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急转直下

宣统三年，帝国时局的“起承转合”到了急转直下的阶段，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这一年的形势以九月二十五日为拐点形成江海奔流之势。该日四川荣县独立，荣县虽为偏僻小县，但它的独立却成为全川以及全国脱离帝国统治的先导。这是细节见精神，局部现全貌。起因是同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因为保路问题大开杀戒，以致酿成巨变。不过这样的解释也牵强。宣统三年，很多事情已到极点。不是这里巨变就是那里巨变。九月二十五日之前，很多景象触目惊心，提示世事的决绝莫过于此。广州起义，72名死难者葬身黄花岗。四川保路同志入京廷哭无门，埋下巨变的种子。上海、晋昌等四丝厂女工两千余人罢工。随后便是天灾连连。江苏圩堤溃决成灾，浙江杭、嘉、湖、绍四府一片汪洋。直隶东安永定河漫口。济南等处发水灾。天灾人祸一时间集结于此。在这样的天地人巨变面前，六月一日，曾是四品京官的江亢虎首次在帝国内部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显示了一个异数的存在。帝国的分崩离析，似乎只差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了。

十月十日，标志性事件在武昌发生。革命了，改朝换代了，孙中山多年的苦心经营在这一刻开花结果。在一片瓜熟蒂落中，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列兵。他是帝国的另一个异数，也是在孙中山之后进一步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只是这样的时刻，他刚出发，而帝国却垂垂老矣，一推就倒。犹如多米诺骨牌，帝国的倒下几乎没有半点停滞和阻碍的地方。继十月十一日武昌独立后，二十二日长沙独立，二十三日江西九江、南昌独立，二十九日山西独立，三十日蔡锷等于昆明起义成功，昆明宣布独立，十一月三日上海独立，四日贵州、浙江独立，五日江苏独立，七日广西独立，八日安徽独立，九日广东独立……各地如此这般争先恐后的独立仿佛上苍对帝国的肢解，那叫一个游刃有余、瓦解没商量。这一年，溥仪5岁，在紫禁城里走路的姿势稍微稳当了些，但依然不谙世事，不知道城外的帝国，已是沧海桑田，即将换了人间。

也不是没有抵挡，起码帝国的决策层在最后时刻还是试图力挽狂澜的。九月初九，宣统帝下《罪己诏》，6岁的小皇帝进行了自我批评。《罪己诏》中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治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罪己诏》颁布的时候，汪精卫获得了自由，这是帝国做出的亲民之举，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十月十七日，帝国甚至正式下令准许自由剪辫，与此同时，批准了资政院拟具的《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称“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标准”。这是帝国且战且退的一次大妥协，条款中称“皇室经费之制定、增减，也要国会议决；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皇族不得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及各省行政长官”，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但是很快，帝国的“有容乃大”得到了回应，十月二十五日，年仅16岁的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了新任广州将军风山，这是将刺杀进行到底。帝国只好重新起用袁世凯，授其为钦差大臣，寄希望于他收拾残局。在昆明宣布独立后，帝国马上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但各地独立势头依旧，帝国在十一月五日做出的对策是“诏命迅订议院法、选举法”。“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这似乎是一种民主，也是妥协，更貌似收买。只是这样的“交易”很有些临时抱佛脚的意思，缺乏真诚和善意。十二月三日，各省代表开始酝酿北伐，广东方面甚至发兵抵沪。五日，汉口各省代表讨论和议大纲，中心思想是“推倒满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二十九日，孙中山归国，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已是取而代之的架势。帝国决策层这才明白，最后时刻已近在眼前。

这是1911年的年底。年初，纽约市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内科医生和病毒学家劳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癌病毒。年底，东方的大帝国离歌响起。这是剧烈变化的时代，也是趁火打劫的时代。因为这一年，外蒙古宣布独立，也许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年的十月初十，在这一天，外蒙古少数王公贵族在八百余名俄军的配合下，强行驱逐帝国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随后发表“独立宣言”，成立“大蒙古国”，从而为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蒙上悲情色彩，押上无奈的注脚。

至此，帝国已是自顾不暇，它只能期待来年的时来运转。只是，帝国还有来年吗？在大半个国家已经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与革命党人的妥协和谈判是否还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帝国高层们把宝押在了袁世凯身上。