事家和谋略家。

1628年，崇祯18岁，皇太极36岁，后者的年龄是前者的两倍。但前者所拥有的江山面积却是后者的若干倍。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1628年的皇太极不仅弱小，而且危机重重。他的屁股没坐稳，他的王位很可疑。在他面南而坐的席位旁，坐着三个心怀叵测的兄弟。他们漫不经心，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以逸待劳，他们想取而代之——只要时机成熟，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在朝堂之外，也是危机四伏。东有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朝鲜这时是明帝国的属国，要真打起仗来，它当然会效忠明帝国。毛文龙就更不用说了，擅长骚扰，虽然力量不是很强，却是皇太极在其他方向不敢放手一搏的忌惮之所在。西面的蒙古也是四分五裂，特别是喀尔喀部，经常袭击金国的使者，抢夺财物，令皇太极头疼不已。金国的西南面则是明帝国的宁锦防线，不久前，努尔哈赤就在宁远城下遭到袁崇焕的重创，最后含恨而逝。

要命的是皇太极重蹈覆辙了，他继位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为父报仇，很快结果出来——他败了。皇太极被袁崇焕击败，这是他的一个重大挫折。另外，金国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坏——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很多人选择离开，八旗子弟纷纷逃走，只因为在这个国家看不到希望。这个国家的百姓只能干两件事：种田、打仗，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宿命无非是个“死”字。不是累死就是被打死，所以只能出逃。

出逃是用脚投票，投不信任票。不信任自己跟着皇太极走到明天会更好。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将皇太极逼到了死角——他的执政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刻：金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老天爷不长眼，在这一年降天灾于辽东。在金国内部，每斗米的价格需要用8两银子才能买到（见《清太宗实录》卷三），并且很快每斗米的价格用8两银子也买不到了。国家周边都是敌人或非暴力不合作者，拒绝边贸，实行经济封锁。金国老百姓在如此的惨状下，吃人和逃亡成了极其现实的选择。

现实就这么残酷。1628年的皇太极终于明白，他接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烂摊子：内外交困，前途黯淡，人人对这个国家，也对他这个人失望透顶。此时的皇太极给人的印象只是个阴谋家，他是靠玩阴谋上位的，他能靠玩阴谋治国吗？没有人相信。

当然，崇祯元年（1628年）对明帝国来说同样流年不利，是个凶险之年。这一年七月二十日，蓟门兵变了。原因很简单，军饷被欠。5天后，宁远又兵变了，原因同上，缺饷。宁远军中13个营发生兵变，甚至还绑架人质，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都被五花大绑押到谯楼上，以待朝廷的赎金。这个赎金事实上是宁远驻军应得却得不到的军饷。当他们以正常途径拿不到时，便只好以非常途径来寻求解决。

袁崇焕被崇祯指派来解决问题了，但袁崇焕也无奈，因为崇祯没让他拿钱来解决问题——朝廷没钱。帝国这么大，要用钱的地方又这么多，所以这军饷便能欠就欠了，这一欠还产生了“欠”规则：只能欠，不能还。一旦朝廷还了某一处的军饷，则帝国处处都是讨债声，以及紧随而至的哗变声。所以大家都是彀中人，都被历史或者说这个帝国绑架了。

这一年还发生了固原（今宁夏固原）兵变。固原兵变的起因同宁远兵变及蓟门兵变一样，都是两个字——缺钱。稍有不同的是，固原兵变所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由于事态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哗变士兵多加入农民起义军。这些改变了阶级立场的人们开始掉转枪口，与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农民军一起攻击帝国西北的多处城池，明帝国自崇祯元年迎来了结构性的隐忧：一西北一东北，顾此则失彼。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到最后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对比下，皇太极确信自己还能赢——赢在态势上。因为世界上的态势无非两种：向上走，向下走。明王朝历时两百多年，大大小小的皇帝换过16位，所谓起承转合，一路风景看遍，到了崇祯这儿，再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到底是一个向下的过程。但金国不一样，它初生，虽然不圆满，却有无限可能。最重要的，是他皇太极来了。皇太极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地斗，其乐无穷；与时局斗，更是其乐无穷。皇太极要的是破局，他也一定能够破局。

只是这样的时刻，手段与谋略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曲径通幽，所谓曲线救国，皇太极需要非常思维，他向明帝国求和了。在一封给崇祯皇帝的信中，皇太极的态度是谦卑的，心机却很深。因为与此同时，他发起了两项行动：攻击朝鲜，剪除毛文龙部。行动迅雷不及掩耳，结果也是干脆利落，朝鲜败了，承认金国对它的领导地位，毛文龙部则逃入海岛，不敢在陆上与皇太极争锋。皇太极的两项军事行动的政治意图明确，那就是去除来自东面的威胁，为其后续军事行动打下基础。

应该说，皇太极的用心是明显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任由皇太极在东边杀伐决断，并取得丰硕成果，自己却默默修城。他下令在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抢筑城堡——新修复的工事发挥了作用，因为皇太极接下来的几次攻城都以失败告终。同样，在宁远，皇太极的进攻也收效甚微。

这样的时刻是拐点时刻。对皇太极来说，他人生的起承转合需要面临一次突破。如此，才能从一个阴谋家变身为谋略家。换言之，他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拿下袁崇焕，才能进一步有所作为。那么，皇太极接下来是如何做的呢？

他决定攻心，皇太极的攻心工程隐晦而曲折，充满算计与伏笔。因为他攻的不是袁崇焕的心，而是崇祯的心——所谓由此及彼，所谓东成西就，这是一个典型案例。而皇太极攻崇祯的心从袁崇焕身上入手，这又叫曲径通幽。总之，皇太极的机心，在这次攻心行动中展露无遗。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进攻了。他率领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直攻北京城。北京面临一场生死考验。但皇太极攻的其实不是北京，他要调动袁崇焕“勤王”，以便其进一步有所作为。

袁崇焕果然“勤王”了。当时他正在山海关驻防，明知皇太极打的不是北京而是自己，却也只能选择自投罗网。因为这是一次忠心行动，此时的袁崇焕太需要一次忠心行动来洗刷自己身上的嫌疑了，细说起来这是两个男人间的恩怨。他们的恩怨前史令人唏嘘：曾经，崇祯对袁崇焕是寄予厚望的，他即位后不久，就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但是袁崇焕很快就辜负了崇祯的良苦用心——他和皇太极议和了。后来的历史证明，袁崇焕的议和只是一次战术行动，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崇祯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由此，袁崇焕的悲剧人生开始埋下一处伏笔。据《清实录》记载，天命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袁崇焕派出李喇嘛一行34人抵达盛京，吊唁努尔哈赤并祝贺皇太极即位，这应该是遣使议和的意思，并且还是主动的。联系到当时的背景，努尔哈赤是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中身负重伤而亡，袁崇焕的私自遣使议和就很耐人寻味了。这是其一。

其二是袁崇焕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未经请示就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很有内讧的嫌疑。这样的内讧毫无疑问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但崇祯的怀疑却还要更进一层：这个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是不是要造反啊？！至此，袁崇焕在崇祯心目中的信任度或者说忠诚度已经岌岌可危，似乎就差最后一根稻草来压垮它。

在这样的历史当口，皇太极的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城便成了最后那一根稻草，它的最终目的便是要压垮崇祯那颗多疑的心，令其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历史的剧情演绎至此，一切都已是箭在弦上，袁崇焕的悲剧命运进入了倒计时，皇太极收获在望。从一个阴谋家变身谋略家，皇太极需要的只是时间或者说等待而已。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大功告成，崇祯终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使得他与皇太极之间的博弈走向一个拐点时刻。袁崇焕去世之后，皇太极在这个帝国再也没有了真正的对手，他的对手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那一刻已经消失了。

此后情势的发展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再无半点阻滞。祖大寿投降了，洪承畴投降了，崇祯没有投降。1644年的时候，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以一根吊带承认了他和皇太极的天壤之别。在17年的时间长度上，他败了，皇太极胜了。历史以改朝换代的形式确认了皇太极的大气磅礴和收放自如。他的确是个大人物，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化权谋为谋略，化厚黑为铁血，令人刮目相看。虽然在转过身去的另一面，皇太极的皇袍之下也实实在在地藏着他的“小”，他的精明与狐疑、狠毒与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